企業告政府，不只有華為_風聞

最近，華為決定起訴美國政府，此舉贏得廣泛支持，就連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都“舉起拳頭支持”。

王毅在3月8日的新聞發佈會上義正嚴辭：“我們支持相關企業和個人拿起法律武器來維護自身權益，不當‘沉默的羔羊’。”

在很多人看來，一家企業再強大，也不可能與政府為敵，但事實上，除了華為，之前包括三一重工、奧康國際在內的中國企業都狀告過外國政府，而且贏了！

不僅在國外，即使在國內，這幾年企業告政府的例子也不少。

 1 

最近，海南省高院公佈了“海南法院2018年度十大典型案例”，海南省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一審的“儋州某不鏽鋼公司訴儋州市政府行政協議糾紛案”入選十大典型案例。

能入選十大案例，這個案件確實很有典型性，一方面是“民告官”，更重要的是，這個案件是涉及環保的行政糾紛。

案件的來龍去脈是這樣的。

2005年，儋州市政府與儋州某不鏽鋼公司簽訂合同，在儋州市某經濟開發區投資建設年產50萬噸不鏽鋼項目。

後來，因鍊鋼廠項目存在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2008年至2010年，省國土廳多次責令該項目停止試生產調試，並給予相應行政處罰。

此後，該項目停止試生產調試至今。停產期間，其大部分鍊鋼及生產設備閒置，出現腐蝕、損壞的情況。

於是，該不鏽鋼公司將儋州市政府訴至法院，請求政府繼續履行合同內容並賠償其各項直接經濟損失共計11.5億多元。

海南二中院一審認為，造成儋州某不鏽鋼公司涉案項目不能繼續推進，未能正式投產、設備閒置的根本原因是環境保護問題造成的，不是因為政府沒有履行搬遷安置義務造成的，駁回儋州某不鏽鋼公司的訴訟請求。

後來，該不鏽鋼公司不服一審判決，上訴至海南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維持了原判。

這個案件中，企業最後並沒有贏得官司，本不屬於“民告官”的典型，但最後還是入選了十大典型案例，背後其實反映出一個問題：政府並不排斥“民告官”。

 2 

海南這個“民告官”案件中，企業最後輸了，但是這幾年企業贏得訴訟的案件也不少。

《法制日報》最近報道，山東一家企業，因為招商引資優惠政策沒法落地，狀告當地政府，而且企業告贏了。該案也成為山東全省法院保護知識產權行政審判典型案例。

2005年9月13日，安丘市人民政府與萊蕪正泰鋼鐵有限公司作為甲乙雙方簽訂投資協議，由乙方在安丘註冊成立房地產開發公司，承建長安路兩側沿街商鋪和住宅的開發。

該協議第四條約定，甲方同意給乙方提供以下優惠政策，其中包括免收土地契税、土地增值税、土地使用税、營業税(含教育附加費、城市調節基金)、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用於項目市政設施投資補助。

協議簽訂後，正泰註冊成立了置業公司並按照協議進行了開發建設，在項目建設過程中，該公司繳納土地增值税4141406.92元、土地使用税978759.43元、營業税9711685.73元(含教育附加費272343.67元)、企業所得税4526207.33元。

後來，該置業公司要求安丘市人民政府依據投資協議約定第向其返還相應税款，但政府一直沒給，於是企業把政府告了。

山東高院經審理認為，協議對税收優惠的約定符合行政規範要求，應認定有效，判定安丘市政府返還置業公司已繳納的營業税、企業所得税共計11160072.08元。

現在來看，這個案件的典型之處不僅在於“民告官”，而且很有普遍意義，在招商引資過程中，很多地方政府説一套做一套，企業投資後，就無法獲得應有的補貼。

近日還有一個案件，也是企業贏了。

宿州市中院行政庭開庭審理了一起強制拆除行為違法案件，駁回黃口鎮政府上訴請求，並依法要求黃口鎮政府賠償A食品公司40萬元。

去年11月23日，南通開庭審理了一起案件，一家企業不服海安市環保局行政處罰及海安市政府行政複議，把環保局局長丁國祥、市政府市長於立忠均送上了被告席。

 3 

企業告政府，有時候真的是被逼無奈，中國自古就有“民不與官鬥”的説法。但2015年5月1日《行政訴訟法》施行後，企業開始敢告政府了。

《中國青年報》2015年6月份報道，《行政訴訟法》實行後，各地法院陸續通報了2015年5月立案情況。

天津，增長752.4%；上海，增長475%；北京，增長268.5%；安徽，增長162.5%；武漢，增長382.91%；昆明，增長290%……

另據最高人民法院當時提供的數字顯示，2015年5月1日至5月31日，全國各級法院共登記立案113.27萬件，與去年同期的87.4萬件相比，增長超過29%。從案件類型看，行政訴訟案件同比增長221%。

“民告官”案件為啥突然激增？主要是《行政訴訟法》恰好與立案登記制改革同步。

修訂後的行政訴訟法規定，法院不接收起訴狀、接收起訴狀後不出具書面憑證，以及不一次性告知當事人需要補正的起訴狀內容，當事人可以向上級法院投訴，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將依法給予處分。

換言之，“不立不裁”的法官頭上有了緊箍。

2016年，重慶市高院發佈的《2016年重慶法院行政案件司法審查報告》顯示，當年全市法院“民告官”勝訴案件925件，同比增長15.8%，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案件數達到歷年最高值1113件。

2016年4月6日，中國紀檢監察報發表文章指出，“民告官”數量增加説明羣眾依法維權的意識和能力在提高，行政機關被訴數量增多，則折射出不少行政機關法治意識和能力的不足。

早在2007年，著名經濟學家樊綱就説過，權力不是誰給的，而是利益主體爭取來的。很多政策原則怎樣落實到具體問題上，還需要靠民營企業自己來爭取、來奮鬥。

中國很多企業告美國政府都能贏，相信今後告國內地方政府的企業也會獲得法律的公正裁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