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總理心中的中國民航_風聞

飛機是周恩來總理最喜歡的交通工具，不管距離遠或近，他每次出行大都會選擇乘坐飛機，原因是飛機速度快、節省時間，辦事效率高。

周總理在伊爾-14專機上辦公

周總理有兩架專機，一架小一點的伊爾-14，和一架飛得更遠的伊爾-18；抗震救災時期，總理坐過直-5直升機，早期出訪曾包租過外國航空公司的飛機，總理最後一次坐飛機是三叉戟。

“大鸞”是周總理的小名，傳説中的神鳥，表字“翔宇”，和飛行的關係不言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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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航起義 推動民航起飛

1949年夏，周恩來批准了中共華東局《爭取兩航公司的工作報告》，決定中央由李克農負責，具體事務由羅青長聯絡，動用中央情報部的香港系統和上海系統，上海軍管會予以協作，全力策動兩航起義。

1949年11月9日清晨，原中國航空公司的10架飛機與中央航空公司的2架飛機相繼從香港啓德機場呼嘯起飛，在脱離塔台視線後，掉頭向北飛去，1架飛抵北京，11架飛抵天津。

兩航起義的飛機康維爾240“行宮”號

同日，香港中國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2000多名員工通電起義，投入新中國的懷抱。這就是震驚中外的“兩航起義”。

起義北飛的12架飛機和後來修復的國民黨遺留在大陸的17架飛機，構成了新中國民航初期的機隊主體，起義歸來的技術業務人員成為新中國民航事業建設的一支主要骨幹力量。

毛澤東主席稱讚兩航起義是“一個有重大意義的愛國舉動”。

周恩來總理稱之為“具有無限前途的中國人民民航事業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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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信任你們 大膽地飛

曾任周總理秘書的王伏林同志曾有這樣一段敍述：當時中央首長坐飛機，駕駛員都是蘇聯人，也就是中蘇公司的蘇聯飛行員。坐在飛機上，別看周總理好像從不介意，有一次，他終於發話了：咱們自己的飛行員能不能飛這樣的飛機？

五十年代初，空軍已經具備一定規模，已能從飛行員裏挑出尖子來飛專機。可是空軍總覺得不行，“總理啊！您還是坐蘇聯人飛的專機吧！不要冒這個險！”周總理一聽：“不行，你們一定得找一個咱們自己的飛行員來飛。”

1954年7月，周總理乘坐蘇聯提供裏-2飛機，

參加瑞士日內瓦舉行的五國外交會議。

空軍方面的負責同志擔心自己的飛行員一旦上機出點問題風險太大，就一直拖着沒辦。周總理知道了，很是生氣，就讓空軍儘快解決。空軍實在拗不過，從全軍中選拔出最優秀的飛行尖子來飛專機。周總理首位專機機長張瑞靄就是這樣被總理“壓”出來的。

張瑞靄特級飛行員

從1954年-1973年為周恩來總理飛專機20年，

駕駛過伊爾-14、伊爾-18專機。 

張瑞靄從1954年起開始為周恩來總理飛專機。第一次專機飛行是從北京西郊機場到太原親賢機場，落地後周總理到駕駛艙，鼓勵機組説“飛得很好，要大膽地飛”。並進一步説：“我很信任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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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沒有專機

周總理乘坐過的專機有兩種機型，伊爾-14和伊爾-18。

1957年4月，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伏羅希洛夫到中國訪問，被新中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熱情所感動，同時，也目睹了中國總理周恩來日理萬機，不辭勞苦的工作狀態，他告訴中方，準備贈送一架有專機設備的伊爾-14型飛機給周恩來總理作專機。

上圖就是陳列在天津周恩來鄧穎超紀念館的678號伊爾-14專機，這架伊爾-14飛機，航程3200公里，飛行高度5500米，巡航速度300公里/小時，最大起飛重量18噸，業載3.65噸。

當年7月，新型的伊爾-14型飛機出廠，蘇聯政府從中挑選出兩架飛機，一架送給越南主席胡志明，另一架則飛到北京西郊機場，送給周總理作專機。

總理指示，飛機交給民航北京管理局維護使用。他説：“雖然蘇方把這架飛機作為專機贈送給我，但我不坐時，其他中央領導人及來訪的貴賓都可以坐。絕不能因為我坐了，就成了我的‘專機’，我周恩來沒有‘專機’。

如果我坐了，就成了我的專機，誰也不能坐了，那不好。民航底子薄，飛機少，任務重，這架飛機不飛專機時，也可以作為民航機使用。”

​這架專機與同型號的飛機有一些不同，多了兩個副油箱，能多加800公斤燃油，增加航程。客艙中有一張辦公桌，還有一張鋪了綠色絲絨的大沙發，把沙發靠背放下後，就可以作為一張單人牀使用。因為當時我國還處於建設時期，周總理不允許對飛機作鋪張的裝修改造。

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乘坐周總理專機伊爾-18前往杭州。

隨着我國外交事務活動範圍日益擴大，周總理也更加頻繁地出訪亞非拉諸國，伊爾-14型飛機就顯得不適應遠程航線飛行的需要。1959年，我國從蘇聯購進了三架更為先進的伊爾-18型飛機，周總理才有了第二架用於遠程飛行的專機，208號專機。

雖然，我國又相繼引進了更為先進的伊爾-62、三叉戟、波音707更先進、更舒適、更快速的飛機，但總理再也沒有改用過其它飛機。專機部門也曾請示過更換專機機型，但總理説，習慣了乘坐伊爾-18，不用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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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一定要飛出去

新中國成立之初，周恩來乘坐的是蘇制“裏-2”型飛機。該機為蘇聯贈送，條件較差，很難遠涉重洋。因此直至1960年代，中國領導人出訪的路途稍遠一些，大都包租外國航空公司的飛機。

周總理出訪亞非歐14國期間

照片後面的飛機為包租的荷蘭航空DC-7客機

1963年12月至1964年2月，周總理和陳毅副總理出訪亞非歐14國，前後72天，行程十萬八千里，當時代表團乘坐的是荷蘭航空DC-7客機“波羅的海”號，周總理曾感慨地問民航局，什麼時候我能坐着自己的民航飛機出國？總理對機組説，我們一定要飛出去，我和你們一起去實踐。

1965年3月，羅馬尼亞共產黨總書記喬治· 烏德治逝世。周總理率中共代表團參加葬禮, 租用的是巴基斯坦的飛機。當專機抵達羅馬尼亞時, 羅方很驚訝地對我使館的同志説, 他們迎接的所有國家領導人都是乘坐本國飛機,惟有中國總理租用別國飛機。這使周恩來堅定了**“中國民航的飛機一定要飛出去”的決心。**

同年6月，周總理率我國政府代表團訪問非洲的坦桑尼亞, 毅然決定帶領自己的民航飛行員遠航非洲。他對民航總局領導説:**“中國民航不飛出去, 就打不開局面, 一定要飛出去, 才能打開局面。”**印有五星紅旗和“中國民航”標誌的伊爾-18專機，開始了首次跨洋飛行。

1957年10月5日，周恩來總理在民航局《關於中緬通航一週年的總結報告》上作出批示：**“保證安全第一，改善服務工作，爭取飛行正常”。**這一重要批示，科學概括了民航工作的主要特點，深刻闡明瞭民航工作的基本內容，精闢確定了民航工作的原則要求，成為民航工作總的指導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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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中求穩保護民航

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嚴重衝擊，對民航也不例外。“文革”開始，民航總局經批准成立了“文化大革命領導小組”，確定了運動重點，在高層機關和院校開展“四大”。一批領導幹部和“兩航”起義人員遭受迫害，生產運行也被幹擾。1967年1月25日下午，滿載民航系統“造反派”的10輛卡車衝入首都機場，到處貼大字報，揪鬥領導幹部，毆打飛行人員。

周總理書寫的“中國民航”，字體筆潤體胖形剛。

據《周恩來年譜》記載，周總理獲知以上情況後，囑秘書告時任空軍領導，“應立即以國務院、中央軍委名義起草命令，宣佈由軍隊接管”。

1月26日，國務院、中央軍委發出《關於民航系統由軍隊接管的命令》。一是明確接管範圍，二是規定“文革”搞法，三是要求不準串聯。這就是著名的“三條命令”。

民航當時歸屬軍隊建制，是在當時特定歷史條件下作出的決策，對保持行業的相對穩定，起到了重要作用。“文革”期間民航發展停滯不前，但主要航線維持正常運營，繼續開展了通用航空業務。民航還完成了大量的專機飛行任務。1970年5月25日，周恩來總理在首都機場對專機工作進行檢查，指示“要搞好飛行部隊的革命化建設。要把機場的秩序搞好。”

1964年11月，周恩來率中國黨政代表團到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47週年紀念活動，主動與蘇聯新領導勃列日涅夫等接觸，但蘇共當局沒有改變赫魯曉夫時期形成的對華政策。圖為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到機場迎接周恩來歸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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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次飛行

1974年的12月23日，病情沉重的周恩來完成了他生命中的最後一次飛行，他不顧醫生的禁令飛赴長沙面見毛澤東。

正是這次鮮為人知的“長沙會談”，挫敗了“四人幫”篡奪國家領導權的陰謀，商定了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佈局了鄧小平的復出，對於之後明確“四個現代化”的目標鋪路奠基。

總理最後一次飛行乘坐了噴氣式三叉戟客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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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理，民航沒有辜負您

1957年底，全行業擁有各型飛機118架。

2018年底，民航運輸飛機超過3000架，第三架國產C919已投入試飛。

1957年全行業航空共完成作業飛行9168小時。

2018年，運輸航空實現持續安全飛行100個月、安全飛行6836萬小時。

1957年，我國民用機場數量不到40個，北京首都機場於1958年3月正式投入使用，上海虹橋機場和廣州白雲機場於1964年4月下旬開始投入使用。到2018年底，全國共有運輸機場總數達235個，首都機場旅客吞吐量突破1億人次，全國千萬級機場達37個；空管保障航班起降突破1000萬架次；全行業完成營業收入約8750億元。

今年9月，北京大興國際機場將投產運行，未來，成都、青島兩大新建機場陸續投產，中國民航正在從航空大國走向航空強國。

本文作者：翼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