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靖媛 | 取悦女性自己的“女神節”，就應當取代“勞動婦女節”嗎？_風聞

文 | 郭靖媛

經略研究院研究助理

導言

所謂“女性能頂半邊天”，並不是在女性數量上或是性別分工的涵義上承擔一半的工作，而是在男女“同工同酬”這個維度上才能實現真正平權。曾經，女性以從事勞動創造價值為驕傲。如今，一旦資本將女性打造成消費的主體，消費便取代了勞動成為女性構建“主體性”的方式。消費資本主義把女性塑造成一個強大獨立的消費主體的同時，又努力建構起男性是財富創造者，女性是財富消費者的圖景，建立起女性對男性依附和從屬的身份秩序。

 國際勞動婦女節剛剛過去，而如今，作為女性的我們很少在這一天聽到“婦女節快樂”，“女王”、“女神”取代了具有中年色彩的“婦女”成為讚美女性的最佳祝福語。各個年齡層的女性看似也已經接受了這樣的祝福，當聽到自己被稱為婦女時，甚至會感到冒犯。我們發現，女性愈來愈成為社會的中堅力量的同時，傳統的“勞動婦女”的認同（identity）似乎正悄然退場，女性的面貌更加靚麗，身份更加多元，價值觀更加豐富。尤其是城市女性，她們已經通過工作基本實現了經濟獨立，更在家庭事務中掌握了“領導權”，“女王”、“女神”確實更能展現女性的能力和價值。

而一些商家卻將女王、女神的涵義引向了消費主義的維度，某寶在今年的三八購物節——女王節中，再一次打出了這樣的條目“女神必敗的101件單品”。國際勞動婦女節本身旨在紀念女性在爭取自身勞動、政治和社會權利中做出的努力，在今天卻變成了一場購物狂歡節。事實上，正是這些消費活動逐漸改變了婦女節的內涵，讓女性覺得，似乎在這一天不買東西就虧欠了自己，似乎只有消費了一番才配得上“女神”的稱號。消費取代女性成為了婦女節的中心，婦女節也變得和“雙十一”、情人節沒有多少分別——消費主義的熱潮掩蓋了一切。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女性意識到了“女神節”背後的真正邏輯，開始重新為勞動婦女節正名。將婦女節包裝為女神節，是把這個節日的嚴肅意義變成帶有性別刻板印象的促銷節，並非是對女性的友好。女性也無法通過消費來真正改變兩性不平等的現狀，只能更深地陷入消費主義的幻象中。近些年的婦女節，我們總能看到“只過婦女節，拒做女神”的文章，他們對“女神節”中隱含的男權主義色彩進行了批判。“女神”所內在的年輕、美麗等氣質成為女性取悦男性，獲得讚美的資本，而這似乎是“勞動婦女”所缺乏的特徵。同時，商家趁機打造的女性消費節與女性熱衷在這一天購買的化妝品，成為了女性物化自身和取悦男性的標誌。這恰恰反映了兩性關係的一種倒退——樸素的勞動婦女和一般女性不然是已經被看做低人一等，要不然是通過一種迎合男性的方式來獲得讚美和尊重。

但是我們也聽到了另一種聲音，在知乎中關於“勞動婦女節”與“女神節”的帖子中，很多網友這樣回覆“勞動婦女就不能是女神？”、“女神節男朋友給我買了包包，我也趁着打折給他買了MacBook，這就叫消費主義了？能不能不要上綱上線？”其實，當女性獲得經濟獨立後，她們的消費在很多時候不是為了取悦男人，而是為了“取悦自己”。今天，我們或許可以從這個維度上來看婦女節到女神節的變化，當女性為自己消費時，我們是否就能心安理得地過“女神節”而非“勞動婦女節”？

首先，我們要回到“勞動婦女節”中的“勞動”問題。國際勞動婦女節的建立最初，是為了維護婦女的基本勞動權益，同時爭取更多的政治和社會權利。德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女權活動家克拉拉·蔡特金説：“婦女的解放同全人類的解放一樣，最終必將是勞動從資本中解放出來的事業。只有在社會主義社會里，婦女和男工一樣，才能享受到她們的充分權利。”無論是在封建社會還是在資本主義的工業生產中，女性一直都是承擔着勞動工作，而由於女性對男性的依附，這種勞動是被迫的，不自由的，女性的勞動也因此更容易遭受不平等待遇。曾經，資產階級上流社會婦人不用從事勞動，完全成為男性的玩物和附庸。底層的女性雖然從事繁重勞動，但她並不是為實現自身的獨立而工作，工資也不受個人支配。同時，在傳統的父權社會中，“家庭的私人化”使婦女也成為家務勞動的承擔者，婦女承受了社會與家庭勞動的雙重束縛，這樣的勞動並不是她們實現價值的方式。可見，女性只有通過自由的勞動，並從私有制的家庭中解脱出來，首先獲得經濟的獨立，才能實現個體的獨立。在克拉拉看來，這一事業只有在社會主義中才能實現。

 在蔡特金一輩的無產階級女權者看來，爭取婦女平等的勞動權的背後是為了推翻一個壓迫人的制度，是革命的。同時中國的婦女解放運動，從一開始就內在於新民主義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進程之中，從井岡山時期建立婦聯開始，婦女解放運動就成為民族解放的重要組成部分。1927年，毛主席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分析了婦女受壓迫了根源：“夫權這種東西，自來在貧農中就比較地弱一點，因為經濟上貧農婦女不能不較富有階級的女子多參加勞動，所以她們取得對於家事的發言權以至決定權的是比較多些。至近年，農村經濟益發破產，男子控制女子的基本條件，業已破壞了。最近農民運動一起，許多地方，婦女跟着組織了鄉村女界聯合會，婦女抬頭的機會已到，夫權便一天一天地動搖起來。總而言之，所有一切封建的宗法的思想和制度，都隨着農民權力的升漲而動搖。”同樣是夫權統治下，農村的貧農婦女因為參加了勞動，甚至比城市中的女性更有機會打破夫權的束縛。所謂“女性能頂半邊天”，並不是在女性數量上或是性別分工的涵義上承擔一半的工作，而是在男女“同工同酬”這個維度上才能實現真正平權。曾經，女性以從事勞動創造價值為驕傲。如今，一旦資本將女性打造成消費的主體，消費便取代了勞動成為女性構建“主體性”的方式。消費資本主義把女性塑造成一個強大獨立的消費主體的同時，又努力建構起男性是財富創造者，女性是財富消費者的圖景，建立起女性對男性依附和從屬的身份秩序。

於是，在節日的這一天，作為勞動者的身份已經無法讓我們“取悦自己”，買買買的節日狂歡才能體現自身價值。婦女節這一天，消費取代勞動成為讚美婦女的潛在理由，如果女性自身不能對這一點保持應有的警惕，就難以對當代女性的社會處境進行冷靜反思。

其次，“女神節”設置的陷阱，不僅在於消費代替勞動成為女性實現自身價值的方式，更在於它區分出了女性內部的分層。在婦女節這一天走入商場，我們會發現兩種截然不同的女性形象。一種是以城市白領為主的年輕女性，她們在經濟上已實現獨立，正在通過消費完成“女神”的自我定位。另一種是商場的女性服務員，她們往往是這個城市的外來者，婦女節正是工作更加繁忙的一天，同樣作為女性的她們似乎並不在女神節的讚美之列，反而成為了服務其它女性的角色。在這一意義上，正是消費能力的高低將女性劃分成了兩個階層，以至於在全體勞動婦女共同的節日中，一部分女性被人為地排除在外。這些樸素的女性勞動者代替了男性，成為最終實現“女神節”的主要操作者。

另一分層是年齡的分層。一些年輕女性號稱“只過女生節，不過婦女節”，大多數商家的“女神節”廣告也將受眾定位在青年女性。年輕就是資本的邏輯本質上依舊是男權邏輯和資本的邏輯，這一資本對於女性而言更多是指外貌和生育能力，不再貌美的中年女性甚至被資本所拋棄。可見，“女神節”、“女王節”是從精英主義和資本的視角劃分了女性羣體，女性的獨立和解放必定應是全體婦女的解放，只依靠中產階級女性爭取與男性的平權，而將更廣大的普通勞動女性排除在外，只會不斷加劇女性羣體內部的撕裂。

但我們並不想在這兩個意義上批判女性自身不夠解放，更不想將資本邏輯的錯誤轉嫁到女性身上。雖然女性的社會地位不斷提高，但這仍不是一個對女性十分友好的時代。20年來，中國女性在業率不斷下降，由1990年的90.5%下降至2010年70.1%，城鄉在業女性的年均勞動收入僅為男性的76.3%和56%。尤其是農村女性早婚現象日益嚴重，網絡直播平台上甚至出現了不滿16歲的年輕孕婦，她們無業無收入，許多農村女性再次回到了夫權統治之中。家庭因素成為婦女就業率下降的重要原因，一組調查數據顯示：孩子由家庭承擔照顧責任的佔到99.99%。其中，母親作為孩子日間主要照顧者的佔63.2%，農村3～10歲的農村兒童中35.9%沒上過幼兒園。城鎮25～34歲有6歲以下兒童的母親在業率為72%，比同年齡沒有子女的女性低10.9%。[1]中國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通過國有企業和政府開設託兒所，將家庭事務推向社會，減輕了女性的家庭負擔。今天，家庭勞動更多被推向市場，一些低收入女性無法承受市場化帶來的負擔，只能選擇放棄就業在家育嬰，女性在就業市場的競爭力也因此不斷降低。而有能力平衡就業和家庭的職業女性，所承受的壓力也遠遠超出男性，對於“女神節”打折季中為孩子和家人囤貨的女性來説，媽媽和妻子的身份超出了“勞動者”，成為社會賦予她們的“身份認同”。當代女性讀物和女性影視作品中，獨立女性的形象不是寥寥無幾，就是做作得令人尷尬，女性似乎只會經營愛情以及與婆婆拌嘴，中下層和農村女性更幾乎消失在視野之中。這些對女性帶有強烈偏見的文藝作品，是文化領域大倒退的表現。

因此，如果把 “女神節”當作女性取悦自己的活動，就認為已經擺脱了男權和消費主義的色彩，依舊沒有認識到女性問題的本質。女性運動的經驗告訴我們，自由的勞動才是婦女獲得平等地位的根本方式，全體婦女的獨立才是真正的解放。我們更應該保持清醒，女性的命運只能也必須掌握在全體女性自己的手中。我們不願被男權束縛，也不願被資本左右。在國際勞動婦女節這一天，我們應當被讚美，不是因為年輕美貌，也不是因為消費能力，而是作為勞動者（無論是社會勞動還是家庭勞動），我們與男性是同樣平等且自由的主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