盜竊文化編造歷史的源頭找到了_風聞

特朗普發動的美中貿易戰給中國崛起加上一個新的惡名，叫什麼盜竊美國的知識產權。他忘記了美國的崛起是從盜竊英國的紡織機設計開始，到二戰中大規模搶劫德國科學家達到頂峯。

當代語言學開始的去西方中心論研究，給了我們更宏大的歷史真實。即整個西方中心論是從意大利傳教士開始，把學習中國文化發展為西方的啓蒙運動。和中國文化的尊師傳統不同。西方的一神教文化在學習之後，緊跟的是滅師和編造歷史。

從語言發展史看西方啓蒙運動的思想源頭，是中國漢字的表意文字啓發了中古時代的學者，先後編詞典規範和創造了法，英，德語，並模仿中國的編年史從頭編造西方史，學習中國的官僚體制建立現代國家。

意大利傳教士是在中國學習中國文化，回到西方傳播中國文化的橋樑。倒是野蠻民族的德國為了改變自己的地位，以黑格爾為代表，在學了老子思想以後，反過來編造西方中心論，貶低中國文化。

學習中國文化源於意大利，盜竊中國思想後顛倒歷史的前驅，恰恰來自在羅馬時代屬於野蠻民族的日耳曼人，包括今天西方中心論的核心，盎格魯-撒克遜人和日耳曼人。他們的殖民主義又發展成白人至上的種族主義。

我在研究世界文明史時，發現西方中心論的一個源頭是德國人提出的語言分類。更加奇怪的事實是殖民擴張的時代，大搞種族主義，滅絕原住民的兩個民族都是日耳曼語系，包括盎格魯-撒克遜人（英美為主）和德國人，而非和當地人通婚混血的拉丁語系的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

今天在世界上鼓吹人權和普世價值的民族，在羅馬帝國時代是蠻族和邊緣文明，二十世紀從希特勒到美國，卻是自稱優秀民族和文明標準的發明者和維護者。這一文化歷史的謎團，今天逐漸被英國優秀的學者從考古學和語言學的研究中得以破解。

從李約瑟研究中國科技史開始，到黑色的雅典娜和近代西方語言的規範靈感的源頭，都打破了東方專制西方科學的神話。在世界多元文明的相互作用中，西方文明是後來者。

後進學習先進並不可恥，可恥的是學習和超越之後，不但不尊師，反而要貶師滅師。這是當今世界文明衝突的根源。

當代製造”政治正確”和“普世價值”最力的西方民族，為了擺脱羅馬時代和中世紀“野蠻民族”和邊緣文化的形象，不惜顛倒歷史和偽造“進化論”，把日耳曼民族塑造為優秀民族，屠殺基督教的老師猶太民族。在美國通過排華法案，用立法加種族謀殺和種族歧視的辦法，改變美國移民的人口結構。

正視西方殖民主義的文化史，是深入理解西方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歷史根源的必修課。

沒有一神教傳統和政教合一的中國，有可能引導世界多元文明的包容，競爭，和共存，超越英美文化主導的國際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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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轉載自微信公眾號：大同思想網

2019年3月5日下午，北外東西方關係中心邀請英籍華人學者諸玄識以“大英博物館館藏的西方史——綜合國外研究：現代西方是華夏派生的‘子文明’”為題的講座。

主講嘉賓：諸玄識    特邀嘉賓：董並生、孟曉路

講座開場，東西方關係中心田辰山主任表示，今天請英籍學者諸玄識先生來，主要目的是聽取後殖民主義時代海外學術界關於“西方文明來源”方面的最新研究進展，並希望就此展開學術討論與交流。

國際學術背景

愛德華·薩依德（Edward W．Said，1935—2003）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一書出版於1978年，提出東方主義概念，在國際學術界一石激起千層浪，對人們反思西方的殖民運動歷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反對西方中心論的一系列重要著作，如：馬丁•貝爾納《黑色雅典娜》（1987）、布勞特《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地理傳播主義與歐洲中心主義史觀》（1993）、貢德·弗蘭克《白銀資本》（1998）、約翰·霍布斯《西方文明的東方起源》（2004）等後殖民主義的理論學説，都是在薩依德《東方主義》的影響下產生的。

每十年上一個台階。從20世紀70年代愛德華·薩依德（1935-2003）《東方主義》（1978年）開始，80年代的代表作有馬丁•貝爾納《黑色雅典娜》（1987），90年代有貢德·弗蘭克《白銀資本》（1998），20世紀第一個10年有約翰·霍布斯《西方文明的東方起源》（2004），到了2010年代，這一潮流已經發展到風起雲湧，批判西方中心論的西方學者們紛紛發聲，分門別類，從各個方面開始了深刻的反省與反思。

中國學術思想新動向（2010年代）

在這一國際潮流的推動下，從2010年代開始，中國學者也開始反思西方中心論對我們的社會所造成的影響。其代表作有黃河清《破解進步論》（2012）、《西方民主的烏托邦》（2014），李兆良《坤輿萬國全圖解密——明代測繪世界》（2012）、《宣德金牌啓示錄——明代開拓美洲》（2013），黃忠平（生民無疆）《包裝出來的西方文明》（2012），何新《希臘偽史考》（2013）、《希臘偽史續考》（2015），林鵬《文明的唯一性》（2015）、《略論中學西被》（2016），董並生《虛構的古希臘文明——歐洲古典歷史辨偽》（2015）及諸玄識《虛構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複製中國》（2017）、杜鋼建《文明源頭與大同世界》（2017年）等。初步形成了反對西方中心論的學術思潮。

諸玄識主講：現代西方是中國的“子文明”

諸玄識先生站在反思西方中心論的前沿，在講座中介紹了國外最新研究情況，例如美國密歇根大學英語系主任大衞·波特（David Porter）教授新近發表的專著《表意文字：現代早期歐洲的漢字密碼》（IdeographiaThe Chinese Cipher in Early Modern Europe），揭示中國風造就了英國的現代性，提出“現代早期的西方是‘漢字密碼’的展開”。

諸玄識在講座中指出：在17世紀中葉，大約是1650年代，一位從中國返回歐洲的傳教士出版了一本書，引起了震撼。這位傳教士是意大利人，他的中國名字叫衞匡國（Martino Martini, 1614—1661年）；不久，他又來中國，直到去世，他的墓在杭州。這本書的名字很普通，叫《中國上古史》，其內容包括了一段不尋常的歷史，即伏羲、黃帝、堯、舜、禹等（三皇五帝）；這段歷史不被當今中外學術界所承認，我認為，西方中心論不僅刻意縮短中國歷史，而且更重要的是，為了隱瞞現代西方的真實來源，它與這段歷史有關。

正是這段歷史（伏羲、黃帝、堯、舜、禹）在西方掀起了一場最重大、最深遠的革命。原本歐洲人相信《聖經》從創世紀到大洪水所描寫的人類故事是真實的、唯一的和無所不包的。現在竟然有書籍和文獻證明，在《聖經》敍事之外、甚至之前還存在一個古老民族和高尚文明！這樣一來，基督教神話就被拆穿了，基督教的神聖性也被顛覆了。其結果是，歐洲人按照“中國模式”重新塑造西方；包括兩個方面：重塑現在，通過啓蒙運動來完成；重塑過去，通過編寫歷史來完成。

衞匡國的“中國歷史”揭開了歐洲啓蒙運動的序幕。“啓蒙運動”就是從“神的社會”轉型變為“人的社會”。在世界歷史上，只有中國及其影響範圍是“人的社會”。因此，在整個啓蒙運動的過程中，從17世紀中到18世紀末這一百多年裏，都是中國文化引導的。也可以説是西方人在精神上的“中國化”，儒家被稱為“自然神”取代基督教的神，孔子被奉為“啓蒙運動的守護神”。

作為啓蒙運動的一個重要成果，西方民主是在百年後實現的；當中有一個必不可少的環節，就是引進古代中國的文官制度及考試製度。在兩次鴉片戰爭期間，英國開始在東印度公司試行這項制度，1870年後推行到英國本土及大英帝國全境。其他歐洲國家也都這樣做了。在1883年，美國國會批准有關引進中國文官制度及考試製度的提案；之前雖是傑斐遜首倡，但長期爭吵：反對的人攻擊贊成者都是“中國佬”，而不是美國人；這件事的轉機是，1881年，一名抱怨“求職不公”的美國人刺殺了美國總統加菲爾德，國會加緊討論、加快程序，最終決定步英國之後塵，期間有一句打動人心的話，即“在世界上，我們這個最年輕的國家，採取最古老國家的久經考驗的先進制度”。

以上所説是“華夏派生現代西方”的外延；説到其內涵，那就是“漢字密碼”。

15世紀左右，在四大發明傳到歐洲之後，西方人依靠印刷和紙張鎖定、規定表音符號，也就是字母，這樣就產生了“表音文字”。西方最早的表音文字是宗教性的——拉丁文及希臘文。希臘文與古代希臘及今日的希臘都沒有關係，它原本屬於斯拉夫-東正教，被猶太教所分享，後來成為西方中心論偽造歷史的工具。

隨着印刷術的普及，世俗文字（法文、英文、德文……）一時如雨後春筍層出不窮。但是，世俗表音文字的產生反而造成嚴重危機。原先沒有文字，很少溝通，也就不存在普遍的誤解。現在“各表其音”成了文字，卻沒有合理的語義，講不清道理；爭吵不休，惡語相加，給正在進行的宗教戰爭火上澆油，難以和解。這就是17世紀上半期歐洲的狀況。

17世紀初，培根指出：西方文字只是發音符號，沒有意義；而漢字則是“真正的字”，表達事物、概念和思想；漢字是各種語言的“通貨”——就像錢幣一樣是“通用媒介”，不受各地方言影響。從那以後，連續150年，歐洲進行了語言文字的改革，都是以漢語漢字為典範或榜樣的。

現在通常稱“17世紀發生了科學革命”，但實際上當時所有的參與者——包括笛卡爾、牛頓和萊布尼茨——都是全力以赴地突破“語言瓶頸”；其高峯是1668年英國皇家學會討論威爾金斯一篇論文《真正的字與哲學語言》，這個“真正的字”就是培根説的漢字。會上提到能不能直接使用漢字作為西方的科學文字與哲學文字，但顧慮漢字太多太複雜而作罷；然後講到如何使西方表音文字變得具有像漢字那樣富有哲理，這項內容逐漸變成了現實。

可以説，現代西方的表音文字寄生於“漢字表意”；表音形式是它自己的，而表意內涵（定義、概念等）則是漢語的。舉一個例子：“封建”（Feudal）這個詞是18世紀出現的，而它的詞根“Feud”的意思是“氏族或血親仇殺”，與封建毫無關係（“封建”具有制度與文明的成分）。18世紀的歐洲學者根據衞匡國等人的著作所介紹的“周朝封建制度”，而把這一概念植入舊詞之中，於是就有了現在的“封建”（Feudal）一詞。不僅如此，西方學者索性一不做二不休，順便按照這個詞的含義，把歷史也篡改了：

近代以前的西方實際上是哥特-日耳曼原始部落社會。1755年問世的《約翰遜博士英語詞典》正是這樣定義的，稱其為“原始、野蠻”。但不久之後就變成了“中世紀的封建社會”，而且還全面套用周朝，還包括貴族等級——公、侯、伯、子、男爵位，上為國王，下為紳士；這些都是17世紀剛從中國學到的新制度、新時髦，卻用它們來改寫過去。

談到中國文化在哲學上對歐洲的影響時，諸玄識先生説，西方哲學主要是德國哲學，其開創者萊布尼茨和他的弟子沃爾夫都是基於儒家經典的（孟曉路教授指出：“全部哲學都是近代事物，是從六經流出的歐產之子學”）。當代法國哲學家德里達確認，萊布尼茨使用“漢字表意”作為他建立歐洲哲學的基石。

在談到對歐洲經濟學的影響時，諸玄識指出：人類社會最早的有系統的經濟學應該是管子。作為世界歷史上的經濟學主軸，中國傳統的經濟思想是服從於和諧、有序的“道”，因而是：自然秩序（自然哲學）＋社會主義＋自由經濟（詳見孟曉路論《周禮》和李學俊著《中國古代的社會主義》）。司馬遷偏重於自由經濟，他的《平準書》和《貨殖列傳》涵蓋了大部分的亞當斯密的範疇，如價值規律和自由放任等。關於亞當斯密的學説是否來自司馬遷，國外長期有爭論；但幾乎一致認同的是，亞當斯密繼承和發揚了重農學派，而重農學派則是擷取中國傳統經濟思想（重農學派的領袖魁奈被稱為“歐洲孔夫子”）而形成的。

董並生資料説明：歐洲語言的漢語雅言內涵

法語通用語是漢語雅言的變體

法語來自十字軍時代的古法語，本是一種鄉村口頭語。是眾多方言中的一種。13世紀法國國王的土話定為法語。據伏爾泰《路易十四時代》導言的説法，在16世紀法國國王弗朗索瓦一世（1515-1547年在位）時代，法國文學還是一些“髒話”。

1635年路易十三的宰相黎塞留創辦法蘭西學院，標誌着法語開始由方言土語向民族及世界通用語言邁進，其文字內涵大力引進“漢語雅言”。學院的首要任務是編纂法語辭典。從1635年開始到1694年，經過近60年的時間，終於編成了第一部《法語詞典》。1670年《漢法詞典》先於《法語詞典》問世，當時法文尚未形成通用語言，《法語詞典》還在編撰中，要到24年後才面世。

需要注意的是，17世紀中葉法國傳教士將中國文化成功引進歐洲，成為在歐洲傳播中國文化的中心。17世紀晚期，法國文化風行於整個歐洲，凡爾賽宮到處為宮廷禮節和生活方式建立標準。法語小説成為各地富貴小姐最鍾愛的休閒物。特別是在歐洲一些國家和地區，精英階層皆以能講一口流利的法語為榮。這個時期，法語還取代了拉丁語成為外交語言。歐洲的歷史學、語言學、哲學、政治學、經濟學都源於法國，法國諸學科的終極源頭卻是中國。形成三次浪潮：十七世紀初期前後斯卡利傑複製中國歷史年表捏造了歐洲的編年曆史學，這就是歐洲的歷史學的開端；十七世紀中期，引進漢語雅言開始編纂法文詞典，笛卡爾學習儒學開創歐洲理性主義哲學，黎塞留引進儒家政治觀念，建立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18世紀導入儒家思想，創造重農學派。因此，18世紀的歐洲被稱為“法國的世紀”。

法國的“文明傳教士”如：孟德斯鳩、伏爾泰、盧梭、狄德羅、愛爾維修、霍爾巴赫、杜爾哥、魁奈、孔多塞等，也就是被稱為“哲學家”（法語：Philosophes）的那一幫人。

法國是近代歐洲傳播中國文化的中心，但中國文化的影響範圍則不限於法國，在整個近代歐洲，都曾受到中國文化廣泛、深入的影響。這些文明傳播的接棒人包括：萊布尼茲、萊辛、赫爾德、歌德、洛克、休謨、波令布魯克、費格遜、亞當·斯密、普萊斯、普利斯特雷，還有新大陸的傑弗遜、富蘭克林等。

“這些人不管可以表現出什麼樣的民族與個人的特色，全都是啓蒙運動的真正兒女。哲學家的王國是一片國際領地，法國只不過是它的母國，巴黎則是它的首都。無論你願意走到哪裏——英國、荷蘭、意大利、西班牙、美國——到處都會遇到他們這些‘哲學家’，説着同樣的語言，被同樣輿論的氣候維繫着。他們是屬於一切國家的，並不屬於某一個國家，他們公開宣稱效忠於全人類。”（按：儒家的天下觀）

中國風塑造英語文化

成説認為，英語歷史上曾有“古英語”與“中古英語”的存在。這種説法建立在偽造文獻的基礎之上，例如被置於公元8世紀比德名下的《英吉利教會史》顯然出於近代偽造，完全不足憑信。

本來，英語屬於眾多方言中的一種，由於18世紀前後與漢語雅言結緣，從而走上脱離土語進入通用語言的大道。

1755年《約翰遜英語詞典》出版，這部詞典是英語被“漢語雅言化”的一個結晶。約翰遜是一位中國通，按照巴羅爵士（馬戛爾尼使華團成員）的説法，約翰遜編寫該詞典的時候，“滿腦子都是漢語思想”。

戴維斯爵士進一步指出：《約翰遜詞典》中的幾萬個英語詞彙和成千上萬個漢字所表示的都是同樣的意思。亦即，尤金妮亞説：“構想英語不可能不與‘中國性’的觀念相一致”；“現代早期的英語自成體系等同於融合中國概念”。這部詞典可以説是英語被提升為民族及國際通用語言的一個里程碑。

約翰遜不僅編寫了第一部大型的英文詞典，同時他還是重要的《莎劇》編輯，親自參與了偽造莎士比亞劇作。莎士比亞在世時英文書面語言尚未形成，莎士比亞本人是個文盲戲子，他所演的所謂戲劇，都是些即興表演的鬧劇，本來不需要什麼劇本。約翰遜所據以修改的莎士比亞原文稿，是17世紀的“編輯”以莎士比亞的名字所寫，當時英文正在形成中，手稿水平粗俗譾陋。

英文之所以能夠從上百種不列顛方言中脱穎而出，形成民族及國際通用語言，其原因與法語一樣，也是全面採用“漢語雅言”作為其概念內涵的結果。

德國語言的“狂飆突進”

恩格斯將16世紀的德語比作“奧吉亞斯的牛圈”，意指作為土語的德文內涵骯髒不堪。馬克斯説，16世紀德國獨創了一種“粗俗文學”。馬丁·貝爾納語指出，在十八世紀之前，用德語表述哲學聞所未聞。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1646-1716）的大部分著作以法語寫作。第一位使用德語寫作哲學著作的學者克里斯蒂安·沃爾夫是萊布尼茲的弟子、中國學術思想的德國傳人。德皇弗里德里希二世在1775年的時候向伏爾泰抱怨説，德語文學不過是“句子拉長後的大雜燴”。德國18世紀70年代興起狂飆突進文學運動，主要參加者大多是屬於市民階級的青年作家。狂飆突進這個名稱來源於作家克林格的劇本書名《狂飆與突進》（1776），文學史家也稱這一時期為“天才時期”或“天才時代”。

比伊特·陶茨使用歌德著述的例子——大部分是他論中國詩的遺稿——表明，所有的德國知識分子都捲入了這場中國文化浸透其國土的交流。歌德改寫了英語翻譯和評註的中國詩，把它變成了他自己的語言，從而把發軔於利瑪竇的互文轉換鏈延伸到德語；由此，漢語文獻變成了德國的雙重表達：特定文化身份和普遍知識模式，後者奠基了德語的世界文學。於是，德國詩歌與更廣泛的文化話語產生共鳴，乃至超越文學本身，而在認識論上回應那被改寫的中國文獻之表述；後者標誌着我們今天稱之為現代知識的形成——在19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各種中國式的新興學科（包括文學和哲學）在德國脱穎而出，如雨後春筍。〔正如奧布萊恩教授所説：“智者們希望在歐洲的土地上建立中國式的學術。”〕

德語詞典在1838年開始由格林兄弟編撰。最初的格林兄弟預計項目10年，全書大約6-7卷。事實上，第一卷直到1854年才出版，其間威廉格林在1859年去世，雅各布在1864年編輯到詞條"Frucht" (fruit)時突然去世。

 

法、英、德語成型的標誌——詞典問世

在歐洲列國中，德國民族國家形成最為晚近；與此相應，德語在歐洲諸語言中形成書面通用語也最晚。因而，編纂《德語語源詞典》也已經是19世紀中期的事了，相對於17世紀的法蘭西學院《法語詞典》（1694年問世）與18世紀的《約翰遜英語詞典》（1755年），分別晚一到兩個世紀。

法、英、德三國詞典最早的是《法語詞典》，而《法語詞典》的出現在《漢法詞典》之後。換句話説，是先有《漢法詞典》，後有《法語詞典》，然後才有《英語詞典》，最後出現的是《德語詞典》。

 語言文字是文學的載體，而字典詞典則是規範語言文字概念含義的必備條件。尤其是拼音字母文字，沒有字典詞典對語言詞彙含義的鎖定與規範，則不能進行廣泛長久的交流，更不會形成文學傳統。從歐洲列國通用書面語言及其詞典晚近的形成過程，可見其語言文學史短淺窘況的一斑。

中國話語權的喪失

就這樣，漢語雅言從中國傳入法國（17世紀中期至18世紀），之後波及英、德（18世紀中期至19世紀中期）等國。

進而，到了19世紀末期，隨着歐洲中心論的興起，歐洲語言大規模傳入日本形成“和制漢語”；與此同時，這種“和制漢語”於20世紀初期前後又“逆傳”回到中國。令人詫異的是，這次“和制漢語”回傳中國時，卻伴隨着19世紀歐洲人所“創造”的邪惡的“文明等級論”，在這種“文明等級論”的論調中，本來屬於蠻族的歐洲民族搖身一變成了“文明民族”；原本善良、淳樸的美洲土著、非洲黑人及東南亞人等，被歸於“矇昧、未開化民族”；而世界上唯一的文明民族——中國，卻被歸入“半開化、中不溜”的境地。就這樣，隨着“現代漢語”大量引進“和制漢語”，漢語雅言的內涵發生了畸變，在此過程中不覺喪失了“文化話語權”，使得整個中國及後來形成的社會科學淪落到“東方主義”的窠臼之中。

講座現場互動的情況

在講座的最後環節，主講嘉賓與聽眾進行了熱烈的互動。這裏舉幾個例子。

有聽眾提問：究竟有沒有發現夏文化？

董並生回答：關於夏文化存在與否的問題是近代以來的一樁公案。中國近代史上有一股疑古風潮，這個思潮源於英國，經日本影響到中國。曾累的造成的中國古史，原本是19世紀英國人在編輯古希臘歷史教科書時，為了採用新的比較語言學方法，將過去曾經存在的關於古希臘的故事説成是層累造成的，以便將其推到重編；這種學説傳到日本演變成了殖民主義歷史觀，就是著名的“堯舜禹抹殺論”。影響到中國，就變成了“大禹是一條蟲”。結果，客觀上疑古派起到了一個打擊中華傳統文化的作用。

實際上，從中國的考古情況來看，河南二里頭遺址、山西東下馮遺址等，存在大批的遺址，時間上屬於夏文化階段，只是受到疑古思潮的影響，一部分學者不願意承認，理由是沒有發現夏朝的文字。實際上這裏有一個雙重標準的問題。在西方，相當於夏文化的有所謂的特洛伊遺址，説那就是荷馬史詩中戰爭的特洛伊城，有文字證據嗎？沒有。為什麼説那就是特洛伊呢？因為荷馬史詩中説特洛伊被火燒過，而該城址的某一地層有被火焚燒的遺蹟，因而斷定那一定是特洛伊。對此，中國學者沒有提出異議。這就是典型的雙重標準的體現。

有聽眾提問：西方人偽造歷史中國學者難道都不知道嗎？

董並生回答：這個也不能怪中國的學者。因為中國有一個學術傳統，叫做“一事不知，學者之恥”，乾嘉學派有一個説法，叫做“讀天下書未盡，不得妄下雌黃”，這本來是一個良好的學術傳統，不懂希臘文就不會對希臘的歷史發表意見，於是希臘的歷史是不是虛構，也就不在自己的視野之內。中國人自己有詳實的歷史記載，以己度人，於是相信西方的歷史都是真的。與此形成對照，西方人捏造歷史已經成為習慣，看到中國歷史那麼源遠流長，這怎麼可能，於是先起懷疑，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中國學者吃了這個虧。

有聽眾提出：對歐洲文明中國起源的研究很有價值，希望今後能夠深入下去，具體找出漢語是如何具體地被改造為歐洲語言的。例如説黑格爾。

諸玄識回答：黑格爾思想的中國來源有三個，一是從萊布尼茨、沃爾夫、康德一路繼承下來的宋明理學傳統；二是共濟會思想家斯威登堡從瑞典東印度公司獲得中國智慧，讓成千上萬的西方學者——包括康德、黑格爾——分享；三是黑格爾去巴黎向漢學家雷慕莎學習老子《道德經》。在雷慕莎講老子時，黑格爾做了一本中國哲學筆記。黑格爾曾指控他的一個朋友發表文章抄襲了自己的中國哲學筆記，還為此打了近兩年的官司；黑格爾自己的哲學著作連體系、概念及名詞全盤套用老子《道德經》（例如“有”與“無”的概念），反過來卻“盜憎主人”——説老子是巫術，污衊中國沒有思辨哲學。就這樣，這位西方的“哲學大師”從漢語中襲取哲學概念，形成自己的概念系統。

最後，東西方關係中心主任田辰山主任總結説：今天的講座討論會很成功，對我們很有啓發。我們一定要認清後殖民主義時代的學術方向，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而應該本着實事求是的態度，用足“慎思之，明辨之”的功夫，對於漢語傳到西方的雅言，在西方經歷了怎樣的畸變，把它的來龍去脈搞清楚，才能真正找回本應屬於我們的話語權。希望今後有機會多舉辦這樣的演講會、討論會，謝謝主講嘉賓，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