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前委——南線大決戰戰場最高指揮中心_風聞

華東野戰軍下達淮海戰役戰役攻擊令兩天後，隴海路沿線的國民黨軍按照顧祝同在徐州召開的作戰會議決定（蔣介石11月6日簽發），開始緊急向徐州附近收縮集結。8日，位於台兒莊、賈汪一線的國民黨三綏區1個軍部和3個半師共2萬餘人在中共地下黨員何基灃、張克俠領導下舉行戰場起義，為正南下捕擊黃百韜兵團的華東野戰軍主力贏得了寶貴的時間，至11月11日，華東野戰軍主力將黃百韜兵團4個軍包圍在以碾莊圩為中心，南北3公里，東西6公里的地域內；至13日，又將窯灣、大王集將該兵團之第六十三軍、第一〇七軍殲滅。

淮海戰役第一個重要戰機，被人民解放軍抓住了！

與此同時，中原野戰軍也發起了汴徐-徐蚌線作戰。

需要説明的是，華東野戰軍南下隴海線捕黃百韜兵團與中原野戰軍東出汴徐-徐蚌線的作戰，是一個戰局一個戰場中的兩個方向，原本就具有一體和整體的性質，都是圍繞着九月會議決定的南線作戰重心——中原戰場展開的，其目的也是要通過兩大野戰軍的機動作戰，逐漸分割、蠶食和各個擊破蝟集此間的國民黨軍重兵集團，創造和準備在此間與國民黨軍進行戰略大決戰的條件和戰機。

與九月會議的預計一樣，濟南戰役後形勢更加明朗：未來的戰略決戰，將在中原展開。

而待確定的因素是——也僅僅是：決戰的條件與時機！

中原野戰軍的汴徐-徐蚌線作戰，與華東野戰軍的隴海路作戰，實際上策劃於同一時期，也是中央軍委的一個通盤計劃。策劃之初的目的，是以殲滅黃百韜兵團為目標——這個目標與粟裕等提出的淮海戰役第一個計劃已有很大不同。在戰役發起前與戰區各方領導人的探討中，又進而提升了戰役目標：求殲劉峙集團的三分之一左右——18個師[1]。在戰役發起後，根據國民黨軍從隴海沿線收縮兵力向徐蚌線集中的敵情變化，中央軍委對原來的戰役目標再次進行了提升：如果能切實抓住黃百韜兵團，那就要“力爭殲滅黃百韜十個師（包括四十四軍），李彌一個至兩個師，馮冶安四個師（包括可能起義者在內），劉汝明六個師（包括起義者在內）”，“共計二十一至二十二個師”。果能如此，那就要考慮再打第二仗，“殲滅黃維、孫元良，使徐州之敵完全孤立起來。”[2]

這個重要提升，實際上更進一步靠近了“大決戰”！中原野戰軍的徐蚌線作戰與華東野戰軍隴海路作戰，已然成為同一戰局同一戰場緊密聯繫的兩個方向。位於徐西地區中原野戰軍主力（包括受中原野戰軍指揮的華東野戰軍第三縱隊和兩廣縱隊）東出徐蚌線，就是“孤立徐州”的一個決定性砝碼！非此，無以談“孤立”；舍此，無以言“決戰”！

戰爭是活的力量活的較量，在兩大主力醖釀和策劃兩個方向作戰期間，乃至作戰發起之際，國民黨軍方面的情況也發生了很大變化：隴海路國民黨軍緊急向徐州附近收縮，鄭州、開封、洛陽乃至商邱，均已棄守。除第二兵團邱清泉部和第十三兵李彌部分置徐州兩側的位置和態勢無重大變化之外，四綏區劉汝明部已撤往蚌埠，第十六兵團孫元良部則從商邱經永城、蒙城前往宿縣，且繼續向徐州收縮；華中集團第十二兵團黃維部也從河南的確山、駐馬店出發，開始東進援徐。所以，指揮中原野戰軍和華東野戰軍一部的戰役指揮員們（陳毅、鄧小平和已因黃維兵團援徐動向已明將率中原野戰軍一部參加徐蚌線作戰劉伯承等），就需要不斷地根據敵情動態，適時地調整徐蚌線作戰的計劃和方案。

在戰役發起前的最初的策劃中，中原野戰軍從攻擊鄭州乃至徐西作戰的目的，是吸引和牽制徐州集團位於徐西的各重兵集團：徐西碭山一帶的第二兵團邱清泉部、商邱一帶的四綏區劉汝明部、正從商邱向宿縣轉移途中的第十六兵團孫元良部，以及位於蚌埠、固鎮一線的第六兵團李延年部。首要任務是吸引和牽制隴海路上劉汝明、孫元良、邱清泉部，在華東野戰軍南下殲擊黃百韜兵團時，難以東援；然後是切斷徐蚌線，使蚌埠之敵難以通過徐蚌線北援徐州。

那個時候，遠在豫西的黃維兵團動向尚不明，其東援將用於何處也不明[3]，所以劉伯承指揮的中原野戰軍兩個縱隊還只能對其暫時取臨視態勢。而陳毅、鄧小平準備的徐蚌線作戰計劃，就要考慮如何能同時摁住這幾個不同方向上，且有可能影響華東野戰軍殲擊黃百韜兵團作戰的敵重兵集團。他們也先後提出過殲滅劉汝明、孫元良的計劃。

同時期，他們還考慮了黃維兵團之動向及如何面對的問題：“黃維集阜、太后有三種可能，一是暫停觀變，然後決定行動；二是是有出亳州、渦陽向永城，或出渦陽、蒙城向宿縣；三是東開蚌埠掩護南京”，“如黃維暫在阜、太等八[十五]軍，我則監視之。如黃維移蚌埠，我則僅以一部扭敵．二、六等縱主力移至蒙城地區待機”。[4]

劉陳鄧的這些考慮，都是基於全戰局，而不僅僅是一個方向的作戰。

——他們的關注點，也一直是全戰局！

中原、華東兩個野戰軍在不同方向的作戰發起後，國民黨軍方面的情況也繼續在發生變化，決心遊疑難定和內部紛爭，國民黨軍向徐蚌線收縮兵力的決心和意圖五心不定，亂象叢生。

徐州“剿總”劉峙判斷：“四方共匪匯徐州”意在奪取徐州，深恐“徐州陷落”的他決定將兵力收縮于徐州附近以圖應對，其措置為：

㈠令李彌兵團改向徐州東北大湖、荊山鋪、茅村車站地區集結；令黃百韜兵團集結于徐州東南徐山村、潘塘、六鋪圩地區。以上兩兵團“各以有力一部佔領陣地，阻斷匪軍，以主力集結適當位置，機動擊破來犯之匪”。

㈡令邱清泉兵團仍位於徐州以西黃口地區，對付華東野戰軍從魯西南向徐州前進的6個縱隊（注：實為兩個縱隊）。

㈢令孫元良兵團主力（兩個軍）由蒙城地區“即兼程向宿縣、符離集間地區集結”，務於10日前到達待命。第四綏靖區劉汝明“即以主力守備懷遠、一部在定遠、鳳陽地區佈防，並擔任淮南路蚌埠、水家湖段護路”。孫元良兵團之第九十九軍留守蚌埠。“剿總”直轄的第九十六軍集結臨淮關擔任守備。

㈣第七十二軍“應即加強徐州守備”。[5]

11月10日晨，蔣介石得悉華東野戰軍主力大舉南下，黃百韜兵團處境危殆以及徐州“剿總”所作出的措置後，當下表示異議，“決令窯灣陳章六十三軍與黃百韜兵團在原地防守，並令邱清泉兵團向東轉進，先擊破運河西岸陳毅匪部之主力”。據時任國民黨軍國防部作戰廳廳長的郭汝瑰將軍回憶，蔣介石還以“戍灰防揮督電”對徐州“剿總”下達了指示：

㈠本應內線作戰之原則，集中全力，先求運河以西徐州以東之匪而夾擊之。為求決定性的勝利，宜盡百般手段，遲滯阻擊由西東竄之共軍第三、八、十三縱隊越過津浦南段參加其主力軍之作戰。[6]

㈡黃百韜兵團之第六十三軍應在原位置固守待援，其餘各軍不應再向後撤，尤應協同邱兵團夾擊運河以西、徐州以東之共軍。

㈢邱清泉兵團應以主力轉用於徐州以東，協同黃兵團作戰。

㈣李彌兵團應抽出一個軍參加攻擊。

㈤徐州守備部隊應堅工固守，支持各方面對共軍之攻擊，形成戰場之堅固支撐點，以利決戰。

㈥孫元良兵團應即推進至夾溝、符離集地區（注：宿縣以北）阻擊共軍之第三、八、十三縱隊之東竄，並維護交通。

㈦劉汝明部即集結於固鎮、宿縣維護鐵路交通，並清剿鐵路兩側共軍。[7]

然而劉峙畢竟身其境，面臨猝然臨頭的壓力心中揣揣，遂於當日22時向最高統帥電陳利害：“徐州以西之共軍，尚有強大力量，企圖為牽制邱兵團，策應東兵團之作戰。我軍作戰基本方針，應採取攻勢防禦，先鞏固徐州，以及有力部隊行有限目標之機動攻擊，策應黃百韜兵團作戰，俾爭取時間，然後集中兵力，擊破一面之共軍。”而蔣介石在次日午時的覆電中卻對此議嚴厲駁回：“所呈之作戰方針過於消極，務宜遵照戍灰防揮督電所示方針，集中全力迅速擊破運河以西之共軍，以免第七兵團先被擊破”。[8]

——蔣介石割捨不這麼大一塊家當！

要説蔣介石的確是瞎指揮幫倒忙，黃百韜已成甕中之鱉，南下的華東野戰軍對其已取包圍態勢，這個時候還想讓他與邱清泉東西對進，那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勉為其難的事情！雖然這個舉措中的邱清泉兵團從徐西調往徐東，也使正發起徐蚌線作戰的中原野戰軍難以再對其實施直接牽制，但由此而產生的後果卻是災難性也是很難逆轉的：正在徐西隴海段進擊且欲粘住邱清泉的華野三、廣兩縱和中野四縱，用不着在這條線上再使勁兒了。[9]因劉汝明已轉運蚌埠已經打不着了，孫元良卻正從宿縣北進中，於是正進擊徐蚌線的中原野戰軍主力的選擇也變得更加簡單：直撲宿縣，逮住孫元良，“斬斷敵人中樞”！

雖然打仗向來滑頭的孫元良如同以往一樣溜得快，很快縮進徐州，中原野戰軍主力沒有逮住他的大頭，但宿縣卻在11月15日一夜之間輕鬆易手。11月16日一大早，就成了“共匪”的城池——不光是成了“共匪”的城池，更要命的是“中樞”被切斷，“徐州被孤立”也就成了“共軍方面”能夠擺在桌面上説道的既定事實！

至此，淮海戰役演變成南線戰略大決戰的條件和時機，得以成熟。

中原華東兩軍必須準備在現地區作戰三個月至五個月（包括休整時間在內），**吃飯的人數連同俘虜在內，將達八十萬人左右，必須由你們會同華東局，蘇北工委，中原局，豫皖蘇分局，冀魯豫區黨委統籌解決。**此戰勝利，不但長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國局面亦可基本上解決。望從這個觀點出發，統籌一切。統籌的領導，由劉、陳、鄧、粟、譚五同志組成一個總前委，可能時開五人會議討論重要問題，經常由劉陳鄧三人為常委臨機處置一切，小平同志為總前委書記。[10]

因為當時總前委五個成員分作兩處，不在一起，所以軍委特意明令：“統籌的領導，由劉、陳、鄧、粟、譚五同志組成一個總前委，可能時開五人會議討論重要問題，經常由劉陳鄧三人為常委****臨機處置一切，小平同志為總前委書記。”

軍委這個決定恰當其時！

此前的10月底，雖然兩大野戰軍在同一戰場的戰役協同已經達成共識，軍委也指定了陳鄧負責淮海戰役的全局指揮，但那時南線決戰的態勢還未形成，頭一個重頭黃百韜兵團是否能抓住也還在未定之數，應緊隨其後的重頭“切斷徐蚌線”也還有待於敵情我情等相關條件的變化來決定的未定之局。11月9日，軍委根據戰役發起後的敵情我情變化，正式確立了淮海戰役的總方針——決戰方針：“極力爭取在徐州附近殲滅敵人主力，勿使南竄。華東、華北、中原三方面應用全力保證我軍的供給”，但這個“爭取”的條件和時機卻仍然處於“正在進行時”，是不是能完全實現，尚取決於南下隴海路的華東野戰軍能不能逮住黃百韜，東出徐蚌線的中原野戰軍能不能斬斷徐蚌線。

​而到了11月16日這一天，這一切條件終於變得明朗：徐蚌線這個“中樞”被打斷，國民黨軍徐州集團被人民解放軍兩大主力野戰軍隔斷為三截：碾莊的黃百韜兵團、徐州的邱清泉、李彌、孫元良兵團，蚌埠的李延年、劉汝明兵團，或被包圍，或被孤立，或被隔斷，被人各個擊破之危殆態勢，終於形成。雖然華中集團援徐之黃維兵團剛進至阜陽，將用於徐蚌戰場何處也不明朗，但劉陳鄧已經有了這位不速之客到達之後可能的去向所準備的的各種應對預案——其中之一就是把這位遠道送來的大菜也一起擺上“大決戰”的餐桌。

決戰條件具備了，決戰時機也成熟了，統一確立戰場全局指揮機關，也就成為了必然。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編篡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㈣》寫道：

隨着中原野戰軍及中原軍區部隊加入淮海作戰，淮海戰局迅速發展。這時，人民解放軍參戰部隊野戰軍連同地方軍總兵力約60萬人，其戰役規模、戰區範圍也越打越大，後勤支前任務浩大繁重，必須統籌兼顧集中指揮。為此，中央軍委、毛澤東11月16日18時致電華東、中原野戰軍及中共中央華東局、中原局、華北局，決定由劉伯承、陳毅、鄧小平、粟裕、譚震林組成總前委統籌淮海戰役前線一切。[11]

這是淮海戰區的最高指揮中心，可以統籌指揮和調度三個戰略區的軍力人力物力財力！

這次南線大決戰，集中了兩大野戰軍主力，華北、華東、中原三大戰略區的人力物力財力的支持，必須有一個能夠足夠壓秤的指揮中心！早在6月間成立中原局和中原軍區時，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就已經明確：這就是已經完成了南線佈局中的指揮中心，可以指揮一切進入這個區域作戰的人民解放軍部隊。這次成立總前委，就是明確指定了戰場的決策指揮中心和最後責任人——他們被賦予了全權與全責：臨機處置一切！

——無論打好或是打壞，他們都要承擔全責。

應該説，這個指揮中心，的的確確是足夠壓秤的！也是能夠擔待起這個責任的。既或是在軍委這個明確指定之前，他們在最高統帥部的指導下在有關部隊領導人的協謀下，就已經進入了角色，從戰役發起後的全局視角進行了籌劃，而且已經就可能發生的情況變化，作出了相關的應對預案。

總前委這類統籌指揮機構，在後來的平津決戰中也建立過——那次是華北野戰部隊與東北野戰軍協同作戰。而此前的遼瀋決戰中之所以沒有成立“總前委”這樣的指揮中心，那是因為遼瀋決戰是東北野戰軍獨立實施和完成的，東北野戰軍前委本身就已經是一個統一的指揮中心，無需另設指揮中心。

那麼，淮海戰役的總前委擔負起了這個責任了麼？

回答是肯定的！他們不僅擔負起了這個責任，而且把這個責任延續到了渡江戰役乃至渡江戰役後的“京滬杭戰役”。在淮海戰役第一階段作戰中，他們不僅從全局統籌了對華東野戰軍殲滅黃百韜兵團的配合作戰——包括指揮中野主力舉行的徐蚌線作戰，尾擊和阻滯黃維兵團的作戰，以及豫皖蘇軍區對徐蚌線的破擊作戰，而且還就第二階段的作戰對象、目標進行了預判和熟籌——吃一個，挾一個，看一個，在戰役第二階段和第三階段，除了切實組織了中野主力在華野一部和特種兵縱隊配合下殲滅黃維兵團的作戰，以及殲滅黃維兵團後阻擊延年兵團北犯外，還統籌了三大戰略區域對淮海戰役的支援力量，並且直接組織恢復平漢、隴海兩大鐵路幹線的運輸和運力，確保華北地區支前的裝備和糧草的前運……，等等。

由於總前委五個成員分在兩處，中央軍委又指定了總前委三個常委主持全部工作且授予了臨機處置一切的全權。所以總前委作為一個短小精幹的指揮中心，沒有疊牀加屋成立專設的附屬機關或機構，而是直接通過中原野戰軍司令部電台與中央軍委和華東野戰軍首長以及中原野戰軍各部溝通聯繫，作出指示和提出意見和建議。這種簡捷實效的指揮方式在人民解放軍歷史上是常見的——包括毛澤東在內的很多戰爭指揮者都曾經使用過這種簡便使用的指揮方式。

有人以淮海戰役總前委沒有發出過一份總前委署名的指揮文電，總前委第一次全體會議是在第二階段作戰結束才舉行的——也是戰役開始以來總前委全體成員的第一次晤面和會合，所以認為總前委在淮海戰役期間實際上並沒有開展工作，也並沒有擔負起指揮責任。這個説法是不能成立的。就戰役指揮而言，是不是擔負了指揮責任，首先要看這個（些）指揮者是不是有上級指揮機關的明令授權或確權——就淮海戰役而言，就是淮海戰役戰場全局指揮員（部）是不是有中央軍委對戰役全局指揮責任的明令授權或確權，而對於淮海戰役總前委常委來説，答案明肯定的，而且是三再明確過的！

其次，如果沒有上級指揮機關的明令授權和確權，那就要看他們是不是實際上擔負起了戰場全局的指揮責任！而對於淮海戰役總前委常委來説，答案也是肯定的：無論是徐蚌線作戰，還是戰役關鍵環節第二階段作戰對象和目標的選擇和確認上，總前委常委的全場指揮協調作用，都是明明白白確鑿無疑的！劉陳鄧最重要的職務是中原局書記、副書記和委員，在戰役中則是被中央軍委明令授權和確權的總前委常委，而不僅僅是中原野戰軍司令員副司令員和政治委員。劉陳鄧與粟裕，不是平行的兩大野戰軍指揮員的關係，而是上級與下級的隸屬關係。劉鄧鄧與粟裕之間電報往來的商榷徵詢語氣，與最高統帥毛澤東與各戰區領導人之間往來電報的商榷徵詢語氣，具有本質上的同一性。這隻能説明他們彼此間的相互尊重和將帥協謀的態度，説明不了別的。而在這個時期，粟裕有過多份“請示”、“當否請示”、“均即請示”乃至“請劉陳鄧指示”、“我們完全同意劉陳鄧指示”、“我們當遵命……”的電報，劉陳鄧對粟裕也有過指派任務的“請部署……”、“望佈置……”“如何執行請復”的電報——這實際上已經説明了他們相互間指揮與被指揮的關係。

在戰役第二階段作戰的醖釀探討中，劉陳鄧的“臨機處置一切”之權，再一次被明確！[12]

同時也説明了總前委的作用及其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實際上，從毛澤東本人到各戰區將帥之間，在討論策劃作戰問題時，很少有語氣強硬生硬的斷然命令方式，大都是商榷徵詢式氣。在條件許可的前提下，一般都多給對方留足充分思考斟酌的餘地，這是毛澤東本人倡導並身體力行的指揮風格，也深深地影響了他麾下的將帥們。

這，也是典型的中國特色！或曰：中國共產黨軍隊的特色。

據説，建國後來中國的蘇軍顧問們就特別不理解這種特色：

許多蘇聯顧問不知道中國軍隊的傳統和實際情況。在作戰問題上，尤其是後來的抗美援朝，他們幾乎每天都要來過問一下，我們把情況告訴他，他就要我們這樣做、那樣做。我們就不是這種作風，即使毛澤東同志那裏有什麼指示，有什麼命令，也不是死巴巴地，總是商量的口氣，絕不硬性地説，你們應該這樣那樣。可是蘇聯顧問不同。有些指示、命令我們從毛澤東同志那裏拿來以後，蘇聯顧問就説：“這象命令嗎？”感到很奇怪，不理解毛澤東同志的作風。毛澤東同志對下面的事情從來不規定得很死，作戰呀，部署呀，戰役戰術上的組織，等等都是如此。因為他要給下邊以機動，充分發揮大家的主觀能動性。這是毛澤東同志的一貫作風。他經常給我們講，要給幹部以機動，因為你上面清楚的事情，底下不一定清楚，下面的具體情況，上面也不一定全知道。所以一般底下來的東西，他都沒有多大的修改。[13]

而人民解放軍，就是在這樣的統帥，在這樣的指揮方式下，從勝利走向勝利的！

註釋

[1]《中央軍委關於中野主力出淮南的方案致陳毅、鄧小平等電（1948年10月25日）》，《淮海戰役綜述·文獻·大事記·圖表》（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會員）第78頁～第79頁，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12月第1版。

[2]《中央軍委預計第一、第二仗殲敵任務致粟裕、陳士榘、張震等電（1948年11月7日）》，《淮海戰役綜述·文獻·大事記·圖表》（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會員）第115頁～第116頁，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12月第1版。軍委發出這個電報之際，國民黨軍正從徐蚌線附近蒙城、宿縣向徐州轉移中，已集結於河南確山、駐馬店的國民黨軍華中集團第十二兵團黃維部也開始啓程東進，前往徐蚌戰場增援。而國民黨軍四綏區劉汝明部已集結於蚌埠，改編為第八兵團。

[3]國民黨軍方面在台灣出版的史籍關於“徐蚌會戰”的“作戰得失檢討”中稱：“該兵團千里急進，究竟目的何在，所為何來？縱能安全到達徐州，又將如何？凡此，在上級之構想中，均絲毫不見端倪。”《國民革命戰史·勘亂戰史·總檢討》第131頁，[台]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75年編譯。

[4]《劉伯承、陳毅、鄧小平關於殲擊黃維兵團之作戰方案致中央軍委等電（1948年11月14日）》，《淮海戰役綜述·文獻·大事記·圖表》（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會員）第137頁～第138頁，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12月第1版。

[5]轉引自《震撼世界的大決戰》第149～第150頁，解放軍出版社1990年4月第1版。另據國民黨軍史政局編撰的《國民革命戰史·勘亂戰史·總檢討》稱，黃百韜兵團於1948年11月10日到達碾莊後，接到徐州“剿總”電令：“以碾莊為核心，行內線作戰，待援軍到達，與匪決戰”；《國民革命戰史·勘亂戰史·總檢討》第132頁，[台]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75年編譯；《劉峙回憶錄》稱：“……黃兵團且戰且退，而陸續渡過運河，本擬於十日繼續西退，又奉國防部令固守碾莊待緩。”——《劉峙回憶錄》第165頁，[台]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民國七十一年一月出版。

[6]國民黨軍統帥部這時尚未發現中原野戰軍將發起徐蚌線作戰，得來的情報也是有誤的：華東野戰軍在徐西的部隊是三縱和兩廣縱隊，第八、第十縱隊都參加了隴海路作戰，並不在徐西。

[7]轉引自時任國民黨軍作戰廳廳長的郭汝瑰《淮海戰役期間國民黨軍統帥部的爭吵和決策》，《淮海戰役親歷記（原國民黨軍將領的回憶）》第57頁 ，文史資料出版社1983年6月第1版。《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1948年11月1日記錄為：“早課後研討徐州戰局，決令窯灣陳章六十三軍與黃百韜兵團在原地防守，並令邱清泉兵團向東轉進，先擊破運河西岸陳毅匪部之主力。遂手書致前方將領函十通，指示作戰方略，激勉鼓勵，反覆叮囑，一氣呵成……”，《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77冊（民國三十七年十月至十一月）第414頁，[台]國史館2016年9月出版。

[8]轉引自時任國民黨軍作戰廳廳長的郭汝瑰《淮海戰役期間國民黨軍統帥部的爭吵和決策》，《淮海戰役親歷記（原國民黨軍將領的回憶）》第57頁 ，文史資料出版社1983年6月第1版。

[9]11月14日、15日，根據軍委和粟裕建議，華東野戰軍三、廣兩縱轉用於徐東。

[10]《中央軍委關於成立總前委致劉伯承、陳毅、鄧小平等電（1948年11月16日）》，《淮海戰役綜述·文獻·大事記·圖表》（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會員）第148頁～第149頁，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12月第1版。

[11]《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㈣》第300頁，軍事科學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 

[12]《中央軍委完全同意先打黃維致劉伯承、陳毅、鄧小平等電（1948年11月24日）》，《淮海戰役綜述·文獻·大事記·圖表》（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會員）第185頁，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12月第1版。該電稱：“情況緊急時機，一切由劉陳鄧臨機處置，不要請示。”

[13]《聶榮臻回憶錄》第734～第735頁，解放軍出版社1986年3月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