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生產力：讀《中華文明的復興和經濟理論的創新》——與陳平先生商榷若干問題（上）_風聞

3月7日，我讀到了陳平先生所撰寫的文章《中華文明的復興和經濟理論的創新》，頗有感悟。但也產生了一些問題，姑在此寫下自己的一些愚見，還望先生寬恕學生之斗膽冒犯。

一、陳平先生認為：“第一，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的辯證相互作用。馬克思原來的設想是，生產關係的變革應當發生在生產力先進的地方。當時馬克思認為生產力水平較高的是英國，後來寄希望於德國。他沒有想到，革命先發生在半資本主義的俄國，然後是還處於小農經濟的中國。蘇聯和中國的改革經驗表明，科技革命引發的國際分工的發展是非均衡的。科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可以剝削髮展中國家來贖買發達國家的工人階級，阻止革命和改革的發生。所以，社會主義革命首先爆發在國家資本主義的邊緣區，而非核心區。列寧預測社會主義革命可以在一國首先勝利，毛澤東提出農村包圍城市，突破了馬克思的預言。蘇聯和中國的經驗證明，革命和建設都需要發揮政黨、領袖和幹部的領導作用。生產資料的公有制不能自動保證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和政治的穩定。毛澤東認識到，社會主義也有發生和平演變的可能性。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有複雜而非單向的因果關係。”

我認為在這裏，陳平先生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生產力決定論以及後面的社會革命存在一定的誤解。所以我們需要稍微梳理一下馬克思主義所説的“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

馬克思本人從沒有説過“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他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説：一個民族的生產力發展的水平，最明顯地表現在該民族分工的發展程度上。任何新的生產力都會引起分工的進一步發展，因為它不僅僅是現有生產力的量的增加（例如開墾新的土地）。馬克思還認為，“分工發展的各個不同階段，同時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種不同形式。這就是説，分工的每一個階段還根據個人與勞動的材料、工具和產品的關係決定他們相互之間的關係。”生產關係本質是人與人的關係，所以這裏面的“他們相互之間的關係”，也就是生產關係。這樣的話，通過分工這個紐帶，推導出了著名的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這個論斷。

但是這種決定論不是機械的、簡單的決定論。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中指出：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係，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係。同時我們也很清楚的是，生產關係具有相對獨立性，可以比生產力落後或者超前，然而這樣會制約生產力的發展。何新在《反主流經濟學上卷》當中指出：在歷史中違背客觀規律極限的後果就是政策失敗社會動盪以至動亂，直到政權滅亡（何新，前政協委員，層為高層文膽，其觀點多次送往最高領導層）。所以雖然在現實中，往往是生產關係或滯後或超前於生產力，但是最終生產關係也會調節到，這種生產力下所決定的生產關係。

那麼馬克思是怎麼看待社會主義革命呢？

《政治經濟學批判》中説：我們判斷一個人不能以他對自己的看法為根據，同樣，我們判斷這樣一個變革時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識為根據，相反，這個意識必須從物質生活的矛盾中，從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的現存衝突中去解釋。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們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在它存在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裏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

《政治經濟學批判》並不出名，所以這一段話很多時候都會被忽略。類似的，馬克思在《道德化的批評和批評化的道德》中也指出：“當使資產階級生產方式必然消滅、從而也使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必然顛覆的物質條件尚未在歷史進程中、尚未在歷史的‘運動’中形成以前，即使無產階級推翻了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它的勝利也只能是暫時的，只能是資產階級革命本身的輔助因素。”“人們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首先必須創造新社會的物質條件，任何強大的思想或意志力量都不能使他們擺脱這個命運。”

説白了，就是嘴上説什麼不算數，看實際的生產力水平，什麼生產力水平只能支撐什麼樣的社會制度。而即便是超越了，也最終會迴歸，也只是“暫時的”。

按照馬克思的想法，似乎對於這種無產階級並不是很支持（起義之前，起義之後馬克思就全力支持了），以至於馬克思竟然説出了“我們獻身的黨，幸運的恰恰是還不能取得政權”這種驚人的話，並緊接着強調：“無產階級即使取得政權，它推行的不會直接是無產階級的措施，而是小資產階級的措施。我們的黨只有在條件允許實現它的觀點時，才能取得政權。”（《1850年9月15日的中央委員會會議》）

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中，馬克思指出：“在這種普遍繁榮的情況下，即在資產階級社會的生產力正以在整個資產階級關係範圍內所能達到的速度蓬勃發展的時候，也就談不到什麼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現代生產力和資產階級生產方式這兩個要素互相矛盾的時候，這種革命才有可能。”

後來這些思想進一步發展，就有了前文《政治經濟學批判》中那兩個論斷：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們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在它存在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裏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

恩格斯在《論俄國的社會問題》中也説：“只有在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發展到甚至對我們現代條件來説也是很高的程度，才有可能把生產提高到這樣的水平，以致使得階級差別的消除成為真正的進步，使得這種消除可以持續下去，並且不致在社會的生產方式中引起停滯甚至倒退。”基本上和馬克思一樣。

那麼馬克思難不成反對革命，坐等生產力？也不是，不然的話馬克思還費什麼勁寫《資本論》？這個矛盾的點在於，馬克思作為革命家有着革命情懷，但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心中所想的社會主義是很高級的、很發達的，而這種發達的生產力，今天都沒到，當時更不可能有。所以馬克思才非常的糾結，一方面革命家情懷希望矛盾尖鋭爆發實現社會主義，另一方面現實和理智又告訴馬恩，他們的想法不可能實現。在這種矛盾之中，恩格斯干脆在1895年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導言中明言：歷史表明我們也曾經錯了，我們當時所持的觀點只是一個幻想。並且在這篇文章中，恩格斯列舉巴黎公社、德國社會民主黨等經驗教訓，之處無產階級要利用新的條件（比如普選權）去進行新的鬥爭、多元的鬥爭，而不是隻把革命作為鬥爭的唯一方式。

這一點為很多人所忽略，所以很多人總是感覺列寧是不是違背了馬克思恩格斯呢？當然沒有。鬥爭方式本來就是多元的，是要靈活的，是要以時間地點為轉移的。在當時，西歐的一些無產階級至少表面上擁有了普選權，那麼用好普選權當然要比革命起義更能爭取到利益以及更多人的支持，畢竟革命起義是要打仗的，不是所有人都想打仗；但是無產階級用好普選權，則對於大多數人來説都是好事，更有利於團結大多數。同時資產階級要是受不了自己廢了普選權，那麼又會導致更加激烈的矛盾——無產階級怎麼都不算虧，革命起義當然可以緩緩，一方面堅持鬥爭，一方面等待時機。

那麼馬克思為什麼要這樣看待社會主義革命呢，或者説，為什麼馬克思認為只有當時生產力發達的英法等國，才能最先革命成功呢？

一是屢次革命起義失敗背景下的慘痛教訓，要求馬克思冷靜下來思考癥結所在。二是馬克思雖然是個革命家，也具有革命情懷，但是説到底馬克思是理性的，所以當理想和現實衝突的時候，馬克思會坐下來思考問題，給出答案。還有一點是很多人忽略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構想的一套社會主義體系，是建立在高度發達的物質文化基礎之上的。張光明指出：關鍵在於，馬克思恩格斯所闡發的社會主義，對我們今人所熟悉的“現實社會主義”來説，不折不扣是一種“高標準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核心是社會所有制（後人常稱之為公有制），但這一社會所有制是以工人階級大眾自己集體掌握和管理生產資料為本質的……這種社會主義……只能是在工人階級的數量和質量都獲得充分發展的水平上產生出來，而這樣的發展顯然又只能建立在資本主義經濟關係的高度發展之上（張光明《略論“倒過來的”革命——關於列寧的論我國革命》）。

同時馬恩在早期尚且有一定的浪漫主義思想，但是革命起義失敗的教訓讓他們清醒，並且更加強調生產力的決定作用。特別不能忽略的是，馬恩在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構想時，時間是比較早的，甚至一些構想在《共產黨宣言》之前（如《共產主義信條》），所以這種浪漫主義的色彩往往會不自覺的在文章和構想當中流露出來。

所以我們站在這個角度去思考的話，就會發現馬克思説的沒錯：高度發達的社會主義的確只能建立在擁有高度發達的生產力的國家之上。

但是俄國十月革命卻不同。

為了解釋為什麼十月革命後要建立蘇維埃政權，列寧為此專門口述了一篇文章：《論我國革命》。當時的列寧已然重病，要求進行更加系統嚴謹的闡述顯然不可能，但即便如此，《論我國革命》依然是一篇解釋俄國無產階級革命（其實包括中國在內的第三世界國家無產階級革命）的重要之作。

在《論我國革命》中，列寧總結馬克思對於革命的若干指示和思考，例如革命時刻要具有極大的靈活性。同時自己也提出了幾個原理級別的觀點，第一是一戰的背景下，革命會顯示出新的特徵；第二是“世界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不僅絲毫不排斥個別發展階段在發展的形式或順序上表現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為前提的。”

之後，列寧結合當時的社會現實，進行了更為深刻和具體的分析：

第一，當時的社會環境要求進行無產階級革命，否則人民將處在“毫無出路的處境”。

第二，當時的內部環境已經產生了建立無產階級政權的條件。無產階級政黨不能平白無故的放棄這樣的機會。

第三，完全可以先實現無產階級政權，再無產階級政黨的了領導下，發展生產力，趕上並超過西方國家，實現足以支撐無產階級政權的生產力。

而我們再考察當時的社會條件時，無論中蘇，都會發現有這樣的特徵：國內外矛盾尖鋭；國內資產階級政黨失去人民信任（俄國資產階級政黨、中國國民黨），無產階級政黨廣受人民擁護愛戴（布爾什維克、共產黨）；資產階級政黨對外投降對內壓迫人民，具有十分明顯的革命不徹底性，而無產階級政黨革命性極強、具有鮮明的徹底性；國內的資產階級政黨無力治理好國家，無產階級政黨則建樹頗多。

但是這種情況卻不一定適用於其他國家，所以我們仔細思考的話，我認為如同列寧所説的一樣，中俄的發展旅程是“個別發展階段在發展的形式或順序上表現出特殊性”，也就説，中俄可能就是個特例（東歐國家所謂的社會主義，幾乎是送過去的社會主義）。

（注：我相信很多人一定會説，馬克思説的社會發展歷程是總結歐洲的，不適合用於中國。關於這個問題，首先是經典的五段論並不是馬克思所説，而是斯大林。其次，關於馬克思所認為的社會發展歷程，何新在80年代已然寫出論文做了詳盡的解釋和分析：《論馬克思的歷史觀點與社會發展的五階段公式》。）

雖然是特例，我還是想再多問一句，之後建立起來的國家真的算社會主義嗎？

如果以馬克思腦海中的高度發達的社會主義來衡量，怎麼着也不能算。但是後來的社會主義實踐則發展出了兩斷論：社會主義存在初級和高級兩個階段，現在的中國是初級階段，而且會長期處於初階段，所以算，算初級階段。

（多問一句，誰能告訴我社會主義初階段和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到底有什麼本質不同？）

在這一點上，列寧看得更清楚。在1921年的時候，列寧在莫斯科省第七次黨代表會議上做了關於新經濟政策的報告。我認為這篇報告是理解列寧新經濟政策的最重要的文章之一。這篇報告中，列寧甚至説：“我們還退得不夠，必須再退，再後退，從國家資本主義轉到由國家調節買賣和貨幣流通。”這是個什麼概念？1918年之後到1921年新經濟政策之前，當時的主流思想基本上是認為可以在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下，直接實現社會主義乃至共產主。而到了1920年，布哈林寫成《過渡時期經濟學》（這本書的很多思想都被後來的斯大林所繼承，雖然布哈林被打成了叛徒），反對列寧所主張的國家資本主義。僅僅是國家資本主義都已經如此，這個時候的列寧所提出的“從國家資本主義轉到由國家調節買賣和貨幣流通”這樣大的一個後退，該有多麼困難和多麼震撼，可想而知。

在1920年及以前的時候，列寧就已經構想要後退，先退到國家調節買賣和貨幣流通，穩定形勢、發展經濟，之後再推行國家資本主義，並且認為，“國家資本主義在經濟上大大高於我國現時的經濟（即名義上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制度）”（《論糧食税》）。而在前文提到的報告中，列寧認為：“現在我們處於必須再後退一些的境地，不僅要退到國家資本主義上去，而且要退到由國家調節商業和貨幣流通。這條道路比我們預料的要長，但是隻有經過這條道路我們才能恢復經濟生活。必須恢復正常的經濟關係體系，恢復小農經濟，用我們自己的力量來恢復和振興大工業。不這樣我們就不能擺脱危機。別的出路是沒有的。”

列寧到底想説什麼呢？是要否則無產階級的道路？不可能，列寧依舊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政權，在《論糧食税》中，列寧指出：“流轉就是貿易自由，就是資本主義……在這一限度內，流轉對我們是有利的。至於限度的大小，這要由實踐和經驗來確定。只要無產階級牢牢掌握着政權，牢牢掌握着運輸業和大工業，無產階級政權在這方面就沒有什麼可以害怕的。”可見列寧絕非否定無產階級道路。並且這種退後只是經濟上的退後，政治上是不做退後的。

那麼列寧到底是什麼想法呢？很簡單，從事實出發，認識到了蘇俄的生產力，遠遠不能支持之前所構想的所謂“共產主義”，必須要後退，退到適合這個生產力的生產關係上，就是列寧一直強調的國家資本主義，如果國家資本主義還是超的多，那就在後退，退到“國家調節買賣和貨幣流通”。

所以何新指出，像“中俄那種不發達的社會主義只是名義上的社會主義（《反主流經濟學上卷》，p270）。”又指出“被斯大林表述為‘一國社會主義’的斯大林體制，正是在半農奴半資本主義萌芽的俄羅斯原有經濟基礎上，進行以重工業為先導的資本主義革命的原始積累階段，這才是這一變革的真正歷史內容。”何新進一步認為，中俄的轉變“並不是轉變，而恰恰是脱除了政治革命所附着的意識形態和自我意識的某些社會主義外殼，顯露出了由國家資本主義向市場資本主義轉變的真實形態，這種轉變是一種歷史的必然。”（《反主流經濟學上卷》，p272）

好吧，繞了一圈，最後還是回到了馬克思的原理：“當使資產階級生產方式必然消滅、從而也使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必然顛覆的物質條件尚未在歷史進程中、尚未在歷史的‘運動’中形成以前，即使無產階級推翻了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它的勝利也只能是暫時的，只能是資產階級革命本身的輔助因素。”同樣的，我們不能忘記馬克思的另一段話：“在考察這些變革時，必須時刻把下面兩者區別開來：一種是生產的經濟條件方面所發生的物質的、可以用自然科學的精確性指明的變革，一種是人們藉以意識到這個衝突併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哲學的，簡言之，意識形態的形式。我們判斷一個人不能以他對自己的看法為根據，同樣，我們判斷這樣一個變革時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識為根據，相反，這個意識必須從物質生活的矛盾中，從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的現存衝突中去解釋。”

再多説一點，張光明在《略論“倒過來的”革命——關於列寧的論我國革命》中討論了蘇俄和蘇聯的官僚主義問題之後指出：“生產力對社會關係的決定作用並不像當代的許多論者所想象的那樣無足輕重。”並引用馬克思的名言：“一個社會即使探索到了本身運動的自然規律，它還是既不能跳過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發展階段。”

何新在《反主流經濟學上卷：新國家主義經濟學》中也一再強調：“在歷史中違背客觀規律極限的後果就是政策失敗社會動盪以至動亂，直到政權滅亡。”

由此可見，生產力和生產關係雖然不是簡單的因果關係，但也不是“複雜而非單向的因果關係”，應該是“複雜且單向的因果關係”（即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生產關係具有相對獨立性且反作用於生產力）。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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