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澀的蔗糖，中國糖業的興衰也是沉重近代史的一處縮影_風聞

人類最早的甜味記憶來自母乳中的乳糖，其次就是各種果實根莖中所含的葡萄糖。人類早年並沒有提煉出單純糖類物質的技術，當時人類可以從自然界中獲得的最甜美的東西就是蜂蜜。

中國是最早開始人工製糖的國家，我們的先民在釀酒的過程中，發明了飴糖的製作工藝，具體時間在西周時期。《詩經·大雅》篇中就用“周原膴（wǔ）膴，堇荼如飴”來形容周人佔據的渭河平原土地肥沃、出產豐富，顯然當時的周人是會製作飴糖的。到了春秋戰國時代，《禮記》、《楚辭》、《山海經》等著作中都出現了“飴糖”的字樣。在當時，飴糖是孝敬長者的禮物。至漢代，中國的飴糖製作工藝已非常成熟，漢文帝曾將飴糖製作技術傳授給匈奴。大規模生產飴糖的人家也是當時著名的富豪人家。

公元前5世紀，印度人發明了製作蔗糖的工藝。在印度3世紀末的佛經《本生經》中，就出現了“蔗汁”“糖汁”“糖粒” 的字樣。一個多世紀後的亞歷山大東征時，蔗糖開始為西方人熟知，他們稱之為“不是用蜂蜜製造的固體糖蜜”。

1549年葡萄牙人正式在巴西建立殖民地，修築了海岸防禦體系和大量的蔗糖種植園。巴西的蔗糖產量在17世紀初達到每年兩萬噸，佔據了歐洲蔗糖市場的百分之八十。16世紀末17世紀初，喪失了香料壟斷地位的葡萄牙人卻成了蔗糖貿易的大贏家，蔗糖貿易收入竟佔葡萄牙政府收入的四成。葡萄牙人的成功讓西班牙人和荷蘭人也爭先恐後地加入到蔗糖貿易中來。同時擴張東亞蔗糖貿易的還有中國海商集團，16世紀時，廣東、福建的移民已經在菲律賓的呂宋島推廣了甘蔗生產。用中國的蔗糖換回呂宋島的金銀是中國海商的傳統生意。

1571年西班牙人佔領呂宋島，用西班牙國王“菲利普”的名字將呂宋島和周邊島嶼命名為“菲律賓”。西班牙人和中國海商集團關於蔗糖生意的紛爭正式展開。西班牙商團並非良商，他們奉行的原則就是用武力徹底獨佔市場，中國海商的商業利益得到了毀滅性的打擊。當然，那時的中國海商也不是善男信女，在有利可圖時，中國的海商也當過海盜。

而到17世紀後期， 駐紮在菲律賓的西班牙殖民軍隊達到三千多人的規模，為了更好地獨佔菲律賓的各種資源，西班牙殖民當局分別在1603年、1639年、1662年、1762年對菲律賓的華人、華僑進行了四場大屠殺，華人、華僑在菲律賓的蔗糖生意也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

中國商團還將蔗糖生意拓展到了荷蘭東印度公司佔據的巴達維亞（印度尼西亞城市）。順治五年（公元1648年），華僑潘明巖在巴達維亞設立糖廠，開創了印尼製糖業的先河，到1710年，華人糖廠高達125家。當時印尼記錄在案的糖廠有130家，除一家為官辦外，荷蘭人的糖廠只有4家。華人制糖廠的產品不但出口東南亞各國及歐洲，甚至還打入了蔗糖故鄉印度市場。印度甚至承認白砂糖是中國的特產，這在他們的名詞中有所反映。隨着華人數目的不斷增加及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荷蘭人開始擔心他們會反客為主。於是，在1740年， 荷蘭人將屠刀對準了華人，遇害華人達數萬人之多，這就是東南亞歷史上著名的“紅河慘案”。

荷蘭人修建的熱蘭遮城

荷蘭人和蔗糖的緣分最早來自於台灣。1624年，荷蘭人在台灣南部登陸，那時台灣主要出口鹿皮和蔗糖。荷蘭人在台灣的蔗糖貿易中獲利豐厚。到1650年，荷蘭人出口蔗糖達到4000噸，獲利30萬荷蘭盾。蔗糖貿易的豐厚利潤也吸引了抗清領袖鄭成功。鄭成功在廈門島被清軍短暫攻佔後，損失了白銀兩百多萬兩，清朝還下達了禁海令。鄭氏集團本身地盤狹小又不能和往常一樣得到內陸的生絲進行海外貿易，陷入困頓中。1662年，鄭成功率領兩萬多名士兵收復台灣。野戰中，台灣的荷蘭武裝力量不敵鄭成功的大軍，但憑藉稜堡的作用，荷蘭人還是堅持了數月。圍城期間，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海軍試圖救援，也遭到了失敗，最後不得不投降。佔領台灣後，鄭成功一方面組織軍民屯田生產，一方面大力扶持蔗糖生產，壟斷蔗糖貿易。

康熙收復台灣後，也看中了蔗糖貿易的巨大利潤。從康熙時代起，清政府便組織商船去日本買銅鑄錢，這筆鉅額利潤成了清朝政府解決鉅額軍費開支的竅門之一。在瞭解鄭克爽所述的對日交易的情況之後，康熙於1685年（也就是收復台灣兩年後） 下令福建省籌備蔗糖準備狠宰日本人一筆。這年七月，13艘清朝政府官船赴日交易，這筆蔗糖換銅的生意其利潤令所有人喜出望外：當時的人們只需到達日本就可獲取5倍暴利，返回中國將銅賣掉便又可以換取一倍的利潤，一個來回竟有十倍以上的暴利。對此，清朝政府的官方船隻態度積極，民間得到內務府允許的船隻也十分踴躍。僅1685年一年，清朝就有73艘官民船隻赴日進行貿易，是鄭氏集團貿易量的一倍以上。從1685年到1708年，共有1694艘中國商船進行此類貿易，平均每年70艘。

根據日本人的估算，從康熙元年（1661年） 到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日本因與中國的蔗糖貿易流失了一億多斤銅，長此以往日本的金銀銅貴金屬會在幾十年內流失殆盡，陷入無鑄幣材料可用的可悲境地。康熙四十七年，德川幕府終於承受不住每年流失大量銅錢的財政壓力，命財務官員仔細核定，並正式向康熙皇帝提出貿易限制的要求，限定每艘中國商船所攜帶的貨物不能超過6000貫，荷蘭人商船不能超過3000貫。康熙皇帝只得同意，此後每年的交易船隻降到三十餘艘，每年中國船隻帶走的日本銅數量也降到了60萬斤。儘管如此，這種交易仍是當時最賺錢的買賣。蔗糖換銅的“銅商”被公認為當時的“財神爺”，各路權貴和豪商費盡心思都想擠進去分一杯羹，康熙也常把貿易資格當成是賞賜親信、部下的一種手段。蘇州織造李煦在1700年就曾向內務府借款，準備赴日貿易，康熙不但放行，還在兩人的密摺中暗示李煦可以拉上自己的親戚江寧織造曹寅一同照此辦理。

在幕府時代的蔗糖交易中，日本無疑是“吃虧”的一方，但他們的損失在明治時代找了回來。明治時代，日本的大權掌握在長州和薩摩藩出身的官員手中，薩摩藩出身的官員對於蔗糖貿易的暴利可是念念不忘。他們的祖先在德川幕府時代就有吞併台灣的念頭，1870年日本就迫不及待地派出軍隊侵襲台灣。甲午戰爭後，日本正式吞併台灣，“東方甜島”正式落入日本人之手。日本人在台灣大搞開發，實行專賣政策，想將台灣建設成自己的原料基地，蔗糖產業自然是這其中的重中之重。1909年到1910年，台灣蔗糖產量為204241噸，日本人搜刮走了197580噸。這些蔗糖又被日本糖廠當作原材料再度加工，賣到中國大陸賺取更大的暴利。1912年，中國進口洋糖27萬噸，價值銀元3725萬。到了1929年，進口洋糖高達89萬噸，價值銀元1.5787億。這個數字超過了中國所有民族工業的產值，是榮氏兄弟產業的近5倍，可以供中國的軍閥進行長時間的戰爭。中國糖業的興衰是中國近代的一處縮影，我們祖先對甜味的追求曾一度讓中國在製糖工藝和蔗糖貿易方面遙遙領先，而在任人宰割的近代中國，人們卻要為品嚐甜味付出沉重的代價。

本文摘自《舌尖上的戰爭：食物、戰爭、歷史的奇妙聯繫》。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