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大同思想網”_風聞

昨天陳平老師觀網賬號轉發了“大同思想網”發佈的《西方偽史論轟動京城：法、英、德語都源於歐洲方言和漢語雅言的結合》的文章。在評論裏有很多觀網用户在叫“讓我好好讀讀這篇文章”，作為在觀網裏一直科普國外考古與歷史研究的人，我不但看過這種文章，還一直反對這種民科專家。

經歷過極左動亂的人對這些人的觀點行為一定會很警惕，不是什麼其他原因，他們操弄民粹主義和極端思想的套路就是當年原教主義餘毒。

大同思想網是怎麼來的？按照他們網站的一篇文章“大同思想網四週年：開啓一個腦洞大開的時代”自述：

“四年前，左派烏有之鄉在一個特殊的敏感時期轟然倒塌，有朋友建議我，何不辦一個思想網取而代之。我的理解是，一個極左的時代已經漸行漸遠，一箇中道理性的時代畢竟在到來之中。我們應該辦一個弘揚中華之道、中道文化的中派網站。當然，這必然也和極端的自由主義、西化派是不一樣的。事實上，這是頗有前瞻性的，中道凸出，左右退場，這是一個彰顯中華大道的好時機。”

那麼事實真是這樣嗎？現在大同思想網已經無法訪問，根據微信公眾號“大同思想”來看：

最早的文章是2016年2月開始發佈，他們是怎麼“彰顯中華大道”的呢？他們竟然打起了“文明起源”的主意，這或許也是一個無論何人似乎都能任意意淫的領域。

2015年9月，杜鋼建發表觀點“西王母故鄉在大湘西，湖南是世界文明的重要起源地”，2016年中南大學遺傳學實驗室的黃石教黃石教授團隊研究觀點：【分子歷史連載4】現代人類東亞起源説的分子解讀。大同思想網的枕戈看到文章後，如獲至寶，很快就“綁架”了黃石，聲稱“現代人類和文明起源於湖南”。至此，“湖南中心論”正式出爐。之後復旦大學的李輝聲稱6800年前的湖南高廟文化是伏羲文化，他測試了古代帝王基因，“現在基本傾向於伏羲是O3-F11。”,很快大同思想聲稱復旦李輝測試了城頭山首領遺骨，證實是伏羲。隨後彭拜新聞記者採訪李輝，李輝竟然矢口否認，伏羲測試成了“烏龍事件”。

在所有質疑西方文明真實性的學者中，何新是最有影響的一個。他在2013年和2015年將博客文章結集，分別出版了《希臘偽史考》和《希臘偽史續考》。

此外，“生民無疆”《包裝出來的西方文明》（2012年）、董並生《虛構的古希臘文明： 歐洲“古典歷史”辨偽》（2015年），以及諸玄識《虛構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複製中國”考論》（2017年）等也相繼問世，幾乎成為一個“學派”。

這次3月5日在北京外國語大學東西方關係中心暨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班舉辦的講座就是諸玄識將他2017年的著作拿出來宣讀一遍。他的絕大部分觀點已經不能用脱離常識來形容了。比如：

“近代以前的西方應該是世界上最貧窮、最落後的地區之一。説是“中世紀封建社會”，但實際上是原始部落社會，千百年零發展；舉例來説，17世紀以前的歐洲人——從上到下的所有人——從來不洗澡。這是由其地理環境決定的。歐洲是高緯度，陽光稀少，地表貧瘠（在近代以前，不適合發展農業），加上“非時雨”（降雨與植物生長期相反），其土地所能提供的生活資料是中國的五分之一至十分之一；人很難生存下來，衝突壓倒一切（人與人、人與自然的衝突），如果不是宗教禁錮，難以形成定居人羣。另一方面，也禁錮了人的潛能、人的有為；所以，近代以前的西方是原始停滯。”

17世紀以前歐洲人從來不洗澡，那羅馬公共浴室遺蹟是怎麼回事？記載羅馬人洗澡的書籍怎麼辦？用一句全部是造假萬能解決就好？中世紀歐洲人確實不去公共浴室洗澡，為什麼呢，首先是性病傳播，公共浴室是傳染源。其次是風俗敗壞，赤裸的男人泡澡時總耐不住寂寞，不是找妓女就是斷背。這與基督教提倡的禁慾相違。之後黑死病流行，歐洲人相信不洗澡可以避免染病。而且歐洲人不洗澡的習慣，產生了對香料的畸形需求，客觀上促進了大航海。

還有關於西亞歷史研究的謬論：

斯卡利傑參照中華文明的時間序列，創立西方歷史的編年體系，其總綱是“聖經編年”，由它衍生子系統，即泛西方的“古典文明”（希臘、羅馬）和“古老文明”（埃及、巴比倫）。幼發拉底河、底格里斯河，當時只講巴比倫，後來冒出來很多，像赫梯、亞述和蘇美爾。蘇美爾是在20世紀初橫空出世，成為“第一文明”，應該被質疑。

普通人可能不知道西亞的歷史會被他的説法欺騙，但是我告訴你們，離大家最近的西亞文明成果是有小孩的家長每天都能用到的《伊索寓言》，還有蘇美爾也不是橫空出世，古希臘兩河流域以巴格達為界分為兩個部分，以北稱美索不達米亞，以南稱巴比倫尼亞，古羅馬時期起用美索不達米亞稱整個兩河流域。公元前大約4000年定居在巴比倫尼亞的蘇美爾人又把巴比倫尼亞分為南北兩部，阿卡德人將北部稱為阿卡都，南部稱為美蘇魯。換句話説，對巴比倫的考古挖掘還原了美蘇爾人的歷史。

最讓人覺得可笑的是下面説的，把歐洲文藝復興和啓蒙運動歸功於儒家思想從“語言發展史看西方啓蒙運動的思想源頭，是中國漢字的表意文字啓發了中古時代的學者，先後編詞典規範和創造了法，英，德語，並模仿中國的編年史從頭編造西方史，學習中國的官僚體制建立現代國家。”

在整個啓蒙運動的過程中，從17世紀中到18世紀末這一百多年裏，都是中國文化引導的。也可以説是，西方人在精神上的“中國化”（後來背叛初衷和掩蓋真相，是另一回事）。儒家被稱為“自然神”取代基督教的神，孔子被奉為“啓蒙運動的守護神”。

啓蒙運動的代表人物之一和先驅讓-雅克·盧梭（1712—1778年，康熙五十五十一年至乾隆四十三年），1712年6月28日出生於日內瓦，他的父親伊薩克·盧梭與古典物理學的祖宗牛頓同名，是日內瓦的一位鐘錶匠師傅。

1719年冬天讓-雅克七歲時，把母親留下的小説都看完了，接着就讀他外祖父薩穆爾·貝爾納教士留下的書。這一次，他開始讀另外一類書籍：他讀莫里哀的作品和奧維德的《變形記》，父子兩人開始讀納尼的《威尼斯史》、博絮埃的《世界史講義》、豐特耐爾的《關於宇宙多元性的談話》和《死人的對話》；還瀏覽了塔西陀和格勞秀斯的著作。甚至勒絮爾的六大卷《教會和帝國史》他們也不厭其煩地讀。盧梭説他“幾乎能把這部書背下來了”。在搖曳的燭光下，伊薩克修鐘錶，而讓-雅克則朗朗讀書。

實際上，歐洲文藝復興的主體並不是所謂“人文主義者”，因為它的主體，就是盧梭老爹那樣的工匠階級。人文學者們重視的是古代經典、語言文字和文學形式，而並不是盧梭的老爹在修表過程中研究的《關於宇宙多元性的談話》這類著作，人文學者們既不會修鐘錶，當然也從不關心一切能夠減輕勞動負擔的技術性問題。

歐洲的文字絕沒有漢字那般的繁難，即文字沒有成為阻礙知識向下層傳播的樊籬，何況那些被當時的“人文學者”鄙視的“不着調的知識”也並不是用拉丁文寫的。而通過讀塔西陀和莫里哀，通過讀牛頓和宇宙多元性的學説，這些高級工匠和飽學的天文學家、醫生、人文學者有過接觸。從這些學者朋友那裏他們知道了阿基米德、歐幾里得和維特魯維奧，貢獻了多數的技術發明創造。

16世紀，由路德編譯的《新約》出版，《新約》採用的語言是德文而非拉丁文，這是宗教改革運動走向高潮的標誌。宗教改革運動將歐洲的基督教一分為二，即劃分為天主教和新教。盧梭出生的時代（即1712年）的日內瓦，只有1.8萬人，這些人的共同特點有三個：其一，他們都是新教徒，即不同於天主教徒的基督教徒；其二，他們都是因西班牙天主教帝國的宗教迫害，因為與天主教會發生衝突，被趕到北歐的流亡者，即都是移民；其三，他們大部分是工匠勞動者，他們的組織形式與教會不同，是行會。處於羣山環抱之中的日內瓦，作為一個與歐洲各大君主國沒有聯繫的、孤立的“移民共同體”，很自然地採用了一種獨特的管理方式，這種方式是：以工匠為主體的“公民”們每年聚會一次，選舉他們的管理者和官員。因此，日內瓦號稱自己是一個“流亡者共和國”，是一個“民主國家”。這表明，“民主”並非從天而降，它往往是與移民社會、工匠勞動者社會相聯繫的，更為嚴格地説，更是與歐洲歷史的獨特遺產——嚴酷的宗教迫害聯繫在一起的；中國文明在發展過程中缺乏歐洲那樣殘酷的宗教、種族迫害經歷，也缺乏“行會”這種工匠勞動者組織的發展，所以，我們也便難以理解與之相伴隨的宗教反抗、階級鬥爭、行會聚集乃至大規模的移民—工匠社會的形成。

按照現有研究，中國文化中的某些內容對西方啓蒙運動確有影響，但這種影響不是決定性的，更不能成為西方文明來自中國的證據。歐洲的文藝復興和啓蒙運動，是根植於歐洲大歷史環境，不是依靠幾位學者，幾本著作就能完成的。

北京大學教授高峯楓《“學術義和團”的勝利 》中對何新的《希臘偽史考》評判到：

按常理，有一分證據説一分話。如此大膽的假設，再小心的論證也不為過。很多擅長經營宏大敍事者，在拋出高見之時，多少也要忸怩作態，拼湊些材料，完成學界幾套規定動作，好交差了事。但《希臘偽史考》的作者卻十分的特立獨行，他連面子工程都不做（其實也是無力做），只負責把聳人聽聞的觀點，怒吼給我們聽。比如，作者説彼得拉克、薄伽丘等人“杜撰或再創作了荷馬史詩”（第23頁），而且背後的黑手是共濟會。但是證據何在？杜撰就是生編硬造，彼得拉克可有這樣大的本事？1354年，拜占庭帝國派駐天主教教廷的特使，將一部希臘文的《伊利亞特》贈給彼得拉克。得到渴慕已久的荷馬史詩，本是天大的好事，可是詩人在欣喜之餘，卻又感覺無比沮喪——因為他不通希臘文。在當年的書信中，彼得拉克説，自己雖然熱切盼望能聽到荷馬的原聲，但可惜手中的荷馬“喑啞不能言”（mutus）。寶藏近在咫尺，但是卻沒有解鎖的鑰匙，這一幕已然定格在古典學術史上。一個讀不懂希臘文、手捧荷馬史詩而望洋興嘆的人，如何能“杜撰”出兩萬多行的希臘文詩句？

作者和荷馬史詩最過不去，車軲轆話説了一大摞，反覆説這兩部口傳史詩不是信史，還搬來十九世紀德國和英國史學家以為佐證。可問題是，誰説過《伊利亞特》和《奧德賽》是“信史”呢？誰會相信《伊利亞特》卷十四中，宙斯和赫拉真的在山頂上豪放地男歡女愛？誰又相信《奧德賽》卷十一中，奧德修斯真的沉入地下，作冥府一日遊？不要説十八世紀之後，就是未受啓蒙洗禮的古人，都你追我趕、忙不迭地質疑這些神話。前蘇格拉底派的哲人和後來的柏拉圖，雖都對荷馬作道德鞭撻，但共同的前提是，均不以這些故事為實錄。早期基督教就更不用提了，希臘教父對荷馬的詛咒和詈罵還言猶在耳（試讀一下Tatian）。作者先把無人相信的理論扣在所有人身上，説西方人和中國人都把夸誕的史詩當作了上古史，然後再義正詞嚴地予以駁斥，這樣的勝利也未免太過輕巧了吧。

當時所知最長的荷馬史詩寫本（大英博物館編號為126，Pack編號為634），是由英國人A. C. Harris於1854年在埃及發現的。這個寫本的形制不是卷子（roll），而是冊子（codex），共九頁，每頁對摺，左上角裝訂的穿孔仍在。書手謄抄的是《伊利亞特》，始於第二卷101行，終於第四卷第40行。雖然卷二中，希臘和特洛伊英雄登台亮相的部分（Catalogue）省略了三百行，但只看抄在紙草頁面上的，也有多半部第二卷和整部第三卷，加起來超過一千行。肯尼恩將這個寫本的年代定在公元四五世紀之間（詳第81-92頁），但後來也有學者定在更早的三世紀。肯尼恩討論的最後一部寫本（大英博物館編號128， Pack《編目》中編號為 998）是《伊利亞特》最後兩卷，共保留了第二十三卷中的五百六十多行，以及第二十四卷中五百二十餘行。就是説，這個寫本為我們提供了古代晚期在民間傳抄的一千多行的荷馬史詩。

2017年10月，在《虛構的西方文明史》一書的長沙研討會上，諸玄識、杜鋼建、董並生一起出席。杜鋼建在會上發言：

“大學本科的時候我學的是外語，在人民大學教的是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這個專業。那時候我也迷信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柏拉圖、蘇格拉底，包括希羅多德、修昔底德和羅馬塔西佗的書，我們不僅自己讀，自己學，學了還教學生。而經過諸老師和董老師的揭示，突然發現自己被矇騙了。我晚年突然猛醒，對早年崇拜的這些歷史人物和他們的著作開始反省和重新審視。”

那麼杜鋼建又提出什麼新理論呢？杜鋼建被人吹為“大陸新儒家代表人物”，著有《日耳曼長人源於上古湖湘地區》、《埃及佛教源於上古湘西文化》、《上古的民主法治中心在湖南》、《炎帝時期〈神農政典〉已體現民主法治意識》。還有若干發言片段：“湖南人是韓國人和日本人的祖先之一，秦朝時期在嶽麓山修煉的韓終是朝鮮半島的先祖。”此外，杜鋼建教授根據史料記載，認為在哥倫布之前是常居湖南講學的僧人出海最早發現美洲。

杜鋼建還公開宣稱“我是一個有神的大陸新儒家”，認為大陸新儒家要破除無神論，倡導有神論。

看清楚了嗎，大同思想宣揚的破除西方中心論，恢復中國文明本來面目，只是用來宣傳改頭換面的，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新儒家”，他們根本不關心事實和科學，操作民粹，獲取支持，尤其是盲目地，無條件的狂信徒支持才是目的。

2018年4月，大同思想網又在長沙舉辦了“‘現代人起源與大湘西文明’暨《文明源頭與大同世界》”。出席嘉賓包括何真（中南大學國學研究中心名譽理事長）、黃守愚（湖湘儒學高等研究中心理事長）、黃石（中南大學教授）等。

由於大同思想網下何新、董並生、諸玄識等人著作不斷出版，加之媒體宣傳，也迷惑了不少對歷史缺少了解、邏輯常識欠缺之人。

但是他們言論著作中暴露出的，不僅僅是無知，還有更驚人的狂妄和虛矯。面對其中數不清的車軲轆話、專業知識的硬傷等等，有人還要還要奉之圭臬，那需要引起重視和反思，我們的思想教育，是不是出了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