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答：虎牢關之戰中李世民如何用三千騎兵打敗十萬大軍？_風聞

看到這個問題，有人肯定會含糊，這是講軍事史了？還是講成功學？

還真不是。

問題如下：

虎牢關之戰中李世民如何用幾千騎兵打敗十萬大軍？

回答如下：

這是一個典型的“李世民史書體”的故事，也是他有意識修改史書，故意讓人產生的錯覺。

在《舊唐書》、《新唐書》和《資治通鑑》的相關記載中，竇建德軍的兵力數字記錄非常清晰，實數為十餘萬人，號稱三十萬。

在説正事兒之前，三解要解釋一下這三本書的關係，《舊唐書》原名就是《唐書》，成書於後晉開運二年（945年），由後晉的宰相劉昫領銜修撰，屬於“官修史書”，其資料的依據是當時經歷過晚唐、後梁、後唐的長期戰火之後殘存下來的唐代官方史書，比如歷代皇帝的實錄及國史等。

《新唐書》也是“官修史書”，由北宋歐陽修、宋祁、範鎮、呂夏卿等合撰，宋仁宗嘉佑五年（1060年）完成，由曾公亮進呈皇帝，這本比前一部《唐書》晚115年的作品，在信息量上卻公認得比《舊唐書》大，換句話説，經過115年的後晉、後漢、後周，再到北宋的動盪，內容反倒多了，奇怪不？

這個問題且按下不表，先來介紹下另一本大書。

《資治通鑑》其實也屬於“官修史書”，並非司馬光一人的作品，而是出於眾手的煌煌鉅著，成書於宋神宗元豐七年（1084），比《新唐書》還要晚24年，不過在內容上，也並不與兩《唐書》重複。

造成這種結果的根本原因就是，“官修史書”並不是原始史料，而是以唐代國史的記錄為基礎，綜合修史時可見的其他唐代人記錄的材料，比如地方史志或私人筆記等內容，進行的“二次創作”，既然是“創作”，這個過程中就不可避免的有增、刪、編、改的行為。

如果我們運氣好，能夠看到這些“二次創作”所依據的原始材料，自然很容易分辨哪些是作者的手筆，但是，哪怕是《資治通鑑》成書的年代，也距今近1000年，那些他們曾經過眼的素材，早已消失在歷史的長河中。

所以，當有不太熟悉歷史文獻的朋友問起三解史書“可不可信”的問題時，三解實在不知道該如何回答，古史的研究，很多時候不是你信不信，而是你“別無選擇”，只能通過“互證”等方式來辨別真偽。

當然，這還不是最慘的，像《舊五代史》本為宋太祖是宰相薛居正領銜編撰，當時五代實錄俱在，又有範質的《建隆五代通錄》做底本，所以內容詳盡，保留史料價值極高，卻由於歐陽修等人基於《舊五代史》新撰的《新五代史》的文字更加凝練，最終於傳播中逐漸被遺忘，以至於散失殆盡。

直到現代，史學大師陳垣祖孫三代又從《永樂大典》等書中一條條地“輯錄”《舊五代史》的原文，才有了今天我們得見的版本。

事實上，從現代史學研究的角度，《舊五代史》、《舊唐書》在編撰時保留原始“實錄”、“國史”的原文原樣，信息價值要遠遠大於歐陽修等宋人經過自己理解重新書寫的“新版”，問題是古人書生不這麼看，故事讀着舒服才是“王道”。

説了半天，還得繞回“實錄”和“國史”來，今天我們仍然可見的是《明實錄》和《清實錄》，這個其實嚴格來説，也是修撰的作品，**只不過是本朝人基於一系列檔案資料所編撰 的當朝史，**具體來説，即唐代之後，繼嗣之君讓史官據前朝皇帝起居注、時政記、日曆等編撰“實錄”，形成了慣例。

不過在唐朝，“實錄”也有本朝皇帝活着時就修撰的，就存世目錄來看，唐朝有如下“實錄”：

《高祖實錄》20卷，《太宗實錄》40卷（初稿《今上實錄》20卷，《貞觀實錄》40卷，《皇帝實錄》30卷），《高宗後修實錄》30卷（又《高宗實錄》30卷，又100卷），《則天實錄》20卷（初稿《聖母神皇實錄》18卷，又30卷），《中宗實錄》20卷，《睿宗實錄》10卷（初稿《太上皇實錄》5卷），《玄宗實錄》100卷（初稿《今上實錄》20卷，《開元實錄》47卷），《肅宗實錄》30卷，《代宗實錄》40卷，《建中實錄》10卷，《德宗實錄》50卷，《順宗實錄》5卷（初稿《先帝實錄》3卷），《憲宗實錄》40卷（初稿《元和實錄》），《穆宗實錄》20卷，《敬宗實錄》10卷，《文宗實錄》40卷，《武宗實錄》30卷，《唐宣宗實錄》30卷，《唐懿宗實錄》25卷，《唐僖宗實錄》30卷 《唐昭宗實錄》30卷 ，《唐哀帝實錄》8卷。

凡是帶“今上”二字的，肯定是皇帝仍健在時的作品，而這一大堆的書目看着不少吧？今天，只剩下韓愈所撰的《順宗實錄》留在他的文集中傳世，其餘的，均為“己佚”，僅能從《資治通鑑》等書中見到引用。

這裏面確切涉及到“玄武門之變”和“開國功績”時的內容的，只有《高祖實錄》、《今上實錄》、《貞觀實錄》、《皇帝實錄》等幾本，北宋的幾位史學大家，比如司馬光、宋祁等人，都指斥唐代“大奸臣”許敬宗肆意刪改了《實錄》導致了太宗朝諸多記載失實，這也是個1000年的“屎盆子”。

其實，許敬宗哪怕是做了一些事兒，也不過是“小把戲”，見《唐會要》卷六三《修國史》中記載：

**貞觀十七年七月十六日，司空房玄齡、給事中許敬宗、著作佐郎敬播等，上所撰高祖、太宗實錄各二十卷。**太宗遣諫議大夫褚遂良讀之，前始讀太宗初生祥瑞，遂感動流涕曰：“朕於今日富有四海，追思膝下，不可復得。”因悲不自止，命收卷，仍遣編之秘閣，並賜皇太子及諸王各一部，京官三品以上欲寫者亦聽。

翻譯過來就是，這一天，房玄齡、許敬宗等人把編撰好的高祖、太宗實錄交作業，太宗特別命褚遂良讀給自己聽，結果剛聽個開頭説他出生時有祥瑞的時候，就感動得流淚，説自己想起來父母，太難受了，就讓人把這兩份作品收起來，分賜太子、諸王，三品以上的京官可以隨意抄錄。

注意，那時候的書不是印刷的，是抄寫的，一張長紙，裝為卷軸，就像今天裝裱的書法作品，所以叫“收卷”，而唐初的三品以上，不同於明清，實際上是宰相以及勳貴重臣，可以去傳播。

也就是説，唐太宗很滿意，不過這裏又涉及到了他“為什麼滿意”？

恰恰因為他曾經不滿意。

《唐會要》卷六三《史館雜錄》記載：

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太宗謂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卿知起居，記錄何事，大抵人君得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記人君言行，善惡必書，庶幾人主不為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

**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記之耶？”遂良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當載筆，君舉必書。”**黃門侍郎劉洎曰：“設令遂良不記，天下之人皆記之矣。”

太宗謂房元齡曰：“國史何因不令帝王觀見？”對曰：“國史善惡必書，恐有忤旨，故不得見也。”太宗曰：“朕意不同，今欲看國史，若善事固不須論，若有惡事，亦欲以為鑑誡，卿可撰錄進來。”房元齡遂刪略國史，表上。

太宗見六月四日事，語多微文。乃謂元齡曰：“昔周公誅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鴆叔牙，而魯國寧。朕之所以安社稷，利萬人耳，史官執筆，何煩過隱，宜即改削，直書其事。

至七月八日，又謂遂良曰：“爾知起居，記何事善惡，朕今勤行三事，望爾史官不書吾惡。”

**這一段話非常長，就講講大義，**説的是貞觀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李世民問褚遂良，你寫的起居注，我能看不能？褚遂良給了個釘子碰，説我的史書就是善惡必書，警戒君王的，沒聽説過有皇帝自己看的。

結果太宗上心了，説，我幹壞事你也記？旁邊的黃門侍郎劉洎也犟，跟着褚遂良一起頂，説史官不寫，天下人也會記得。

逮着專業幹部下不了手，唐太宗乾脆找宰相房玄齡，讓他交作業。房玄齡也屈服了，為他刪略國史之後，送上。

太宗發現涉及“玄武門之變”的文字非常隱晦，就説了，我幹這事兒天經地義、理直氣壯，史官不用隱瞞，直接寫就行。

沒想到過了幾天，到了七月初八，唐太宗又對褚遂良説，我現在多做好事，希望你們能不寫我壞的地方。

注意，這段話的時間，實際上是貞觀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至七月初八之間，而《資治通鑑》中司馬光為了維護他心目中“聖君”的形象，把這個故事搬到了貞觀十七年七月，也就是房玄齡、許敬宗等人上實錄的時候，並將上述的刪略“國史”改成了刪略“實錄”。

其實，唐朝的“國史”是紀傳體的，而“實錄”則是編年體的，完全是兩種東西，時間也對不上，可見，唐太宗動心看“國史”在前，下指示修改史書也在前一年，即貞觀十六年，而貞觀十七年的“實錄”，則是這一大政治謊言工程的完工。

為什麼聽了第一句話，自己出生的“祥瑞”就哭了不聽了？

唐太宗是感到欣慰，故事改到連自己這個當事人都不知道的程度了，給“次子”吹出生時的祥瑞，無疑就是神化李世民個人的“純謊言”，可能他自己都不好意思了，還不忘拿出去傳播。

而這一堆“神話”，恰恰是《舊唐書》、《新唐書》、《資治通鑑》相關記載的底本，更何況還有歐陽修、司馬光這些唐太宗的“腦殘粉”為他塗脂抹粉，甚至忽略了一系列的基本常識**，當然，只是忽略，而非罔顧史德的篡改，這幾位宋儒在某些不熟悉的領域犯糊塗，也不奇怪。**

這就正好可以説回虎牢關之戰了。

竇建德大軍的人數，上文已經説了，有十幾萬人，而對照各處記載顯示，此戰，竇軍被殺三千餘人，被俘的又有五萬人，還有一部分逃跑潰散的殘部，總數規模上是大體吻合的。

但是，關於參戰唐軍數量的記載卻遠沒有這麼清楚，只有幾處：

1，唐太宗領3500騎兵東進虎牢；

2，唐太宗親帥500騎兵去觀察敵營；

3，唐太宗派出王君廓的千餘騎兵去搶奪對手糧草。

這也是最弔詭的地方，唐朝自己的國史對對手的數量、傷亡、俘虜言之鑿鑿，對自家的軍隊卻語焉不詳。

而從這有限的記載來看，虎牢關之戰，似乎還真是唐太宗親帥3500騎兵打敗了10多萬人，但是，這段古代戰爭軍迷特別津津樂道，甚至吹噓出了從不存在的“玄甲軍”的歷史，卻忽略了一個重要的角色。

黎州總管李世勣。

李世勣原名徐世勣，原本歸屬瓦崗軍翟讓部，在李密內訌斬殺翟讓的政變中，徐世勣險些喪命，於是受李密派遣，攻佔黎陽倉，通過開倉放糧大肆招納河北、關東的義軍，其勢力範圍一直覆蓋到今天山東省的沿海地區。

李密被王世充擊敗歸唐後，徐世勣也跟隨投降唐朝，並被賜姓李，但是很快就被南下的竇建德擊敗，短暫投降了竇建德，又把老爹丟在對方營中，自己單騎歸唐，而失去了本身勢力和地盤的李世勣，只是區區一個“總管”。

要知道，唐初武德年間，為了爭天下，李唐大肆分割政區，哪怕是一縣之地都可以設州，幾個這樣的“迷你州”就會任命一個地方軍閥勢力為“總管”，職位的含金量，完全是與手裏的實力正相關。

處於人生低谷的李世勣恰在此時投入了李世民的麾下，據《舊唐書》記載：

四年，從太宗伐王世充於東都，累戰大捷。

又東略地至武牢，偽鄭州司兵沈悦請翻武牢，勣夜潛兵應接，克之。擒其偽刺史荊王行本。

武德四年，跟隨李世民進攻盤踞在東都洛陽的王世充，屢戰屢勝，又向東佔地盤至虎牢關。此時，王世充派自己的親族，受封荊王的王行本做鄭州刺史鎮守虎牢關，不想部下沈悦暗通李世勣，並接引李世勣的兵馬入城。

注意其中的關鍵點，就是東略地至虎牢，會是單槍匹馬嗎？

當然不能夠，這一句話，恰恰説明李世勣是一支領有明確任務的“偏師”統帥，而非跟隨李世民進入的虎牢。

要知道，面對洛陽堅城，李世民在幾次外圍戰勝利之後，已經確定了重兵圍困，分兵略地，消滅外援，最終困死洛陽的大戰略，只是沒想到竇建德援兵來得這麼快，這麼猛。

所以，當得知李世勣攻克虎牢，且竇建德大軍即將來援的消息之後，李世民親帥3500騎兵移兵虎牢關，也就是説，此時虎牢的守軍，已經是李世勣部+李世民的騎兵。

之後的戰況發展也印證了這一點，擁有絕對人數優勢的竇建德部久攻虎牢不克，在城下攻防對峙了了一個多月，才有了最終的決戰。

試想，如果真的虎牢關的唐軍總兵力只有3500騎兵，長達一個多月的陣地戰攻防，有沒有可能保留實力保留得如此之好？

而這恰恰是司馬光、歐陽修等人最缺乏常識的部分，哪怕再是雄關險寨，面對優勢兵力的持續圍攻，也不可能保持一個月的鋭氣，所謂防守反擊，防守不住，哪兒來的反擊？

所以，李世勣在此戰中，絕不是一個“陪客”，甚至可能他才是真正的主力，不過無從驗證，只能找些旁證，比如戰後的“論功行賞”，見《舊唐書》：

又從太宗平竇建德，降王世充，振旅而還。論功行賞，太宗為上將，勣為下將，與太宗俱服金甲，乘戎輅，告捷於太廟。

也就是説，跟着李世民大敗王世充、竇建德的李世勣，在論功行賞的時候，以李世民為上將，李世勣為下將，一起穿着金甲乘戎輅到太廟去告捷。

要知道，告捷太廟的還有一個人，就是此戰的副帥李元吉，排在李世民、李世勣的中間，也就是説，李世勣在整個大戰中，憑藉功績，越過了一大羣比他資歷更老、實力更大的“總管”，而這個“大功”卻並沒有在任何記載中明示。

******那麼，我們完全有理由猜測，******李世勣真正的大功，恰恰是在虎牢對竇建德決戰的勝利，只不過，在高祖朝，這份“尊榮”還有他的一份，等到了太宗朝，就只能光榮全部屬於領導了。

當然，李世勣的這份“識趣”和許敬宗的“曲筆”，都為他們在貞觀朝換來了足夠的回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