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皮書》：一本黑人旅行指南的背後故事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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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皮書，一本專為黑人而設的旅行指南，折射出那個年代的美國社會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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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美國斬獲各項電影大獎的口碑電影《綠皮書》正在院線熱映。電影本身不僅在一年一度的奧斯卡慶典上收穫頗豐，獲得了奧斯卡最佳影片的獎項，就連電影中唐·雪利（Don shirley）的扮演者馬赫莎拉·阿里（Mahershala Ali）也藉着這部火熱電影的光環獲得了最佳配角的美譽。

電影節奏輕快，詼諧幽默，反轉的劇情總能戳中觀眾的笑點。它講述了一個黑人鋼琴家與一個下層白人之間產生僱傭關係之後發生的一系列事情。這裏面有價值觀的碰撞，有思想的交鋒。最重要的，**影片的核心是關於美國社會中的歷史遺留問題——種族歧視的展現。**其中，綠皮書是貫穿電影始終的一個重要線索。那麼究竟什麼是綠皮書，它在當時的語境下擁有怎樣的含義？為什麼綠皮書會成為電影的關鍵線索呢？

按中文字面意思理解，“綠皮書”本是一種政府諮詢文件。早期英國政府為了體察民情、諮詢民意，以綠皮書的形式發佈文件收集民眾意見，然後將收集到的稿件整理、修訂之後，以白皮書的形式發佈最終政府工作辦法。黑人旅行綠皮書（The negro motorist green book）卻並不是這樣一種官方文件，而是一個名叫維克多·雨果·格林（Victor Hugo Green）**的黑人郵遞員編出來的一種為黑人旅行提供指導的手冊。****或者，叫它生存手冊更為合適。**因為，在當時美國社會那個種族隔離的年代，對黑人來説，外出意味着危險的臨近、意味着死神的降臨。在現代人看來稀疏平常的事情，對於那個年代的黑人來説，卻比登天還難。何以如此？

原來，儘管美國內戰在明面上消滅了奴隸制，但是對黑人的歧視卻以另一種更為隱蔽、更為巧妙的方式捲土重來。

美國內戰儘管是主張廢除奴隸制的北方取得了最終勝利，但是大戰之後的重建又讓美國政府不得不面臨黑人何去何從的問題。畢竟暫時分裂的聯邦需要彌合曾經巨大的分歧：南北對奴隸制不同的看法。因此，內戰之後的美國政府打着重建的旗號，開始着手對南部實行“改造”。這種改造當然還是需要南部精英的支持，而這些精英又多半是擁奴主義者，自然，改造之後的南部美國，與內戰前的南部美國，並沒有本質上的差別。因此，**儘管黑人在法律上已經成為了與白人權利平等的生命體，但是這並不意味着黑人在社會生活層面開始與白人平起平坐。**甚至，獲得自由身的美國黑人，處境反倒比被解放之前更加糟糕。至少，很多被奴役的黑人，在種植園主的驅使下，至少能混口飯吃，但是一旦被解放，他們在美國社會無所適從，難以安身立命。因為既沒有一技之長又飽受歧視與冷嘲熱諷的美國黑人，在被解放之前就已經被邊緣化，他們很難再拿下自身的標籤，併為自己正名。即便通過自身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功名，他們依然被困在種族歧視的牢籠裏而看不到一點光明。

《綠皮書》的主人公唐·雪利便是這樣一位“功成名就”的黑色皮膚中的佼佼者。他與很多美國社會名流相知相識，甚至曾經在白宮進行過兩次公開演出，得到了總統以及政府高層的賞識。這樣一位偉大的鋼琴演奏家，就因為他的膚色與盎格魯-塞克遜人的膚色全然不同，他就永遠只是一個美國社會中的“他者”。即便他有修養、有學識、有才華，即便他除了膚色的一切都與作為一個所謂“高貴的白色人種”的要求相符合，但是就因為他表面上看上去是黑色的，那麼他就永遠也完成不了向“白”的轉化。而這一切都源於美國社會根深蒂固的種族歧視。這是思想意識層面的東西，看不見摸不着。諷刺的是，那個年代的美國還以制度化、法律化的形式確立了對黑人的“隔離”（歧視）——也就是種族歧視的外在表現形式：“吉姆·克勞法”。

**“吉姆·克勞法”**是一種泛指，而不是一條明確的法條或明晰的法典。**它指1876-1965年美國南部各州以及邊境州對有色人種（主要針對非裔美國人，但也包含其他一些少數族羣，例如亞洲人、東歐人）實行的種族隔離的法律體系。**這些法律上的種族隔離強制公共設施必須依照種族的不同而隔離使用，且在隔離但平等的原則下，種族隔離被解釋為不違反憲法保障的同等保護權，因此得以持續存在。但事實上，黑人被隔離起來卻並沒有享受到與白人平等的待遇。黑人所能享有的公共設施、生存條件與白人相較往往是較差的，甚至是天差地別的。這樣的差別待遇也使黑人長久以來處於經濟、教育及社會上較為弱勢的地位，並被主流社會日益“邊緣化”。因此，在美國內戰之後二戰之前的歲月裏，黑人的處境每況愈下。他們獲得了自由，卻犧牲了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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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姆·克勞法的思想基礎實際上是當時盛行於美國社會的“隔離但平等理論”。**這些種族隔離的鼓吹者認為，每個種族都有自己的文化、生活。因此，將不同膚色的種族隔離開來，各自過各自的生活，既符合法律自由平等的原則，在道德上又是特別高尚的。還有的人甚至拿手來作比喻：他們認為“隔離但平等”就像人的五個指頭，每個指頭都是手不可分離的一部分，但是它們又是光榮的分隔開的。即便如這些“白人至上主義”的衞道士所説，將不同種族隔離起來並無不妥，也不違背任何憲法精神、人道主義原則。但是，讓我們將具體的法條與社會現實結合起來，就可以窺見一斑，內戰後的種族隔離實際上是種族歧視的再現。

熟悉美國憲法歷史的人可能知道，美國在內戰後重建時期（1865-1870）相繼通過美國憲法第14條修正案、第15條修正案來保障非裔美國人的生命權、投票權等所謂的神聖不可侵犯的“天賦人權”。可是，**在19世紀80年代，各州不斷通過限制這些權利的法律、基於種族歧視的法律以及明文規定種族隔離的法律。**例如，亞拉巴馬州規定任何運輸公司所經營的任何車站應該為白人和有色人種提供分離的候車室和分離的售票窗口，馬里蘭州也規定所有鐵路公司及汽車公司應該為白人和有色人種提供分開的車輛以供旅行或運輸，這是交通運輸領域的隔離；北卡羅來納州、密蘇里州、佛羅里達州等州規定白人和有色人種的孩子應該被分隔開來上學，不論是黑人去白人學校上學，還是白人去黑人學校就學，都是違法的，這是教育領域的隔離；佐治亞州規定所有餐廳應該為白人提供專門的餐飲服務，同樣也應該為黑人提供專門的服務，兩者不可混淆，這是餐飲領域的隔離；同樣是佐治亞州規定籃球場也應該區分為黑人使用的籃球場和白人使用的籃球場，兩者不可混用，這是體育運動領域的隔離。

從以上的法條中，我們可以看到，美國南部各州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將白人和黑人分隔開來。這些法條看上去儘管並沒有明面上侵犯黑人的任何權利，但是它卻包含了太多的隱含條件，因而實際實行起來的時候，黑人的生存權、發展權無時無刻不在被侵犯。因為“隔離但平等”的問題並不在於“隔離”本身，而是他們如何去隔離。

透過那個時代的史料我們可以看到，供黑人使用的各種資源都是遠不及白人的。就拿教育來説，白人小孩享受的是當時美國最好的教育資源。他們擁有完備的教學基礎設施、資深的教學師資力量以及為白人小孩獲得優質的教育提供的各種便利條件。與此相反，黑人小孩的教育資源是相當匱乏的。一般而言，很少有白人教師去黑人學校傳道授業，而黑人羣體由於歷史原因（長期受白人的奴役與壓榨，整體文化水平遠遠低於白人），本身就沒有足夠的師資力量去教育下一代。因此，黑人羣體便再此落入了一個惡性循環。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他們的後代也就永遠落後於白人羣體的後代。如此一來，“教育和教養最好的黑人也不及最沒文化、最不禮貌的白人”這種種族偏見便能在主流社會順理成章的流傳開來，永不過時。

不只如此，黑人受制於惡劣的生活、教育、生存條件等因素，吸毒、盜竊、搶劫等犯罪率較高，這更加深了白人眼中黑人都是“劣等”的形象，而正好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主流白人社會所取得的輝煌成就。因此，19世紀80年代《亞特蘭大憲政報》的編輯格雷迪所宣稱的“南方的白人至上必須永遠保持下去，因為白種人是優等種族”的論調，就顯得那麼順理成章。同理，當時的一位白人女性所説的“如果有什麼事會讓我殺掉我的孩子的話，那麼可能就是黑鬼可以在同一張餐桌上吃飯”話語，就顯得不那麼讓人難以理解，畢竟誰也不想和劣跡斑斑的人吃飯、生活。

因此，在那個年代，為了避免尷尬，甚至為了活命，有大量的小冊子出版出來指導黑人如何在美國這個兇險的社會安身立命。1949年版本的《黑人旅行綠皮書》開篇就提到，為了不讓黑人在旅行中陷入困難的、尷尬的甚至危險的境地，為了讓黑人能夠享受到旅行的快樂，出版此手冊。看似無可厚非的理由，實際上包含了太多的苦淚。

“旅遊攻略”一般的表述是選擇性的，通常表現為去哪裏觀光或者去哪裏就餐可能會有更佳體驗。但是《黑人旅行綠皮書》並不是這樣的形式，它的語言表述一般是禁止性的，或者是排他性的。因為在種族隔離的大背景下，黑人被許多地方明文禁止進入。1900年，里士滿市的《時報》要求嚴格的種族隔離“應該適用於南部生活的各種關係之中”，因為“全能的上帝畫的膚色界限不容塗抹”。而當時的社會現實也確實是這樣。酒店、公寓等公共場所都標有“白人專用”或“有色專用”的牌子。甚至出入口、售票窗口、等候室、飲用水供應處和廁所都做了明確的區分。而圖書館、影劇院、體育場館、公園和海灘等公共設施要麼明文禁止有色人種進入，要麼也會有嚴格的隔離。一些娛樂場所甚至掛有這樣的標牌：“黑人和狗不得入內。”這在電影《綠皮書》中有淋漓盡致的展現。儘管黑人主人公是當地邀請而來的重量級藝術嘉賓，但是他同樣不能在當地的白人餐廳就餐，甚至不能在白人主人的房屋內如廁。

這樣一來，那個年代的黑人外出，就變成一件非常令人頭疼的事情。諷刺的是，黑人納税的義務並沒有被禁止，但是卻不能自由進入大多由税款修建的公共場所。更可笑的是，黑人可以購買汽車，但是在某些地方，黑人被限制在道路上駕車。影片中就涉及多次黑人主人公因在道路上乘車被盤查的情況，甚至被投入監獄，只因為他的膚色是黑色，而不因為任何其它實質性的原因。因此，儘管《黑人旅行綠皮書》的出發點是好的，但是它恰恰成為了那個時代黑人永久的傷痛。明面上是方便的話語，暗含了白人社會留給黑人的太多歧視。它甚至讓黑人丟失了作為一個有尊嚴的人的權利。

從1876各色“吉姆·克勞法”頒佈到1965年黑人民權運動取得最終勝利，美國黑人在獲得期盼已久的自由權利之後，卻依然忍辱負重將近百年。即便是在羅斯福新政時期，在各類社會問題都取得突飛猛進的進步之時，唯獨種族歧視問題沒有得到根本性解決，甚至被“邊緣化”。按照羅斯福的理想，儘管他並不想看到“種族歧視”在美國社會大行其道，甚至他特別痛恨希特勒的種族滅絕行動。但是，他也只能對美國的種族問題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畢竟美國南部政治精英依然掌握着相當大的社會經濟資源，他必須確保南部精英對他的支持以為新政的順利推行鋪平道路。因此，儘管二戰時期有大量的黑人士兵加入隊伍，但是他們依然是在種族隔離的藩籬之下的。

不過，歷史就是如此的意外，恰恰是這些二戰退伍老兵，以及新一代的黑人白人後裔，為黑人民權運動熱潮積蓄了力量。20世紀60年代狂風驟雨般的黑人民權運動將“種族歧視”苟延殘喘的制度框架徹底擊碎。美國社會也迎來了“鐵樹開花水倒流”的新氣象。美國黑人更是迎來了屬於自己的黎明時刻。只不過，歧視是根深蒂固的。儘管“種族歧視”的一切制度保障均已消亡，但是這並不意味着對美國黑人的歧視就已經完全煙消雲散。現如今，依然有警察槍殺黑人或是虐待黑人的報道，依然有部分白人對黑人嗤之以鼻。

但是話又説回來，黑人民權運動畢竟已經取得了輝煌的成就。馬丁·路德·金的“一個夢想”，已經實現了一多半。而且，諸如《黑人旅行綠皮書》這樣的東西，也已經一去不復返。但是，根除種族歧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這需要一代代的黑人努力上進，以摘掉一頂頂扣在他們頭上的帽子。更需要白人審時度勢，反省歷史與現實，用更加包容、開放的心態去面對黑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