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西方歷史的話題_風聞

（轉帖） 作者：黃河清教授

　　受託為諸玄識先生新著《虛構的西方文明史》寫個序，深感不勝任。但閲後感慨萬千，還是寫幾句。

　　首先要説的是，這是一本顛覆性的書，顛覆大量的“常識”，將150多年來西方灌輸給我們的“西方文明史”(及伴生的“中國專制史”)，整個掀翻在地!

　　諸先生寓居倫敦，中西貫通，博引西籍中典，文筆平和，但筆底激盪風雷，振聾發聵。

　　事實上，學術界已經有人質疑西方文明“正史”。梁漱溟先生(我最推崇的民國學界思想家)，在五四時期一派西化氛圍中大唱反調，寫出《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認為中國、印度和西方文化是三股道上跑的車，最終中國文化更為優越。朱謙之先生寫的《中國哲學對於歐洲之影響》、《中國古代樂律對於希臘之影響》和《哥倫布前一千年中國僧人發現美洲史》等著作，可謂首創中學西漸之説。近年，何新先生出版《希臘偽史考》，董並生先生出版《虛構的古希臘文明》，可謂開創了中國學界質疑西方“文明史”的一個嶄新階段。

　　諸先生不同於先哲今賢，聞所未聞地宣告：古今西方文明並非自創，而是整個地“複製”了中國!

　　大有冒天下之大不韙的氣概!

　　説“古希臘文明”出於虛構，中國學界已有很多人覺得受不了。這下説整個西方文明都是抄搬“拷貝”中華文明，那是要讓他們徹底地“毀三觀”啊!

　　試舉諸先生主要論點：

　　**1.西方複製了中國的時間：**現代西方歷史學之父斯卡利傑(1540—1609年)是參照和模仿中國歷史，建立了“聖經編年”。今天所謂“公元紀元”，只是元朝《授時歷》的改寫。

　　**2.西方複製了中國的空間：**發明指南針的中國，開啓了世界海洋時代。

　　**3.西方複製了中國的文明：**在蒙古征服、鄭和遠航、教士使華、絲路延伸和地理連通的時代背景下，中國科技與文明信息在西方發生了“爆炸性效應”，讓歐洲在原始蠻荒的中，獲得機遇突然興起。現代科技總源於中國。現代世界是中華文明的歷史展開。

　　諸先生書中還有一些令人震驚的説法：

　　- 歐洲上古和中古歐洲是原始社會。真正的古希臘是半原始、無文字、頻戰亂的氏族部落社會，滯留於史前狀態。“希臘語”不屬於希臘。

　　- 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歐幾里得和阿基米德等人及其著作,都是中世紀後期杜撰的。塔西佗《羅馬編年史》是偽造的。

　　- “埃及學”衍生於漢學。“破譯”古埃及象形文字，是共濟會、拿破崙和商博良三者的傑作。

　　- 整個“兩河流域文明”的發現，是出自一位德國中學年輕數學教師的酒後賭注以及一位在波斯服役的英國青年的獵奇興趣。

　　- “人的文明”和“人的歷史”只存在於中國。西方則是“神的社會”，它對於“人”的一切，不是包容和調節，而是禁錮或窒息。

　　- 西方民主是儒家的成果與變種，孔子是自由“守護神”。

　　- 美國是“以儒建國”，英國《大憲章》出於偽造。

　　- 《拉奧孔》雕塑是米開朗琪羅本人偽造。

　　- 康德是“哥尼斯堡的中國佬”，黑格爾抄襲中國哲學……

　　諸先生這些論點，乍看似乎有悖“常識”，細尋卻非信口開河，而是基於翔實的史料和嚴謹的學術論證，尤其引徵了大量西方文獻原著，持之有故，言之成理。這些論點獨具慧眼，打破西方中心主義話語權，具有敢為天下先的理論勇氣。其實好多“逆天”説法，就來自一些追求真理、富於正義感的西方學者。例如：

　　- “耶穌是中世紀的人，生於1152年，被釘十字架於1185年。”

　　-  “在11世紀之前，沒有一個(西方)文獻是可信的。”“西方的世界歷史(包括埃及和兩河)不會超過1千年，而且在公元1700年之前不存在信史。”

　　- “伏羲這個人物被變成多個智者的名字，諸如埃及和希臘的赫爾墨斯·特里斯梅奇斯圖斯、希伯來的以諾和波斯的瑣羅亞斯德”。

　　- “許多歷史學家都主張，是東方主導中期世界的;但不盡相同的是，哪個文明對世界貢獻最大?大多數人傾向於中國是這個千年的領袖……是中國發明瞭近代農業、造船、天文觀測、石油工業、紙幣、十進位數學、輪子推車、繞線輪、多節火箭、槍、傘、熱氣球、棋和威士忌，乃至蒸汽引擎的基礎設計……若非中國的航海技術，哥倫布是不可能航行到達美洲的。”

　　- “太多抄襲中國的(so many plagiarisms from China)!” ……

　　還有諸先生認為：歐美文明是中華母體的派生與退化，是華夏的“陰陽運動的週期律”的一段極危險的“陽亢”。因為西方文明是征服自然的“無序運動”，導向“人與生物圈同歸於盡”，而中華文明“遙契天道，和合自然”，是“有序運動”。因此，中華文明是人類社會“死亡之海的光明島”。華夏使人類社會具有了生命性和可持續性。人類文明全部的希望在於“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要靠中國文化扭轉乾坤……

　　諸先生此書比以往國內學者更激烈、更徹底、更全盤地否定了西方歷史，高揚了中華文明，其顛覆性是空前的，想必也將在學界引起空前激烈的反響。

　　我本人也有長期海外生活的經歷。受梁漱溟和西哲列維-施特勞斯的啓示，1990年底在巴黎寫成《現代與後現代——西方藝術文化小史》，結論是: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是平等“差異”的關係，而不是先進落後的“差距”關係。尤其揭示：西方19世紀興盛的“進步論”——社會進化論，以物質經濟水平衡量一個社會文化的先進落後，物質先進文化就先進，實質是歐洲文化中心主義或“歐洲種族中心主義”(列維-施特勞斯語)，構成百年中國人深重文化自卑感的總根源。

　　此後，本人一直鼓呼清算社會進化論，破除國人文化自卑感，為中國文化爭取與西方文化“平等”的地位。在中國學界，即使説中西文化平等，已經千難萬難，所以沒有心力去論證中國文化比西方文化優越，儘管心裏覺得中國的“和”文化——“人與天和(道)、人與人和(儒)、人與己和(釋)”的關係上，要比西方文化更高明。

　　拙著《現代與後現代》是論證西方“現代性”文化陷入困境，轉向所謂“後現代”，其實是歸合於中國文化，由此證明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平等，甚至優越：“西方現代文化是一種‘爭’的文化，與自然爭，與他人爭……而‘爭’的文化已被證明有很多問題，西方出現‘後現代’文化現象便是證明。只有與自然和，與他人和，人類才有希望。”(462頁)甚至提出：“中國應當實行適度工業化，保持準農業風格，保持一種低消費或適度消費的生活方式，與自然共存……”(452頁)還設喻:西方文明像“流彩四溢，蔚為壯觀”的焰火轉瞬即滅，而東方中華文明像“光影微微”的蠟燭，“久久在黑夜中長明”……(14頁)

　　這些觀點，與諸先生完全相同，但在當時還是中氣不足。

　　1999年，深感社會進化論給中國知識精英帶來病入膏肓的文化自卑感，又寫成一本《破解進步論——為中國文化正名》，闡明社會進化論在價值、時間和空間上三重否定中國文化，構成百年“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鴉片”。只有破除進步論(社會進化論)，中國文化才能正名。

　　1980年代所謂“新啓蒙”那一代知識精英普遍文化自卑，僵固於一種崇西貶中的“河殤式思維”，始終生活在“80年代”。他們膜拜西方，咒罵自己，罵自己文化“落後”“劣根”，罵“祖宗和我們自己罪孽深重”，罵中國從古到今的“專制”，不跟人家那樣搞“民主”。他們迷信西方多黨憲政，迷信市場萬能。其實今日之右，與當年之左，左右是一家，都信奉同一個西方“民主烏托邦”。(參閲拙著《西方民主的烏托邦》)左的法國大革命的龍種已收穫過跳蚤，右的美國恐龍種將在中國收穫什麼呢?

　　30多年過去了，他們依然迷信西方極樂園，可謂一種真正的“現代迷信”或“新矇昧主義”。可悲的是，他們如今都成為政府、大學、媒體和文化知識界的骨幹力量，具有很大的影響。

　　當今中國已經在物質經濟軍事上相當程度地崛起，這些知識精英為何還是那麼文化自卑?究其原因，除了社會進化論“先進落後”的原理，還有另一個更隱匿的原因，那就是：西方對中國的百年奴化教育，用一部虛構偽造的“西方文明史”，美化西方文化歷史，污衊中國文化歷史，給百年中國人洗腦!

　　西方人深知，要征服一個像中國這樣一個具有深厚文化歷史的民族，僅靠武力是不夠的，必須在精神上奴化之，才能徹底征服。美國學者何偉亞《英國的課業：19世紀中國的帝國主義教程》申明：“帝國主義從來都不僅僅是槍炮和商品，它還是一個文化過程”，“英國外交官和軍官們常常把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看做是一個教育過程，一個通過槍炮和筆所進行的、由教育和學習兩個方面構成的過程。”所以，鴉片戰爭後西方人在中國大辦教育。外國人辦的大學，佔了民國時期中國大學的大半壁江山。

　　可以説，西方人不僅向中國出口物質鴉片，還出口精神鴉片!

　　“物質先進文化就先進”，這個社會進化論基本原理所導致的文化自卑，隨着中國物質水平的提升，在80後、90後一代青年身上開始漸漸淡去。而今中國人的文化自卑，越來越根本地是出自教育，出自西方虛構的“西方文明史”的洗腦。西方偽史，構成了目前西方精神鴉片禍害中國人最陰險、最長效、最劇毒的部分。

　　而諸先生這本《虛構的西方文明史》，提供了國內學界聞所未聞的西方史料，全盤徹底地推翻了“西方文明史”，全盤徹底地為中華文明正名，具有空前的學術意義。諸先生直探要害，整體地否定西方偽史——當今國人文化自卑的主要緣因，將極大地有助於提升國人的文化自信。

　　非常同意諸先生的結論：中華文明將引領世界。也基本同意諸先生四個“劃時代的50年代”：1750年代，西方崛起;1850年代，西方超過中國;1950年代，西方衰落;2050年代，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也許可以把西方超過中國推前50年到1800年。最同意的是“1950年代”的“劃時代”。儘管我與諸先生對於蘇聯和美國對華關係的歷史，觀點不盡相同，但諸先生認為1950年代的抗美援朝戰爭遏制了美國的海洋霸權，敲響了西方海權的喪鐘，標誌了西方的衰落，我完全同意。

　　歷史事實正是如此，在毛澤東領導下，抗美援朝戰爭抵擋住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海洋暴力”。是毛澤東力挽狂瀾，以西方之“陽”、克西方之“陽亢”，給積貧積弱到谷底的中國注入了陽剛之氣，從而使中國實現了“強”。有了“強”，和平有保障，“富”是自然而然的事。抗美援朝的勝利，不僅對於中國，而且對於世界都具有劃時代意義——標誌了西方由盛轉衰，毛澤東厥功至偉。

　　還同意諸先生認為2050年，隨着以中國為主軸的“海陸有機、絲路經緯、洲洋整合、共贏互惠”，“中華重新成為‘天下太平’的中堅。漢語和人民幣分別取代英語和美元的主導地位。”諸先生的這一眺望，極具有洞見性。可能這一前景會稍稍更晚一些時日實現，但它必然實現。

　　我同樣堅信，中國將重新恢復歷史性大國地位，中華將重新成為“中國”——天下之中，人類文明的中心。西方“現代性”文化涵有人類中心主義和個人中心主義，註定是一種自殺性的文化：人類中心主義——反自然;個人中心主義——反社會。唯有中華文明崇尚“天人合一”，人與人和，才可以久遠，是真正的“普世價值”。

　　我曾與當年契·格瓦拉的戰友、法國哲人雷吉斯·德布萊，討論過中國文化是一種“尊重他人的人文主義”，並據此認為：中華“尊重他人”的文化必將取代“統治(奴役)他人”的西方文化。“美國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將趨於終結，“中國治下的和平”(Pax Sinica)正在來臨……

　　西方只是“武化”，而非“文化”(文明)。所謂“武化”，就是亨廷頓所説“整部歐洲歷史，戰爭是常態，和平是非常態”。西方的崛起並非因為其文化的優越，而只是靠了“有組織的暴力”。待到毛澤東讓中國也具備了可以與西方抗衡的“有組織的暴力”，西方的衰落便是註定的，一發而不可收拾。君不見當今之時，以聯合國為框架、美國為中心的世界體系正日陷困境，而以一帶一路為框架、中國為中心的世界體系正方興未艾……

　　中華民族的復興，首先是文化復興。文化復興是中華民族全面復興的根本前提。而西方偽史的百年流毒，嚴重阻礙了國人的文化自信，阻礙了中華民族的文化復興。27年前我就在拙著中呼籲：“今天中國最需要啓蒙的不是百姓大眾，而是中國的知識分子!”因為中國知識分子受西方偽史毒害最深，最文化自卑。

　　諸先生這本《虛構的西方文明史》是開創性的。因為至今尚無有人如此深地探入西方學界，引用如此豐富的外語原文史料，證偽“西方文明史”。本書可以説是打開了一扇大門，裏面有無數的路徑，可以讓後人進一步探究。書裏的有些論點，也許可以存疑，但這本書空前地打開了我們的思路。

　　全面推翻西方偽史，扶正中華文明，是一項長期的、需要未來幾代中國青年學子持續接力才能完成的事業。我覺得我和諸先生這代學人的歷史使命，就是要為這項偉大事業開一個好頭。

　　諸先生為這個開頭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不敢稱之為序，只是信筆寫來，表達一點對諸先生的敬佩之意。

　　河清

　　丁酉夏末 於杭州西湖之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