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依泠煙：中美大變局_風聞

柳依泠煙：中美大變局

 本文來源：柳依泠煙

剛剛過去的2018年風急浪高，中美博弈屢起波瀾，直到此刻，仍是驚濤拍岸，觀者驚心。

自從特朗普上台之後，中美關係如靜水起狂瀾，曾經平和、緊密甚至些許的彼此默契被打破了，美國挑起的貿易爭端將兩國瞬間置於短兵相接的境地，論者譁然：對川普本人的口誅筆伐，對孟女士事件的法律解讀，還有退而自省的政策反思，讓這一時期的中美關係格外耀目。

但以筆者所見，無論是就特朗普及其幕僚的個人政治傾向大加撻伐，還是從法律技術層面解析孟之遭際，乃至躬身痛悔華為“觸法”的自省自虐之舉，都在很大程度上將這一話題看“小”，看“偏”了。

美國於此時頻頻發難，顯非偶然，而是兩國宏觀態勢長期演進的結果，所謂“蓄之既久，其發必速”，有“勢”所必然之理。

一、看似美麗卻並不美好的“中美國”

要理解中美的當下之“變”，自然要先回望一眼此前之“常”。

自從“中美國”（Chimerica）一詞被哈佛大學教授尼爾·弗格森創出後，這一風靡全球的概念成為許多人觀察兩國關係的基點，而不少國人更將其理解為：中美攜手，共同參與全球治理——也就是我們以前説的G2！

可惜，這實在是一廂情願的美麗勾畫。

美國所謂的“G2”是建立在並不平等的互補之上的，即美國想自己當老大，中國當美國的小弟。

二戰後的美國由曾經的產業資本主義向金融資本主義躍進，全球成為其金融資本收割的牧場，而美元的主導地位則保證了其攫取他國利益的便利與快捷：只要開動印鈔機，便可以用紙來換取別人的真實財富。

如此低成本、高效率的交易，使得美國在這一遊戲規則下獲得了最大的利益。

簡言之，便是論者常常説到的美元薅全球羊毛的“鑄幣税”。

而在這一體系下，中國此前無疑貢獻了最多的“羊毛”——成本低廉，體量巨大，製造業發達，貿易門類齊全，更重要的是，中國在諸多高端產品、服務領域的差距，使得據有相對或絕對優勢的美國天然成為首要供應方，從而獲取了最為豐厚的壟斷利潤。

在這一架構中，美國攫取了超額雙重利潤以供養自身昂貴的民主福利制度，而中國則以沉重的代價來賺取美元、厚積資本、升級產業、作養人才、促進科技，以逐漸完成自身的“原始積累”。

可以説，中美在這樣的體系下有着各自的角色，分工而互補，也算各取所需，合作平順。

中國相當於一個吃苦耐勞、踏實能幹的打工仔，為美國這個老闆創造了巨大的價值，而老闆則從豐厚的收益中拿出一些作為薪水。打工仔生活有所改善的同時，省吃儉用，漸漸有了點積蓄，勞資雙方一段時間內相安無事——這就是過去二十年間中美關係之所以較為和諧的本質。

但顯而易見，這種看似平和的框架下掩蓋着極端的不平等，以及由不平等所集聚的衝突與對立。

“遍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中國不可能一直安於“為他人作嫁衣裳”的角色，而美國作為“既得利益者”，則極力維護自身少勞多得的地位。

演變下去，便是一場國際層面上的“階級鬥爭”與“階級革命”——美麗卻並不美好的“中美國”外衣則被無情地剝落，原形畢露。

除了作為生產者和儲蓄者的角色，包括中國在內的多數國家和地區在這一體系安排下，還有個重要功用，即美國危機轉嫁的承載者與消化者。

由於美元的強勢地位，美國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就貨幣政策的運用缺乏強制約束，因此，美聯儲的每一次加息與減息，收緊與寬鬆，都會觸動他國的神經，並據此跟進反應。

實際上，美國對貨幣工具的每一次私心自用，都會在全球製造巨大的泡沫、危機與震盪，而被綁架到這一體系上的各國，客觀上都分擔了美國金融危機的成本，從而極大緩解稀釋了美國自身的麻煩。

就供應廉價產品、提供資本利得、吸納危機成本這幾方面而言，美中關係更類同於殖民時代宗主國與依附國/殖民地的關係，因此學界有人將其稱之為中國對美國的“和平依附”。

不過在筆者看來，這種所謂的“和平依附”與殖民時代最大的不同在於，中國擁有完全的政治主權，從而掌握了經濟發展路徑的自由裁量權，而這種實質上並不平等的依附關係，卻是中國自主作出的選擇——在當時的國際形勢下，只有主動將自身嵌入這一美國主導的政治經濟體系，才能盤活自己的存量資源，從而實現經濟的起飛，而在此過程中必然要付出相當的代價，這也是無可奈何的。

相較於“和平依附”，我覺得這一過程更確切的描述應當是：中國“贖買”國家發展權。

再聽聽“中美國”一詞的始作俑者弗格森自己的詮釋：

我是用這個詞來描述中國加美國這樣一種中美關係。一個國家負責出口，另一個國家負責進口，一個國家負責花錢，另一個國家負責儲蓄。美國通過這種模式，實現了美國經濟的騰飛。但是多年如此消費後，美國現今實在無力支撐這種消費模式了。中國和美國就像一個婚姻，但這種婚姻是幻覺，是不能持續的，如果長期只讓你存錢他花錢，這種婚姻是持續不下去的。

顯然，“中美國”的內涵並非是讓中國分享全球治理的權力與尊榮，而是希望中國承擔更多的成本，以維護現行體系的運轉。

但就連美國人都清楚，這段不平等的聯姻終有難以為繼的一天。

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如上文所述，中國是自主加入這一不平等的以西方（以美國為首）為主導的世界政治經濟體系的，儘管“學費”昂貴，卻是當時“兩害相權取其輕”的最優選項。

“贖買”只是手段，“發展”才是目的，一旦達到兩者“倒掛”的臨界點，中國必然會加以調整，此前的格局便會為之一變。

顯然，當下的中美關係已處於待變的歷史關口。

近幾年，官方文件與領導講話中，“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頻頻出現，可言者諄諄，聽者藐藐，許多人一略而過，沒當回事。其實別以為這是官場的套話具文，實際上確是對當今時代遷移的客觀描述。

網上曾有人戲言，如果將百年前和今天作一比較，會發現其實歷史在原地踏步。1900年，打進北京的八國聯軍幾乎囊括了當時世界上所謂的“列強”：英、俄、日、法、德、美、意、奧；而如今，“G7”/“G8”集團則由西方几大工業國組成，除了“偽列強”奧匈帝國早已灰飛煙滅，為“後起之秀”加拿大所取代外，兩份名單竟驚人地一致——世界的權力與財富格局確實有着強大的慣性與頑固的承襲。

但變局又是顯而易見的：百年前，所謂的國際事務即是列強間的爭鬥往來，他人無權置喙，而今天，西方再重要，也不可能肆無忌憚地決定全球態勢了，否則也不會出現“G20”這樣的協調機制了。

而在這一產業、財富、力量的重新佈局中，最大的變量就是以中、印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它們攜自身人口、土地、文化尤其是立國規模宏大之力，吸納西方數百年科學技術積澱之功，一躍而起，將全球產業鏈條、要素市場、價值分工作了極大的重構，使得世界治理秩序、運轉邏輯、權力架構有了迥異於百年前的樣貌。

今天的中國是有力量的，這點切不可妄自菲薄。

走過百年，世界格局之“變”方興未艾，前景仍顯晦暗不明，而“變”中最牽動未來走勢的，顯然是中美形態的演進，而最核心的，則是中國重構兩國關係的意願與能力。

如上文所述，中國多年打工，漸有積蓄，集聚資本的同時，對於美國全球薅羊毛的頂層設計與運作技巧也瞭然於胸：大致而言，美元作為事實上的“世界貨幣”來攫取全球資本收益，美元背後則是政治軍事強權賦予的終極信用，而科技上的領先，產業上的“代差”，則將資本攫取收益的“剪刀差”擴張到最大邊際，也保障了軍事上的優勢。

可以説，金融、軍事、科技三位一體，共同支撐着美國的“老闆”地位。

如同一個打工仔在為老闆賣苦力多年後，有了本錢，又明白了做生意的門道，還出於對此前自己活多錢少的不平，自然會萌生自立門户的念頭：無非就那兩下子，你行，我也行啊！

——如今的中國就想擺脱一直給人打工的命運，自己當個小老闆，收益自己拿，儘快實現豐衣足食。

中國的思路也很簡單明晰：既然美國人是靠金融、軍事、科技這三根支柱（還有與此相配合的文化、制度、意識形態等上層建築）來構築自身的超然地位的，中國便在這幾方面着力，依樣畫葫蘆也就是了。

**金融方面：**成立亞投行，推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雙邊本幣結算，在英國倫敦設立人民幣離岸清算中心，在上海、香港交易所陸續推出人民幣黃金、人民幣原油、人民幣鐵礦石等，這些顯然是在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步伐，以獲取核心資源的定價話語權，實質即是將人民幣“資本化”，為未來獲取國外資本收益佈局。

**軍事方面：**航母接連下水，大造軍艦，強力推進南海島礁建設，又推出改革開放以來最大規模的軍改，等等，這些整軍備武之舉，既有戰略震懾的宏觀考慮，也有保障未來投資安全、交通要道的現實需要，更有為人民幣國際信用“賦權”的終極目標。

**科技產業方面：**科研經費投入逐年攀升，2015年1.4萬億，2016年1.57萬億， 2017年1.76萬億，投入之巨，已僅次於美國。在貿易戰中被熱炒的“中國製造2025”直指世界製造強國的目標——儘管有人不以為然，嗤之為“口號”，但已足以令西方不安。

**文化價值方面：**正如十九大報告中所宣示的“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中國積極將“文化自信”推向世界，不僅“自信”，還要“他信”。美國戰略學巨擘布熱津斯基在2012年刊行的《戰略遠見》中也承認：“中國對第三世界的吸引力與日俱增”。中國的發展速度與成就附着着相應的價值觀，向境外擴展，不可避免地在空間上對西方意識形態形成一定的擠壓。

……

可以説，中國體量的快速增長，使得美國在各個方面都感受到了事實上的壓力，這裏面既有中國實現“偉大復興”的強烈主觀意願在鼓舞，也有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在驅動。

“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作為“既得利益者”，美國與西方當然會就此作出評估並尋找因應之道的。

三、美國的思路與反應

中國的繼續發展，令既成的權力財富佈局與利益分配格局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而美國作為這一秩序的主導者與汲取者，焦慮與緊張也日益增加，使得中美關係也達到了一種“臨界點”。

看現今的中美關係，其實沒那麼複雜，美國人自己説得已經很清楚了。

2018年10月4日，美國副總統彭斯在哈德遜研究所上發表演講，對中國進行了全方位的批評，引起軒然大波：

雖然我們希望改善與北京的關係，但我們將繼續堅定地捍衞我們的安全和我們的經濟。本屆行政當局將繼續採取果斷行動，保護美國的利益、美國的就業和美國的安全。

2018年11月7日，保爾森基金會主席、美國第74任財政部長亨利·保爾森在新加坡彭博創新經濟論壇上講話裏談到：

儘管很多人都把對華關係轉向歸於特朗普政府，我不認同這個看法。當前的趨勢很可能會在美國政策制定界長期持續下去。

一個正在形成的共識是，中國不但對美國是個戰略挑戰，同時中國的崛起已經損害美國利益。美國人越來越相信中國是一個同一級別的競爭者，在推行有敵意的政策，並對美國構成戰略挑戰。

2018年12月10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接受美國保守派電台訪談節目《休·休伊特秀》採訪時表示：

在未來的5年、10年、25年裏，僅僅從中國人口數量、財富和內部制度來看，中國是美國在中長期的最大威脅。

從以上隨手舉出的幾例，可以很明顯看到美國人對待當下兩國關係的着眼點與驅動力：價值體系、意識形態固然重要，但自身的安全、經濟無疑是更為優先的考慮，而“利益”則置於一切的核心位置。

美國前總統奧巴馬曾一語道破天機。

2010年5月，奧巴馬在白宮接受澳大利亞電視採訪時，針對中國想要在“用足機遇”之後轉變發展方式、讓中國人民也過上富裕生活的歷史選擇，發出了嚴厲警告：

如果10多億中國人口也過上與美國和澳大利亞同樣的生活，那將是人類的悲劇和災難，地球根本承受不了。

——中國要參與重新劃分存量蛋糕，而且胃口還特別好，這才是對美國利益最根本的觸動。

那為什麼美國會感到中國要動自己的奶酪呢？

讓我們看一下現實。

目前全球約70億人口，包括美國在內的發達國家共8億人，如果扣除發達國家貧困人口，加上發展中國家的富裕人羣，全球過上舒適生活的人滿打滿算也不會超過10億。

1:7，這就是目前世界存量蛋糕的分配現狀。

為什麼“中等收入陷阱”的陰影始終籠罩着那些成績亮眼的發展中國家，揮之難去？

二戰結束後，世界經濟經歷了一段高速增長，多數國家從中獲益，少數國家地區甚至抓住機遇，舉措得當，一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得以躋身發達國家俱樂部，一時間，人類對未來的期許頓覺光明無限。

但隱憂也如影隨形般蔽日而來。

就世界GDP增速而言，如果以每10年平均增速作為單位計算的話，這幾十年的數據是這樣的：

很顯然，經濟增速在持續下降，這意味着什麼？

意味着做大蛋糕越來越難，從總量上想支撐更多的人享受現代生活將是非常困難的。

再看看二戰後擠進發達國家/地區行列的，其實非常集中：亞洲四小龍。

而這幾個經濟體的特點也相當一致：面積小、體量小、人口少，最大的韓國也不過5000萬人，而最小的新加坡只是個微型城市經濟體。

從本質上説，二戰後經濟的增量，其實也只能允許這麼點人口“走進現代”。

從這個角度而言，讓14億人擺脱短缺經濟，享有現代生活，確是前無古人的偉大理想與事業，毫不誇張。

這一偉大理想當然與世界經濟疲軟的現狀產生了“結構性”矛盾，而更令既得利益者“恐怖”的是，就是在蛋糕就這麼大的情況下，中國卻在拿走越來越多的份額。

2016年，中國拿走全球石油的15%，全球鐵礦石的50%，全球主要大豆出口國出口量的70%。然而現在中國人均肉類消耗量、人均汽車保有量、人均電力消耗分別只是美國的50%、20%、30%。

我們可以想想，如果中國這幾項指標要追平美國，是個什麼概念？需要多少資源支撐？美國人能坐得住嘛？

在全球範圍內，決定一個國家福利水平高低的無非兩個因素：“蛋糕”的大小和獲得的多少。

當美國發現做大蛋糕越來越困難時，回頭全力阻擊越來越近的追擊者就是最合理、最現實的選擇。

戈莫里和鮑莫爾在《全球貿易和國家利益衝突》中闡述了貿易從共贏到衝突的動態變化的邏輯：後發國家在追趕的過程中，隨着經濟體量越來越大，其與守成大國的貿易關係，將從互惠變為衝突。

在後發國家中，中國的特殊性在於：她太大了！

中國與整個歐洲相當的面積，佔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還有着偉大歷史記憶的召喚（要不怎麼叫“復興”），加之一日千里的追趕腳步，這簡直具備了“合格反對者”的所有條件，怎麼能讓美國安枕呢？

四、中國的選項

邏輯已經很清楚，在此消彼長的存量博弈思維下，美國對於中國的阻遏是個必選項，這已遠遠超越了形而上的價值對壘與道德層面，而轉為形而下的現實利益爭奪。

對此，中國將如何抉擇呢？

近年來，無論是領導人的講話，還是官方的宣言，都多次重複着一句話：“太平洋足夠大，容得下中美兩國。”

其實這話已經把中國的戰略意圖表述得很清楚了：中國不想走“贏者通吃”的老路，也無意於一家獨大，但在努力做大蛋糕的同時，我們要分享更多的資源、榮譽與利益，我們不搞“陰謀”，搞的是光明正大的“陽謀”。

説得更直白些，那就是：在“薅全球羊毛”的頂層設計中，我承認你的優勢、尊重你的利益，但好處不能你全佔了，我也想分一杯羹，大家有事好商量，但千萬別衝動，弄得把鍋砸了。

很顯然，這對於之前你輸我贏、你死我活的大國博弈思維，無疑是個突破。

但關鍵是，美國人憑什麼信你，憑什麼讓渡你利益？

中國會怎麼做？

文武之道，一張一弛。

前面我們提到過，美國之所以能收取美元“鑄幣税”，表面看是美元的全球儲備貨幣地位，其根源則是美國的政治軍事強權。用槍桿子來保證美元的國際信用，這才是真正終極的“剛性兑付”與不必宣揚的公允價值。

中國的整軍備武則正是沿着“止戈為武”的傳統智慧來部署的。

從經濟學的投產比角度而言，貿易交往之所以成為當前國際關係的主要形態，是因為其能以較低成本帶給各國利益，但一旦戰爭成本較之於收益成為一種更為廉價的手段時，便會極可能成為國家的優先選項。

此前，美國及西方之所以對伊拉克、利比亞、敍利亞等斷然採取軍事手段，就是因為對於這些中小國家，具有壓倒性的優勢，而戰爭較之於其他手段，反而成為了一種相對低廉的解決方式。

而俄羅斯拿下克里米亞，從現有的國際法角度而言，毫無疑問是赤裸裸地侵略與吞併，但西方的指責、制裁、軍演交加，卻沒有絲毫真正動武的意圖，説到底，還不是因為俄羅斯的軍事威懾？戰爭是性價比嚴重倒掛，西方“非不為也，實不能也”。

中國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以收取國外鑄幣税，這是動了美國的禁臠，但戰爭之所以還沒有到來，還不是因為中國軍隊枕戈待旦，作虎蹲深山的養威之勢，令美國心存忌憚，降低了戰爭作為其工具箱中的可選擇性。

在軍事威懾、為人民幣賦權的同時，中國強化軍力的另一個現實訴求，便是構築中國海外通道和資源產地的安全體系。

就拿“一帶一路”倡議來講，就目前中國的戰略方向，顯然是以陸上“絲綢之路經濟帶”為主，而以“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為輔。這明顯有儘量避開與美國發生正面衝突、迂迴發展的戰略意圖在內。

而陸上穿越的地區許多都是政局動盪、安全堪憂，沒有強大的軍力，如何能在這些“地震帶”中保障自身的資產、資金、人員安全？

其實，這總讓我想起長征。

2016年10月的一個夜晚，我走在川西的磨西古鎮，起伏的青石路面在昏暗的路燈下發着幽幽的光，逼仄的街道上幾乎沒有什麼行人，這令我深切意識到這裏的偏僻與孤遠。

我總在想，21世紀的今天尚且如此，80年前紅軍路過此地時，又該是怎樣的冷寂與荒蕪？而為了避免與強大的對手正面相撞，紅軍選擇了一條如此艱辛之路，最終保存了自己，走向了成功之路。

今天中國走向莽遠、動盪的亞洲腹地，是又一次歷史感召下的長征嗎？而這會讓中國走向崛起之路嗎？

除了“武備”，中國也在“文攻”。

通過各種接觸與對話，中國在向美國傳達自身清晰的意圖，避免戰略誤判。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擯棄你輸我贏的舊思維”、“中國永遠不稱霸，永遠不搞擴張”等“官宣”，都是中國對世界、尤其是對美國西方的政治承諾，而這些承諾背後，依舊是軍事經濟實力的支撐：不管你信不信，反正你現在不敢動我，我就利用這個時間窗口全力奔跑。

就中國而言，時間是最好的朋友。

如要拉長時段往前看，如果中國能夠避免矛盾的爆發越過臨界點、能夠大體消化這個矛盾凸顯期的話，我們就有可能平安度過這個風急浪高的“歷史三峽”，駛入水闊天高的發展新階段。

以現在政府的表現來看，我覺得可以説是清醒的：

2017年中印“洞朗事件”發生，網上一片喊打喊殺之聲，但兩國最終以和平方式解決。

2018年10月,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訪問中國。此訪是時隔七年日本領導人再次訪華，是一次“務實之旅”，中日雙方就第三方市場合作達成52項協議。

2018年11月，台灣“九合一”選舉，民進黨慘敗，承認“九二共識”重又成為台灣政壇的重要政治口號。

2019年1月9日，第五輪中美貿易談判尚未結束。特朗普在推特里發出：“Talks with China are going very well!”（“與中國的磋商進行得非常好！”）

……

可以看出，中國正在盡全力穩定局面，避免任何一個戰略方向的矛盾激化，以防被民粹裹挾、為“政治正確”所綁架，給自己以更大的戰略迴旋空間。

如果中國能實現這些目標，重新校準全球利益框架，讓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漸漸接受自己的邏輯，承認現實，放平心態，那麼“和平崛起”將真正有了現實的可能性。

五、寫在最後：迴歸常識

中美博弈，看似紛繁，但實則因果關係清晰可辨，關鍵是要“去意識形態化”，警惕“泛道德化”，迴歸常識。

在我看來，常識有這麼幾點：

首先，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

以前看到發達國家民眾每天優哉遊哉，滋潤得不要不要的，而反觀我們，天天累得和狗一樣，卻只能勉強餬口，苦大仇深。

對此，很自然的解釋邏輯便是兩種體制的區別，進而上升到優劣高低的價值判斷。但剝離道德、感性後，我們會發現此前似乎忽略了一個基本事實：沒有勞動，就不會有財富產生。人不幹活，僅靠體制的運轉，最終生成物質，從邏輯上來講，估計沒人能論證得出來。

宋代的司馬光曾説過：“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一定時期內，社會財富的總量是有限的，不是藏富於民，就是藏富於官。

套用一下當今世界，那就是：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西，則在東。一些發達國家國民之所以活少錢多，和能薅羊毛的全球頂層設計是密不可分的，美國尤其從中分得了最大的利益。

其次，在根本利益面前，不要天真地相信純粹的道德。

由於歷史與現實的原因，西方的價值文明確實達到了人類社會前所未有的高度，這是必須承認的。在很多方面，諸如民主、自由等，也應當成為我們奮鬥的目標。但如果將美西作為正義的化身，以為其行為的驅動力僅僅來源於道德，那就是過於理想主義了。

在根本利益面前，國家的“義利觀”也會搖擺，而最終利益往往戰勝道德。

就拿2018年沙特記者卡舒吉遇害事件來説，公理道義昭然若揭，但特朗普卻始終表態含糊、反覆，不願給沙特施加更大的壓力，以使得真相澄清——沒辦法，剛簽了125億美元的軍售大單啊！

在巨大的誘惑面前，國家道德是個相當脆弱的存在。

再者，中國不能把夢想寄託於美國。

原因很簡單，上文説過，沒那麼多資源財富。

比如特朗普政府對於移民的限制日趨嚴苛，其移民政策的內在核心就是：能為美國做貢獻的移民，歡迎；可能損害美國利益的，審查得越嚴格越好。

歸納為一句話就是：要靠美國“養活”，就別來了！

另外，2017年6月，美國海外屬地波多黎各舉行公投，投票結果以壓倒性的優勢要求成為美國的第51個州，但美國對此不屑一顧，直接“冷處理”。

原因無它，波多黎各一旦“立州”，美國就要承擔相應的責任，付出相應的代價，這筆買賣划不來。

山水相連、近在咫尺的“同類”尚且顧不上，美國哪裏還能豁達到讓萬水千山外的14億“異類”有福同享——地主家也沒有餘糧啊！

末了，讓我們重回開頭的話題。

貿易戰烽煙一起，中國備受美國指責，“強制技術轉讓”、“偷盜先進技術”、“保護知識產權不力”，等等，不絕於耳。而國內有些人也義憤填膺地自殘式反思，覺得中國確實利用了不公平的手段。

其實，這些指責不是今天才有的，為何近來音量陡然升高？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賈格迪什·巴格沃蒂的觀點是對此最好的回答：美國並不是不在意貿易規則的不對稱，而是不在意比自己弱很多的貿易對手。

現在主流的國際遊戲規則，都是由既得利益者的強國制定的，必然以保障其利益最大化為目的。後發國家要突破現有利益格局，實現超越，如果老老實實按人家的套路來玩，你能有出頭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