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依泠煙:中美大變局_風聞
大牧_43077-2019-03-13 22:33
柳依泠煙:中美大變局
本文來源:柳依泠煙
剛剛過去的2018年風急浪高,中美博弈屢起波瀾,直到此刻,仍是驚濤拍岸,觀者驚心。
自從特朗普上台之後,中美關係如靜水起狂瀾,曾經平和、緊密甚至些許的彼此默契被打破了,美國挑起的貿易爭端將兩國瞬間置於短兵相接的境地,論者譁然:對川普本人的口誅筆伐,對孟女士事件的法律解讀,還有退而自省的政策反思,讓這一時期的中美關係格外耀目。
但以筆者所見,無論是就特朗普及其幕僚的個人政治傾向大加撻伐,還是從法律技術層面解析孟之遭際,乃至躬身痛悔華為“觸法”的自省自虐之舉,都在很大程度上將這一話題看“小”,看“偏”了。
美國於此時頻頻發難,顯非偶然,而是兩國宏觀態勢長期演進的結果,所謂“蓄之既久,其發必速”,有“勢”所必然之理。
一、看似美麗卻並不美好的“中美國”
要理解中美的當下之“變”,自然要先回望一眼此前之“常”。
自從“中美國”(Chimerica)一詞被哈佛大學教授尼爾·弗格森創出後,這一風靡全球的概念成為許多人觀察兩國關係的基點,而不少國人更將其理解為:中美攜手,共同參與全球治理——也就是我們以前説的G2!
可惜,這實在是一廂情願的美麗勾畫。
美國所謂的“G2”是建立在並不平等的互補之上的,即美國想自己當老大,中國當美國的小弟。
二戰後的美國由曾經的產業資本主義向金融資本主義躍進,全球成為其金融資本收割的牧場,而美元的主導地位則保證了其攫取他國利益的便利與快捷:只要開動印鈔機,便可以用紙來換取別人的真實財富。
如此低成本、高效率的交易,使得美國在這一遊戲規則下獲得了最大的利益。
簡言之,便是論者常常説到的美元薅全球羊毛的“鑄幣税”。
而在這一體系下,中國此前無疑貢獻了最多的“羊毛”——成本低廉,體量巨大,製造業發達,貿易門類齊全,更重要的是,中國在諸多高端產品、服務領域的差距,使得據有相對或絕對優勢的美國天然成為首要供應方,從而獲取了最為豐厚的壟斷利潤。
在這一架構中,美國攫取了超額雙重利潤以供養自身昂貴的民主福利制度,而中國則以沉重的代價來賺取美元、厚積資本、升級產業、作養人才、促進科技,以逐漸完成自身的“原始積累”。
可以説,中美在這樣的體系下有着各自的角色,分工而互補,也算各取所需,合作平順。
中國相當於一個吃苦耐勞、踏實能幹的打工仔,為美國這個老闆創造了巨大的價值,而老闆則從豐厚的收益中拿出一些作為薪水。打工仔生活有所改善的同時,省吃儉用,漸漸有了點積蓄,勞資雙方一段時間內相安無事——這就是過去二十年間中美關係之所以較為和諧的本質。
但顯而易見,這種看似平和的框架下掩蓋着極端的不平等,以及由不平等所集聚的衝突與對立。
“遍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中國不可能一直安於“為他人作嫁衣裳”的角色,而美國作為“既得利益者”,則極力維護自身少勞多得的地位。
演變下去,便是一場國際層面上的“階級鬥爭”與“階級革命”——美麗卻並不美好的“中美國”外衣則被無情地剝落,原形畢露。
除了作為生產者和儲蓄者的角色,包括中國在內的多數國家和地區在這一體系安排下,還有個重要功用,即美國危機轉嫁的承載者與消化者。
由於美元的強勢地位,美國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就貨幣政策的運用缺乏強制約束,因此,美聯儲的每一次加息與減息,收緊與寬鬆,都會觸動他國的神經,並據此跟進反應。
實際上,美國對貨幣工具的每一次私心自用,都會在全球製造巨大的泡沫、危機與震盪,而被綁架到這一體系上的各國,客觀上都分擔了美國金融危機的成本,從而極大緩解稀釋了美國自身的麻煩。
就供應廉價產品、提供資本利得、吸納危機成本這幾方面而言,美中關係更類同於殖民時代宗主國與依附國/殖民地的關係,因此學界有人將其稱之為中國對美國的“和平依附”。
不過在筆者看來,這種所謂的“和平依附”與殖民時代最大的不同在於,中國擁有完全的政治主權,從而掌握了經濟發展路徑的自由裁量權,而這種實質上並不平等的依附關係,卻是中國自主作出的選擇——在當時的國際形勢下,只有主動將自身嵌入這一美國主導的政治經濟體系,才能盤活自己的存量資源,從而實現經濟的起飛,而在此過程中必然要付出相當的代價,這也是無可奈何的。
相較於“和平依附”,我覺得這一過程更確切的描述應當是:中國“贖買”國家發展權。
再聽聽“中美國”一詞的始作俑者弗格森自己的詮釋:
我是用這個詞來描述中國加美國這樣一種中美關係。一個國家負責出口,另一個國家負責進口,一個國家負責花錢,另一個國家負責儲蓄。美國通過這種模式,實現了美國經濟的騰飛。但是多年如此消費後,美國現今實在無力支撐這種消費模式了。中國和美國就像一個婚姻,但這種婚姻是幻覺,是不能持續的,如果長期只讓你存錢他花錢,這種婚姻是持續不下去的。
顯然,“中美國”的內涵並非是讓中國分享全球治理的權力與尊榮,而是希望中國承擔更多的成本,以維護現行體系的運轉。
但就連美國人都清楚,這段不平等的聯姻終有難以為繼的一天。
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如上文所述,中國是自主加入這一不平等的以西方(以美國為首)為主導的世界政治經濟體系的,儘管“學費”昂貴,卻是當時“兩害相權取其輕”的最優選項。
“贖買”只是手段,“發展”才是目的,一旦達到兩者“倒掛”的臨界點,中國必然會加以調整,此前的格局便會為之一變。
顯然,當下的中美關係已處於待變的歷史關口。
近幾年,官方文件與領導講話中,“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頻頻出現,可言者諄諄,聽者藐藐,許多人一略而過,沒當回事。其實別以為這是官場的套話具文,實際上確是對當今時代遷移的客觀描述。
網上曾有人戲言,如果將百年前和今天作一比較,會發現其實歷史在原地踏步。1900年,打進北京的八國聯軍幾乎囊括了當時世界上所謂的“列強”:英、俄、日、法、德、美、意、奧;而如今,“G7”/“G8”集團則由西方几大工業國組成,除了“偽列強”奧匈帝國早已灰飛煙滅,為“後起之秀”加拿大所取代外,兩份名單竟驚人地一致——世界的權力與財富格局確實有着強大的慣性與頑固的承襲。
但變局又是顯而易見的:百年前,所謂的國際事務即是列強間的爭鬥往來,他人無權置喙,而今天,西方再重要,也不可能肆無忌憚地決定全球態勢了,否則也不會出現“G20”這樣的協調機制了。
而在這一產業、財富、力量的重新佈局中,最大的變量就是以中、印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它們攜自身人口、土地、文化尤其是立國規模宏大之力,吸納西方數百年科學技術積澱之功,一躍而起,將全球產業鏈條、要素市場、價值分工作了極大的重構,使得世界治理秩序、運轉邏輯、權力架構有了迥異於百年前的樣貌。
今天的中國是有力量的,這點切不可妄自菲薄。
走過百年,世界格局之“變”方興未艾,前景仍顯晦暗不明,而“變”中最牽動未來走勢的,顯然是中美形態的演進,而最核心的,則是中國重構兩國關係的意願與能力。
如上文所述,中國多年打工,漸有積蓄,集聚資本的同時,對於美國全球薅羊毛的頂層設計與運作技巧也瞭然於胸:大致而言,美元作為事實上的“世界貨幣”來攫取全球資本收益,美元背後則是政治軍事強權賦予的終極信用,而科技上的領先,產業上的“代差”,則將資本攫取收益的“剪刀差”擴張到最大邊際,也保障了軍事上的優勢。
可以説,金融、軍事、科技三位一體,共同支撐着美國的“老闆”地位。
如同一個打工仔在為老闆賣苦力多年後,有了本錢,又明白了做生意的門道,還出於對此前自己活多錢少的不平,自然會萌生自立門户的念頭:無非就那兩下子,你行,我也行啊!
——如今的中國就想擺脱一直給人打工的命運,自己當個小老闆,收益自己拿,儘快實現豐衣足食。
中國的思路也很簡單明晰:既然美國人是靠金融、軍事、科技這三根支柱(還有與此相配合的文化、制度、意識形態等上層建築)來構築自身的超然地位的,中國便在這幾方面着力,依樣畫葫蘆也就是了。
**金融方面:**成立亞投行,推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雙邊本幣結算,在英國倫敦設立人民幣離岸清算中心,在上海、香港交易所陸續推出人民幣黃金、人民幣原油、人民幣鐵礦石等,這些顯然是在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步伐,以獲取核心資源的定價話語權,實質即是將人民幣“資本化”,為未來獲取國外資本收益佈局。
**軍事方面:**航母接連下水,大造軍艦,強力推進南海島礁建設,又推出改革開放以來最大規模的軍改,等等,這些整軍備武之舉,既有戰略震懾的宏觀考慮,也有保障未來投資安全、交通要道的現實需要,更有為人民幣國際信用“賦權”的終極目標。
**科技產業方面:**科研經費投入逐年攀升,2015年1.4萬億,2016年1.57萬億, 2017年1.76萬億,投入之巨,已僅次於美國。在貿易戰中被熱炒的“中國製造2025”直指世界製造強國的目標——儘管有人不以為然,嗤之為“口號”,但已足以令西方不安。
**文化價值方面:**正如十九大報告中所宣示的“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中國積極將“文化自信”推向世界,不僅“自信”,還要“他信”。美國戰略學巨擘布熱津斯基在2012年刊行的《戰略遠見》中也承認:“中國對第三世界的吸引力與日俱增”。中國的發展速度與成就附着着相應的價值觀,向境外擴展,不可避免地在空間上對西方意識形態形成一定的擠壓。
……
可以説,中國體量的快速增長,使得美國在各個方面都感受到了事實上的壓力,這裏面既有中國實現“偉大復興”的強烈主觀意願在鼓舞,也有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在驅動。
“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作為“既得利益者”,美國與西方當然會就此作出評估並尋找因應之道的。
三、美國的思路與反應
中國的繼續發展,令既成的權力財富佈局與利益分配格局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而美國作為這一秩序的主導者與汲取者,焦慮與緊張也日益增加,使得中美關係也達到了一種“臨界點”。
看現今的中美關係,其實沒那麼複雜,美國人自己説得已經很清楚了。
2018年10月4日,美國副總統彭斯在哈德遜研究所上發表演講,對中國進行了全方位的批評,引起軒然大波:
雖然我們希望改善與北京的關係,但我們將繼續堅定地捍衞我們的安全和我們的經濟。本屆行政當局將繼續採取果斷行動,保護美國的利益、美國的就業和美國的安全。
2018年11月7日,保爾森基金會主席、美國第74任財政部長亨利·保爾森在新加坡彭博創新經濟論壇上講話裏談到:
儘管很多人都把對華關係轉向歸於特朗普政府,我不認同這個看法。當前的趨勢很可能會在美國政策制定界長期持續下去。
一個正在形成的共識是,中國不但對美國是個戰略挑戰,同時中國的崛起已經損害美國利益。美國人越來越相信中國是一個同一級別的競爭者,在推行有敵意的政策,並對美國構成戰略挑戰。
2018年12月10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接受美國保守派電台訪談節目《休·休伊特秀》採訪時表示:
在未來的5年、10年、25年裏,僅僅從中國人口數量、財富和內部制度來看,中國是美國在中長期的最大威脅。
從以上隨手舉出的幾例,可以很明顯看到美國人對待當下兩國關係的着眼點與驅動力:價值體系、意識形態固然重要,但自身的安全、經濟無疑是更為優先的考慮,而“利益”則置於一切的核心位置。
美國前總統奧巴馬曾一語道破天機。
2010年5月,奧巴馬在白宮接受澳大利亞電視採訪時,針對中國想要在“用足機遇”之後轉變發展方式、讓中國人民也過上富裕生活的歷史選擇,發出了嚴厲警告:
如果10多億中國人口也過上與美國和澳大利亞同樣的生活,那將是人類的悲劇和災難,地球根本承受不了。
——中國要參與重新劃分存量蛋糕,而且胃口還特別好,這才是對美國利益最根本的觸動。
那為什麼美國會感到中國要動自己的奶酪呢?
讓我們看一下現實。
目前全球約70億人口,包括美國在內的發達國家共8億人,如果扣除發達國家貧困人口,加上發展中國家的富裕人羣,全球過上舒適生活的人滿打滿算也不會超過10億。
1:7,這就是目前世界存量蛋糕的分配現狀。
為什麼“中等收入陷阱”的陰影始終籠罩着那些成績亮眼的發展中國家,揮之難去?
二戰結束後,世界經濟經歷了一段高速增長,多數國家從中獲益,少數國家地區甚至抓住機遇,舉措得當,一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得以躋身發達國家俱樂部,一時間,人類對未來的期許頓覺光明無限。
但隱憂也如影隨形般蔽日而來。
就世界GDP增速而言,如果以每10年平均增速作為單位計算的話,這幾十年的數據是這樣的:
很顯然,經濟增速在持續下降,這意味着什麼?
意味着做大蛋糕越來越難,從總量上想支撐更多的人享受現代生活將是非常困難的。
再看看二戰後擠進發達國家/地區行列的,其實非常集中:亞洲四小龍。
而這幾個經濟體的特點也相當一致:面積小、體量小、人口少,最大的韓國也不過5000萬人,而最小的新加坡只是個微型城市經濟體。
從本質上説,二戰後經濟的增量,其實也只能允許這麼點人口“走進現代”。
從這個角度而言,讓14億人擺脱短缺經濟,享有現代生活,確是前無古人的偉大理想與事業,毫不誇張。
這一偉大理想當然與世界經濟疲軟的現狀產生了“結構性”矛盾,而更令既得利益者“恐怖”的是,就是在蛋糕就這麼大的情況下,中國卻在拿走越來越多的份額。
2016年,中國拿走全球石油的15%,全球鐵礦石的50%,全球主要大豆出口國出口量的70%。然而現在中國人均肉類消耗量、人均汽車保有量、人均電力消耗分別只是美國的50%、20%、30%。
我們可以想想,如果中國這幾項指標要追平美國,是個什麼概念?需要多少資源支撐?美國人能坐得住嘛?
在全球範圍內,決定一個國家福利水平高低的無非兩個因素:“蛋糕”的大小和獲得的多少。
當美國發現做大蛋糕越來越困難時,回頭全力阻擊越來越近的追擊者就是最合理、最現實的選擇。
戈莫里和鮑莫爾在《全球貿易和國家利益衝突》中闡述了貿易從共贏到衝突的動態變化的邏輯:後發國家在追趕的過程中,隨着經濟體量越來越大,其與守成大國的貿易關係,將從互惠變為衝突。
在後發國家中,中國的特殊性在於:她太大了!
中國與整個歐洲相當的面積,佔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還有着偉大歷史記憶的召喚(要不怎麼叫“復興”),加之一日千里的追趕腳步,這簡直具備了“合格反對者”的所有條件,怎麼能讓美國安枕呢?
四、中國的選項
邏輯已經很清楚,在此消彼長的存量博弈思維下,美國對於中國的阻遏是個必選項,這已遠遠超越了形而上的價值對壘與道德層面,而轉為形而下的現實利益爭奪。
對此,中國將如何抉擇呢?
近年來,無論是領導人的講話,還是官方的宣言,都多次重複着一句話:“太平洋足夠大,容得下中美兩國。”
其實這話已經把中國的戰略意圖表述得很清楚了:中國不想走“贏者通吃”的老路,也無意於一家獨大,但在努力做大蛋糕的同時,我們要分享更多的資源、榮譽與利益,我們不搞“陰謀”,搞的是光明正大的“陽謀”。
説得更直白些,那就是:在“薅全球羊毛”的頂層設計中,我承認你的優勢、尊重你的利益,但好處不能你全佔了,我也想分一杯羹,大家有事好商量,但千萬別衝動,弄得把鍋砸了。
很顯然,這對於之前你輸我贏、你死我活的大國博弈思維,無疑是個突破。
但關鍵是,美國人憑什麼信你,憑什麼讓渡你利益?
中國會怎麼做?
文武之道,一張一弛。
前面我們提到過,美國之所以能收取美元“鑄幣税”,表面看是美元的全球儲備貨幣地位,其根源則是美國的政治軍事強權。用槍桿子來保證美元的國際信用,這才是真正終極的“剛性兑付”與不必宣揚的公允價值。
中國的整軍備武則正是沿着“止戈為武”的傳統智慧來部署的。
從經濟學的投產比角度而言,貿易交往之所以成為當前國際關係的主要形態,是因為其能以較低成本帶給各國利益,但一旦戰爭成本較之於收益成為一種更為廉價的手段時,便會極可能成為國家的優先選項。
此前,美國及西方之所以對伊拉克、利比亞、敍利亞等斷然採取軍事手段,就是因為對於這些中小國家,具有壓倒性的優勢,而戰爭較之於其他手段,反而成為了一種相對低廉的解決方式。
而俄羅斯拿下克里米亞,從現有的國際法角度而言,毫無疑問是赤裸裸地侵略與吞併,但西方的指責、制裁、軍演交加,卻沒有絲毫真正動武的意圖,説到底,還不是因為俄羅斯的軍事威懾?戰爭是性價比嚴重倒掛,西方“非不為也,實不能也”。
中國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以收取國外鑄幣税,這是動了美國的禁臠,但戰爭之所以還沒有到來,還不是因為中國軍隊枕戈待旦,作虎蹲深山的養威之勢,令美國心存忌憚,降低了戰爭作為其工具箱中的可選擇性。
在軍事威懾、為人民幣賦權的同時,中國強化軍力的另一個現實訴求,便是構築中國海外通道和資源產地的安全體系。
就拿“一帶一路”倡議來講,就目前中國的戰略方向,顯然是以陸上“絲綢之路經濟帶”為主,而以“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為輔。這明顯有儘量避開與美國發生正面衝突、迂迴發展的戰略意圖在內。
而陸上穿越的地區許多都是政局動盪、安全堪憂,沒有強大的軍力,如何能在這些“地震帶”中保障自身的資產、資金、人員安全?
其實,這總讓我想起長征。
2016年10月的一個夜晚,我走在川西的磨西古鎮,起伏的青石路面在昏暗的路燈下發着幽幽的光,逼仄的街道上幾乎沒有什麼行人,這令我深切意識到這裏的偏僻與孤遠。
我總在想,21世紀的今天尚且如此,80年前紅軍路過此地時,又該是怎樣的冷寂與荒蕪?而為了避免與強大的對手正面相撞,紅軍選擇了一條如此艱辛之路,最終保存了自己,走向了成功之路。
今天中國走向莽遠、動盪的亞洲腹地,是又一次歷史感召下的長征嗎?而這會讓中國走向崛起之路嗎?
除了“武備”,中國也在“文攻”。
通過各種接觸與對話,中國在向美國傳達自身清晰的意圖,避免戰略誤判。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擯棄你輸我贏的舊思維”、“中國永遠不稱霸,永遠不搞擴張”等“官宣”,都是中國對世界、尤其是對美國西方的政治承諾,而這些承諾背後,依舊是軍事經濟實力的支撐:不管你信不信,反正你現在不敢動我,我就利用這個時間窗口全力奔跑。
就中國而言,時間是最好的朋友。
如要拉長時段往前看,如果中國能夠避免矛盾的爆發越過臨界點、能夠大體消化這個矛盾凸顯期的話,我們就有可能平安度過這個風急浪高的“歷史三峽”,駛入水闊天高的發展新階段。
以現在政府的表現來看,我覺得可以説是清醒的:
2017年中印“洞朗事件”發生,網上一片喊打喊殺之聲,但兩國最終以和平方式解決。
2018年10月,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訪問中國。此訪是時隔七年日本領導人再次訪華,是一次“務實之旅”,中日雙方就第三方市場合作達成52項協議。
2018年11月,台灣“九合一”選舉,民進黨慘敗,承認“九二共識”重又成為台灣政壇的重要政治口號。
2019年1月9日,第五輪中美貿易談判尚未結束。特朗普在推特里發出:“Talks with China are going very well!”(“與中國的磋商進行得非常好!”)
……
可以看出,中國正在盡全力穩定局面,避免任何一個戰略方向的矛盾激化,以防被民粹裹挾、為“政治正確”所綁架,給自己以更大的戰略迴旋空間。
如果中國能實現這些目標,重新校準全球利益框架,讓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漸漸接受自己的邏輯,承認現實,放平心態,那麼“和平崛起”將真正有了現實的可能性。
五、寫在最後:迴歸常識
中美博弈,看似紛繁,但實則因果關係清晰可辨,關鍵是要“去意識形態化”,警惕“泛道德化”,迴歸常識。
在我看來,常識有這麼幾點:
首先,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
以前看到發達國家民眾每天優哉遊哉,滋潤得不要不要的,而反觀我們,天天累得和狗一樣,卻只能勉強餬口,苦大仇深。
對此,很自然的解釋邏輯便是兩種體制的區別,進而上升到優劣高低的價值判斷。但剝離道德、感性後,我們會發現此前似乎忽略了一個基本事實:沒有勞動,就不會有財富產生。人不幹活,僅靠體制的運轉,最終生成物質,從邏輯上來講,估計沒人能論證得出來。
宋代的司馬光曾説過:“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一定時期內,社會財富的總量是有限的,不是藏富於民,就是藏富於官。
套用一下當今世界,那就是: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西,則在東。一些發達國家國民之所以活少錢多,和能薅羊毛的全球頂層設計是密不可分的,美國尤其從中分得了最大的利益。
其次,在根本利益面前,不要天真地相信純粹的道德。
由於歷史與現實的原因,西方的價值文明確實達到了人類社會前所未有的高度,這是必須承認的。在很多方面,諸如民主、自由等,也應當成為我們奮鬥的目標。但如果將美西作為正義的化身,以為其行為的驅動力僅僅來源於道德,那就是過於理想主義了。
在根本利益面前,國家的“義利觀”也會搖擺,而最終利益往往戰勝道德。
就拿2018年沙特記者卡舒吉遇害事件來説,公理道義昭然若揭,但特朗普卻始終表態含糊、反覆,不願給沙特施加更大的壓力,以使得真相澄清——沒辦法,剛簽了125億美元的軍售大單啊!
在巨大的誘惑面前,國家道德是個相當脆弱的存在。
再者,中國不能把夢想寄託於美國。
原因很簡單,上文説過,沒那麼多資源財富。
比如特朗普政府對於移民的限制日趨嚴苛,其移民政策的內在核心就是:能為美國做貢獻的移民,歡迎;可能損害美國利益的,審查得越嚴格越好。
歸納為一句話就是:要靠美國“養活”,就別來了!
另外,2017年6月,美國海外屬地波多黎各舉行公投,投票結果以壓倒性的優勢要求成為美國的第51個州,但美國對此不屑一顧,直接“冷處理”。
原因無它,波多黎各一旦“立州”,美國就要承擔相應的責任,付出相應的代價,這筆買賣划不來。
山水相連、近在咫尺的“同類”尚且顧不上,美國哪裏還能豁達到讓萬水千山外的14億“異類”有福同享——地主家也沒有餘糧啊!
末了,讓我們重回開頭的話題。
貿易戰烽煙一起,中國備受美國指責,“強制技術轉讓”、“偷盜先進技術”、“保護知識產權不力”,等等,不絕於耳。而國內有些人也義憤填膺地自殘式反思,覺得中國確實利用了不公平的手段。
其實,這些指責不是今天才有的,為何近來音量陡然升高?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賈格迪什·巴格沃蒂的觀點是對此最好的回答:美國並不是不在意貿易規則的不對稱,而是不在意比自己弱很多的貿易對手。
現在主流的國際遊戲規則,都是由既得利益者的強國制定的,必然以保障其利益最大化為目的。後發國家要突破現有利益格局,實現超越,如果老老實實按人家的套路來玩,你能有出頭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