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一個香港人眼中的台灣_風聞

偶得一陳舊的香港報刊「聯合評論」，對其中一篇文章特別有感「我所見到的台灣」。作者王厚生是香港文化界人士，屬於早期的自由民主派，1949年後離開大陸，旅居港台與美國。作為一個反G立場鮮明的報刊，「聯合評論」使用中華民國紀年，並堅決站在民主中國的位置傳播時事評論。

1959年八月，王厚生來台停留了一個月，回香港後便寫下了台北行的所聞所見，他寫到:在大城市如台北，人們的生活雖清苦，卻很安定……沒有像香港人那種由生存競爭而生的緊張…..從事於農工商各界的人們的收入較好，軍公教人員的待遇較差，而服務於軍公教三界者，多數是從大陸過去的。因此，台灣本省人的生活要比外省人優渥。

台灣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間，基本上沒有仇視，隔膜也許有一些，但不顯著……..台灣本省人對政府不滿，大概也是事實，不過，這種不滿的情緒，不值得大驚小怪…….只要政府停止向老百姓徵收税捐，人民立刻會對政府表示好感的…..台灣的國民教育辦得很好……台灣少女喜歡外省籍青年，她們説，台灣青年未出遠門，土氣十足………台灣的政治無可否認的未合民主政治的標準……台灣籍士兵的戰鬥精神極佳，他們入伍後，與外省籍士兵打成一片，如同弟兄，毫無地域觀念。

除了上述，王厚生還花了些篇幅描述當時台灣粗具規模的工業，以及蔣介石是否該第三次違”憲”連任總統之事。

「聯合評論」裡的作者，大都是自由民主派的非國民黨人士，他們在海外，雖然不滿，但仍寄希望於國民黨，重建自由中國。他們反對當時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希望自己所屬的政黨(中國民主社會黨，中國青年黨)，能在台灣有一席之地，他們自詡為國共之外的第三勢力。

這一年，最重大的政治新聞除了蔣介石的連任爭議，另外則是美國的對華政策轉變，艾森豪傾向「兩個中國」的猜疑。

當時的台灣內部，按王厚生的觀察，沒有什麼族羣衝突，有的只是隔膜。1949年從大陸前移來台的外省族羣大都從事軍公教，生活清苦，本省人則多從事農工商，相對優裕。南腔北調，但見識較廣的窮人，與台日混語，純樸鄉土的有產階級，有隔膜是肯定的，尤其當時的外省人，並沒有長居於台灣的打算，他們還想回大陸。

如果拿緬甸國內穆斯林與佛教徒的種族衝突來看，人家可是真正綿延數個世代的血海深仇，不同文也不同種，一次種族衝突就是十數萬人喪生，或數十萬人成為難民。相比之下，台灣光復後的族羣問題，根本是芝麻綠豆般的小事，直到「二二八事件」被嚴重渲染與扭曲。緬甸深仇難解，台灣沒事找事。

50年代的台灣，之所以族羣間相對和諧，除了同文同種之外，一如王厚生的觀察，教育辦得不錯是主因。再者，外省族羣大都限縮在軍公教領域，也無久居的打算，所以並未形成與本省人爭奪土地的衝突。

王厚生特別提到，從海外華人的角度來看，台灣養兵太多(70萬總兵力)，但若深入理解，如果大量解散部隊，這些士兵如何安置是很大的社會問題。當時教職與公職無法再釋出空缺，年輕的退伍軍人將與本省人爭搶不算大鍋的勞動市場。相反地，維持兵力，將人力資源限制在軍方內部，管理上較為容易，士兵功能也可擴充為「災區重建」，「築路修橋」，成為另一種社會生產力。

台灣的經濟在1953年就已恢復到二戰前的水準，並藉由土地改革的農業政策站穩腳步，往加工出口的工業化前進。這個時期，台灣內部屬於戰後恢復期，也由於二戰並未給台灣帶來過大的破壞，才得以迅速恢復體力。60年代開始的兩位數經濟成長，是在社會相對安穩的50年代所打下基礎的。

1950年韓戰爆發，台灣得到大量美援，也是國民政府在島內得以發展的重要因素。1954年，美台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大陸稱為美蔣共同防禦條約)，從此反攻大陸必須獲得美國同意。原來台灣是日本的「不沉的航母」，至此成為美國的「不沉的航母」。

1959年，反攻無望，台灣政治戰略開始向下修正，但台灣民間經濟正準備向上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