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講局成員、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市場集中化正威脅美國經濟_風聞

作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

（Joseph Stiglitz）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哥倫比亞大學校級教授

世界發達經濟體正遭受一系列深層次問題的困擾。尤其是在美國，不平等程度達到了1928年以來的最高水平，與二戰後的幾十年相比，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仍然非常緩慢。

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和他的國會共和黨支持者承諾，美國經濟將實現“4、5、甚至6%”的年度增長，但他們只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赤字。根據國會預算辦公室的最新預測，聯邦預算赤字今年將達到9000億美元，2021年後每年將超過1萬億美元。

然而，最近赤字增加帶來的高糖效應已經開始消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美國2019年和2020年的經濟增速將分別為2.5%和1.8%，低於2018年的2.9%。

許多因素導致了美國經濟的低增長/高不平等問題。特朗普和共和黨人設計糟糕的税收“改革”，加劇了現行税法的缺陷，將更多收入輸送給了最高收入者。與此同時，全球化仍然管理不善，金融市場繼續傾向於榨取利潤，而不是提供有用的服務。

但更深層、更根本的問題是市場力量的日益集中，這使得占主導地位的公司得以剝削客户，壓榨員工，而員工自身的議價能力和法律保護正在被削弱。首席執行官和高管們越來越多地以犧牲員工和投資為代價，為自己爭取更高的薪酬。

例如，美國企業高管確保減税帶來的絕大多數好處都用於派息和股票回購，2018年這一數字超過了創紀錄的1.1萬億美元。回購提高了股價，提高了許多高管薪酬的基礎——每股收益比率。與此同時，年投資佔GDP的13.7%，仍然疲軟，許多企業養老金資金不足。

市場力量不斷增強的證據幾乎隨處可見。在一個又一個行業，從貓糧這樣的小事情到電信、有線電視供應商、航空公司和技術平台這樣的大事情，現在有幾家公司控制着75% -90%的市場，甚至更多。在本地市場層面，這個問題更加突出。

隨着企業巨頭的市場力量不斷增強，他們影響美國金錢驅動政治的能力也在增強。而且，隨着金融體系變得更有利於企業，普通公民要為受到的虐待和不公尋求賠償就變得困難得多。一個完美的例子就是勞動合同和用户協議中仲裁條款的廣泛使用，這些條款允許公司通過一箇中間調解人而不是法庭來解決與員工和客户之間的糾紛。

多種力量正在推動市場力量的增長。一個是具有巨大網絡效應的行業的增長，在這些行業，像谷歌或Facebook這樣的單一公司很容易佔據主導地位。另一個原因是商界領袖普遍持有的態度，他們認為市場力量是確保持久利潤的唯一途徑。正如風險投資家彼得·蒂爾所言:“競爭是為失敗者準備的。”

美國商界領袖在創建市場壁壘以防止任何有意義的競爭方面表現出了真正的獨創性，這得益於現行競爭法的執法不嚴，以及未能針對21世紀的經濟更新這些法律。因此，美國新公司的比例正在下降。

這些對美國經濟都不是好兆頭。不平等的加劇意味着總需求下降，因為處於財富分配頂端的人在收入中所佔的比例，往往低於那些收入較低的人。

此外，在供應方面，市場力量削弱了投資和創新的動力。公司知道如果他們生產更多，他們將不得不降低價格。這就是為什麼儘管美國企業創造了創紀錄的利潤，擁有數萬億美元的現金儲備，但投資依然疲軟。此外，當你可以利用自己的政治權力通過市場剝削榨取更多租金時，為什麼還要費心去生產任何有價值的東西呢?政治投資在降低税收方面的回報遠遠高於在工廠和設備方面的實際投資。

更糟糕的是，美國的低税收佔GDP的比例——即使在特朗普減税之前也只有27.1%——意味着缺乏資金投資於確保未來增長所需的基礎設施、教育、醫療和基礎研究。這些供應方面的措施實際上是“滲透”到每個人身上的。

對抗具有經濟破壞性的權力失衡的政策是直截了當的。在過去的半個世紀裏，芝加哥學派的經濟學家基於市場普遍競爭的假設，將競爭政策的焦點僅僅侷限於經濟效率，而不是更廣泛的對權力和不平等的擔憂。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就在經濟學家們開始揭示這種假設的缺陷時，這種假設卻在政策制定圈子裏佔據了主導地位。博弈論的發展和新的不完全、不對稱信息模型的出現，揭示了競爭模型的深刻侷限性。

法律需要跟上。反競爭行為應該是非法的。除此之外，美國反壟斷立法還需要進行一系列其它改革。美國人在競爭中需要同樣的決心，就像他們的公司在競爭中表現出來的那樣。

一如既往，挑戰在於政治。但隨着美國企業積累了如此多的權力，我們有理由懷疑，美國的政治體系能否勝任改革的任務。再加上企業權力的全球化，以及特朗普治下放松管制和裙帶資本主義的狂歡，很明顯，歐洲將不得不帶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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