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褚時健 | 企業家精神的發現程序（下）_風聞

文 | 清和  智本社社長

以企業家精神為主線，開啓一場跨越200多年的經濟思想及方法論的大巡禮。

“人的行動”的發現程序

從天主教、古希臘先哲到西班牙經院哲學家

古典主義發現市場機制的力量，奧地利學派發現人的力量。從亞當·斯密的“市場的發現程序”到卡爾·門格爾的“人的發現程序”，經濟學家經歷了一百多年的探索。

但是，這兩個學派並沒有延承關係，這兩個“發現程序”在思想淵源、理論基石、邏輯論證以及方法論方面都是完全對立的。

在思想淵源上，古典主義和奧地利學派，是人類哲學思想的兩大分野，是天主教與基督教（新教）兩大不同教義思想的分流與傳承。近代歐洲學術分為兩大主流陣營：一是以英吉利人、日耳曼人為核心的盎格魯-撒克遜圈，信仰基督教為主；二是以傳統歐洲大陸文化中心古希臘人、古羅馬人、西班牙人、奧地利人，信仰天主教為主。

從斯密的學術淵源來看，斯密屬於盎格魯-撒克遜文化圈，信奉斯多葛學派的基督教倫理學及美學。斯密的追隨者，古典經濟學家們都延承了這一思想。

門格爾則延續併發揚了源於歐洲大陸神聖羅馬帝國天主教思想的傳統，其思想的先驅可追溯至早期希臘哲學，更明顯地體現也可以追溯至古羅馬的法律、西班牙經院哲學和政治思想。

由於神聖羅馬帝國的強大，奧地利在長期在帝國統治之下，深受天主教與古希臘哲學的影響，奧地利本意即“帝國的東部”。16世紀，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西班牙國王查理五世送他的弟弟斐迪南一世去做奧地利大公。從西班牙、意大利到奧地利形成了一個天主教為核心的傳統文化帶，意大利起到橋樑連接作用，而奧地利的維也納一度是整個歐洲大陸的文化與藝術中心。

古羅馬人繼承了蘇格拉底、亞里士多德、柏拉圖古希臘先哲的思想，同時在關於人的價值與法律準則方面得以弘揚。由於古羅馬與古希臘類似，城邦眾多、領主分立，為了約束世俗政府及領主的權力，便於管理眾多城邦，自然形成一種以人為主導的決策機制“雅典民主”，以及以規則為準繩的管理機制“羅馬法律”。

古羅馬著名政治家西塞羅在《論共和國》中：“我們的羅馬共和國的生存不是靠一個人的智慧，而是靠許多人的智慧，不是由一代人，而是經過數個世紀，由數代人建立的。”在古羅馬人看來，法律建立在習俗之上的，是由無數個人融入了大量的信息和知識，通過長年累月演化過來的。任何一個統治者，哪怕其多聰明、多善良，都無法制定出法律。後來奧地利學派的門格爾、哈耶克等完全繼承了這一“法律演化”的民主思想。

所以，歐洲大陸傳統思想可以簡單概括為：在政教合一的體系中，天主教設計和主宰了一切，在世俗社會中，倡導人的價值和規則的作用，來約束世俗政府的權力。

西班牙黃金時代，經院哲學家們發揚了古希臘、古羅馬的哲學思想。他們多數是多明我會和耶穌會的道德學和神學教授，包括德科瓦魯維亞斯·萊瓦、薩拉維亞·德拉卡列、胡安·德瑪麗亞娜等。他們長期任教於西班牙黃金時代的思想中心——薩拉曼卡和科英布拉等地的大學。西班牙經院哲學家被認為是奧地利學派的思想先驅。

其中，德科瓦魯維亞斯·萊瓦主張從“人”價值思想上發展出主觀主義的價值理論：“物品的價值並不取決於它的客觀性質，而取決於人的主觀估計，即便這種估計是愚蠢的。”德科瓦魯維亞斯·萊瓦對15世紀很多價格運行的統計數字做了研究，包括西班牙價格革命時期的貨幣購買力下降的情況，論證了其價值主觀主義的理論。後來，門格爾在《國民經濟學原理》書中做了引用。

價值主觀主義思想與斯密的勞動價值論完全相反，前者主張主觀價值，後者主張客觀價值。價值理論是構建經濟學體系的基石，古典主義和奧地利學派的理論基石都是截然不同的。門格爾在主觀價值論基礎上發展出了效用價值論，與勞動價值論爭鋒相對。

薩拉維亞·德拉卡列認為，成本是跟着價格走的，而不是相反。這説明成本不是客觀的，而是主觀的。他在《商人的指南》一書中：按照勞動、成本或風險來測量公平價格是錯誤的，價格取決於貨物、商人和貨幣的充足或短缺。

斯密、李嘉圖、馬爾薩斯等古典主義者以及馬克思都主張，價格由客觀價值決定。奧地利學派第二代傳人在主觀價值和主觀價格基礎上做出了開創性的理論貢獻。龐巴維克主張“主觀利率（貨幣價格）”發現了利息的來源，維塞爾創造了“機會成本理論”。值得注意的是，德拉卡列的《商人的指南》是經濟學史上最早的最全面系統論述企業家（書中“商人”）的著作。

西班牙經院哲學家還包括動態競爭及非均衡的思想，奧地利學派將其發展為“以動態思維、時間序列和非均衡來構建經濟學”，將競爭理解為“企業家爭勝的過程”。

經院哲學家還強調不能通過行政命令組織社會，胡安·德瑪麗亞娜有句著名的名言：“期待一個瞎子來為一個明眼人指路，是一個致命的錯誤。”奧地利學派第三代傳人米塞斯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一套自由市場競爭的體系，並以此否定“計劃經濟”，掀起了著名的蘭格論戰。

另外，經院哲學家還發現了儲蓄銀行通過信用擴張創造貨幣，並引發通貨膨脹，扭曲市場價格。後來奧地利學派也完全繼承了這一思想，且在貨幣理論及政策方面有着深遠的發展。

在奧地利學派之前，也有零星經濟學家繼承了古希臘-古羅馬-西班牙經院哲學家的思想，開創了一些有別於古典主義的經濟學理論。

早在1730年左右（此時的斯密學術方向還沒轉向政治經濟學），愛爾蘭人查理德·坎蒂隆出版了《商業性質概論》，英國經濟學家、邊際主義“三傑”之一傑文斯稱之為第一本系統的經濟學論著。這本書強調了企業家作為市場過程背後驅動力的角色。坎蒂隆還提出，貨幣數量的增加並不立刻影響一般的價格水平，相反卻總是通過對市場中出現的相對價格的影響和扭曲，逐漸對實體經濟的各個階段構成衝擊。這就是坎蒂隆效應。後來米塞斯和哈耶克在此基礎上發展出了基於貨幣及投資衝擊的商業週期理論。

1751年，法國人杜爾閣已經精準地描述了自發秩序的社會制度包含着大量分散的知識和信息。他強調：“交易依賴於大量不受人控制的、不斷變化的情境，因此也不可能為人所控制，更不用説能被人預測了。”哈耶克在此基礎上創立了“自發秩序”理論。

所以，在奧地利學派看來，經濟學思想應該源於天主教、古希臘、古羅馬以及西班牙經院哲學思想，基於人本主義、主觀主義、演變制度、自發秩序、動態競爭、主觀價值、非均衡，而非斯密及盎格魯-撒克遜圈追隨者延承的基督教、笛卡爾理性主義、客觀主義、泛物理主義、範式虛無主義、靜態均衡。他們不承認斯密作為經濟學的開創者，主張坎蒂隆和杜爾閣是經濟科學體系的真正奠基人。

哈耶克認為，市場經濟的理論原則，如經濟自由主義的基本要素不像人們通常認為的那樣，是由蘇格蘭加爾文主義者和新教徒設計出來的，相反是源於西班牙黃金時代屬於薩拉曼卡學派的多明我會修道士和耶穌會士的學説。

意大利教授布魯諾·萊奧尼也認為，經濟學動態的、主觀主義思想的根源在歐洲大陸，因此，應該在歐洲大陸、古希臘和古羅馬以及托馬斯主義傳統中去尋找，而不應該在18世紀蘇格蘭哲學家的傳統中去尋找。

所以，從古希臘-古羅馬關於人與演變制度的哲學思想，到西班牙經院哲學家的系統論述，再到坎蒂隆和杜爾閣的政治經濟學鋪墊，奧地利學派在前人的基礎上開創了“人類行為學”，揭開了經濟增長的本質。在人本主義、時間序列、動態競爭和邏輯演繹的預設條件下，利息、利潤、工資、租金、增長、衰退、週期、技術、制度、價值以及企業家精神的發現程序一一開啓。

“人類行為學”的發現程序

從卡爾·門格爾到歐根·龐巴維克

1871年，奧地利經濟學家門格爾《國民經濟經濟學原理》，標誌着奧地利學派誕生，也標誌着“人類行為學”（米塞斯定義）的發現程序正式啓動。

後世認為，門格爾的最大貢獻是，與英國經濟學家傑文斯、法國經濟學家瓦爾拉斯一道獨立發現了邊際效用理論，從而掀起了著名的“邊際革命”。但實際上，門格爾的貢獻遠在此之上。

我們知道，斯密之所被稱經濟學開山鼻祖，是因其在《國富論》中，以自利之心和“看不見的手”為基礎，系統地論證了當時政治經濟學界所涉及的財富、價值、勞動分工、貨幣、工資、地租、重商主義、政府政策、國際貿易、自由競爭等幾乎所有論題。追隨者如大衞·李嘉圖將斯密的系統論述歸結為關於市場的學説，也即本文上篇“市場機制的發現程序”。

而門格爾的學説體系亦如斯密般系統地開創了一門學説，即“人類行為學”，簡單定義為基於人的經濟學説。與斯密的市場學説類似，門格爾的“人類行為學”也涉及到當時政治經濟學的方方面面，只是二者在哲學基礎和方法論上完全不同，這也導致二者在經濟學説的幾乎每個領域的論述都堅持截然相反的主張。

與古典主義的客觀主義、理性主義、科學主義、泛物理主義不同，門格爾秉承古羅馬“人本主義”和西班牙經院哲學家“主觀主義”，以人基礎建立和發展經濟科學。

在方法論上，古典主義、新古典主義、凱恩斯主義都採用數學形式主義，採用實證主義方法論；而奧地利學派擅長文字形式主義（門格爾並完全不否定數學實證主義，其兒子小門格爾在他培養下成為了一門數學家），採用邏輯演繹方法論。

前者的實證主義方法論在橫向上，揭示了世界萬物、經濟系統的相關關係，幫助我們認識經濟系統的靜態關係以及複雜規律；後者的邏輯演繹方法論在縱向上，揭示了人類社會、經濟系統的因果關係，幫助我們認識經濟系統的動態關係以及因果規律。

受牛頓宇宙觀、科學主義革命的影響，西方國家的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研究大幅度倒向實證主義，時至今日依然如此。而奧地利的邏輯演繹法從原來主流地位逐漸邊緣化，這是該學派沒落的重要原因。但每當經濟危機爆發時，經濟學界又會掀起一場尋找門格爾主義的熱潮。

由於哲學思想和方法論的對立，門格爾所構建的經濟學與斯密的市場學説完全不同。

首先，對經濟及經濟學的定義不同。

古典主義認為，經濟是市場機制作用下的成本收益函數，經濟學是關於市場資源配置效率的學説；而奧地利學派則認為，經濟由人的一些列的創造性活動，經濟學是關於人的行為的學説。

前者從形態學的角度，強調機制（市場）的力量，將經濟增長動力歸結為市場的資源配置效率，認為市場競爭是一個靜態、均衡過程（完全競爭），故形成古典主義均衡範式；後者從演繹學的角度，強調個體（人）的力量，將經濟增長動力歸結為人的創造性，認為市場競爭是人（主要指企業家）“爭勝”的動態、非均衡過程，故形成“起源-因果”體系。

其次是價值論不同。

價值論是整個經濟學科體系的理論基石。斯密基於客觀主義提出著名的勞動價值論；門格爾基於主觀主義提出效用價值論。

門格爾認為，人是創造性的行為者和所有社會過程和事件的主角，所有經濟事物是由人的主觀主義創造的。哈耶克曾經説過：“大概可以毫不誇張地説，過去一百年裏經濟學的每一項重大進步，都是向着不斷採用主觀主義的方向前進了一步。”

米塞斯分析：“奧地利學派以人的主觀主義為基礎來構建經濟學，與古典經濟學“經濟人”假設有着本質區別。主觀主義構成了以真實的、鮮活的、被看做是創造性的行為者和所有社會過程主角的人為基礎構建經濟科學的一個嘗試。經濟學無關於有形的物質的東西，它是研究人、人的意識和行為。貨物、商品與財富以及有關行為的其他所有概念都非自然的要素；它們是人的意識和行為的要素。想研究它們的人，不應該向外在世界去觀察；他必須在行為人的意識中去探索它們。”

勞動價值論並非主張人的勞動行為的價值，而是強調勞動分工的形式主義以及“芸芸眾生”的虛無主義，不強調個人的創造性。勞動價值論源於客觀主義，無法推導出具有主觀色彩的企業家精神的價值。所以，美國經濟學家默裏·N·羅斯巴德指出，亞當·斯密拋棄了前人的在主觀價值理論、企業家才能以及欲求解釋真實市場彙總出現的價格等方面的貢獻，而代之以勞動價值理論。

值得注意的是，門格爾、傑文斯、瓦爾拉斯三人分別獨立創造效用價值論，很多人誤以為三者有着類似的思想理論及方法。其實不然，門格爾與後兩位在方法論、學術思想上都有着本質的差異，以至於在邊際效用理論基礎上的幾乎所有理論都截然不同。

傑文斯和瓦爾拉斯利用效用理論強化了李嘉圖均衡，利用數學形式主義建立了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從而將新古典均衡方式推到了頂峯。而門格爾則完全走了不同的路線，他採用文字形式主義，採用邏輯推理的方式，分析人的行為的因果關係。

實際上，效用價值論更符合“人類行為學”法則，而非客觀主義、唯物主義，它從屬的正是所有人類的、企業家的、創造性行為的邏輯。

第三，對經濟本質的理解不同。

嚴格上講，亞當·斯密、古典主義和新古典主義（新自由主義內生增長理論除外）並未解釋經濟增長的本質，以至於他們無法解釋經濟學增長和衰退。他們過度推崇經濟系統的客觀性、均衡性和相關性，而忽視經濟行為中人的主觀性、經濟週期的非均衡性以及因果性。所以，古典主義的結論是經濟的本質是市場的資源配置系統。而門格爾從人的行為的因果性、主觀性出發探尋經濟的本質，即人的創造性。

奧地利學派三代學者都是採用“起源-因果”（自發秩序）這一邏輯，演繹、推理貨幣的本質、利率的本質、工資的本質、衰退的本質、制度的本質等等，並將這些理論組成一個龐大的“人類行為學”理論體系。

門格爾著名的貨幣起源論被認為是自發秩序理論的典範。他認為，貨幣並不是人為預設的，而是人們交換行為中一種無意識的卻有因果關係的結果，或者説人的行為啓動了一個貨幣制度發現程序。在沒有貨幣或缺乏貨幣的環境中，為了獲得效用最大的交換結果，每個人都在揣測對方心理的效用最大的物品，長期交易演變最終這些物品經過淘汰集中到一兩個身上，或貝殼、羊皮，或銅錢、金銀。貨幣是一個自發秩序、動態競爭、主觀主義逐漸形成的，而非人為設定的。

門格爾利用自發秩序開創了有些晦澀難懂的“不同級財貨理論”。他認為，由於生命有限、擔心未來風險，人們都願意當下消費而不是投資。勞動者、土地所有者、高級財貨（如半成品）提供者都追求當下收益。而企業家願意組織這些人以及高級財貨進行生產，以期望獲得更高的收益。勞動者、土地所有者和高級財貨提供者獲得的工資、地租和費用，是企業家未來收益的一種體現。企業家忍受着痛苦放棄了當下的消費，通過貼現的方式支付工資、房租等，以獲得未來商品的所有權。

後來，門格爾最出色的學生龐巴維克在《資本與利息》中利用自發秩序，推理出利息的來源和本質。他認為，利息並不是像工資、地租一樣的租金；利息是企業家跨期協調的貼現，是一種忍受痛苦的心理補償，是未來經濟景氣與否的心理反應。他批判費雪的貨幣數量論，也批判克拉克將資本視為市場、將利息視為租金的理論。龐巴維克認為，認識到主觀效用價值，才能發現信息差，獲取更多的商業機會。

這一理論不易懂，與當下主流的貨幣數量論截然相反。利息來自主觀效用，來自企業家未來收益的貼現，否認利息市場。奧地利學派認為，正是因為新古典主義（費雪、克拉克、弗裏德曼）都錯誤地將利息視為市場，才走向有效需求不足，從而印證了凱恩斯主義（凱恩斯與新古典主義採用同樣的方法論也提出了貨幣數量論）。

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觀點。比較好的解釋應該是，現實的利息市場符合貨幣數量論，但真實的利息應該是企業家的未來收益的貼現，屬於效用現象。所以，當企業家預期悲觀時，心理的痛苦會增加，於是減少對工資、地租、利息（外借）、採購的貼現，從而補償自己內心的痛苦，自己內心的“利率”則增加。

一個很好的例證就是，當經濟預期悲觀時，工資、地租、利息（金融市場）、商品價格都會下降，而國債利率會上升。龐巴維克認為，利率是一個景氣指標，告訴企業傢什麼時候該擴大生產，什麼時候該收縮。

所以，根據龐巴維克的理論，經濟不景氣不應該使用降低利率的方式刺激經濟增長，而是由企業家自己根據內心的真實“利率”去調節生產、投資，實體經濟逐漸恢復，利率自然上升。如果採用擴張性的貨幣政策，相當於打亂了企業家內心的利率判斷，誘使企業家擴大生產，容易扭曲價格市場，導致信息混亂，致使企業家出現嚴重的跨期失調。

門格爾的效用價值論、不同級財貨理論、貨幣起源利率以及龐巴維克的利息起源理論，是整個“人類行為學”的基礎。只有理解了這一點，才能啓動企業家才能的發現程序，才能真正理解企業家的重要性以及企業家精神的真實內涵。

企業家精神的發現程序

從米塞斯、哈耶克，到科茲納、熊彼特

“Entrepreneurship”準確翻譯應該是“企業家才能”，但是中國習慣於稱之為“企業家精神”，且異化為諸多倫理道德色彩。而本文所探討的企業家精神特指企業家才能。

門格爾開創的“人類行為學”將經濟定義為一些列人的行為的創造性活動。米塞斯認為，人是所有社會過程中當仁不讓的主角。

根據門格爾的“不同級財貨倫理”可以推導出，企業家是經濟創造的絕對主角。在奧地利學派看來，根據時間偏好法則，人總是喜歡馬上獲得商品或收益，而企業家可以忍受痛苦將資金投入產生以期獲得更多的收入。企業家給工人、地主支付工資、地租獲得未來收益的所有權，承受着一切未知的風險和收益。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説，企業家創造了這個經濟社會。

如此結論似乎過於推崇企業家，而貶低工人、銀行家等價值。確實，奧地利學派極力推崇企業家，但邏輯上有問題嗎？

其實，每一種方法論都以其優點和缺點。正如古典主義的實證主義一樣，具有很強大的相關性，而忽視因果性；而奧地利學派的邏輯演繹則恰恰相反，因果推理有餘，但相關分析不足，容易“只見樹木不見森林”。

本質上，整個經濟系統都是人的跨期行為的組合。企業家忍受當下消費將資金投入跨期調節，銀行家、勞動者、地主等也是如此。銀行家經營存貸業務也是一種跨期調節。勞動者花大量時間學習勞動技能和文化知識，大學畢業後再找工作才能獲得收益，這也是一種跨期調節。地主花大量時間賺錢然後購買土地再出租，也是一種跨期調節。所以，整個經濟系統是在“你是我的跨期、我是你的跨期”中調節演進的。

當然，奧地利學派也強調，不要忽視任何人的企業家才能，這至關重要。甚至那些社會地位最低下的，那些最缺乏正式知識的人，都無一例外地至少擁有點滴的知識或信息，它們可能在社會事件的進程中具有決定性的價值。

所以，這裏的企業家並不是專門指我們在電視上看到的企業家，這裏的企業家精神與企業家才能也不是標籤化的“慈善”、“創新”。企業家，廣義上是指做跨期調節的普遍性經營者，包括企業主、勞動者、銀行家、地主等；狹義上指那些通過企業的方式組織人、財、物投入生產，具有跨期調節能力的經營者，包括銀行家、金融家、實業家，不包括普通勞動者、單個地主。

因此，企業傢俱備的最重要的才能應該是跨期調節能力。因為只有具備跨期調節能力才能獲得利潤，才能為社會創造財富。由此，我們距離窺探經濟增長、財富增加的奧秘又更進一步了。

在古典主義者認為，企業利潤來源於風險承擔和生產要素的租金。米塞斯做出了回應：“奧地利學派認為，企業家利潤源於簡單的風險承擔是個謬誤。相反，風險只代表生產過程的另外一種成本，與純企業家利潤完全無關。只有當企業家發現他們以前沒有意識到的利潤機會，並且為利用這種機會而行動時，純企業家利潤才會出現。”

奧地利學派認為，企業利潤來源於企業家的跨期協調，故稱為“純企業家利潤”。那麼，“純企業家利潤”來源於哪裏呢？

奧地利學派認為，市場會出現“錯誤”，如果企業家發現了這個錯誤並將其消除，那麼企業家利潤才會出現。而新古典主義並不認可市場的錯誤，經濟人假設下人的行為及選擇都是“經濟理性”的。所以，企業家是從動態競爭、市場非均衡的角度發現市場“錯誤”，然後通過消除錯誤來產生利潤。

值得注意的是，芝加哥學派創始人富蘭克·奈特為了解決庇古的著名的“兩條路”問題，從“不一致性”出發，引入不確定性概念——風險與不確定性，揭示了理論上的完全競爭與實際競爭之間的本質區別，從而揭示了利潤的來源。他認為，完全競爭的基本性質是不存在利潤或虧損，商品的價值與成本完全相等。但現實中，它們之間一定會存在一個正的或負的“利潤”，這樣，利潤就成為分析完全競爭與現實競爭之間不一致性問題的出發點。奈特將這一發現寫成博士論文書《風險、不確定性和利潤》，從不確定性解釋了利潤的來源和企業的性質。

投資界的傳奇索羅斯，在其倫敦經濟學院老師、哲學家卡爾·波普爾的“證偽主義”哲學的基礎上，創造了著名的“反身性理論”。索羅斯認為，這一理論代表了他“一生的奮鬥”。索羅斯是新古典主義的批判者，他的反身性的假設條件是，市場是非均衡的，每個人對事物的認知都是有偏差的，與客觀事實不同，甚至充滿錯誤。但是呢，每個人又感覺這些不靠譜的認知，來指導自己的投資，比如買入股票或賣出股票。而其他投資人又感覺別人這些不靠譜的行為，作為參考來指導自己的投資，這就反過來加劇了市場的錯誤。

奧地利學派對利潤來源的解釋，與奈特的“不確定性”理論、索羅斯的反身性有着異曲同工之妙。只是奈特囿於新古典主義均衡框架，未能深入下去繼續探討“誰捕捉的不確定性，如何實現利潤”。這讓芝加哥學派錯過了發現增長本質的機會，也錯過了新古典主義單一方法論的突破機會。

而索羅斯的經典名言則比奧地利學派表述得更加詳細、貼切和生動：“世界經濟史是一部基於假象和謊言的連續劇。要獲得財富，做法就是認清其假象，投入其中，然後在假象被公眾認識之前退出遊戲。”

當然，索羅斯也承認，“找到市場的缺陷是需要代價的”，“當我們無法找出哪裏將會出錯的時候，才是我們最着急的時候。”索羅斯有一個身體上的疾病——背痛，他説，它曾在每次知道要出什麼問題之前就會發作。他把背痛看作是一個投資組合出問題的預警信號。

索羅斯的“背痛信號”看似有些玄乎，但印證了奧地利學派對利潤來源的科學解釋。

古典主義認為，信息都是假定的、預設的、客觀的，而奧地利學派的觀點則完全相反。哈耶克將信息分為分散知識和集中知識，奧克肖特分為實踐知識和科學知識，波蘭尼分為隱含知識和明晰知識，米塞斯分為關於唯一事件的知識和關於類現象的知識。在奧地利學派看來，市場信息是大量分散知識、實踐知識、隱含知識、“關於唯一事件的知識”。經濟學的根本目的是分析自發的社會秩序是如何使我們利用數量極大的實踐知識。

這些信息被分散在每一個人的大腦中，企業家需要不斷地捕捉信息、創造信息，發現“錯誤”然後組織生產、跨期協調以獲取利潤。從這角度可以説明，企業家是一個實踐者，而不是一個學者。當然反過來，學者掌握大量實踐信息且跨期調節也可能成為企業家。

從中就體現出企業家幾種必要的才能：信息和機會的捕捉能力（通常理解為企業家直覺），以及創造能力（通常理解為創新精神）。

奧地利學派第四代傳人科茲納在企業家精神方面做了深入研究與發展，他出版了著名的《競爭與企業家精神》。他認為，企業家才能的發揮，是與渝中特殊的警覺聯繫在一起的。企業家才能本質上是由發現或察覺機會來實現某個目的、去獲得收益或利潤，以及採取行動來利用環境中產生的這些機會所組成的。

值得注意的是，奧地利學派主張主觀主義，他們認為人類創造的不是物質財富，而是非物質的知識，如此才沒有侷限人類的增長。他們所説的創造信息或知識，實際上指包括信息、產品、技術、管理在內的所有創造及創新。

美國物理學家提普勒説：“關於經濟增長的物理極限，不懂經濟學家的物理學家寫了很多無意義的文章。只有當一個人正確地理解哈耶克的洞見，即經濟系統所生產的不是物質的東西，而是非物質的知識時，才能正確地分析增長的物理極限。”

所以，市場總是在錯誤信息和企業家跨期協調中演進，從而創造出新的企業家利潤機會。企業家的協調過程啓動了社會自發程序，催生連續不斷的社會“大爆炸”，使知識無限地增長成為可能。這個動態過程是永無止境的，也導致文明的波浪式進步。因此，人類的文明所處的是一個可以無限地擴張其知識、財富和人口的空間。

另外，企業家的跨期協調也彰顯了其一些異於常人的才能和品質：理想（野心）、剋制忍耐、不斷學習、經營管理能力等。企業家用一種協調的方式行動，忍受投資風險，約束和剋制自己，同時不斷學習，並調整自己的行為以滿足對方的需求。這個過程實際上是一種實踐學習的協調過程，但是他們沒有意識到自己在學習。同時，企業家必須具備經營管理能力，降低內部交易成本（科斯揭示企業存在的價值），使之低於市場的交易費用，從而獲得生存的空間。

出身於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致力於企業家精神及創新理論的研究和推廣。熊彼特在“創新理論”、經濟週期理論、商業史研究三個方面都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是經濟學歷史上繞不開的重要人物。

但是，他的歷史地位實際上有些尷尬。熊彼特就讀於維也納大學，師從龐巴維克，嚴格上説是米塞斯的師兄，深受奧地利學派的思想影響。但是，他又不認可奧地利學派的邏輯演繹的方法論，而痴迷於新古典的實證主義。熊彼特在1908年之後一心一意追求實證主義，以至於奧地利學派將其排擠在外，經濟學家一般將熊彼特歸為哈佛學派。

實際上，熊彼特試圖使用新古典主義的實證分析方法，與奧地利學派的自發秩序相融合，形成動態均衡理論（創造性破壞）和創新理論，實際上他在某種程度上也做到了。但是，奧地利學派並不認可他這一做法。哈耶克甚至批評熊彼特是思維和理論體系最為混亂的。

因為在奧地利學派看來，實證主義與企業家才能是不相容的，實證主義關注相關性證出企業家才能的因果性。哈耶克認為，正是企業家的協調能力，使經濟理論的發展保持邏輯性，避免唯科學主義式分析的錯誤，後者立足於函數關係的假設，不過是對物理學以及其他自然科學的蹩腳模仿。

不過，熊彼特在企業家精神及創新理論方面的表述應該是最全面、最通俗的。在中國，言創新必言熊彼特，言企業家精神必言熊彼特。

熊彼特徹底地繼承了奧地利學派關於“人的行為”這一學術思想。他甚至認為，企業家的本質就是創新。熊彼特在其著名的《經濟發展理論》一書中，對企業家的作用、企業家利潤以及企業家職能做了詳細論述。

但是，熊彼特跳出奧地利學派的“主觀主義”、自發秩序和“企業家知識”，而是採用新古典主義的客觀主義及要素配置理論來論述企業家的創新。他強調，“創新就是建立一種新的生產函數，也就是説，把一種從來沒有過的關於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新組合”引入生產體系”。

熊彼特將企業家精神概括為“建立私人王國”、對勝利的熱情、創造喜悦和堅強的意志。他認為，企業家經常“存在有一種夢想和意志，要去找到一個私人王國，常常也是一個王朝。”

熊彼特不予餘力地向世界推廣企業家精神及創新理論，對當時新古典主義突破舊有範式到了重要作用，啓發了一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致力於技術、創新和人力資本的研究，從而找到了經濟增長的根本動力。

同時，熊彼特對管理學界和企業界的影響也是不可估量的。上個世紀三十年代開始，日本企業家和學術界對熊彼特思想推崇備至，形成一股熊彼特研究潮流。被譽為“現代企業管理學之父”的彼得·德魯克一向承認其深受熊彼特的影響。德魯克在其著作《創新與企業家精神》中，強調企業家的社會責任，並向美國、中國廣泛推廣企業家精神。

後記

“越深遠，越無言”，企業家精神的發現程序何其深藏又源遠流長，何其曲折又蕩氣迴腸，何其無喜又審思明辨。從古希臘、古羅馬先哲，到西班牙經院哲學家，奧地利學派放棄古典主義均衡範式，以人本主義、自發秩序、邏輯演繹創立“人類行為學”，啓動企業家精神的發現程序。

然而，企業家的發現程序依然被厚厚的歷史塵埃所淹沒，取而代之的是創新虛無主義以及無盡的道德綁架。 哈耶克無數次吶喊：“通往地獄的道路通常是由善意鋪就的”。真正重要的不是虛無主義的泛泛而談，更不是基於“善意”的道德譴責，而是創造一個利於企業家才能發揮的自由競爭環境。

米塞斯的商業週期理論主張，嚴控儲蓄銀行信用擴張，為企業家創造低通脹、匯率穩定的競爭環境，降低企業家跨期的風險，防止經濟危機及波動。

哈耶克晚年成為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的一員，他延續制度演變、自發秩序的思想，研究“有助於企業家才能發揮的法律和經濟制度”，以扭轉凱恩斯主義的隨意性傳統以及政策替代法律的趨勢，寫出了著名的《自由大憲章》。

最後，門格爾質問：“對公共利益最重要也是最有幫助的制度，是如何在缺少共同意志的有意干預之下得以出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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