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幸福”的芬蘭 為何非要改革福利體系？_風聞

原標題：“最幸福”的芬蘭，為何非要改革

　　[環球時報駐芬蘭特約記者 張蕾]如果你暫時失業，每個月都能白得560歐元（約合4250元人民幣），還會去找份工作嗎？在老齡化問題日漸嚴重的芬蘭，試點的結果是：“不勞而獲”者拿到這筆錢後會更樂觀，但再去找工作的人沒有明顯增加。被稱為“聖誕老人故鄉”的芬蘭也是“歐洲福利改革先鋒”。為鼓勵和刺激失業者從事更多收入較低的工作或臨時性工作，芬蘭政府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進行“基本收入試驗”。3月8日，在部分試驗結果公佈一個月後，芬蘭總理尤哈·西比萊因社會與醫療衞生改革失敗而向總統遞交政府集體辭呈。無論是基本收入試驗還是社會醫療衞生改革，背後都折射出一個國家社會福利保障制度改革之難。正如芬蘭公共政策與社會福利問題專家所説，現有社會福利保障體系弊端已成為社會共識，因此，改革就更需要勇氣和智慧。

　　“大而全”的福利體系揹着沉重債務

　　芬蘭是二戰後發展起來的高福利國家，按照芬蘭憲法，總統在就職宣誓時要説：“盡心竭力增進芬蘭人民的福利。”成立於1937年年底的芬蘭國民社保局逐漸從一家最初只發放養老金的機構，發展到今天發放養老金、失業金、醫療保險補貼、婦幼補貼、殘疾人補貼、住房補貼、學生補貼、外來移民融合補貼等社會福利的全能部門。2017年，國民社保局發放的各項福利補貼總額為148億歐元，比2016年上漲3.5%。據估算，芬蘭2019年政府的財政收入為539億歐元。

芬蘭國民社保局內，一名申請補貼者正從種類繁多的申請表中找自己需要的材料。         張蕾攝 　　在聯合國發佈的《2018年世界幸福報告》中，芬蘭排在榜首。芬蘭人的高幸福感，離不開幾乎覆蓋了公民“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保障體系。面積33.8萬平方公里的芬蘭，人口僅為550萬左右。在芬蘭，待產母親可以免費獲得定期產前檢查服務，孩子出生前還可以獲得由政府提供的“新生兒大禮盒”，包括衣物和相關日用品。中小學學生不但免學費，每天中午還可以在學校享受由學校提供的免費熱餐。失業者有失業金和住房補貼，患病者只需自己承擔一部分醫療費用。

　　芬蘭既然已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國家，為什麼還要進行社會福利體系改革？眾所周知，高福利的基礎是高税收。芬蘭當下面臨着經濟增長乏力、人口老齡化嚴重、外來人口增加等諸多挑戰，“大而全”的社會福利保障體系已成為沉重的政府財政負擔。芬蘭統計局發佈的數據顯示：2000年年底，芬蘭15歲至64歲的人羣占人口總數的66.9%，到2017年年底，這一比例下降到62.5%；65至84歲的人羣，2000年年底占人口總數的13.5%，2017年年底則上升到18.7%。

　　目前，芬蘭的國家主權債務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加。芬蘭國家公共廣播電台2015年曾報道説，芬蘭中央商會首席執行官李斯拓·彭蒂拉稱：“芬蘭中央政府的名義債務在以每分鐘9000歐元的速度增長。”芬蘭資深媒體人米卡·麥基拉創辦了一個名為“債務之鐘”的網站，該網站發佈的數據顯示，到2019年3月13日，芬蘭主權債務已高達1053億歐元。如果分攤到個人，那麼每個芬蘭人需要承擔19067歐元政府債務。一旦需要領取補貼的人數增加，以税收維繫的福利體系就將面臨危機。

　　芬蘭統計局發佈的數據顯示，2019年1月，全芬蘭的失業率為6.8%，其中15歲至64歲人羣的就業率為70.6%。家住坦佩雷的塔皮歐·麥基拉先生今年60歲，至今已失業15年。麥基拉告訴《環球時報》記者，失業前他是一名高校講師，當時每月税前工資為2900歐元。由於加入行業工會，麥基拉剛失業的頭兩年，領到的是與工資收入掛鈎的失業金，每月税後到手略微超過1000歐元。後來失業時間長了，就只能領到基本失業金，現在他每月拿到的補貼略低於500歐元。麥基拉説，好在他是一個人生活，依靠以前的積蓄能夠維持生活。而據《南芬蘭報》2017年9月的報道，芬蘭約40%以上的家庭是像麥基拉這樣的“單身家庭”。

　　讓麥基拉不滿的是失業人員需要應付勞動局的各項要求。比如失業者收到勞動局介紹的工作崗位後，必須跟用人單位聯繫。他抱怨説：“這實在是很可笑，即使我心裏知道根本不可能獲得這份工作，但還是必須打電話給用人單位，否則失業金就會停發。打電話不過是走過場。勞動局的人也沒有真正花時間瞭解每個失業者的情況。有一次勞動局推薦給我一份去退伍軍人聯合會當秘書的工作，可我並沒有這方面的職業經歷。等我電話打到退伍軍人聯合會解釋情況後，接電話的人説沒關係，在你之前已有5位卡車司機電話問過了……”

　“基本收入試驗”初衷不是鼓勵“不勞而獲”

　　東芬蘭大學研究公共政策與社會福利問題的尤哈·哈瑪拉伊寧教授告訴《環球時報》記者，芬蘭現有社會福利保障體系背後的指導思想是“以理由為基礎的社保體系”。換言之，國民需要具備某種“理由”，如失業、患病、殘疾、育兒等，才能獲得社會保障。現有福利保障體系是戰後幾十年來不斷在原有基礎上添磚加瓦形成的產物，由多個模塊構成，已變得過於龐大、複雜，且難以管理，而“基本收入”一類的福利制度則提供了一種截然相反的思路。

　　哈瑪拉伊寧解釋説，基本收入的獲得者不需要任何理由，也不需要為了獲得這份福利而做出任何“等價行為”，比如積極尋找工作。此種類型的社保制度完全以公民身份，或者福利享受權作為獲取福利的依據。個人一旦被納入社保體系內，就能獲得基本收入。這種制度被稱為“無等價行為社保體系”，其優點在於化繁為簡，易於操作，能有效地幫助政府部門精兵簡政。

　　據哈瑪拉伊寧介紹，在過去幾十年，芬蘭政界和學術界一直在討論如何對本國的社會福利體系進行改革，並提出了不同的社會保障模式。“以理由為基礎的社保體系”和“無等價行為社保體系”可以被看成是兩個極端模式，兩者之間還存在各種程度的“積極模式”，即個人在有權利獲得一定基本生活保障的前提下，其提升自我能力、尋求工作的積極程度會影響個人可獲得的福利總額度。

　　在赫爾辛基大學、坦佩雷大學、東芬蘭大學等機構組成的研究聯合體建議下，西比萊政府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在芬蘭開展“基本收入試驗”：即由國民社保局作為執行機構，從年齡在25歲至58歲之間的失業人員中隨機挑選2000人作為試驗對象，每月無條件發給每人560歐元作為基本收入。也就是説，無論他們是否找到工作，這筆錢都會照發。有報道説，隨着試點推行，每月領取的金額將提高到每月800歐元。瑞士2016年曾提出類似方案，成年人不工作每月也可獲得2500法郎（1瑞士法郎約合0.9歐元）的基本收入，未成年人每月可獲得625法郎。但該提議被瑞士人公投拒絕，原因是“怕時間長了，讓人變懶，讓國家變窮”。而芬蘭的這項試點，最初得到69%的受訪者支持。

芬蘭國民社保局   張蕾攝　　　560歐元在芬蘭能幹什麼？芬蘭統計局提供的數據顯示，2018年芬蘭一套兩室一廳的公寓平均房租為每平方米11.4歐元。如按每套公寓70平方米計算，560歐元還不夠用來支付房租，是名副其實的“基本收入”。

　　國民社保局項目首席研究員明娜·於裏坎諾女士告訴《環球時報》記者，研究團隊通過小範圍試點一是想了解提供基本收入是否可以促進就業，二是有基本收入後是否可以提升人們的幸福感，三是為政府提供理性改革的決策依據。據介紹，基本收入與現行的失業補貼制度最大的不同，在於基本收入不附帶求職或工作的要求，即使失業者有了工資收入，基本收入也照樣足額髮放。

　　芬蘭的基本收入試驗引起國際社會廣泛關注。一些試驗參與者在接受國內外媒體採訪時談了自己的感受， 其中最出名的要數住在芬蘭西部城市尤爾瓦的尤哈·雅爾維寧。他自稱已接受過140名記者的採訪，其中大部分是外國記者，他認為芬蘭是試驗“最低收入”的先行者，也樂於向外國媒體講述自己的故事。雅爾維寧是6個孩子的父親，最大的孩子15歲，最小的5歲。他的妻子是一名護工。雅爾維寧在參加試驗前已失業5年，失業前他開過公司。談到這次試驗，雅爾維寧説，基本收入給他帶來自由感，覺得自己可以再次主宰生活。與之前申請失業金和最低生活保障相比，他認為參加基本收入試驗後，形式主義的東西少了，比如可以不再理會勞動局，不用給上百家用人單位投簡歷。現在，雅爾維寧又開始經營自己的公司，為遊客提供餐飲住宿服務，並教他們製作手鼓。

　　因年滿60歲，麥基拉無法參與“基本收入試驗”，但他對這個試驗也很關注。他認為普通失業者領取失業金的流程很繁瑣，失業者哪怕一個月就打了一兩天的臨時工，拿到100多歐元的報酬，也需要向勞動局彙報。勞動局把情況反饋給國民社保局後，後者會重新計算該失業人員還能領取多少失業金。所以，在失業期間去打幾天臨時工根本不值當，實際拿到手的收入不會有變化，但相關部門走完這個核算過程經常需要一個多月的時間。麥基拉説：“有了基本收入，情況就完全不一樣了。”

　　一些芬蘭的分析人士認為，失業者因為擔心會失去社會福利而不去積極尋找工作的現象被稱為“激勵陷阱”。基本收入試驗的支持者們認為“基本收入”能有效消除“激勵陷阱”，同時也保證正處在生活轉折期中的人們不至於露宿街頭。於裏坎諾説：“我們需要鼓勵人們工作。尤其當今社會勞動關係靈活多樣，臨時工和兼職工作所佔的比例越來越大。對於這些人而言，他們不需要因為害怕失去失業金而拒絕接受短期工作。此外，我們不應該忘記那些想要回到學校學習或者需要留在家裏照顧孩子的人。基本收入能給他們增加一份對未來的安全感。”

　　據於裏坎諾介紹，目前研究團隊只分析了試驗第一年即2017年的數據，且試驗者回答調查問卷的參與度只有23%。研究團隊分析完2018年的數據後，將發佈更新試驗結果。相關報道顯示，2017年，試驗參與者平均工作49.64天，而沒有接受基本收入的對照組為49.25天。於裏坎諾説，獲得最低收入的試驗參與者在短期內沒有明顯增加就業，但他們比對比人羣更容易集中注意力，健康問題更少，對未來和自身影響社會的能力也表現得更為樂觀。

“不能幻想一次性解決所有問題”

　　為期兩年的基本收入試驗因尚未完成全部數據分析，還不能得出試驗成功與否的結論，但芬蘭的社會與醫療衞生改革（社醫改）已被明確宣佈為“失敗案例”。社醫改方案是中間黨主席西比萊在2015年就任總理不久後提出的——中間黨與執政夥伴民族聯合黨達成協議，中間黨提出在全國設立18個地區性行政機關，取代現有的311個地方政府履行為國民提供社會及醫療衞生服務的職能；民族聯合黨主張允許芬蘭公共醫療體系向私人醫療機構開放，增加市場競爭，讓國民可以自由選擇社會與醫療服務。芬蘭國家公共廣播電台3月8日分析了社醫改失敗的原因，其中包括：調研準備工作不足，就像先做蛋糕再往蛋糕里加料；改革沒有有效節省財政開支；改革目標過大，老想一次性解決所有問題；數傢俬人養老機構虐待老人的醜聞導致民眾對私人服務失去信任；等等。

　　東芬蘭大學的哈瑪拉伊寧告訴《環球時報》記者，平等是芬蘭的核心價值觀，然而在社醫改的實際操作中，很難保證民眾在公共和私立醫療機構中獲得同等服務的權利。此外，芬蘭憲法賦予地方政府高度的自治權，也給醫改設置了障礙。他認為，本次社醫改失敗也是執政黨和反對黨之間政治角力的結果，希望新政府能引以為鑑。談完基本收入試驗及社醫改革話題，哈瑪拉伊寧表示：“改革不能一勞永逸，不能幻想一次性解決所有問題，只能分步進行。”他認為基本收入試驗是一次很好的嘗試，而對於醫改之類的複雜社會問題，政府應聽取多方意見。

　　“好在芬蘭各政黨已達成共識，那就是改革勢在必行。改革需要勇氣，需要智慧，也需要協同合作與試點研究。”哈瑪拉伊寧説。在他看來，芬蘭各地區經濟發展和人口增長情況各異，大多數偏遠地區的地方政府能力不足，現有的以地方政府為主體提供醫療衞生服務的模式難以維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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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大方”的養老金制度為何瀕臨崩潰？

　　世界上最“大方”的養老金制度或許就在今年畫上句點。前陣子，巴西總統博索納羅向國會提交養老金改革方案，擬大幅延遲退休年齡。

　　此前，巴西人只需繳費年數累計達到15年，男性在65歲、女性在60歲時就可以領取全額退休金。男性如果繳費達到30年，就可以在53歲退休。女性如果繳費達到25年，可在48歲時退休。

　　正是這個看似“優越”的養老金制度透支了巴西的未來。

　　巴西的養老金有多高？

　　在里約熱內盧美麗的科帕卡巴納海灘，常能看到一羣50出頭、身強力壯的中年人在鍛鍊身體。50歲在中國正是年富力強的年紀，而在巴西他們已經拿着高額的養老金，享受悠閒的退休生活。

　　巴西的養老金有多高呢？數據顯示，一個巴西人退休後拿到的養老金是他工作時領到薪水的97%，遠高於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69%的平均水平。

　　可以説，巴西人拿着發展中國家的工資，享受着發達國家的待遇。

　　被拖累的巴西經濟

　　據《經濟學人》雜誌統計，2016年巴西養老金開支已經超過了GDP（國內生產總值）的10%。

高福利也使得巴西人給自己挖了好幾個坑。　　錢從哪兒來，首當其衝是税收。巴西是世界上税率最高的國家之一。2014年國民創造的財富中，税收的比例高達35.95%，高過許多歐美髮達國家，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經濟增長。

　　**其次是印鈔和借債行為導致的物價連年上漲。**2013年巴西貨幣貶值28%的同時，物價上漲了40%（2017年已達110%）。社會保障赤字不斷擴大，據巴西央行數據顯示，截至2018年11月，巴西公共部門總債務為5.284萬億雷亞爾，相當於GDP的77.3%，這些外債一大半是為了維持高福利政策。

未償還債務佔GPD比例逐年提高　　**債務還擠壓了巴西政府基礎設施的投資。**過去20年，巴西每年基礎設施投資平均為GDP的2.2%，而全球的平均水平為3.8%，中國、印度分別為8.5%和4.7%。目前，巴西僅鋪好了全國12%的道路，還頻出質量問題；鐵路網絡也比較落後；此外，巴西16%的人口沒有乾淨的飲用水；50%的人口沒有用上污水處理系統。

　　誰是最大獲益者？特權階層

　　巴西擁有世界上最龐大的社會保障體系以及高額的救濟金、養老金和退休金制度。但巴西人花費如此大功夫建立的社保體系，最大受益者反而是特權階層（政治家，軍人，公務員等）。

　　巴西實行了兩種養老金體系（公共部門體系和私營部門體系），導致分配嚴重不均。數據顯示，巴西政府與社保部門每花費100美元，最富的20%人羣就能分得40美元，最窮的20%人羣卻只能分到3美元。

　　收入不公在巴西社會是一個長期現象。16世紀殖民巴西的葡萄牙正處於中世紀晚期，等級森嚴的精英統治傳統毫無保留地複製給了這個國家。這種獨特的“伊比利亞文化遺產”使巴西即使到了20世紀初工業化開始，都保有一個規模可觀的官僚階層，普通人為了獲得更高的地位必須得到權勢者的庇護。

　　奴隸制終結釋放出的大量勞動力和歐洲的移民導致大城市工人數量激增，他們不得不忍受低廉的工資和惡劣的生活條件，加大了貧富差距。

　　少數精英階層牢牢地控制了國家的經濟和政治體制，加上對基礎教育的長期忽視，兩極分化的社會結構得到長期強化。

　　按照世界銀行貧困線標準（每人每天生活費5.5美元以下），2017年巴西貧困人口達5480萬，佔全國總人數的26.5%。如果按照極端貧困線標準（每人每天生活費1.9美元以下），2017年巴西極端貧困人口達1530萬，佔全國總人數的7.4%。1.9美元在物價頗高的巴西，只夠買一個漢堡。

　　而另一邊，是富人們日漸豐厚的荷包。如今，巴西聯邦法官、國會議員及政府司局級以上幹部每年的退休金高達15萬至18萬美元。退役的高級將領和軍官們去世後，他們的配偶或單身女兒可以終身領取豐厚的養老金，就算不工作也能保證優渥的生活條件。

男孩和女孩坐在貧民窟的屋頂，不遠處是高檔街區　　**繳納同樣的社保，巴西公務員退休後養老金是大多數普通巴西人養老金的三倍以上。**用於100萬公務員養老金的財政支出比3300萬私營部門工人的還多。

　　如果巴西一直處於經濟高速發展階段，各階層都能分到發展紅利倒也相安無事。2014年，中國帶來的“大宗商品超級週期”結束，伴隨全球經濟增速放緩，巴西又過度依賴低附加值的出口，製造業薄弱，導致了經濟原動力喪失，大量貧困人口的生活難以為繼，社會矛盾不斷激化。

　　兩大“懶漢集團”夾擊下的政府

　　巴西政府清楚地知道改革迫在眉睫，但阻力重重。上屆總統特梅爾領導的政府試圖改革養老體系，延遲退休年齡，但改革招致了既得利益者的阻撓，更在2017年引發了3500萬人的大罷工，參與人數超過了全國勞動人口的三分之一。罷工的民眾表示：“你們偷走我們的東西，現在卻指望我們多工作！”

　　**為何底層民眾如此不支持政府改革？一方面是因為兩套標準的存在使養老金分配嚴重不公。**公共部門的人繳納的金額不高，有國家補貼，拿的卻很多，普通人繳納的足額養老金變相地補貼了富有的人。最窮的20%僅分得3.3%的養老金，一旦削減福利，靠微薄養老金勉強度日的底層人民會雪上加霜。

　　**此外還要歸咎於巴西貪腐醜聞的層出不窮。**影響最大的奧德布萊希特公司行賄案中，巴西有260多名高官高管牽涉其中， 包括前任總統盧拉、迪爾瑪、薩爾內和科洛爾、前總統特梅爾、以及現任和前任參眾議長在內上百名議員。國會三大黨高層幾近全部淪陷，特梅爾政府8名部長被公開調查，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大權力機構均遭侵蝕，多名州長市長鋃鐺入獄。這直接導致了改革方案的流產。

巴西前總統盧拉因貪腐罪被判12年監禁　　現任總統博索納羅是軍人出身，有“巴西特朗普”之稱。他高調歧視黑人、女性、土著民族和同性戀羣體，更極其推崇獨裁軍政府。

博索納羅　　巴西人民將希望寄託於這樣一位強勢的總統身上，希望他能幫助國家走出混亂。

　　由於養老金制度改革涉及到憲法修改，需由國會參眾兩院批准。在該國眾議院513個席位中，至少需要五分之三的席位即308票才能獲得批准並送交參議院，如何獲得兩大“懶漢”羣體的選票成了最大的問題。

　　巴西的問題在於等級意識的根深蒂固造就了一批靠特權食利的“懶漢”，民主化改革後為了選票大包大攬的高福利政策又造就了一批靠國家養活的“懶漢”，在這個過程中忽視了對教育和基礎設施的投入，以至於國家制造業羸弱，沒有堅實的經濟基礎，靠低附加值的原材料出口勉強度日，適逢經濟下滑，諸多因素使這個國家深陷泥潭難以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