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農村母親，一個我從未真正瞭解過的苦難女人_風聞
食物天地人-食物天地人官方账号-一个关注三农、食物、性别…众多议题的志愿者网络~2019-03-14 15:45
· 食物主權按 ·
一百年前，五四運動揭開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序幕，也讓易卜生筆下離家出走的“娜拉”成為了當時中國婦女解放的重要符號之一。一百年後的今天，本文中的“母親”作為普通的中年農村婦女卻連像娜拉那樣推開家門的權利都無法獲得。
“母親”是一位能幹又要強的女性，她的前半生都在竭盡全力去改變自己的命運，但這樣的努力卻顯得如此無力。它改變不了原生家庭對她的拋棄，也改變不了丈夫對她的冷漠與婆家人對她的排擠，甚至連她最疼愛的孩子們也從未真正理解過她。 “母親”痴呆了，她開始忘記以及放棄與周圍人的溝通，卻始終記得她苦難的一生。魯迅先生曾在《娜拉走後怎樣》一文中尖鋭地指出，若是經濟制度不變革，娜拉的出走不是墮落便是回來。然而，令人痛心的是，中國經濟制度經歷了近百年的多次變革與曲折後，中國的農村婦女不但喪失了“出走”的權利，而且只能用失語、病痛、甚至自殺來回應她們所遭遇的不公。
在“五四運動”百年的這個三八婦女節，食物主權特別推出了這位農村母親的故事。她的故事或許有些沉重，但我們希望藉此能夠引發讀者們的思考：究竟誰應該為“母親”的苦難負責，怎樣的經濟與社會變革才能讓“母親”真正告別苦難？
**作者：**Molubie
來源：人民食物主權
我的母親痴呆了
我的母親輕微痴呆了，今年51歲，是個普通的農村婦女。
母親痴呆的症狀是無法計算簡單的加減法，無法理解溝通對方的説話內容。但是她唯一記得的是自己苦難的一生。去年她的兒子終於成婚，她和父親終於能夠鬆口氣了。生活對她所有的殘忍，在她變得痴呆之後，終於無計可施。
我的母親在三十年前從重慶（當時隸屬四川省）遠嫁到河北，而在那個交通以人力車為主的年代，婚嫁的範圍不過方圓數十里而已。她因為對原生家庭的恨，選擇了逃離到最遠的地方。她要重新選擇自己的命運。
然而在她出嫁後大約三十年的時光裏，母親並沒有獲得她想要的幸福。
她的丈夫是典型的大男子主義者，從沒能體諒她的不易與苦楚。母親除了承擔所有的家務和對兒女的照料以外，還要和父親一起經營生意。即使她自認為作為一個妻子，已經盡了全力。然而她的丈夫依然會在她與她婆家人之間，選擇後者。
她的婆婆，欺負她是個外地人，從來沒有幫她照看過兒女，更是從來沒有把她當成自家人。她在北方那個小小的村莊生活了三十年，依然沒有朋友，唯有幾個同樣從四川嫁來的同鄉，算是朋友，可她又不喜歡與人閒話、拉家常。
如今的她，女兒出嫁兒子成婚，家中也並沒有多少外債，然而在可以開始享受晚年的時候，她卻找不到自我了。
每當想起失學的經歷，母親總是忍不住流眼淚，她在夢裏也哭
對於母親的經歷，我從來不敢多問。外人對她的欺侮也成了我內心隱秘的恥辱，對外我不敢提自己的母親是四川人，對內我不敢問母親的身世遭遇。然而母親對於自己的選擇是頭腦清楚的。
在她大約七八歲的年紀（1975年左右），父母就雙雙離開了他們姐妹五人，她的大姐年齡比她要大近20歲，她的弟弟比她小10歲多，她總共有三個姐姐。在勞動力就是生產力的年代，她父母認為，多生是正確的，多生男孩是明智的。
父母的離去讓家庭失去依靠，好在家裏的大女兒，也就是我的大姨已經取得公職，當了人民教師，尚可資助弟弟妹妹們。
那時候母親正是讀書上學的年齡，但是家裏很窮，沒有錢上學。母親説她的作業本反反覆覆地用，邊邊角角都寫滿了字，老師看她學習好，還幫她墊付過學費。但是她在學習之外，還需要照看弟弟（我的舅舅），那時她也不過七八歲而已。聽母親説，她經常把舅舅放到揹簍裏面，一邊搖晃着他，一邊聽課。而且由於上學晚了，在班裏年齡較大，自覺不好意思。因此即使學習成績再好，我的母親最終上到二年級就輟學了。
從我上學到現在，母親總是回憶她自己童年時期因為家境不好不能上學，她的回憶帶着對她大姐的埋怨，她總説大姐偏心，只讓她三姐上學讀書，偏偏三姐學習還不好，高考復讀了好幾次都沒考上大學，可是就是不給她上學。母親回憶起來總是忍不住流眼淚，她在夢裏也哭。有時候端詳母親睡夢中的臉龐，發現她的眼角總是掛着淚。
我想不能上學的痛並不能成為她一生無法放下的恨，還可能夾雜着她逃離不幸的原生家庭之後，所遭遇到的地域歧視、婆家的冷漠、官商的欺壓等等，她把所有的不幸歸結為沒能讀書。所以母親一直教育我們要讀書，砸鍋賣鐵當乞丐撿破爛兒，也要供我們上學。即使我的祖母認為女孩子讀書沒用，母親也一直堅持。後來，我和姐姐都讀到了大學，而因為上網吧玩遊戲而輟學的弟弟，則成為她心裏不能解開的結，她還為此氣出病來。
她拼盡全力離開家鄉，婚姻並不是她的烏托邦
我至今不解母親為何選擇遠嫁？難道僅僅是因為家庭給她的傷害？而父母之所以能夠跨越如此大的地理空間相遇，也夾雜着時代的機緣。
父親在1989年與母親結婚，這還得益於父親做的一些小生意。父親説包產到户之後，我們那興起了經商風潮，但是家裏之前並沒有積蓄。因為集體化時代是嚴格限制私人從事農業以外的副業的，他還説祖父那時候因為私自去火車站當搬運工而被隊裏懲罰，沒能得到當年分配的糧食。
國家政策鬆動以後，父親在1986年左右也開始去做生意，但是因為沒有資金加上膽子小，一開始並沒能掙太多錢。1988年全國性物價飛漲給了父親機遇，他以低價進購的火柴，從兩分一盒漲到兩毛一盒，也算撈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才有了娶妻的錢。
據父親回憶，當時在我們縣，幾乎每個村都有嫁過來的四川人。我的一些朋友，有內蒙的有山西的，他們的母親也有從四川嫁過去的。在和他們的交流中，我瞭解到原來他們的父親也多是由於貧窮而在本地討不到媳婦兒，於是要麼結夥兒要麼經人介紹，去四川找媳婦兒。我的父親也概莫能外。
在父母能夠相遇的際會里，還有一個因緣大概是他們倆都失學了。母親因為父母雙亡早早地承擔起了家庭的重擔，上山砍柴、割豬草、做家務、照顧弟弟，隨之失去的是童年和人生向上的機會。而父親則因為祖母逼迫他把上學的機會讓給弟弟和妹妹，而差點瘋掉。父親學習好是全村公認的，可是長兄如父啊，他也必須早早地承擔起養家餬口的重任。
父親高一輟學後，精神失常過一段時間，他曾在一個寒冷的冬夜，穿着單薄的內衣跑到了三十里地之外的老姨家。後來父親去收破爛、沿街叫賣，這對於讀過書的他來説，難以啓齒。家庭貧困加上失學，以及由於精神問題錯過婚配最佳年齡的父親，娶妻難度可想而知。
而那遠在四川山區的母親則因為失學，繼而對家庭、親人失望，發誓要離開環境逼仄、阻隔機遇的深山。父親的介紹人娶的媳婦，正是我母親的同鄉，他們就這樣相遇了。
可是母親追求幸福的道路並不如她所願。她在這個婆家從來沒有得到照顧與尊重。據我的觀察與瞭解，母親這一代人當媳婦時一般都得不到婆婆的照顧。母親身在其中，她也能感受到不同時代的變化，她覺得是自己命苦，一輩子趕不上好時候。
在我因為畏懼難纏的婆媳關係而宣揚不婚主義的時候，她總是勸我説，你們這一代一般家裏都只有一個兒子，婆婆都對兒媳婦好的不得了，加上婆婆又年輕，能幫你們照看小孩。而她們那一代大概每家都有好幾個兒子，當婆婆的為了公平選擇都不管，或者只管一個最有可能給他們養老送終的。
當然更可能的原因是母親生的前兩個孩子都是女兒，作為二女兒的我，在出生後甚至差點被祖母送給別人收養。
我的記憶中也沒有被祖母照看的印象，母親説確實如此。她總是提起生下我姐不久，因為麥收時節搶着收麥，所以幾乎不曾坐月子，才落得如今一身病。
今年過年期間，母親又提起她不曾説過的一件往事。她説那時候臨產（1990年7月），晚上睡覺翻身，突然覺得肚子疼痛，而且越來越難以忍耐，她終於在半夜撕心裂肺地哭喊了起來。然而睡在一邊的我的父親卻絲毫不聞，呼呼大睡。最後還是當年未成家的叔叔來窗邊把父親叫起來，一起用手推車把母親送到了醫院。
可是受盡一路顛簸之苦的母親卻被傲慢的醫院拒絕了，因為他們匆忙中忘記帶錢，即使父親苦苦哀求先接生，他馬上回去取錢，醫院都不肯鬆口。他們不得不另尋一家醫院，母親也在數次輾轉周折之中，昏了過去。
在她的敍述中，她一再表達對父親的不滿，對婆婆的怨恨，她無法寬恕他們。我想這個從鬼門關回來的女人，內心一定豎起了一道堅硬的冰牆，再也無法融化。
我那大男子主義的父親，他認為一個男人只要在外面把事業經營好就行了，他可以一個人推着板車走幾里路去交公糧，他可以在冬夜開着敞篷三輪車去進貨，卻不曾給過母親半點温暖。
記憶中他們從不曾平靜地對過話，總是用喊叫的方式。小時候，父親忙碌一天回來，如果飯菜沒有準備好，他就會對母親大發脾氣；如果準備好了，全家就得等着父親動筷才能開始吃飯，吃的時候也要把不多的肉和雞蛋讓給父親吃。吃完之後，父親就往沙發上一坐開始看電視，從來沒有幹過家務活兒。母親覺得不公平，她覺得她和父親一樣，也在外面勞作了一天，為什麼回家之後還要事事都伺候父親？
他們的事業也並不順利，由於失去了上學的機會，他們沒有能力獲得好的資源。得到學習機會的叔叔和姑姑翻了身，成為了吃商品糧的人，但從此再也沒有正眼兒瞧過當小商小販的父親，更不要提遇到困難之後相互幫助了。經營生意的父母親會經常遇到檢查機關製造的麻煩，那時候我們店裏賣的東西不是被拿走就是被查封。
自此，母親咬緊了牙，心裏發起了恨，從此不與他們來往，連每年只有一次的家庭聚餐她都只短短出現一小會兒。可是她真的是無足輕重啊，她來與不來，聚餐都照常開始，她來了，也上不了桌，只能在旁邊站着，結束後還要幫忙收拾。
苦求而不得的幸福：母親的恨與痛
母親對婆家的仇恨直接傳給了我們這一代。我們從小不被允許與祖父母接近，不許和叔叔姑姑家的孩子親近，必須和姨家的親戚經常打電話寒暄，即使我很少甚至從來沒有見過他們。
她的仇恨交織着很多的原因，除了婆婆對她的兒女置之不顧以外，還有那不知何因的地域歧視。母親總説我們地方上的人瞧不起外地人，那些人總是嘲笑她有口音，假裝聽不懂她説話，總是好奇地一再探問她們那的奇聞異俗。
當然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原因。我想最直接的原因還是婆婆一家的冷漠與爭利，一次次傷害她這個本想遠嫁尋得幸福的女人。她在無數個輾轉反側的夜晚，下定決心離開家鄉那片傷心之地後，迎來的並不是幸福，而是無助與絕望。
在我成長的過程中，有一段時間，一到飯桌上母親就會開始她的“苦難教育”，矛頭直指婆家，此時的父親總是兩頭為難，常常憤然離席。記得他們爭吵最兇的那幾年，我常常勸母親離婚，然而她總是説這些孩子們她放不下，那時候她的兒子還未成家女兒還未出嫁，如果離婚，將會對孩子造成難以估量的影響。
可是母親也是世界上最有韌性的人，她偶爾會表現出對自己半生勤勞的欣慰。白手起家的她與父親在多年苦幹之後，成為村裏第一批蓋上二層樓房的人，為兒子娶上了本地人家的女子，兩個女兒都上了大學，一個還讀了研究生，家裏也買了好幾輛車。
當然她的敍述總是要貶低一下當地人，她説，你們這兒的人總是瞧不起外地人，可是你們看看哪個外地人不是勤勞能幹，比你們本地人都富。我知道，她需要通過這樣的對比來獲得心理上的補償。
但是，在所有值得欣慰的事情當中，娶到本地媳婦這件事，卻是最讓她引以為傲的。弟弟曾找過一個同樣是四川的女友，但是被母親推掉，她嫌女方孃家遠，不利於在我們當地建立社會關係網絡。後來好幾年的時間弟弟都找不到對象，母親也不曾鬆口。
去年弟弟終於和當地的一個女孩子結婚了，她一再回憶弟弟結婚那天的大場面，她暗暗覺得爭了一口氣。在母親的觀念裏，父親娶不到本地媳婦兒的主要原因不是窮，而是她婆婆一家的名聲不好，自私懶惰，不與親戚、村內人攀交情，所以沒人給我父親介紹對象。
在以親緣、地緣關係為主的鄉村社會，不與周圍鄉親打交道就會被認為不懂人情世故，不能建立社會關係，幾乎無法生存，也會被排斥在村落的邊緣位置。而娶了外地媳婦更會被村裏人看不起，這被認為是父母無能的表現。所以她認為家裏能夠娶到本地媳婦兒，説明她和父親在當地掙得了名聲，融入了這個掙不脱離不開的關係網。
為此，母親總是竭盡全力地和村裏的人打交道，她不敢錯過村裏的任何一場婚喪嫁娶儀式，她還積極地出份子錢，即使背後常常對無處不在的隨禮叫苦不迭。她也對弟弟和本村的一些同齡人結拜兄弟的事情非常支持，即使對他們的品行非常厭惡。
即使如此，母親大部分時間也是愁眉不展的。母親愁容滿面可能跟她身體狀況開始變差有關。她的痴呆早有表現，大約有十年的時間了，母親總是容易頭痛，但是她從不去看病，就是喝點感冒沖劑。即使有了合作醫療保險，她也不去，她説報銷的都是規定的藥品，不僅貴還沒用。
前兩年，她找來了一些民間偏方，還讓父親幫他按摩頭部，可我那父親哪有這本事和耐心啊！後來越發嚴重了，在我們拉着她去了市裏的醫院之後，她一直不肯做檢查，不是説醫院人多排不上號就是説城裏的醫生不行，做了一堆檢查也查不出病因。可是一檢查，卻被檢查出了輕微痴呆，母親啞然無語。
今年她告訴我們，她開始跳廣場舞了，她想通過鍛鍊改善身體素質。可是沒過幾次，她就不去了，因為那些聚在一起跳舞的婦女經常搞小團體主義，排擠跳舞不好的人，背後説閒話……現在她除了經營生意，就是歪在牀上玩手機，經常在微信上給我們轉發一些道聽途説的文章。
母親這一生有太多的苦難，作為兒女的我，以前卻對她要求太多：我要求她懂我，可是我忘了她只有二年級的學歷；我嫌棄她外地人的身份讓我蒙羞，可是我忘了母親也是受害者；我指責她不是一個好的母親，可是我忘了，她很早就父母雙亡；我抱怨和她無話可説，卻忘了她在常年的孤獨中已經變得失語……
可是一生忍受着地域歧視、男權壓迫，承擔着太多家庭重擔的母親，在有生之年，還能獲得多少幸福呢，而誰又能真正給她幸福呢？
【讀後感】一個理想青年讀“ 我的農村母親”的感受
**作者：**柳下蹠
來源：人民食物主權
《我的農村母親，一個我從未真正瞭解過的苦難女人》這篇文章所講述的母親從小到大的種種辛酸的經歷，是當下中國千百萬農村勞動婦女命運的縮影；同時，在作者母親身上所體現的勤勞、善良、樸實、堅韌等等品質，也是中國千百萬農村勞動婦女頂起半邊天的生動寫照。
但是，這些優秀的品質並不能讓她們告別辛酸的經歷，因為她們的命運及走向與中國農村體制的變遷有着更密切的關係。
農業合作化把勞動婦女組織起來，大大推進了毛時代的性別平等進程
毛澤東時代，正是靠着農業合作化、人民公社化把農民組織起來，並對工業化建設提供了大力支援，國家才能在建國以來的短短三十年迅速實現了工業化。此外，農業集體化強調農民的主體性，強調農民參與社會主義農村建設的重要性。農村婦女走出小家庭進入集體生產既是農業集體化、合作化的客觀要求，也為廣大農村婦女組織、壯大起來、發揮半邊天的作用提供了保障。農村婦女成為了推動農村性別平等的重要參與者。
建國以來最先推進農業合作化，同時又是最先嚐試推進農村性別平等的地方是山西省平順縣西溝村。1951年，22歲的申紀蘭當選為“西溝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副社長，她決心改變當時兩個女人分配到手的工分還頂不上一個男人的情況。於是她鼓勵更多姐妹們走出院子下地幹活，做出了優異的成績讓男人刮目相看，從而成功説服初級社黨委確定了“男女同工同酬”的分配辦法。於是婦女走出家門參與集體生產勞動的積極性大大增加。隨後，“男女同工同酬”迅速在全國普及，並於1954年被寫進了新中國的首部《憲法》。
農村婦女走出小家庭參與集體勞動的另一個傑出的榜樣，是大寨鐵姑娘隊。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郭鳳蓮、賈存鎖等20多位正值豆蔻年華的大寨姑娘們和男人們一同從事着修梯田、治理荒山荒坡等等艱苦卓絕的勞動。她們幹得不比男人差，被陳永貴讚歎道“真是羣鐵妮妮（姑娘）”。
集體勞動打破了個體小家庭的侷限，大大開闊了婦女的活動空間和眼界，也給農村性別平等事業朝着共產主義方向發展提供了經濟與政治體制的保障。婦女不再是一盤散沙的原子化的個體，而是被強有力地組織起來的集體。在這個集體中，互助托兒乃至大辦食堂等等家務勞動社會化的措施得以實現，這使得單個婦女不再被以往繁重的家務所拖累，從而能夠抽出足夠的時間去組織理論學習、軍事訓練等等豐富多彩的活動，從中提升自己的思想覺悟等各方面素質，進而更深入地推進我國農村的性別平等進程。
除了西溝村和大寨村的榜樣外，那個年代還有更多的村莊開始探索着更為深刻的性別平等進程。尤其是在“批林批孔”運動中，廣大的婦女同志們通過組織理論學習深刻剖析了“重男輕女”“彩禮”等現象的階級根源，從而樹立了“破除剝削階級生育觀”、“生男生女都一樣，都是革命接班人”等等新觀念。某些地方甚至還開始嘗試實行招婿婚禮、不要嫁妝和彩禮、實行節育手術和避孕等措施。
集體被解散，農民被原子化，造成了當代我國性別壓迫愈演愈烈的局面
改革開放後，人民公社被強制解散，全國推行分田到户。單個家庭相比集體化時代要負責多得多的事務，能夠用於關心村集體的時間和精力就少了很多，農民重新變成一盤散沙的狀態，農村裏的舊思想、舊觀念、舊文化、舊習慣趁機沉渣泛起。
隨着資本化改革的日益深入，“工業反哺農業”政策的廢除，城鄉差距的拉大，教育等等資源越來越向城市傾斜，農民的負擔越來越沉重，尤其是物價普遍大幅上漲而糧食價格不怎麼漲，以致農民種地幾乎不掙錢甚至還要虧錢。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許多與作者母親一樣的農村婦女為了家庭的生計，喪失了讀書的權利。
隨着農業資本化的進一步推進，資本力求農民重新淪為一盤散沙，而舊習慣勢力和資本也達成了某種默契。在分田到户時，改革者對農村女性的土地等等權益做出了比男性嚴苛很多的限制，失地農家女問題日益突出。
農民由於一盤散沙而無力改變這些狀況，出於改善家庭經濟條件等考慮，農民不得不更偏向於培養男孩；再加上一盤散沙的農民在思想狀態上大大接近井底之蛙的狀態因而極其容易受舊思想觀念的奴化，於是農村裏的重男輕女思想便開始回潮。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以作者母親為縮影的無數農村勞動婦女在改開以來受着越來越厲害的男權壓迫和地域歧視。
需要思考的問題
讀罷這篇文章，我們不僅體會到作者母親個人的種種辛酸經歷，更可以從中聯想到以作者母親為縮影的當代千百萬農村勞動婦女的命運。
我們還可以再進一步思考：回想建國以來的前30年和後40年的歷史進程，要想從根源上減輕農民的負擔並且推進農村的性別平等平權，是不是可以從農業集體化把農民重新組織起來尤其是把婦女重新組織起來這個思路中尋找答案呢？
當代的河南省登封市大冶鎮周山村中的婦女，通過具有共產主義萌芽的手工業合作社組織起來後，周山村的性別平等進程推進得非常順利，並且制定了全國第一個具有“性別平等”意義的村規民約。附鏈接：周山村的故事
山西省永濟市的蒲韓鄉村的婦女，在20年的發展歷程中，通過農民生活合作進行村莊社會的重建、通過農民生產合作進行自我教育逐步走向有機農業、通過城鄉對接推動消費者合作進行消費者教育，並在社會改造的過程中吸引了一批年輕人返鄉，讓農村社會煥發活力的故事，讓我們看到了農村婦女在改造自我、改造社區的實踐中所具有的強大的能動性和創造力。附蒲韓故事鏈接：
易卜生的娜拉已經出走百餘年，精英女性們正試圖用經濟的獨立實現自己的“娜拉出走”，而對於農村婦女而言，她們卻連娜拉推開的門把手都難以觸碰。正如魯迅所説，僅僅以經濟權來解放娜拉是不夠的，我們需要社會經濟制度的整體變革。但真正能夠推動社會經濟變革的人正是這些普通的農村婦女。在周山村與蒲韓，我們可以看到通過重新合作化與組織化，這些農村婦女正在推動真正的性別平等事業，邁向更光明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