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帖：從卷子本到冊子本_風聞

看來上一篇文章讓大同思想網裏的人坐不住了，從來不發帖不回覆的號整理了一份長長的、但作者不超過5個人的書單，可就是沒找到一篇文章是發表於《世界歷史》、《歷史研究》，或者是各個高校的校刊比如《東北師大學報》、《復旦學報》。畢竟這種臆想的文字要讓同行審核，作者也要有點心理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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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文作者就是上一篇作者高峯楓教授。

再預告一下，下次給大家講講“文藝復興時期，西方的哲學家對中國的評價是什麼呢？”留言一定很有意思，史上兩大反派的對撞。

        研究西方古代的書籍制度，冊子本的起源是無法繞開的問題。一種士人階層所不屑使用的圖書裝幀形式，何時演變成為有資格承載文化典籍的書籍形式？有哪些重大歷史事件、哪些深層社會力量推動着西方書冊制度完成了這場影響深遠的變革？《冊子本起源考》的觀點是，書籍制度的重大變革，當歸因於教會史。而實際上，冊子本取代卷子本，似乎應更多歸因於社會史和技術史。

　　西方古代標準的書籍形式是卷子（roll）。古希臘羅馬時代，製作卷子最流行的材料是埃及出產的紙草。間或有用羊皮或牛皮進行打磨和漂白，製成可以書寫的皮紙（parchment），但就文獻記載和出土發現來看，紙草卷子乃是古典時代主流的圖書裝幀形式（猶太經典不在討論範圍之列）。製作卷子的標準做法，是將20張固定尺寸的紙草葉子粘連在一起。紙草纖維的紋理呈水平方向的一面，比較光滑，吸附性好，稱為正面（recto）。紋理呈垂直方向的一面，紙面相對粗糙，稱為反面（verso）。職業的寫工（scribe）將所要謄抄的文本，分欄書寫，經常連同母本上所施的句讀以及其他標記符號也一同複製。如果抄寫的空間不夠，則在卷子的盡頭繼續粘上散葉的紙草。

　　一張抄寫典籍的紙草卷子，長度是非常可觀的。以往學界流行一種説法，認為卷子的長度通常為6-10米。但據最近的發現以及更加科學的推算，長達15米以上的卷子也並不罕見，個別卷子甚至有23米長。卷子收攏起來，形成卷軸，可以放在專門的書筒裏。讀者閲讀時，一般左手持握卷子最左端，右手展卷，打開1米左右的卷面。待讀過這一部分文字之後，左手收卷，右手繼續展卷，就這樣一收一放，重複進行。待讀到卷子的末端，不能直接將卷軸立即插入書筒，而需從最右端開始，將卷子全部倒捲回去，以保證下一次閲讀時起首的文字仍始於卷子左端。其實論到廣義的文字記錄，希臘、羅馬還同時有多種文字載體，比如古希臘的陶片、古羅馬的木牘、以及勒於金石的銘文，但對於複雜智力活動產物的“典籍”而言（指詩文、學術類文本），也就是有別於書信、契約、簿記這些日常文書，夠得上“書於竹帛”的那些著作，卷子是公認的、享有絕對文化權威的書籍形式。蘇格拉底説任何人都能在市場上買到哲學家阿那克薩哥拉（Anaxagoras）的“書”（《申辯》，26d），他指的就是這樣的紙草卷子。

　　西方現代的書籍裝幀形式，已不再是卷軸裝，而是冊頁裝。以冊頁裝製成的圖書，稱作“冊子本”（codex）。所謂冊子本，從古代晚期開始，指將數葉紙草或者皮紙疊放在一起，從中間對摺，然後從對摺的地方固定、裝訂，再加上封皮作為保護。簡單來説，就是我們今天習見的、翻頁的現代圖書。特別從公元4世紀開始，西方書籍的製作中，冊子本的比例逐漸增大，而傳統文人雅士終日捧讀的卷子本逐漸式微。進入中世紀以後，冊子本更是一統天下，完全取代了卷子本，成為主導的書籍形式，這種霸主地位一直延續到今天。研究西方古代的書籍制度，冊子本的起源是無法繞開的問題。一種士人階層所不屑使用的圖書裝幀形式，何時演變成為有資格承載文化典籍的書籍形式？有哪些重大歷史事件、哪些深層社會力量推動着西方書冊制度完成了這場影響深遠的變革？研究書籍史和版本學，都需要解答這樣的問題。 

​冊子本算“書”嗎？

　　1954年，英國古文書學家和紙草學家羅伯茨（ColinH.Roberts,1909-1990）在《不列顛學院集刊》（Proceedingsofthe British Academy）第40期，發表了一篇35頁的論文，題為《冊子本》（“TheCodex”）。近30年後，他與另一位著名古文書學家斯基特（T.C.Skeat,1907-2003）一道，對此文做了大幅增訂，於1983年出版了《冊子本起源考》（TheBirth of the Codex）一書，對上述問題做了全面的討論。兩位作者長期從事出土寫本的一線研究，對紙草文獻，終日摩挲，瞭如指掌，都是古文書學專業內卓有建樹的大學者。加上他們的古典學功底深厚，能將過去幾代學者從古籍中發現的有關書籍制度的史料加以重新整理和解讀，因而最有資格“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這本書薄薄一冊，正文不足80頁，卻建築在兩位作者深厚的舊學根底和對出土寫本幾十年釋讀和整理的基礎之上。作者所得出的結論，30年之後來看，已有很多值得商榷之處，但這部小書在西方古典文獻學、古文書學、寫本學（codicology）諸領域，都堪稱經典之作。

　　《冊子本起源考》（以下簡稱《起源考》）先破除了學界一些長期流行的誤解。比如從19世紀末開始，都以為凡是卷子本必用紙草，而凡是冊子本則一定用皮紙。而實際上，書籍的形制（卷子本或冊子本）與書寫材料（紙草還是獸皮），並無絕對的關聯。又比如，學界長期相信古代的傳説，認為皮紙是公元前2世紀在古城帕伽瑪（Pergamum）發明的。帕伽瑪的圖書館是古代繼亞歷山大城之後又一個學術重鎮。根據這一傳説，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嫉妒這一新興的藏書中心，為打擊競爭對手，便想出釜底抽薪的辦法，禁止向這個小亞細亞古國出口埃及所特產的紙草。抄書卻沒有紙用，這就迫使帕伽瑪想出應對的方案，發明了皮紙，從而獲得紙張供應的獨立。另外，皮紙一字的拉丁文寫作pergamenum，讓人易產生聯想，以為這種書寫材料真的創自帕伽瑪。其實，獸皮之用於書寫材料，古已有之，實在不必依賴某樁突發事件而突然湧現。而且即使埃及真的實施過禁運，恐怕也難以奏效，因帕伽瑪可輕而易舉從他國間接獲取紙草。像這樣長期流傳的説法，兩位作者彙集其他學者的研究，均一一破除。

　　論到冊子本的來源，兩位作者認為，其前身乃是古代的版牘（writingtablets）。版牘通常由兩塊以上的扁平木板組成，或用夾子夾住，或用契繩穿過鑽孔來固定。在希臘化時期，版牘並不用來抄寫經籍，而是擔負更加世俗的職能，比如書信、便箋、賬簿、學生的習字板、作家的草稿本等等。小普林尼（PlinytheYounger,61-113）在書信中曾記載其舅父老普林尼（PlinytheElder,23-79）埋頭著述的情景。家中的僕從準備好版牘，將主人命令抄寫的文字用速記法記在上面，可見版牘相當於學者作札記、收集素材的便捷工具。而更加正式的札記（commentarii）則是工工整整地抄在卷子上。

　　羅馬人將版牘的尺寸擴大，以容納更多文字，並且用更輕、更薄的材料取代木板，這樣就開始出現以皮紙為材料、像傳統版牘那樣裝訂的皮紙札記簿（parchmentnotebook）。兩位作者在羅馬的詩文中找到不少佐證。比如，我們比較熟悉的賀拉斯的《詩藝》（ArsPoetica），可作為一例。賀拉斯奉勸友人，若想文章傳世，須反覆修改，“封存九年，皮紙藏於家中”（membranisintuspositis）。此句中membranae一字，即指打草稿所用的皮紙。賀拉斯在隨後幾行中提到可將不盡人意、羞於問世的詩句“去除”，即指從紙草上抹去文字，因為墨跡很容易清洗掉。我們雖不能確定這些單張的皮紙葉子是縫在一起還是用其他方式固定，但這種打草稿的札記簿，極有可能是以冊頁裝來裝訂的。

　　但真正用於抄寫典籍的冊子本，其最初問世乃是在公元1世紀80年代。羅馬詩人馬提亞爾（Martial，約40-104年）曾作《諧謔詩》（Epigrams），在卷一第2首中，他向讀者推銷自己的詩集，其中有這幾句：

　　你若想帶着我的書四處遊走，

　　若長途跋涉需要陪伴，請買吧，皮紙將它們縮進狹小的頁面：

　　書箱儘可以送給貴人，我的書你單手即可握住。（第1-4行）所謂“書箱”（scrinia），指專門用來盛放卷軸的箱子。書箱送人，則暗示新書就不當是卷子本。馬提亞爾所推薦的本子，大概是某種用皮紙製成的袖珍本，文字可以壓縮進有限的空間。這種本子最大的優越之處，就是攜帶方便，適合經常出遊的讀者。馬提亞爾無疑是在向不熟悉冊子本的讀者，大力推銷這種新潮的書籍形式。

　　在《起源考》第6節中，兩位作者從3世紀初年的羅馬法學家著作中找到了極有價值的材料。乍一看，法學家與書籍制度會有什麼聯繫呢？原來在判例中，或在涉及民法具體問題的討論中，書籍形式成了繞不開的問題。比如，如果有人在臨終時，將名下的財產贈與他人，而這筆遺贈中還包括書籍，那麼問題就來了：所謂“書”（liber），其內涵到底為何？用來抄寫典籍的卷子本，自然而然屬於法律所界定的“書”。但我們上文所提到用來打草稿、以冊頁裝裝幀的札記簿，還算法律意義上的“書”嗎？又比如，尚未抄寫文字的卷子或者皮紙葉子，能算“書”嗎？若繕寫完畢，但未經後期處理、未加裝訂者，也要算作“書”而交付受贈人嗎？在如何界定遺贈書籍的法律辯論中，法學家意外地給古典文獻學提供了幫助。在《學説彙纂》（Digest）中，有3世紀的法學家引述前人意見，認為：凡卷子本，不論其材料為何，都可稱為“書”；而冊子本，無論是紙草還是皮紙，甚至包括蠟板、皮紙札記簿，也都可入“書”的範圍。另一位法學家則走得更遠，他甚至説，任何書寫形式，只要有固定邊界將文字框範，都可以稱為書。這樣一來，“書籍”便成了一獨立自足的概念，與製作材料、形制沒有必然關係了。羅馬法學家在不經意之間，賦予了冊子本合法身份。

　　至此，《起源考》完成了一半的工作。冊子本在卷子本獨霸天下的時代，先從古代版牘中獲取靈感，又在1世紀後半葉由馬提亞爾這樣的詩人大力推介，特別又得到法學家的肯定和加持，到了3世紀初，似乎已獲得合法地位。但若考慮卷子本的文化權威，士人對卷子本的青睞，尤其是傳世文獻中提到冊子本的地方簡直是寥若晨星，我們很難想象這樣一種主要用於日常俗務的書籍形式，竟會在未來兩個世紀中大放異彩，逐步淘汰了卷子本。追溯這個轉化過程，尋找冊子本後來居上的主要原因，這是《起源考》後半部的重點，也是最引爭議的部分。 

　　基督教對冊子本的“痴情”

　　從第7節開始，對冊子本的討論逐漸從文獻記載轉到出土寫本。兩位作者利用當時所能見到的所有紙草文獻的整理本以及編目，對於年代定為公元4世紀之前的寫本做了統計。他們挑選的範圍僅限於抄寫典籍的紙草卷子和冊子本，不包括文書、檔案類的文獻。他們先着眼於寫本的形制，區分卷子本和冊子本，將兩類寫本的數量和比例精確計算出來。由此得到的統計數字，與學界對古代圖書形制的看法大體相符。比如，在所有出土寫本中，被學者定為1世紀和1-2世紀的寫本，卷子本高達460件，而冊子本只有5件。比例之懸殊，一目瞭然。而所有定為3世紀的寫本中，卷子本有406件，而冊子本有93件，冊子本佔所有這一時期寫本的18.5%，已能看到漸有上升的趨勢。隨時間的推移，這種趨勢一發而不可收。定為4世紀的出土寫本中，冊子本已佔到73.5%，而5世紀寫本中，冊子本已佔絕對優勢，比例高達90.5%。

　　上述統計數字，是基於寫本的裝幀形式，而不考慮抄寫文本的內容。我們不難看到，冊子本從1世紀和2世紀的絕對少數派，一躍而成為4世紀和5世紀書籍形式的主流。但是，兩位作者發現，冊子本的使用是和基督教緊密相連的。若單獨考察與基督教相關的寫本，就會發現，4世紀之前幾乎所有的聖經抄本，都抄在冊子本上。在基督教寫本中，只有部分討論教義、破除外道的論書，是寫在卷子上的。既然最早的聖經抄本都是冊子本，兩位作者就推測：或許正是因為基督教對冊子本有所偏愛，才直接導致了冊子本的崛起。這樣的假設一旦形成，則原本高度專業化、相對“偏門兒”的書籍史和紙草學研究，就忽然與宗教史發生了深刻的關聯。於是，紙草學和寫本學就不限於描述性的研究，不限於單純釋讀、著錄、註釋、整理出土寫本，而忽然從一個意想不到的角度，切入到教會史、羅馬史這些更廣闊的領域。

　　冊子本取代卷子本，必有實質性的原因，而我們最先想到的，是新的書籍形式獨有的優勢以及它所帶來的便利。兩位作者在第9節，詳細討論了所有能想到的實用考慮。比如，會不會出於經濟考慮，人們才放棄卷子，轉而使用更廉價的冊子本？尤其明顯者，抄寫典籍的卷子本一般只使用卷子的正面來書寫，而冊子本像如今的翻頁書一樣，是雙面書寫。如此一來，使用冊子本會不會節省了抄寫的費用，從而全面降低了寫本製作的成本？另一個顯而易見的現象，就是冊子本所能容納的文本要多於卷子本。這也就是當初詩人馬提亞爾為自己詩集的冊子本打廣告的主要原因。原本需要抄在多張卷子上的長篇文本，如今可以輕而易舉地壓縮進單手就能握住的一冊書，既不佔空間、又便於攜帶，正彷彿現在的電子閲讀器一樣。又比如，冊子書便於翻撿，若想查找某段文句，可以直接翻到某頁，這要比將10多米的長卷一幅一幅展開，自然省事、快捷得多。

　　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冊子本具有的所有這些便利條件，兩位作者在反覆衡量之後，認為都不足以讓讀者果斷放棄卷子本。首先，從出土的基督教寫本來看，當時的寫工完全沒有經濟頭腦，也看不出敬惜字紙的態度。不少聖經寫本，天頭和地腳所留的空白很大，對於頁面的書寫空間，看不出精打細算的痕跡。另外，如果寫工願意，在抄寫時完全可以縮小字體，以便在每頁上儘量多抄文本。可是，有些聖經寫本卻字大行稀，對於書寫材料完全是一派大手大腳的作風。論到冊子本容量之大，確實驚人。4世紀著名的《梵蒂岡抄本》和《西奈抄本》都是皮紙冊子本，分別有1600頁和1460頁，可容納基督教聖經全本。但是3世紀之前保留下來的冊子本，長度沒有超過150葉（leaves）的。就是説，只有到4世紀、冊子本製作技術高度完善之後，壓縮空間這一優勢才能全面顯示出來。而3世紀之前，冊子本驚人的容量未必能為時人所認識。又比如冊子本便於尋檢這一點，看上去大大方便了讀者查找和引證權威文本。可是，兩位作者指出，準確的引證乃是現代規矩，古人與此未嘗措意。當時本有簡便的方法來確定某段文字的大體位置，可是古代寫工卻不加使用，足見大家對於精確引用經典文獻，並無興趣。總之，作者將冊子本這些顯而易見的實用優勢，一一破除，以證明冊子本之勃興，並不源於書冊制度本身所帶來的好處。於是，兩位作者始將目光投向基督教本身。 

教會的決斷和“大爆炸”理論

　　基督教發源於猶太教，耶穌和最早的追隨者都是猶太人。耶穌死後，保羅開始向外邦人傳教，將這個新興教派帶出巴勒斯坦的窮鄉僻壤，進入更廣闊的世界舞台。羅馬主流社會對基督教的輕視、蔑視和敵視，加上幾次局部的迫害，都沒能阻止這個教派生根發芽。最終，在君士坦丁大帝的治下，基督教得到宗教寬容政策的保護，至4世紀末成為國教。基督教獲得了合法身份和主導地位，是在4世紀，而一向為士人所輕視的冊子本也是在4世紀完成了對卷子本的逆襲。一個不受待見的教派，逆潮流而動，固執地使用不受待見的書籍形式。這樣看來，基督教和冊子本幾乎同步完成了轉型，由邊緣走到中心。這兩個事件之間，難道會存在因果關係？

　　羅伯茨在1954年發表的《冊子本》一文中，對於冊子本取代卷子本的原因，已給出了一個初步解釋。早期教會流傳一種説法，認為《馬可福音》的作者乃是彼得的同伴。彼得在耶穌死後，據説曾到過羅馬。彼得是加利利地區的農民，平日説當地方言，肯定不會説羅馬帝國通行的“官話”——希臘語。根據這一傳聞，馬可或者是陪同彼得去羅馬的同伴，或者因粗通希臘文而為彼得作翻譯。彼得對耶穌言行的追記，被譯成粗淺的希臘文，得以流傳。當馬可將彼得的回憶行諸文字時，他面臨的問題是選擇何種書籍形式。羅伯茨在這篇文章中，認為馬可平日所交遊者，多是“猶太和外邦人的商賈、商販、被釋放的奴隸或奴隸”，而這些人由於他們的社會地位以及相應的書寫習慣，往往“使用蠟板或皮紙札記簿來完成記賬、通信、法律事務以及公務”（187頁）。馬可正因為和這樣一羣底層民眾終日盤桓，所以自然而然啓用他們所習用的書籍形式來記錄彼得的回憶。

　　目前出土的紙草寫本，絕大多數出自埃及。如果認為基督徒啓用冊子本，是馬可在羅馬開的先例，那麼又如何解釋這種書籍形式迅速傳到埃及呢？尤希比烏（Eusebius）在其《教會史》中，記錄了另一段傳聞：據説亞歷山大城的教會是馬可一手創立的。羅伯茨推測，馬可的文字記述傳到埃及，冊子本的形制保留不變，而書籍的質料則自然使用埃及盛產的紙草。由於《馬可福音》所享有的權威，也由於冊子本的聖經與猶太人以及羅馬知識界普遍採用的卷子本有顯著不同，所以保留冊子本，對於基督徒來説，別有“一情感與象徵的價值”（189頁）。

　　這個早期的推測，到了1983年出版的《起源考》一書中，已被兩位作者放棄。一來，馬可與亞歷山大城教會之間異常緊密的關係，只是一段教會傳聞，根本無從證實。二來，在當時出土的聖經寫本中，《馬可福音》只有1件，單就數量而言，遠遠不及《馬太福音》和《約翰福音》的寫本多，在早期教會中的地位也沒有那麼尊崇。所以，認為馬可先啓用了冊子本，此後這部福音在傳抄過程中，各地信眾都嚴守馬可定下的規矩，在書籍形式上不敢越雷池半步，道理有些説不通。另外，羅伯茨以為彼得抵達羅馬之際，所交遊的多為下層民眾，故而最早一批羅馬基督徒出自社會底層。而這一階層的民眾在處理日常事務時，多采用冊子本，所以，最早的福音書抄在冊子本上，恰恰是最早信徒之社會身份所決定的。但是近來研究表明，基督教流行初期，接受此種新信仰的人絕不僅限於底層民眾。如果在羅馬最早的教徒中，有相當數量的人來自富庶階層，那麼以社會身份來推測冊子本的使用，就愈發不夠穩妥了。

　　在《起源考》一書中，兩位作者又提出一新説。若羅馬沒有提供冊子本流行的原動力，那麼只有在基督教發源更早的地區來尋找，比如耶路撒冷或者安提阿（Antioch）。猶太教的口傳律法中，很多沒有形諸文字的斷案或者拉比的語錄，往往記錄在版牘之上，其中就包括用紙草製成、冊頁裝形式的寫字板。兩位作者推測，耶穌當年的傳道，或有可能被記錄在紙草寫板之上，後面再附上一段受難的故事，便形成福音書的雛形。公元66年猶太戰爭爆發，70年耶路撒冷淪陷，此後，安提阿就在希臘化世界中成為基督教傳播的中心。就這樣，由於首部福音書寫在紙草冊子本上，而福音書具有無上的權威，因此冊子本也就自然而然成為基督教認可的唯一書籍形式（59-60頁）。

　　前後兩種假説，看上去結論不同，但考察基本思路，卻都基於同樣的前提。我將兩位作者立論的前提，大致歸納為三點，而這三個前提未必都能站得住腳。第一，早期基督教寫本，特別是聖經寫本，幾乎全是冊子本，根據作者的預設，這説明基督教必然是主動、有意識、甚至故意採用在文化上不具尊貴地位的書籍形式。第二，解釋基督教對冊子本的偏愛，必須訴諸這種新興教派的經書在形成和傳播時的特殊歷史條件。若根本經典的稿本或者最早傳抄的副本因某種原因，恰巧為冊子本，那麼此後冊子本這種書籍形式就被賦予光環，不得隨意更動。換句話説，作者的前提是：經書的神聖，保障了經書所採用書籍形式的神聖。第三，冊子本的起源，必定可追溯到某個爆炸性的事件、或者是歷史上某個起點。這第三個前提，被後來的學者比作宇宙大爆炸。

　　劍橋大學神學教授格蘭姆·斯坦頓（Graham Stanton）在2004年出版的《耶穌與福音書》（JesusandGospel）一書中，用了“大爆炸理論”（“BigBang”theory）一語來概括羅伯茨、斯基特的理論特點，非常貼切。在他看來，《起源考》是在不斷尋找解釋冊子本誕生的單一動因。持“大爆炸説”的學者，都在尋找一個時間上的零點、原點，一個不斷積蓄能量的臨界點。一旦到達此臨界點，則天崩地裂，不可逆轉。馬可福音也罷，安提阿的影響也罷，都被當作冊子本橫空出世的時間原點。

　　這種“大爆炸”的思路，在1983年之後的30多年裏，仍然影響着不少學者對冊子本起源的研究。篇幅所限，我只提一本有代表性的著作。美國學者甘布爾（HarryY.Gamble）的《早期教會的書籍和讀者》（BooksandReadersin theEarly Church）出版於1995年，書中專闢一章講到冊子本。甘布爾詳細介紹了《起源考》一書的主要觀點，他基本接受了羅伯茨和斯基特的理論預設——“基督教使用冊子本，是極端反常的現象（agenuineanomaly），需要加以解釋”（54頁）。只是，甘布爾認為《起源考》給出的解釋難以成立。他沿着羅伯茨的思路，另立新説，認為最先以冊子本形式流通的基督教文獻，不是某部福音書，而是保羅書信。雖然他的具體結論與《起源考》不同，但其出發點以及立論的前提，卻與羅伯茨幾乎完全一致：“依這樣的假説，早期基督教採用冊頁裝，既不是由情勢所驅動，也不是隨意的決定，而是由於冊子本對基督教文本確有優勢，而產生的一種深思熟慮的決定。”（第63頁）甘布爾同樣是從基督教自身尋找冊子本流行的決定性因素。在他看來，採用冊子本，乃是源於最早一批基督徒的“決定”，是一種有意識的、主動的選擇，而這個新奇的意念必定產生於某個時間“零點”。 

基督教推動還是羅馬制書技術的傳播？

　　對羅伯茨和斯基特的“大爆炸理論”最嚴厲的批評，來自當今紙草學的權威羅傑·巴格諾爾（RogerS.Bagnall）。他在2009年出版的《埃及早期基督教書籍》（EarlyChristian Books in Egypt）中，給基督教寫本研究整體上潑了一瓢冷水。巴格諾爾用不少例子，指出研究者所持的基督教立場、以及所懷有的基督教情懷，都會不知不覺影響對於出土文物的判斷。一個突出的例子便是，學者都儘可能將基督教寫本的年代上限往前推，在缺乏確證的情況下，大家樂於發現更多2世紀、甚至是1世紀末的基督教寫本。要知道新約文獻中成書最晚的是《啓示錄》，已經到了2世紀初期。如果真能找到1世紀末、2世紀初的寫本，那麼就極有可能是直接抄自新約各書作者原始稿本的文物，上面或許還沾着早期使徒的靈氣兒。學術界給教外寫本確定年代，一向更加慎重，而對於基督教寫本則標準往往失之過寬。而且數量相對較少的基督教寫本，得到的學界關注遠遠高於數量眾多的古典典籍寫本，這都説明學者自身的宗教傾向或多或少會影響學術研究。

　　巴格諾爾在全書最後一章，專門討論了冊子本起源的問題。從《起源考》一書出版以來，陸續出版了更多的寫本編目，所以現在所佔有的資料又非30年前可比。他根據最新的數據，作了重新統計，結果發現，教外寫本中，冊子本的比例並不像羅伯茨和斯基特所述的那樣低。就是説，即使基督教文獻一邊倒地抄寫在冊子本上，非基督教典籍其實也大量使用冊頁裝。基督教對冊子本的偏嗜，就不那麼有悖常情了，而書籍的抄寫和製作中越來越多使用冊子本，也就不必非要依賴基督教的倡導和推動了。聯想到冊子本脱胎於羅馬的版牘和札記簿，所以冊子本取代卷子，或許與普遍的羅馬化趨勢有關，而並非緣於一種宗教的首倡作用。巴格諾爾説，符合邏輯的推論是“其他地區更廣泛、逐漸採用冊子本，不過是我們簡稱為‘羅馬化’（Romanization）趨勢的又一表現，也就是羅馬人的習慣和技術推廣到整個帝國”（87頁）。至此，巴格諾爾將冊子本的起源和推廣，與基督教所起的作用，作了徹底的切割。這對《起源考》一書所提出的假説，顯然是釜底抽薪。羅伯茲、斯基特以及後來不少學者的研究目標，是要為冊子本尋找一決定性的推動力，而這個“第一推動”就是早期教會。按照這種思路，正是早期教會在特定的歷史時刻，因為風雲際會，毅然決定採用冊子本，這相當於按下了書籍制度大變革的核按鈕。這樣的“大爆炸理論”執意在基督教內部尋找原因，實際等於將歷史進程的決定權交付給基督教。巴格諾爾則明確説自己沒有任何宗教的“擔當”或“負擔”，所以才能對這種基督教化的解釋徹底免疫。

　　無論如何，想以單一的原因來解釋冊子本的起源和流行，看來是行不通的。按照巴格諾爾的説法，基督教在這場影響深遠的書冊制度變革中，扮演的不是引領風潮的角色，而反倒可能是為“羅馬化”大潮所裹挾，在書籍制度上也“隨大流”。在羅伯茨和斯基特看來，早期教會橫空出世，不僅在思想上、就是在書籍制度上也與古代傳統一刀兩斷，所以他們提出的假説都強調教會與羅馬社會的對抗和對立。巴格諾爾的批評，則衝破早期教會的框架，更全面地看待非基督教因素的作用，也由此褫奪了基督教影響書籍史進程的特權。最後若簡單概括一下，不妨這樣説：《起源考》的觀點是，書籍制度的重大變革，當歸因於教會史。而實際上，冊子本取代卷子本，似乎應更多歸因於社會史和技術史。

　　（作者為北京大學英語系教師。本文是為即將出版的《冊子本起源考》中譯本所作的導言，發表時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