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春天》的青春成長與背後的經濟邏輯_風聞
更深的粽-2019-03-15 22:29
2019年，我第一部純粹是因為被安利而去看的電影，竟然是《過春天》。
青春，犯罪，成長，在國產電影中並不是新鮮的主題。我關注這部影片，最初是因為它對準了一個有着特殊性質的邊緣羣體“水客”。
水客並不是一種新的職業，它的歷史很悠久了，幾乎從有貿易保護的那一天起，水客便誕生了。
而這部影片的特殊性，在於它專注於講了一某一個時段，確切的説就是最近五到十年內的故事。
“過春天”中的在深港之間走私iphone手機，之所以能成為一項“產業”，基於這麼幾個原因：
第一， 蘋果公司的電子產品在全球不同國家和地區之間不同的營銷策略與價格體系，使得在兩地之間倒賣手機的業務大有利可圖。
第二， 深圳和香港之間每天大量的旅客頻繁來往，使得這種業務可以規模化。
第三， 內地消費者對蘋果產品的強烈需求和興趣，使得市場能夠接納這種灰色交易在一定時期內長期存在。
而落實到這部影片中，可以看到主人公之所以從事這個非法業務，還有着基於個人的強烈動機：
第四， “單非”的出身背景，使得她需要在兩地往返，而兩邊的“家庭”都無法給她真正的安全感和歸屬感。
第五， 閨蜜的生活水平和見識讓她感受到來自階層的差距，促使她通過各種方式賺取財富以彌補生活上的差距。
第六， 則是整個故事背景以及影片試圖反映的“時代之痛”。主人公佩佩的父親是典型的在內地還未完全發展起來的年代，一個在香港的卡車司機可以在內地包“二奶”，在兩地可以有兩個家庭。而當內地經濟發展起來後，他的經濟地位也隨之寥落，象徵着深港兩地的地位也“此消彼長”了。導演白雪從孩提時代到青春期就成長在這個環境裏，從影片中我們可以深刻體會到她試圖記錄下大時代變遷的“雄心”。
而我更為在意的還不是這些。我其實更關心的是，在當下的文藝轉型時期，文藝作品如何突破以往的題材限制和思維慣性，如何選材和如何表現題材的問題。
對於導演白雪來説，她無疑選擇了一個好的題材。“水客”這個題材既來源於現實，又具有典型性。
對於這部電影來説，顯然導演並沒有更多的反哺現實的動機。手機“水客”這麼一個羣落，也因為蘋果越來越把中國大陸作為新品首發區域，以及蘋果這幾年的銷售狀況越來越低迷，新品對消費者的吸引力下降而越來越無利可圖、日趨淡薄。
而我更留意的反而是這部影片的另一條線，即佩佩和富二代閨蜜的關係。片中明確講到，閨蜜雖然家境富裕，卻是家裏相對不受重視的那個，“什麼都先考慮弟弟”，甚至移民都不考慮她，“女孩子嘛終究是要嫁人的”。
從這個角度，雖然閨蜜和佩佩的家境天差地別，但在情感際遇上幾乎卻是同病相憐：缺愛。正因為如此，她才會在佩佩“背叛”了自己的時候喊出來：別人都可以，就是你不可以。
這不由得讓人想到當下熱播的另一部電視劇《都挺好》。劇中主人公蘇明玉為了奮鬥，不惜頭破血流，動機也是因為在原生家庭中得不到公正的對待和關愛。
而這，正是很多作品的“戲眼”所在。我曾在之前的文章中説過，今後一個很長的階段中，文藝作品的“戲眼”就在於十九大報告中所説的“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而關注這些矛盾，並不只是為了營造戲劇性的噱頭，也不是流於一種情緒性的宣泄，而是切實去思考這些問題，並把我們引向最終的答案。
影片的最後，佩佩帶着自己的母親登上了大帽山，終於可以俯瞰整個香港了。而母親發出的那句感嘆：原來這就是香港啊。既有追索青春的意味，也有一層別樣的意思。
片中佩佩和母親居住的條件並不差，而二十年前她母親之所以給父親做“二奶”，源於深港之間的經濟差距。
而去年香港的GDP，按照匯率計算摺合人民幣為24000.98億元。而深圳2018年GDP為24221.98億元，已經超越了香港。而據導演白雪回憶，九十年代初她來源於深港之間時，深圳這邊還是大片大片的稻田。
而這，跟影片主題有了一種奇妙的關聯。因此，片尾字幕中所寫的因為技術條件的提升，手機水客現象已大為減少並非根本原因。而是之前在中美貿易談判中領導人所講的：發展中的問題，最終還是要靠發展來解決。
而影片結尾這看似不經意的“點題”，正是文藝工作者的不經意的自覺意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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