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東先生8年前的舊文_風聞

                                             一

一篇八年前的文章，對八年後的預測近乎完美！！這樣的文章，顯然屬於鳳毛麟角之列。剛剛讀過的王小東先生寫於2011年的《阿拉伯世界大變局對於國際秩序的影響及中國的選擇》一文，就是這樣一篇傑作。

精準的預測，一定來源於深刻的洞察力！早在西方與中國的公知們為“茉莉花革命”歡呼雀躍時，王小東先生便以其如炬的目光，發現了這場“革命”的複雜成因。比起所謂的爭取“民主、自由”，北非突尼斯、埃及動盪的第一位原因其實是經濟。它們資源貧乏、人口多且增長快，而西方金融危機的衝擊，更讓它們雪上加霜。王小東先生説：“我們要記住，再殘暴的專制統治所迫害的都是人口中的極少數，經濟困難才會給人口中的大多數帶來痛苦。”而盛產石油的利比亞，也不是什麼“民主與專制問題”，其紛爭是支持與反對卡扎菲的部族力量之爭，而反對卡扎菲的力量，甚至比卡扎菲更缺乏“民主與自由”的“普世價值”！

接下來，王小東先生向我們揭示了一個幾乎沒有人注意到的事實：

“在這個世界上有相當一部分國家，它們自己的生產能力，以及自己的社會結構，都是不足以進入現代社會的。它們是被在西方發端的工業革命、社會革命裹挾進現代化進程的。在被裹挾進這個進程後，它們原有生活節奏被打破了，它們的人民的經濟要求和政治參與要求一下子膨脹了起來，而自身卻完全不具備容納這種要求的生產能力和社會結構（事實證明，作為前工業化時代最高度發達的文明，中國的勞動力素質和早在兩千多年前就開始向現代型演化的社會結構，使其融入現代化要容易得多），不能真正轉型到現代社會（不管是民主的還是非民主的），處於兩頭無着落的地位。這本來就是一個導致社會生活解體的局面，之所以還能維持，一開始是由西方殖民者以外來征服者的地位進行強力鎮壓，而在西方舊殖民主義衰微之後，來維持局面的，則是冷戰格局了。在冷戰當中，美蘇兩大陣營為了打敗對方都要多拉弟兄，而中東北非這樣的地區有着太重要的戰略意義。”

“冷戰結束，作為失敗一方的蘇聯集團崩潰，就拋下了一些我稱之為“冷戰孤兒”的國家。冷戰結束了，當時的那種地緣政治這種需要不再存在，而且前蘇聯的繼承者俄羅斯作為一個失敗者，也撐不起原來那個盤子了，有一些孤兒就必須被拋下了。”

“這是一個原有的國際秩序在其邊緣部分衰敗的現象，今後還會延續，直至新的強力出現。”

                                             二

與王小東先生的真知灼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國內許多公知的“高見”。比如：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政府管理學院雙聘教授、北京大學憲法與行政法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中國憲法學會副會長張千帆在新浪發表微博説：“中國不用再撤僑了，民主革命沒那麼可怕，不要總把民主和混亂聯繫在一起。民主革命一來就大規模逃亡，國際形象也不大好吧。再説老卡快完了，利比亞局勢應該很快能得到控制。中國堅持不改，説不定哪天輪到利比亞從中國撤僑呢。”

還有在埃及革命現場採訪的鳳凰衞視女記者周軼君在微博中寫到：“記憶裏的埃及人突然變了——突然間對女性如此尊重，對外國人如此誠實。‘We are good people’,一個埃及人對我説。是不是人獲得‘免於恐懼的自由’之後，行為方式也會改變？”

然而，殘酷的現實很快就狠狠地抽打了這些知識分子耳光。女記者周軼君的話音未落，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戰地女記者洛根就在開羅解放廣場被約200名暴徒剝光衣服、殘酷毆打併輪姦。

《紐約時報》評論説：“由於移走了穆巴拉克警察國家的鐵腕高壓，革命釋放出了長期以來被壓制住的教派仇恨，這種仇恨爆發的兇殘程度越來越高，威脅到埃及旅遊經濟的復甦和人們所希望的民主轉型期的社會穩定。”

                                             三

那麼，埃及、突尼斯，還有利比亞，會走上民主自由的康莊大道嗎？王小東先生認為前景暗淡。

“一個有效能的民主的政治動力學含義是什麼？它的含義是通過一系列的，不斷的低烈度爭鬥來解決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利益衝突，以避免破壞性的、暴力的、流血的高烈度爭鬥，如內戰，這是它的明顯的優點。在人民已經廣泛參與政治的情況下，經濟上的餘裕是各個利益集團之間的利益衝突保持在低烈度的必要條件，如果沒有這種餘裕，各個利益集團之間的矛盾就會變得你死我活，就不可能遵守什麼“基本遊戲規則”

“另一個條件其實也很重要，那就是經過君主專制乃至革命（以中國的兩千多年的逐步強化為典型，也包括近代的英國和法國），弱化乃至打碎原來血緣的、部落的、村落的小範圍身份認同，形成大範圍的國家認同。而這兩個條件在阿拉伯世界都有欠缺，或者缺這個，或者缺那個，甚至兩個都缺。”

埃及、突尼斯的動盪，缺乏“經濟上的餘裕”，顯然是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而革命顯然解決不了埃及的經濟問題，它甚至使埃及的經濟狀況進一步惡化。

“如果經濟問題解決不了，還要維持社會秩序，就得把個人的物質需求壓下去。要壓下去個人的物質需求，只有兩招。第一招是硬壓制。硬壓制的一般手段就是軍政府。軍政府硬壓掉你的物質需求，打掉你的政治參與，誰要不服就把你抓進去。硬壓的另一個辦法就是退回到前現代社會去，以前現代社會的物質生活方式壓掉你的物質需求，以酋長、長老的專制打掉你的政治參與。第二招是軟替代，主要就是宗教了。以精神替代物質，讓你自覺自願地減少物質需求和政治參與，也不乏以宗教的威權強制性地壓掉你的物質需求，打掉你的政治參與。”

從2011年至今，八年過去了，北非的現實完全在王小東先生的預料之中！

                                             四

“再説説社會結構問題。對於這個問題，利比亞是個更典型的例子。相比之埃及或伊拉克，利比亞社會結構的現代化程度更低，也就是説前現代部族統治的成分更大。而利比亞的現代化，包括社會結構的現代化，恰恰是像卡扎菲這樣的軍事強人，以及圍繞他的軍事強人集團推進的。

“二戰後阿拉伯世界出現的“自由軍官組織”，是阿拉伯世界試圖以推翻專制王朝來擺脱本國統治者暴虐、腐朽，以現代化來擺脱受西方殖民者欺凌和奴役地位的民族主義運動，無論是在工業化方面，還是在社會結構和文化，乃至婦女解放方面（卡扎菲治下的利比亞是個典型的例子。《紐約時報》曾發過一張忠於卡扎菲的女兵的照片，其手中揮舞着武器，神采十分張揚。[[23]](https://blog.sina.com.cn/s/blog_53a7ac510102elvh.html)坦率説，《紐約時報》發這張照片有醜化之嫌，卻也反映了卡扎菲治下的婦女與傳統阿拉伯世界婦女那種馴順、卑下完全不同的精神面貌），都具有強烈的現代化情結。

“自由軍官運動，以及組織淵源不同，宗旨卻很類似的阿拉伯復興黨，曾奪取了多個國家的政權。然而，阿拉伯世界走向現代化的道路是非常坎坷的，在內部的錯綜複雜的社會矛盾以及外部的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和以色列的打擊之下，再加上自身的侷限性，他們雖然也有所成就，最終卻往往以失敗告終。可以這麼説，這個運動從二戰結束算起已經持續了半個多世紀的運動，到了今天已經大致退潮。阿拉伯世界面臨的是一個沒有方向的未來，很多方面都會倒退。婦女解放會是最早的犧牲品。

                                             五

西方與中國公知樂觀派的觀點認為這次革命將把阿拉伯人民帶到向西方民主國家一樣的人間天堂，他們的依據是什麼呢，那就是阿拉伯世界這次出現了一股嶄新的政治力量，比如半島電視台，還有某些年輕知識分子。但是，王小東先生尖鋭地指出：“正如中國的“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他們不但缺乏深入社會組織的根基，也缺乏建立這種根基所需要的腳踏實地的精神、艱辛的努力、犧牲的勇氣。”

“在埃及基層的日常社會生活中，根本看不到他們的影子。真正出來救助埃及革命後所遭遇的物質匱乏、社會失序局面的民間力量，仍舊是西方人所恐懼，中國知識分子所不屑的穆斯林兄弟會。一個很擔心穆斯林兄弟會崛起的埃及養雞農民在接受《紐約時報》記者採訪時説：只有穆斯林兄弟會在工作，是穆斯林兄弟會在給基層百姓提供麪包、食用油、魚乾，是穆斯林兄弟會在給病人提供醫療，是穆斯林兄弟會走到了人民中間。他很不屑那種革命已經蓬勃發展的説法：“你們説你們有個公眾委員會，但我從來沒聽説過。它在Facebook上，那有什麼用？……如果你真的想做什麼事情，你就必須像穆斯林兄弟會那樣，天天在這扎着。”

一位62歲的大娘問道：“東西貴了，生活也沒改善，這些年輕人和抗議到底為我們做了什麼？”

王小東先生因此得出結論：“未來的阿拉伯世界，起決定作用的主要力量還是軍人和教士。這些軍人和教士過去曾經是有方向的（無論對錯），現在卻沒了方向。然而，即使是沒了方向的他們，也不存在新的力量可以代替。所以，暫時只能是無方向的停滯或混亂，這是今天這個世界很多地方——絕不止阿拉伯世界——的現狀。我們只能耐心等待新的力量和新的方向的崛起。”

接着，他一針見血地指出：“

美國應該很清楚：這個世界上有很多地區的國家和社會處於崩潰的危險之中。即使你在意識形態上把這種崩潰叫做“革命”，叫做“民主、自由的勝利”，它在實質上還是社會的崩潰。以現在這個已經大大縮小了的地球，誰都無法從這種崩潰中得益，即使暫時得到些小便宜，最終收穫的將是大害。那麼，誰有力量來幫助重建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社會？西方國家仍舊是重要的力量，但離開了中國的積極參與，離開了中國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它們將一事無成，更不要説中國和西方把勁向兩個方向使了。中東也是這樣的地區之一。”

白紙黑字---八年了，北非的阿拉伯世界，仍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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