啓蒙運動時歐洲對中國的評價_風聞

在新儒家眼裏，歐洲文明——也就是“現代文明”是中華文明的子文明，近代歐洲人推崇中國的一切。後來為了否認西方文明來自中國，所以抹黑中國。

中國傳統文化與歐洲啓蒙運動有着某種關係，但説中國的傳統文化或乾脆説“儒家”或孔夫子如何推動或影響了歐洲啓蒙運動，這不符合史實。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古希臘史專家廖學盛先生，曾勉勵年輕人研究歷史：一要堅持歷史唯物主義，二要注意多方面知識的累積。研究要做到歷史與邏輯的統一。希望有人能做到。

先説誇的方面，伏爾泰就非常推崇中國文化，有人將他稱為西方的孔門大弟子。伏爾泰是世界級的大作家，“18世紀法國啓蒙時代的領袖和旗手”，在西方，大約是有代表性的，他在《論榮耀》裏説，中國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廣闊、最美麗、人口最多、管理得最好的國家”。

他説那五個“最”的時間是1739年，正是“我大清康乾盛世”的時候，讀過伏爾泰哲理小説的人都知道，伏爾泰倡導寬仁，將孔子“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古訓奉為至理。為了發揚他所説的“中國精神”，他還根據元曲《趙氏孤兒》，寫出了劇本《中國孤兒》，為中法文學交流的歷程豎了一碑。伏爾泰還將中國《今古奇觀》裏《莊子休鼓盆成大道》的情節照搬到他的小説《查狄格》裏。

他在《風俗論》中説：“如果説曾經有過一個國家，在那裏人們的生命、名譽和財產受到法律保護，那就是中華帝國。”在他眼中，中國有開明的政治：“文官被稱為父母官，而帝王則是一國的君父”；有完備的體制：“一切都由一級從屬一級的衙門來裁決，官員必須經過好幾次嚴格的考試才被錄用”；有良好的道德：“兒女孝敬父親是國家的基礎”；有先賢的宗教：“孔子只是以道德諄諄告誡人，而不宣揚什麼奧義。”

在伏爾泰的筆下，古代史，沒有哪一個比得上希臘。那裏的人們自由而幸福，“理性的通道向所有的人大開，每個人的思想都可以馳騁飛翔，希臘人因而成為地面上最有才華的民族。”至於説到他生活的時代，即十八世紀，他説能與古希臘相類的，那就是英格蘭：“它之所以成為最開明的民族，是因為那裏的人能夠不受懲罰地思想。”

伏爾泰沒有來過中國，他對中國的瞭解全部建立在到中國傳教的法國耶穌會修士的信件和書籍上。伏爾泰與法國的舊制度即王權專制是格格不入的，但是，他的覺悟還沒有到否定君主制和主張憲政民主的程度（在這方面他不及同時代的孟德斯鳩），他要的是“開明君主”，能容納不同意見、寬容異己信條（包括宗教信仰）就滿足了。因此對於康熙允許西方傳教士在宮廷內傳教以及在“百年禁教”開始時雍正“禮送”傳教士之舉，他即視為帝王“寬容”異己的範例，寫進自己的書裏（《論寬容》）。至於雍正大搞“文字獄”，清王朝內對異己者的大開殺戒，伏爾泰或則充耳不聞，或者根本不知道。

同樣以法國的啓蒙思想先驅之一而留名後世的孟德斯鳩，在他的一生中也以極大的熱情瞭解和研究中國，留下了大量有關中國的記述和評論。例如《論法的精神》共三十一章，其中提及中國的多達二十一章五十三節。又如孟氏生前未版的《地理》，是一本為寫作蒐集素材的筆記，其中大部分是他閲讀有關中國的書籍時所作的摘錄的隨感，堪為“中國專集”。

孟德斯鳩在其著作中雖然數百次談論中國，但他卻不是那支歌頌中國合唱隊的成員。相反，他對中國基本上持否定態度，對中國的政治制度頗多批評和指責。

他曾説：“讓我們擺脱成見吧，我們把他們(中國人——筆者)説得如此之好，未免言過其實。” “如果中國政府真的如此令人讚歎，韃靼人怎能轉眼之間就成了這個國家的主人？”

如所周知，孟德斯鳩將政體分為三種：共和政體、君主政體和專制政體。共和政體以品德為原則，君主政體以榮譽為原則，專制政體則以恐怖為原則。

孟德斯鳩所研究的共和政體，大多是古代的城邦國家，這種政體雖好，但已是歷史陳跡；君主政體是他心目中現實的最佳政體；他不遺餘力加以攻擊的則是他所深惡痛絕的專制政體。他説：“中國是一個專制國家，它的原則是恐怖”。他認為，中國的君主集宗教與世俗大權於一身，對臣民實行殘暴的獨裁統治，人民毫無自由可言。皇帝動輒以大逆罪處置臣僚和百姓，“任何事情都可拿來作藉口去剝奪任何人的生命，去滅絕任何家族。”他認為，中國的刑罰酷烈，炮烙、凌遲等酷刑令人髮指，而且往往株連九族。人民戰戰兢兢，生活在極度恐怖之中。他認為，中國人口奇多，耕地不足，人民生活極端貧困，每遇饑荒，餓殍遍地。即使在正常年景，也因衣食無着而無力扶養後代，棄嬰到處可見。他還認為，中國既無議會，也不實行三權分立，因而具有專制政體的性質：“一個單獨的個人依據他的意志和反覆無常的愛好在那裏治國。”孟德斯鳩還認為，由於氣候的影響，中國人趨向奴性。

孟德斯鳩説，不可否認，中國特殊的自然環境和社會風俗使中國的政治帶有自己的獨特性。其一，共和國需要監察制度，而專制國家並不需要監察官，但是，中國例外，它有自己的監察制度。其二，在中國，刑罰越增加，他們就越臨近革命。這一點類似於共和國和君主國。其三，中國既不同於完全專制的俄羅斯，也不同於共和的英格蘭，因為俄羅斯搶劫經常殺人，英國搶劫從來不殺人，而中國搶劫不常殺人。其四，專制國家是需要奢侈的，但是中國人口眾多。人口和饑荒遏制了奢侈，中國的皇帝為了維持帝國的存在，就鼓勵勤勞和節儉。這使得中華帝國帶有共和國的特點。他舉例説，唐高祖所謂“一男不耕，一女不織，帝國內便有人受飢寒”，明朝永樂皇帝禁止挖寶石、關閉礦山，都是皇帝提倡節儉的表現。但是，孟德斯鳩設問：“一個國家只有使用棍棒才能夠讓人民做些事情，還能有什麼榮譽可説呢？”在他看來，秦朝和隋朝滅亡的原因，就在於君主們不願意行使一般性的監督，而是事事都讓自己來管理。西方早期的傳教士讚美中國的政治，也許是他們被中國政治的外表所迷惑，也許是來自氣候的物理原因，中國政府沒有達到專制政治應有的腐敗的程度。

如果説伏爾泰和魁奈是法國啓蒙運動中傾向東方尤其是‘中國熱’的主要代表，那麼孟德斯鳩則是從總體上否定東方及中國的所謂‘對華不友好人士’的代表者。

在近代西方哲學家當中，對中國及其文化持強烈批評態度的，莫過於康德、黑格爾與尼采。然而，頗有諷刺意味的是，正是這三個人一再受到中國人的讚賞與重視，尤其是康德。

在康德《中國（口授紀錄）》中，寫道：“中國人報復心強，但他們總可以忍耐到恰當的時機才發作。他們那裏沒有決鬥的習慣，他們非常貪玩，可膽小怕事，他們勤勉、恭順，奉承起人簡直是天花亂墜。他們抱着傳統習俗死死不放，對未來生活卻漠不關心。婦女年幼時就被迫纏足，因此，她們的腳還趕不上三歲孩子的大，她們終日低垂着眼臉，從不裸露雙手，不過，卻各個長的白皙、秀美。

中國的天文學儘管歷史悠久，在傳教士進入中國的好幾個世紀以前，北京就建造了一座天文台。然而，他們的歷法卻錯亂不堪。他們公佈日食幾乎從未精確到天，更不如我們這裏精確到了分鐘。不過，他們是從星雲表中推算出日食發生時間，所以我們就不理解，為什麼中國學者會相信發生日食是龍在吞食太陽或者月亮。他們採用擊鼓的方式，試圖從龍嘴裏奪回太陽。這可能是矇昧時期流傳下來的一種舊迷信。然而它卻被因循守舊的中國人保持了下來，儘管他們已經認識到了它的愚昧。數學及其他的科學知識在中國傳播福音做出了貢獻，但未帶來科學上的奇蹟”。

康德在 《自然地理學》中説： “孔子在他的著述中只為王孫講授道德學説的內容……並且提供了許多先前中國王孫的例子……但是美德和道德的概念從未進入中國人的頭腦中。”他 又 説： “他們的道德和哲學只不過是一些每個人自己也知道的、令人不快的日常規則的混合物”；“整個儒家道德是由一些與倫理相關的格言、諺語組成的，這些諺語、格言是令人難以忍受的，因為任何人都可以一口氣把它們背誦出來”。

康德同樣沒 有 放 過 中 國 哲 學 的 另 一 位 創 始 人 老 子。他説，神秘主義 “寧可耽於幻想，而不是像 一個感官世界的理智居民理所應當的那樣，把自己限制在這個感官世界的界限之內。因此，就出 現老子關於至善的體系的那種怪誕。至善據説就 在於無”。“中國的哲學家們在暗室裏閉着眼睛， 努力思考和感受他們的那種無。因此，就出現了（西藏人和其他 東 方 民 族 的）泛 神 論，以 及 後 世從泛神論的形而上學昇華中產生的斯賓諾莎主義”。

如果以上這些算是哲學家看問題角度不同的話，那盧梭對中國的論述説得上是毫不客氣。

盧梭的成名作《論科學與藝術的復興是否有助於使風俗日趨純樸》（第戎科學院（屬於當時歐洲最富裕、文化最發達的勃艮第公國）的1749年度徵文）中寫道，浮華腐敗的文明日趨瓦解艱苦奮鬥的文明，它日漸將共同體的基礎由勞動者身上轉移到“遊手好閒分子”身上，這其實是世界上到處都在發生着的事，是文明演進中的普遍規律——而且，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中華文明也正在被腐敗文化瓦解，而它的崩潰和垮台只是個時間問題。

“我們為什麼要到遠古的時代去尋找事實的證據呢？其實，可靠的證據就在我們眼前。在亞洲有一個領土廣袤的國家；在這個國家裏，只要文章寫得好，就可以當高官。如果科學可以使風俗日趨純樸，如果科學能教導人們為祖國流血犧牲，能鼓舞人的勇氣，中國人民早就成為賢明的、自由的和不可戰勝的人民了。如果他們不是滿身惡習，如果罪惡之事在他們中間不是司空見慣，如果大臣們都有見識、法律都很嚴明，如果這個龐大帝國的眾多居民能保證自己不受愚昧和粗野的韃靼人的羈軛：如果這樣的話，這個國家的那些飽學之士對它又有什麼用處呢？他們滿身的榮譽能給它帶來什麼好處？讓它處處都是奴隸和壞人嗎？”

在早啓蒙思想家心目中，稱頌中國，真正原因乃是出於批判歐洲社會現實，首先是批判教會與教權的需要；能夠據以評判與改變歐洲社會現實的“尺度與標準”。

但對所有成熟的啓蒙思想家來説，不僅中國不能成為標準和尺度，而且中國本身也要成為批判與檢驗的對象。所以我們會看到歐洲對中國的否定。雖然這種否定出於道聽途説和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