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使西方政體走向衰落，給中國什麼啓示？_風聞

在過去的短短几年，2016年英國通過“脱歐”公投，2016年特朗普在美國大選中獲勝，2018年德國極右翼政黨崛起，2019年法國爆發“黃馬甲”運動，堪稱主要西方國家民粹主義崛起的標誌性事件。

民粹主義崛起導致西方國家的政界陷入攻訐之中，頂層決策和執行的效率大大降低。英國首相特雷莎·梅上任2年多以來，“脱歐”成了頭等大事，其他的已顧不過來。然而極具諷刺意味的是，英國下院於2019年1月14日以壓倒性多數否決了首相處心積慮提出的“脱歐”法案，2月14日進而否決了政府繼續與歐盟談判“脱歐”的動議，使得政壇陷入尷尬的僵局。特朗普政府與民主黨控制的國會難以產生共識，為了修建邊境牆的預算，創下了聯邦政府停擺35天的紀錄。德國執政黨基民盟由於支持率下降，不得不與政見相左的社會民主黨共同組建聯合政府，同牀異夢的日子可不好過。法國的“黃馬甲”運動以街頭政治的手段，使得法國的經濟改革事實上已陷入停頓。真可謂“海內如今傳戰鬥，田橫墓下益堪愁。”

民粹主義的土壤是什麼？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西方國家出現民粹主義浪潮，與這些國家的政體有密切關係。我們很有必要探討一下，主要西方國家的政體是如何進化出來的。現代西方政體並沒有久遠的歷史，所謂“憲政民主”指的不過是多黨制、議會辯論、全民普選這套架構。多黨制和議會出現得相對較早，19世紀後期大致成型；但是一人一票的全民普選，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才形成的。相當一部分歐洲國家很晚才接受這套政體，例如：希臘1974年通過公投廢除君主制、成立共和國；葡萄牙於1974年通過“康乃馨革命”結束軍人獨裁統治；西班牙直到1978年確定新憲法，才算結束了維持40年的軍人獨裁統治；前華約國家則在東歐劇變後，將現代西方政體作為“政治正確”移植到本國。

人的生命相當於歷史進程而言，是比較短暫的。經歷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老兵，最年輕的也有90來歲了。許多人對於自己未經歷過的歷史時代所知甚少，往往對自己青少年時代就看到的東西感到“司空見慣”，產生“世界本該如此”的錯覺。而事實恰恰不是這樣，各國的政治制度都是在特定歷史環境下進化出來的，時刻處於運動狀態。過去尚可接受的政治制度，放在現在未必合時宜，將來還會被淘汰掉。這才符合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的歷史唯物主義基本法則。若把僅有幾十年歷史的現代西方政體説成是“永恆的”，那就顯得滑稽了。

現代西方政體本質上是對資產階級民主的精美包裝。現代西方政體外在的“包裝紙”是“一人一票，重在參與”，至少在表面看來，每個人都有選票，可以在某些場合參與表決；但是其內核是資產階級牢固地掌握政權，這是通過兩類手段來實現的。

一是在資產階級法權體系內普遍為權錢交易預留充足的空間。在美國，企業或個人給政客的後援基金會捐款，屬於維持政治運作的常規操作；歐洲各國的資產階級政黨，對各類捐助一概笑納；日本和韓國的統治階層乾脆就是政客和財閥的聯合體。

二是資產階級有充足的手段操縱選舉。選舉產生的政黨、政客更迭，基本上是將權力在資產階級內部不同羣體之間轉移。因為，選舉需要媒體作為傳播渠道，而媒體都掌握在資產階級手裏。換句話説，購買傳播渠道是需要花錢的，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政黨都難以承受這種開銷，所以在政治上必然被邊緣化。

現代西方政體為什麼給民粹主義提供了土壤？問題就出在把“一人一票”推向了極致。政客為了獲得更多選票，經常使用煽動性的宣傳，給民眾灌輸一些簡單粗暴的觀念。例如，特朗普給失落的白人選民灌輸的觀念是“中國人搶了美國人的飯碗”、“貿易戰會讓製造業回到美國”，英國的脱歐派給公眾灌輸的觀念是“歐盟干涉英國商業”、“英國不歡迎移民搶飯碗”。

上述簡單粗暴的觀念顯然缺乏客觀依據：製造業就業機會是美國企業主動轉移到國外的，怎麼能説是中國人明搶的呢？打貿易戰更不會解決美國本土製造業人力成本高、人材不足的狀況，美國經濟的宏觀數據也説明了這一點。“移民搶英國人飯碗”這種説法就更不公道了，在英國的東歐移民大多從事一些傳統英國人不願意從事的工作，薪酬不高且又髒又累。如果沒有這些東歐移民，英國城市分分鐘被垃圾堆滿，連通下水道的工人都找不到。

然而，許多民眾不僅知識貧乏，而且不願意學習和思考，簡單粗暴的觀念最適合這類人。**走民粹主義政治路線的政客，只要把一些簡單粗暴的觀念與民眾對現實的不滿掛鈎，就不愁沒有擁躉，而選票則成為無知民眾發泄不滿情緒的手段。**炒作民粹主義的口號，對於某些政客個人有好處，短期內增加了他們的政治資本，但是，對於國家的長期發展卻是非常不利的。

歷史往往是相似的。著名政治學思想家馬克思.韋伯曾參與制訂魏瑪德國的憲法，這部憲法給予民眾的自由，在程度上遠超當時多數西方國家的憲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然而就是在魏瑪憲法的框架下，納粹黨依靠炒作民粹路線迅速壯大。在1928年的選舉中，納粹黨的得票率僅2.60%；在其後幾年中，納粹黨給備受經濟危機煎熬的民眾灌輸“猶太人擠佔了德國人生存空間”、“選納粹黨就會有面包”這類簡單粗暴的觀念，到了1933年3月，納粹黨竟然以43.90%的選票成為議會第一大黨【1】，魏瑪德國的歷史也隨之終結。也就是説，納粹黨是利用民粹主義、通過合法的手段上台執政的。想想當年納粹黨壯大的歷史，再看看今日美國特朗普和德國另類選擇黨的擁躉，以及英國極端的“脱歐派”，不禁讓人心生寒意——簡單粗暴的觀念配上無知的民眾，足以將國家引入歧途。

民粹主義的現實危害

在以往政治學的探討中， “民粹主義”這個概念往往缺乏明確的定義。從對現實的觀察來看，民粹主義主要包含以下內容：

1）認為民意是絕對正確的天然公理，民眾是不會錯的。

2）認為治國理政不需要專業知識和技能，普通人即可勝任。

3）認為直接民主是最好的政治形式，可以解決一切問題。

從長遠來看，民粹主義對國家發展和社會治理起到的是阻礙作用，其負面影響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民眾易被短期利益所驅使誘惑。政客為了贏得選舉，會向民眾承諾財政上不可持續的福利政策，典型的例子就是希臘——慷慨的福利體制和豐厚的退休金使得舉國上下不思進取，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之前，希臘人的平均退休年齡是53歲【2】。而另一方面，深謀遠慮、為國家長遠計的改革措施，因為影響到某些人的短期利益而難以推行下去。2017年，法國總統馬克龍為了解決鉅額赤字，計劃削減公務人員規模，然後立刻爆發21萬人的大罷工。歷史上，蘇聯和中國都曾經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從內部積累資金、完成國家的工業化，這種澤被後代子孫的事情，在民粹主義盛行的環境下怎麼可能做得下去？

2）決策極為輕率。英國“脱歐”這個事情就屬於玩脱了——時任首相卡梅倫原來是想利用公投支持自己將英國留在歐盟之內的想法，但是他的預判錯誤，“脱歐”竟然在公投中獲得微弱優勢。然而，支持英國脱歐的老百姓根本沒有預想到“脱歐”可能帶來的嚴重後果：北愛爾蘭和愛爾蘭共和國之間將重新設立邊境隔離，一度沉寂愛爾蘭分裂主義勢力又有了新土壤；英國的外貿將因為脱離統一關税體系而受到打擊，整個英國商界對於“脱歐”前景的看法非常悲觀。實踐證明，重大決策其實需要知識支持，而這種知識儲備往往是普通民眾並不具備的。

3）民粹主義造成的錯誤決策難以修正。英國首相不敢説民眾錯了，但是事實上“脱歐”在操作上寸步難行。全民公決這種手段，讓很多無知民眾參與到決策中來。如今英國政局混亂，國家發展缺乏明確方向，而昔日投票泄憤的民眾不過是在酒吧裏繼續發牢騷罷了，不承擔任何實際責任。如果民意成了不可置疑的“天然公理”，也就沒有人能夠修正它。

毫不誇張地説，西方政體正在被民粹主義反噬，從而走向衰落。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主要西方國家均無力解決大量國內矛盾，壓根沒有資格作為中國的榜樣。因此，在政權建設這方面，中國沒有榜樣，唯有實事求是、奮力前行，開拓一條真正符合國情、有利於社會健康發展的政治道路。中國應當拋開西方陳腐而淺薄的話語體系，重新認識民主，進而重新定義民主。這正是我們接下來要探討的內容。

如何建設符合國情的民主

前文探討了民粹主義的特點。不妨從民粹與民主的差異入手，探討如何建設真正有意義的民主。

首先必須明確一個基本的出發點——民主是講究功能的。民主本身只是一種手段，而不是目的；而目的決定合理的手段。“為民主而民主”純屬不切實際的空想。

民主的實際功能，主要是 協商，決策，監督

民主協商的意義是協調利益關係，可以精煉地總結為“少數服從多數，多數照顧少數”。“少數服從多數”指的是民主決策的參與者要有大局觀，主動遵守規則；“多數照顧少數”則是為了避免托克維爾所説的“多數人的暴政”——民主協商要儘可能照顧各羣體合理的利益訴求。民主協商貴在坐下來一起好好地商量事情。從這個意義上來説，簡單的票決制是非常低級的民主形式——如果沒有坐下來好好商量事情這個過程，票決的結果可能是非常粗劣的。

民主決策的意義是集思廣益。在不確定性很高的情況下，集思廣益有利於儘可能地蒐集專業的意見，降低系統性風險。“三個臭皮匠，一個諸葛亮”説的就是這個意思。例如，企業裏的董事會、監事會，就是民主決策的一種形式。當然，民主決策的前提是“不確定性很高”，不確定性很低的事情往往不需要用民主決策來解決問題，因為民主決策本身是有成本的。把一堆人召集到一起來開會，除了直接造成的會務成本之外，還存在經濟學意義上的“機會成本”——人大代表不是全職工作，開會議事的時候，代表們必須暫時離開本職工作來參會，由此損失的本職工作的產出就是機會成本。因此，對於不確定性很低的事情，民主決策的成本相對決策價值而言，就顯得不那麼合理了。在這種情況下，可以用事先經過充分論證的流程來取代民主決策。例如在大醫院裏，病情不復雜的病人，主治醫師直接按照臨牀指南治療就可以了。這裏的臨牀指南就是必要的流程，而只有複雜危重的病人才需要專家會診這種民主決策方式解決問題。

民主監督的意義是防止公職人員腐化墮落。民主不僅包括選舉權，還包括監督權、罷免權等。將公職人員置於全天候的監督下，是恩格斯和列寧一百多年前提出的構想。這是防止權力異化，保證無產階級國家政權根本目的得以實現的重要手段，也是無產階級革命取得勝利後長期執政時期必須正視和解決的問題。

目的決定合理的手段。民主的實際功能 協商，決策，**監督，**目的有所差別，實現形式自然有所不同。嚴格來説，民主協商和民主決策都是有準入門檻的——這個准入門檻不是財產權，而是才能與德行。以財產權劃定准入門檻使得歷史上的所謂“民主”淪為少數剝削階級的特權，自然不可取；但是另一方面，“一人一票”絕對不是民主的終極形式。不妨用反證法思考一下——倘若民主對參與者的素質沒有客觀要求，給猴子發選票能否實現天下大治？

民主協商和民主決策客觀上需要知識和經驗儲備，參與者的才能應當與商議的內容匹配。例如，為了治療複雜，危重的病人，醫院會組織專家會診，而不是把病人的七大姑八大姨拉過來——她們不懂醫學，能出什麼好主意？民主協商和民主決策同樣需要德行，參與者必須高度尊重自己所行使的民主權利。1998年我國實現村委會直選後，“花錢買票”的狀況事實上大量存在。某些農村羣眾缺乏民主素養，一點蠅頭小利就可以收買他們手中的選票。農村黑惡勢力通過“形式合法”的途徑滲透到村委會，能説農村羣眾自己就沒有一點責任嗎？

民主決策還要講究組織紀律性。民粹主義的根子説穿了還是自由主義，認為個人的權利先於羣體利益而存在。抱有這類想法的人，慣於只談權利不談義務——只要自己的某些利益訴求沒有得到滿足，就立刻撒潑打滾。烏克蘭和某些非洲國家的議會經常上演的“全武行”，就是這種狀況的生動寫照。打成一鍋粥的劣質民主，壓根兒辦不了什麼正事。真正有意義的民主是奔着解決實際問題去的，那就必須講究組織紀律性：決策之前，參與者嚴肅行使民主的權利；決策之後，參與者有堅決執行決議的義務。民主的本質是妥協機制，參與者不應妄想自己在任何時候都獲得最高利益。

才能與德行的准入門檻，意味着直接民主的適用範圍不可能無限度擴大，因為民主參與者的素質需要與協商和決策內容相匹配。例如，業主大會投票決定小區的規劃、使用哪家物業公司，這都合情合理，因為這些決策內容是業主們普遍熟悉和關心的；然而，通過全民投票直接制訂國家大政方針，現實中就缺乏可操作性，因為普通民眾並不瞭解決策的背景、以及決策將產生的後果。英國“脱歐”公投使國家迷失方向、進退兩難，就足夠説明問題了。從這個意義上説，中國自古推崇的賢能政治思想，反倒有更多的合理性——某個層次以上的協商和決策，客觀上需要通過選賢任能來實現。

民主監督的特點是人民羣眾的普遍參與性，這個反倒不應該設立准入門檻。監督公職人員本來就是每個公民應當享有的權利。有越多的羣眾參加民主監督，公職人員就會愈加謹言慎行。歷史上，蘇聯的紀檢體系未能有效制止政權腐化的根本原因，是這套體系並沒有充分信任羣眾、發動羣眾，而僅僅是用更少數的人去盯着掌權的少數人。結果自然是：1）盯不過來，漏網之魚何止成千上萬；2）碰到個別權勢人物的利益，案子説壓下來就壓下來。例如，1980年蘇聯漁業部走私案因為牽涉蘇共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最後不了了之。

黨的十八大以前，中國的紀檢體系並未跳出蘇聯體系的窠臼，也暴露出了相似的問題。好在十八大以後推行高壓反腐，全面從嚴治黨，整合國家監察力量，情況終於出現了改觀。從出台“八項規定”到解決“四風問題”，羣眾反映強烈的問題終於得到了解決。總之，光靠更少數人監督少數人，是沒有前途的。**預防和懲治腐敗的根本還是要依靠羣眾、發動羣眾，實現自下而上的監督。**世界範圍內廉潔程度較高的國家，都有高度完善的羣眾舉報機制，羣眾提供的線索會得到充分重視，最後也真管用。這是中國在建設國家監察體系的進程中應當高度重視的方向。

結語

很多人喜歡談民主，但是未必清楚什麼才是民主，甚至不理解民主和民粹的差別。本文從源頭上分析了民粹與民主的差別，指出了民主的實際功能，並且初步探討了實踐民主的手段。紙上得來終覺淺，原知此事要躬行。不客氣地説，許多政治學理論都是蒼白無力的，許多從事政治學研究的學者壓根不懂人類社會的底層規律。跳出陳腐的話語體系，探究事物的本源，反而更容易產生真知灼見。

參考文獻：

【1】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A%B3%E7%B2%B9%E5%85%9A 

【2】人民網：http://world.people.com.cn/GB/1170449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