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的外國留學生事件_風聞

在新中國與第三世界國家的交往中，接受亞非拉留學生自始至終都是一項重要的內容。截止到2015年中國已經成為僅次於法國的非洲留學生第二大熱門目的地，在華非洲留學生超過5萬人。

隨着外國留學生的增多，相關話題在中國輿論場愈發成為熱點，挑動着各方敏感的神經。毛澤東時代中國接收外國留學生的故事，也許可以為今天提供一些借鑑。

毛澤東時代的非洲留學生

自1955年與非洲青年組織取得聯繫開始，中國與非洲青年組織的聯繫日趨機密。1958年，毛澤東親自接見了黑非洲青年代表團，並與他們暢談兩個小時。中國的反對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立場，以及對亞非拉民族獨立運動的支持，與非洲方興未的反帝民族獨立運動高度切合，使中國、毛澤東在非洲青年中獲得了高度認可，尤其是左派青年團體。

這種共同的“革命理想”使中非走到了一起。在與非洲青年的交往中，中方發現過去訪問過中國的一些非洲青年、學生代表回國後都有不同程度的轉變，即逐漸傾向中國。與此同時，中方還發現很多非洲青年在閲讀毛澤東著作，具有“很強烈的革命情節和對毛主席的熱愛”。受此鼓舞，中國政府決定採用接收留學生這種支出較低的方式為對方培養革命幹部，進而擴大革命影響。

據中國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1960年前後統計，當時每位來華的外國留學生每年生活費約為人民幣1,000元，相當於當時一箇中國大學畢業生兩年的工資。在中國官方看來，這樣的開支並不算多，卻可以產生很好的效果。“每年一百個學生共需花費十萬元，若一百個學生中學成回國有一半是真正鬧革命的，則將對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事業產生積極的影響。”因此，1960年中國教育部決定接收300名非洲留學生。

毛澤東時代中國接收非洲留學生，從根本上來説是服務於毛澤東的“輸出革命”，因而非洲留學生大多來自非洲各國共產黨、中左派民族主義政黨。從1957年底中國接收阿爾及利亞共產黨留學生開始，到1960年中國接收的非社會主義第三世界國家留學生中，非洲留學生已經超過一半。

當然，這一時期的在華非洲留學生絕對數量並不多。1960年僅45人，到1962年初達到頂峯時也僅118人。

中國方面儘可能為這些來華非洲留學生提供優待。學校通常為非洲學生單獨提供教學服務，不僅提供1到10人小班的教學，還可以自主選擇所學專業，有的學校甚至為一個非洲學生單獨開課。中國政府也為非洲留學生提供高額獎學金作為生活費，大學本科每月100元，研究生120元，冬季還可以獲得價值100元至200元的冬裝補助。與之相比，中國學生每月獎學金僅10元，教師每月工資僅40元，非洲留學生的每月生活費相當於中國高級工程師的月薪。

除了高額生活費，在生活上非洲留學生也享受優待。學校通常為非洲留學生提供雙人間宿舍，而中國學生通常為6人至8人間；在1960年至1962年中國國內遭遇饑荒時期，非洲留學生還可以經常吃到肉、蛋和蔬菜。此外，留學生的身份也使非洲學生可以到商店不受限制地購買各種緊俏商品，這一“特權”後來引起了很多問題，直接導致中國第一次接收非洲留學生的失敗。

非洲留學生大規模退學風波

1962年3月20日，一位名叫阿里（Ali）的桑給巴爾留學生與蒙古朋友前往北京和平飯店購買香煙時，因一次購買一條10包被中國服務員懷疑利用留學生不限量平價購買緊俏商品特權倒賣香煙牟利，拒絕了阿里的購買要求。隨後，雙方發生爭執，進而引發鬥毆，場面失控，住在和平飯店的一對桑給巴爾夫婦也被捲入其中遭到毆打，已經懷孕的妻子被撞入院（桑給巴爾原為東非印度洋中島國，後與非洲大陸上的坦噶尼喀合併為坦桑尼亞）。

事後，正當中國開始內部調查這件偶發衝突事件並追究中國服務員責任時，事情陡然發生變化。事發次日，正在中國訪問的非洲組織委員會執委、英國共產黨黨員霍爾納斯（Holnas）認為這是“中國人打了非洲人”，特別是打了非洲孕婦，屬於極不人道的種族歧視行為，態度極其強硬地要求中國政府公開道歉賠償。中國方面認為茲事體大，決定商量後予以答覆。

而就在中國方面商量如何答覆時，中國非洲留學生組織——非洲學生聯合會主席加納學生赫維（Hervey）代表聯合會中央提出了與霍爾納斯一樣的強硬要求，桑格巴爾留學生也積極串聯，向在華非洲留學生宣傳阿里“被打”的事，提出組織遊行向中國政府抗議。桑給巴爾夫婦則“故意裝成受了重傷”，對外聲稱“自己的生命沒有保障，（中國人）做法和美國兵在南朝鮮打孕婦一樣”。

隨後，事情越鬧越大，從桑給巴爾留學生開始，非洲留學生開始提出離開中國的申請。中方也發現事情並非表面那樣簡單，霍爾納斯與英國駐華代辦處和蘇聯駐華使館關係密切。由此，在中方看來這一事件已不再是單純的偶發打架事件，而是一場國際政治鬥爭，是中國與帝國主義、修正主義之間的鬥爭。中國政府驅逐了霍爾納斯以及非洲學生聯合會9位中央委員中的7位，使聯合會實際上瓦解。對參與鬧事並要求離華的桑給巴爾、索馬里、喀麥隆、加納四國留學生也分別進行了處理，全部滿足其離開要求。

這場風波直接導致28名非洲留學生退學離開中國，到這一年年底又有68名非洲留學生離開中國，118名非洲在華留學生只剩下22人。中國第一次接收非洲留學生陷入低潮。

退學背後中國絕不妥協的矛盾

實際上，早在1957年第一批非洲留學生來華時，諸如非洲留學生拒絕參加體力勞動、為住房和學校爭吵、認為應該享受比社會主義國家學生更好的住房條件等問題就開始顯現。後來隨着非洲留學生的增多，生活、學習和男女關係等問題集中爆發出來。

在生活上，一些非洲留學生揮霍無度，儘管中國提供了遠高於中國學生的獎學金，仍無法滿足其花銷；一些非洲留學生要求頓頓有雞蛋，而中國學生一個月通常只能吃上幾個；一些非洲留學生拒絕與中國學生在公共澡堂洗浴，要求設立單獨的浴室等等。1960年代初中國經濟困難時期，大部分非洲留學生開始利用可以不限量平價購買緊俏商品特權倒賣牟取暴利，情況之嚴重一度迫使中國相關部門不得不對他們加以限制。阿里購買一條香煙之所以被拒絕就源於此。

1961年，索馬里來華的43名留學生，提出要主修中方不開放的航空、軍事等專業，並聲稱每月80元的獎學金不夠花，要求中方每年提供回國休假道機會。在要求被拒後，7名索馬里學生不惜大鬧學校，以罷課、回國相要挾。最終，中方妥協提高獎學金，並同意在學習期間可以回國一次。

相對於生活待遇問題上的妥協讓步，對於男女關係問題中國方面沒有任何妥協的餘地。對於當時的中國而言，兩性關係是不可以公開討論的，並且這不僅僅是一個道德問題更是政治問題。因而，中國大學不允許學生在大學期間結婚，中國留蘇學生也禁止談戀愛。此外，中國公安機關也發現一些歐美留學生通過“亂搞男女關係”進行間諜活動，非洲學生也存在嫌疑，因而中國公安部門也極力阻止外國留學生與中國女子戀愛結婚。

然而，非洲留學生並不把這些當回事，多數非洲留學生都存在“亂搞男女關係”問題。據中國外交部檔案披露，“中方發現非洲學生中有亂搞男女關係的人比例很高，有的已經結婚的非洲留學生也要和中國女人胡搞，有的甚至表示沒有女人不能生活”。加納學生特特（Tete）抱怨自己因為學校的阻擾失去了好幾個愛他的女朋友，喀麥隆留學生之間甚至因為女人發生鬥毆。

非洲留學生不但在校外找女人，還盯上了大學中的女同學。中方發現很多非洲留學生對女同學有諸多不軌企圖，他們邀請女同學參加私人舞會，打騷擾電話，甚至還邀請女同學到宿舍睡覺。馬拉維留學生亨利·卡姆温多（Henry Camwindo）在北大騷擾女同學，竟然引起該校的外國女留學生集體恐慌。

面對非洲學生的男女關係問題，中國校方和教育部門都極力阻止，嚴禁非洲留學生帶中國女子進入學校、勸告中國女子和女學生遠離非洲學生，有時甚至不惜採取強制措施，將中國女子調離，因此雙方衝突不斷。一次卡姆温多試圖帶中國女友進北大時，遭到門外阻攔，卡姆温多怒而毆打門衞，前來勸架的中國學生也遭到毆打。

這些種種矛盾，使中方與非洲留學生的矛盾不斷積聚，阿里事件為他們提供了一個宣泄口。對於中國發生地這些非洲留學生衝突事件，歐美以及蘇聯等國大多出於醜化中國考慮，將其宣傳為種族歧視事件，倒是1979年上海紡織工學院中外衝突後法國路透社道出了一些真相——“比較放蕩的第三世界學生和嚴肅的中國學生之間存在文化隔閡。”

http://www.doc88.com/p-6317675512682.html

1979年上海紡織工學院中外衝突事件

1979年7月初，上海紡織工學院發生一起幾名非洲學生有意滋事生非，深夜還在寢室高聲放音樂，妨礙中外學生準備期終考試的複習和休息，並不聽規勸，圍攻學校管理人員，毆打中國同學，挑起部分中外學生衝突毆鬥，造成20多名中國學生、工作人員、民警和10多名外國留學生受傷的嚴重事件。

在這一突發事件中，上海外事、公安部門和校方在現場盡力制止衝突，併為避免事態繼續擴大和保護中外學生安全，將全體留學生暫時遷離學校。受傷人員(除一名留學生、兩名中國學生傷勢較重外，其餘尚屬輕傷)經急送醫院治療和養息，全部很快康復。

事態平息後，學校領導在全體中外學生中進行了自重自愛、遵紀守法、維護友誼、消除隔閡的思想教育，在共同認清是非、總結教訓的基礎上，對肇事留學生尋釁傷人和一些中國學生不聽勸導、偏執對抗的錯誤行為，進行了嚴肅的批評。中國師生幫助全體留學生補習、温課，順利通過期終考試，相互開展了團結友愛活動。有關國家的駐華使節也協同中方進行善後處理，教育本國學生好好學習，遵守校規和中國法律，不做不利於雙方友誼之事，並按其國內決定，不準有的肇事學生在暑假後再返上海。學校和有關部門按重在教育、懲前毖後的精神，對於參與毆鬥、已認錯悔過的雙方學生，均未再予處分。

在此期間，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政府就這一事件，要求全市各大專院校和社會各方面共同關心和加強對留學生的工作，關心留學生的健康成材，特別是要更嚴格地要求自己的青年一代，以自己的優良品德和模範行動，加深中外同學青年之間的相互學習和友好關係，共同進步。

http://www.shtong.gov.cn/Newsite/node2/node2245/node69969/node69988/node70092/node70236/userobject1ai69870.html

在華外國留學生抗議“種族歧視”

《1979，親身參與平息在校園內的中外文化衝突》

1979年7月4日晨，如往常一樣我步行到市政府外事辦公室上班。剛進辦公室，處長石奇同志便招呼我隨他及副處長王端珠一起驅車趕往上海紡織工學院(原華東紡織工學院，現東華大學)。“昨晚紡院外國留學生同中國學生打起來了，還動了刀子”，處長剛説到這裏，我的心不由一震：幾個月來時時擔心着的事終於還是發生了…… 

一件小事釀成衝突

年初以來，有關外國留學生與中國大學生之間產生摩擦的傳言時有所聞。改革開放的決策，可以在一次會議中形成，洞開的國門，也可以在短時間內迎來五大洲賓朋，然而不同國度，不同文化間的交流、溝通、融合，卻不可能在一夕之際完成。曾經長期封閉的中國，要想學會坦然地面對八面來風，還須假以時日，中外大學生之間的摩擦開始只發生在北方一些城市，但沒過多久這陣風就刮到了江南。四月初，南京華東水力學院一些中外學生因口角引發衝突，鬧出了一個“華水事件”。消息傳來，立刻引起上海各高校的高度關注，誰都不想讓近在咫尺的這場火燒進自己家門，於是啓動了各種渠道加以防範。然而人算不如天算，火還是燒起來了。

7月3日晚上10時左右，紡院外國留學生宿舍三樓的一個房間裏突然音響大作，嘈雜聲令對面二三十米外中國學生宿舍里正在温課迎考的同學受到干擾，無奈之下有人隔窗呼叫：“把音響關了，不要影響我們複習!”不想這一喊換來的卻是更加強烈的音響節奏。於是血性男兒們相互開罵了。被激怒的中國學生結夥來到留學生樓與外國人“理論”，爭執中雙方漸漸你推我搡起來，隨着“啊呀”一聲驚叫，一箇中國學生的上衣背部被鮮血染紅一片，有人動刀了。不多時警察接報後趕到現場，對雙方實施有效隔離並隨即着手查案取證。

由於警方的介入，這一夜總算安然度過。然而次日凌晨中國學生便沉不住氣了，他們埋怨警察辦案不力，一個通宵未能查獲兇手。“政府不管，我們自己來管”，羣情激憤的學生開始行動，他們扯起橫幅、貼出標語，成羣結隊地在校園內遊行示威，並將留學生宿舍樓團團圍住。

樓內的外國學生非常緊張，他們茫然地望着樓外所發生的一切，不知等待自己的將是怎樣的命運，幾個膽小的女生則躲到了大樓的最頂層。當多數留學生尚未回過神來的時候，木門被樓外的人羣撞開了。情緒失控的中國學生衝進宿舍不分青紅皂白見人就打……

學校再次藉助警方的介入使中、外學生脱離了接觸，但中國學生仍然把大樓圍得嚴嚴實實，使被圍在樓內的外國學生同外界斷絕了一切聯繫。 

原本一件小事，就這樣被逐一放大而最終釀成了一場衝突。 

我們被罵成“李鴻章”

我們來到學校時，留學生宿舍四周佈滿了人羣。公安局、高教局的官員已先於我們趕到，此刻正同校方管理人員一道被中國學生“分而治之”團團圍着“辯論”。樓房外牆上貼着“嚴懲兇手”、“血債要用血來還”等一類大標語，這是沿襲“文革”中最常見的一種用以表達人們思想情感及政治取向的宣傳形式。

眼前張張白紙紅字，令人覺出了事態的嚴重程度。我們的到來，又為學生們增添了幾個“辯論”對手，隨後便被他們分別圍了起來。起初，我們試圖説服學生停止對抗行動，以和平方式及法律途徑妥善處理糾紛。但在激憤難抑的學生面前，這種勸説顯得十分蒼白無力。此時此刻，權威已失去意義。

不多時，“對話”變得絕對“自由”而無序，七嘴八舌，各言其是，幾十人對成百、上千學生的對話完全陷於混亂。無論政府的局長、處長，還是警方官員的聲音，都被淹沒在一片嘈雜聲中，根本無法聽清雙方都説了些什麼，唯一聽懂的只有學生們的一句話：“你們都是李鴻章!”

在當時的政治術語中，“李鴻章”一詞即“賣國賊”的同義語，顯然在中國學生眼裏我們都成了出賣國家利益的人。 

留學生受困一晝夜

中國接受外國留學生起自1950年，到1966年因進行“文化革命”而中斷；1973年重新接受留學生後，生源大多來自亞非國家。當年，作為一國總理的周恩來同志對外國留學生工作傾注了大量心血並親自制定方針，提出要像愛護自己的子弟一樣關心留學生的學習和成長，但在“文革”那樣的政治氣候下，總理的指示很難得到有效貫徹。結束“文革”後特別是進入1978年，隨着教育戰線的撥亂反正及社會的日漸開放，留學生的學習和生活漸漸走上了正軌。 

中國社會出現的新局面使各國留學生受到鼓舞，他們不斷通過各種渠道表達其進一步融入大眾生活的意願，渴望同中國學生加深友誼，同社會民眾增進交往，在諸如宿舍管理、人員交往等許多具體問題上對當時的管理體制發起了衝擊。

中央領導層對此及時作出回應，認為應當允許他們“到社會里面去滾。不要怕出亂子”。於是在外國留學生的生活中也隨之迎來了一個“開放的春天”。

然而時過不久問題便陸續冒頭了，個別留學生在社會交往中行為有失檢點甚至酗酒滋事，而這樣的事在當時的社會風氣下又極為“扎眼”，壞事傳千里，於是招來了包括中國大學生在內的廣大羣眾的反感。人們開始不加區別地指責外國留學生，甚至説他們來中國就是為了“啤酒+女人”，致使“外國留學生”的整體名譽蒙受了不公正的傷害，也使大多數檢點正派的留學生，尤其是非洲裔留學生甚感委屈和抱怨。

在這樣的氛圍中，當信任和尊重在雙方均失去可靠基礎時，一粒火星就足以點燃熊熊烈火。

“上紡”中外學生的衝突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的。然而，這只是一種文化、或説生活習俗差異所造成的衝突，而非政治和種族間的衝突，因而完全是可以消解的。 

幾乎在整整一天之內，中國學生不僅圍困着外國留學生，同時也對抗着校方及市政府各級官員為緩和衝突而做出的種種努力。現場的中國學生顯然已失去理智，也失去了控制。校方多次建議他們推選代表前來談判，以共同尋求解決問題的辦法，但他們似乎對此並無興趣，五六個小時之中不予理睬。直到傍晚時分，幾個自稱“代表”的人來到辦公大樓，他們或許感到對峙並不是解決問題的好方式，故而同意與校方合作以化解對抗。然而由於這幾個人本來就是由現場的學生臨時推出來的，其代表性及權威性都極有限，根本無法左右大多數學生的意志。談判達成協議後，非但對留學生的圍困沒有解除，就連校方的行動也越來越不方便。幾次組織人馬給留學生送飯、送水均遭攔阻，甚至連送飯的麪包車也被中國學生掀翻。直到夜幕降臨，被困的留學生始終難以得到校方的援助。 

深夜，當大部分中國學生陸續散去之後，留學生宿舍四周佈下不少“守更人”。市政府暨學校現場指揮部決定利用夜深人靜之便，乘“守更人”戒備稍怠的間隙向留學生送去食品等物，並設法帶領他們轉移。 

副總理發話 

市高教局餘立副局長被指派率領幾個人執行這一任務，我也參與其中。夜幕下的紡院一掃白天的喧鬧，顯出了宜 人的安寧、靜謐。或許“守更人”真的鬆懈了，我們順利進入留學生樓，將麪包、飲料送到了留學生手中。一天沒有進食的洋學子們顯得十分疲憊，一雙雙眼睛盯着我們，臉上沒有一點表情。我們轉了幾個房間，除了慰問之外，餘立把市政府和校方共同擬訂的轉移方案向留學生作了説明，’希望得到他們的支持和配合。

但多數留學生不願意轉移，他們認為在中國學生的眼皮底下行事過於冒險，安全難以保障。為了打消他們的顧慮，餘立同志費盡口舌，最後索性拍着胸脯甩出一句鏗鏘有力的話語：“我是高教局的副局長，你們的安全由我負責!”於是轉移最終得以實現。

餘立領頭，我負責“斷後”，三四十人的隊伍靜悄悄摸黑走出了大樓。過分的順利使我不禁心中暗喜，也許只消五分鐘即可大功告成。然而當我們剛走出大樓十多米遠時，忽聞夜空傳來一串哨聲，剎那間便是一片碗盆擊打聲，我們的行動暴露了。中國學生以令人難以置信的速度叫喊着從四面八方湧來，把我們逼進了附近一個大食堂的角落裏。既得天時、地利，又占人和的中國學生拾起食堂成堆的土豆、西紅柿向我們砸來，整個大食堂亂作一片。喊叫聲、口哨聲夾雜着噼噼啪啪的拋物聲灌耳如雷，這時的我們有如“困中之獸”，僅剩下一絲本能的招架之力。 

不知過了多久，忽然從學校的高音喇叭中傳出一個老者的聲音：“我是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長林德明，現在我奉命傳達國務院副總理方毅的指示：‘告訴中國同學，不要再打了’。根據中央領導的意見，林副局長髮出清場令，限時要求中國學生離場，從而結束了這場“劫難”。 

如夢初醒的留學生把怨氣一股腦全部撒向了餘立副局長，他們認為是他把他們“騙出大樓交給了”憤怒的中國學生，因此“他是騙子”。這一誤會使餘立同志有口難辯，處境也很尷尬，以致在以後很長一段時間內，大凡有留學生的場合，只要餘立一講話，上紡留學生就幾乎全體退場。 

“不要窮朋友了!” 

 5日凌晨，我們用大客車將留學生全部轉移到地處上海近郊的金山賓館，在那裏進行了為時十多天的休整。 

上紡校園發生的事件極大地震驚了北京的外交使團，十多個亞非國家的外交官先後來到上海，看望本國留學生並向上海當局瞭解事件的原委。與此同時，經一些外國傳媒的渲染，“上紡事件”漸漸為外界所知，不少外國朋友由於不明真相感到茫然，而有些人則藉此大做文章，揚言“中國不再需要第三世界了，不要窮朋友了”，此等蠱惑性宣傳在上紡留學生中產生了很壞的影響。 

到達金山賓館後，我還沒來得及洗洗臉就有服務員來找我，説是有個外國留學生在大堂等我。來訪者叫格龍，尼泊爾人，是我在車上剛認識的一個小夥子。我建議他到我的房間去，他拒絕了：“在這裏談更好一些，我們的談話無須保密。”於是在來來往往的各國留學生的注目下我們開始了一場開誠佈公的交談。 

“中國的政策正在改變，上紡事件就是信號，這説明你們不再需要窮朋友了。”格龍已在中國學習了五年，如果不是發生這樣的事，再過一個月他即將畢業回國。後來我聽説，他母親是中國人，初來中國時他抱着“尋求真理”的美好願望，跟幾個同胞自發組織起“毛澤東思想學習小組”，是個品學兼優的好學生。也許由於過分激動，我發現小夥子説這番話時手在發抖。

“這是你的真實想法嗎?這真是你在中國生活、學習了五年，經過自己的觀察、分析和比較之後得出的結論嗎?”我沒想到一個留學生會把校園裏發生的事那麼直接地同政府的對外政策聯繫起來。 

他流淚了，看得出小夥子確實很難過。接着，他羅列了連日來親眼所見的不少事例對我説：“我眼前的這些人，這些事，為什麼同你們口頭上説的完全不同了呢?”

我相信在其有限的視野內他所説的那些都是事實，但如果單憑這些去考量一個政府的大政策，顯然是靠不住的。我接過他的話對他説：“可是還有更多的事你卻沒能看見。”於是我對他講了學校各層面從昨天到今天所做的種種努力，講了市政府對處理事件的原則立場及警方的各種實際部署，也講了與中國學生代表的談判，講了多次組織為留學生送食品、飲料等等。我注意到，在我講話時他聽得很專注，沒有插話，更沒有反駁。 

雖然一次談話不可能從根本上扭轉他的“成見”，但小夥子的情緒在談話結束時明顯平緩多了，分別時他很有禮貌地對我説了聲：“打擾了，李老師。” 

錯就錯在不懂得彼此的差異 

在金山十一天，我同不少留學生有過接觸，其思想情緒大同小異，儘管怨氣很大，但多數人對我方所做的努力還是認可的。然而有一個人卻讓我幾度陷入難堪。他叫貝拉，來自非洲剛果。我多次接近他想同他談談，都被他冷漠相拒。其實貝拉是一個很不錯的同學，學習好，有思想，在非洲學生中威信很高。一個剛果學生告訴我，貝拉的舅舅是剛果執政黨的主席，但他並不因此自視高貴，平日和同學們相處很融洽。“他是個好人”，那學生勸我説“你不要生他的氣”。

我能理解貝拉對我的態度，經歷了這麼大的風波，每個人都需要時間來思考，何況留學生的大多數是無辜的，他們心靈上的創傷更需要用時間來撫平。幾個月之後當多數人從“上紡事件”的陰影中走出的時候，我和貝拉終於成了朋友，而有關我們兩人棄“仇”為“友”的故事一度還在上海的非洲留學生中傳為佳話。 

在金山的那些日子是我們工作最艱難的一段時間。一方面要緩解外國留學生的情緒，同時查出血案肇事者；另一方面還要在中國師生中做大量工作，引導大家以正確的思維方式和處事態度面對矛盾。隨着時間的推移及各方工作的深入，上紡師生逐漸冷靜下來並開始反思；留學生中以格龍為代表的一部分人也能拋開個人恩怨以實事求是的態度重新審視“上紡事件”，並協助我們在留學生中做了不少説服工作。 

一天，多哥駐華使館二等秘書造訪金山，我奉命會見他。二秘的陪同是一個叫浩特巴洛的留學生，他從頭到尾未發一言，但對二秘和我的談話卻聽得很認真。會見結束，浩特巴洛跟在二秘身後同我握手並説了聲“謝謝”。由此我結識了這個看上去多少有點靦腆的小夥子。後來在其他場合相遇，他卻像完全變了一個人：一條淡黃色燈芯絨褲子。褲腳管一高一低卷在小腿部；腳蹬一雙拖鞋，上身則穿一件皺巴巴的襯衫，最有意思的是，在雙膝部的褲腿上他用墨筆粗粗地寫上了“黑鬼”兩個字。我問他為什麼寫這些，答稱：“驗明正身!”我再問：“你是不是還有什麼想法?”他想了一下，從上衣口袋拿出紙筆寫了起來隨後交到我手上，我展紙一看，一個“公式”躍人眼簾：“黑鬼+黃鬼=魔鬼”。“黑種人當中有鬼，黃種人當中也有鬼，這兩個鬼碰到一起就變成了魔鬼，你不認為是這樣嗎?”他對自己的“公式”作出如此解釋後不等我回話又繼續説：“我們有些留學生錯就錯在他們不懂得中國人的道德標準， 而你們的錯誤則在於不懂得外國青年的特點，這個矛盾不解決，你們還是暫時停止招收外國留學生為好。” 

他緩緩説出這些話，雖然怨氣猶在，卻令我有了耳目一新的感受。此番言語簡明幽默，卻一針見血道出了問題的癥結。自到金山以來，聽留學生談論“留學生的錯”，這還是頭一回理解它所傳達的信息，在當時至少讓我看到了化解矛盾、解決糾紛的一線希望。 

團結會

留學生在金山休整了十一天之後返回學校。此時大部分中外學生情緒已趨平靜，校方適時召開“團結會”，讓雙方心平氣和地交換意見，講出自己的心裏話，在中外同學之間開展了一次“批評與自我批評”，效果竟出人意料的好。 

事後我聽説，我的那位曾多次給我臉色看的朋友貝拉，在會上有一段精彩的即席發言令不少人為之動容。他説：“我們雙方都有錯誤，留學生方面個別人的錯誤我們決不護短，觸犯校規按校紀處理，觸犯法律就按法律處罰，我們沒有意見。”

接着他又説：“中國是第三世界的朋友，她對第三世界各國的幫助是很大的，這一點我們永遠不會忘記；但是請同學們記住，我們也曾真誠地幫助過中國，我們支持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我們沒有同台灣發生外交關係等等，可是有些中國同學也許很少想到這些。‘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如果你們忘記了這段語錄，請再去讀一讀毛主席的著作。把第三世界的孩子都當成敵人，這顯然是錯誤的。”

他還説：“如果把世界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中國，一部分是外國，那是會導致不好後果的。我們都是成年人，應當讓自己變得更加成熟一些。世界上有種族主義，但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她不應該有這個東西。”在結束髮言時貝拉説：“我們雙方都要分析錯誤，如果對錯誤不加分析，找不出教訓，那麼不需一年，肯定還會發生比這一次更大的問題。我們都讀過《矛盾論》，大家應該懂得如何分析矛盾、如何解決矛盾，如果有人沒讀過這篇文章，請去讀一讀。” 

誰都沒有指望一次團結會能把一羣年輕人思想上的芥蒂統統打消，但後來的事實證明，這個會對增進中外學生相互間的瞭解和理解、敦促其從各自的反思中汲取教訓是起到了積極作用的。正如貝拉所言，畢竟人已成年，只要從良好的願望出發，他們定然可以通過實踐的磨練逐步走向成熟。 

一個月後，格龍和浩特巴洛相繼畢業回國了，於風波平息之後離去，但終究未能等到中外學生重歸於好的那一天，他們是帶着些許遺憾和串串疑惑告別母校的。他們也許難以理解，在國門驟然洞開的古老中國，這樣的小小風波，只是不同文化之間在交流、溝通過程中必須交付的一點學費而已，不值得大驚小怪，也必然會成為過去。三十年逝去彈指一揮間，每念及此，我至今仍會時常想起那幾位年輕的黑人兄弟……

https://www.ixueshu.com/document/23735a86e55f3c31.html

1979年伊朗人質危機

1980年在滬留學生和平抗議事件

1979年2月，伊朗宗教領袖霍梅尼領導伊朗人民推翻巴列維國王的統治，建立了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巴列維流亡美國。1979年11月4日，伊朗學生扣留52名美國人質，要求美國政府引渡巴列維：次日霍梅尼及伊朗政府宣佈支持學生行動。美國為了迫使伊方釋放人質先後驅逐183名伊外交官及學生，凍結伊在美資金，停止進口石油，並派遣軍艦進駐印度洋及海灣地區，雙方陣勢劍拔弩張。 

伊、美之間的對立很快在部分阿拉伯國家來滬留學生中引起反響，1980年5月，他們終於按捺不住了。 

警鈴驟響

1980年5月8日下午三時半，同濟大學留學生辦公室獲悉：兩天後，即5月10日在滬全體外國留學生將集隊前往4月底才重新開館的美國駐滬總領事館抗議美國對伊朗採取的軍事行動，遞交抗議書並靜坐l小時。消息表明，遊行將在10日下午舉行，集結地選在上海外國人最集中的錦江飯店；抗議書及整個行動計劃已由巴勒斯坦學生擬就，現在正放在巴留學生馬讚的桌子上；動員和串聯工作也在有秩序地進行着。 

幾分鐘後，我所供職的上海市府外事辦公室的報警電話急促地響了起來。 

以後一段時間，接二連i的各類信息不斷從各高校傳來，有的出自留學生的報告，有的是留學生辦公室對各方反映的綜述。令人頭痛的是其中有些甚至相互矛盾。但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阿拉伯學生的串聯活動已在各高校全面展開。所有學校的外國留學生都受到邀請。動員工作甚至做到了各校的外籍專家身上，但多數留學生對此反應平淡，外籍專家則幾乎無一感興趣，上海外語學院(現上海外國語大學)的一位美籍專家甚至為“美國人質事件”同前來説服的阿拉伯學生髮生了口角。諸多材料中，一條來自上海工業大學(現上海大學)的信息尤其引人矚目，該校巴勒斯坦學生易卜拉欣中午時分請留學生辦公室的阿文翻譯將一些口號譯成了中文，其中有： 

“全世界被壓迫的人民堅決反對美國在中東的霸權主義”： 

“堅決反對美國對伊朗採取的軍事行動”； 

“美國交出巴列維國王及其全部財產是解決美國人質問題及美在伊財產的唯一辦法”； 

“全世界愛好和平與自由的人民將是伊朗人民的堅強後盾”： 

“伊朗人民永遠是巴勒斯坦人民的盟友”； 

這是最能直接反映活動組織者行動取向的實證，至此，沒有人再對同濟大學發…的預警表示懷疑了。 

上二世紀80年代初，由外國留學生自發組織上街的示威活動在國內社會生活中還是件新鮮事，加之當時我國尚未出台“遊行示威法”，對這類活動的掌控和管理，政府有關方面缺乏經驗，更何況這件事又牽涉到在滬的外圍人員和機構最令人擔憂的是，來自華東化工學院(現華東理工大學)的消息説，10日的示威活動很可能導致“火燒美領館”。由此人們想到了十多年前“文革”時期發生在北京的紅衞兵火燒英國代辦處的那個“驚天事件”。誰都清楚，這樣的事決不允許在上海重演。 

於是，市政府外事辦公室大樓裏開始忙碌起來，分管外事的副市長、老資格外交家趙行志親赴現場坐鎮，政府高層對事態之重視可見一斑。指令傳出：第一，立即向外交部彙報；第二，立即組織力量對留學生做勸阻工作。 

與此同時，在上海工業大學的留學生樓裏，巴勒斯坦留學生易卜拉欣、馬贊以及從上海第一醫學院(現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趕來的一位霍梅尼的堅定支持者高拉米等人已經開始書寫標語牌。 

“可是，領館的牆太矮……”

外交部的指示隨即傳下：一、請上海各方做好勸阻工作。如勸阻無效，要向留學生講明，行動中必須嚴格遵守國際慣例以及我國的治安條例和保護外圍駐華使領館的有關規定，任何人不得以暴力衝、砸外國駐華使領館；二、將信息通報美國總領事館，並告之我將對留學生進行勸阻，如勸阻無效我將對領館的安全加以保護；三、請上海有關方面對美領館嚴加保護，並密切關注事態發展。 

上海外辦分別向有關方面及時通報了外交部的指示精神。

美國駐滬總領事館

5月9日下午17時，美國駐滬總領事應召來到市府外辦辦公大樓。當翻譯將涉外處副處長王端珠第一句話的最後一個音節譯出時，兩位美國官員慌了：“可是，我們領館的牆太矮了……而且，館舍大門的門鎖又是壞的……”總領事顯得有些急不擇言。可見面對即將到來的危機，外交官也難免有失從容了。 

“我們將盡力勸阻留學生，如果實在無法避免事態的進一步發展，我方將會採取措施加強對貴領館的安全保衞工作。”王副處長坦誠相告。 

“十分感謝，我們回去將做一番研究，希望明天能有機會再次拜訪貴辦。”説完，總領事便帶着隨員打道回府。 

根據外交部和市政府的要求，市外辦會同高教局連夜召開會議向各有關高校佈置任務，想方設法做好對外國留學生的勸阻工作，力求把事態控制在儘可能小的範圍之內。外辦涉外處處長石奇同志重申了此項工作的指導思想：“中同政府支持阿拉伯人民反對國際強權的立場是堅定的，也是一貫的；在滬阿拉伯留學生對某些國際事件有自己的認識並試圖尋求一定的訴求方式，我們予以理解和尊重。我們之所以對他們的某些舉動力加規勸，完全是出於治安管理方面的要求；此外我們也有責任遵照國際合約對外國使、領館的安全加以保護。”同時受外辦主任李儲文同志的委託，他再次提醒大家：“做外國留學生的工作不能站在對立面上，要耐心勸説、善意引導，原則要堅持，態度要誠懇，我們的目的不是壓制而是疏導，是力求防患於未然。” 

“你乾脆説‘打倒阿拉法特’好了!”

10日來臨。 

上海工業大學巴勒斯坦留學生放出風來：“我們的節日到了，我們將要搞一系列活動!”聞訊後留學生辦公室把巴勒斯坦學生易卜拉欣請了去。 

“你們為什麼要找我而不去找別人?”易卜拉欣以極為不滿的口吻責問留辦Y老師。Y則單刀直入：“我們希望你考慮一下，是否可以取消你們下午的活動?”一聽這話，易卜拉欣情緒明顯激動了起來：“你説的事我管不了，有關巴勒斯坦學生的問題你可以找我，其他留學生的事一概與我無關。”易卜託欣對這樣的談話缺乏思想準備，他沒料到在同美國人對話前竟會同中國朋友先鬥上了嘴。在話不投機的氣氛下雙方僵持住了。沒過多久，門被人推開，走進來的是同濟大學的巴勒斯坦學生馬贊，當他了解了這裏所發生的一切後不緊不慢地開了口：“是的，我們下午是要搞一個活動，目的是支持伊朗的革命，這是留學生自己組織的活動，沒有任何官方背景，我們的大使並不知情。”在同濟大學外國留學生中，馬讚的漢語能力是拔尖的，他這番話説得相當簡潔、流暢。有了同胞相助，易卜拉欣平靜了許多，他本不想同中周人鬧彆扭，此刻便以和緩的語氣接過馬讚的話説：“我們 同中國人民是十分友好的朋友，我們不會傷害你們，我知道中國十億人口還在用糧票限制口糧，我們決不會破壞你們的財物，這一點我可以保證。”“但是請你注意，”Y老師清了清嗓子説，“我們不能允許外國人在中國的領土上反對第三國!”“説謊!”易卜拉欣再一次怒火上升，“北京的外國留學生上街遊行反對蘇聯入侵阿富汗，你們的報紙不是公開報道了嗎?”Y似乎也感覺到自己的話有所不妥，故而沒有接口，易卜拉欣則得勢不饒人，他繼續提高嗓門吼道：“你乾脆説‘打倒阿拉法特’好了!” 

或許從一開始就註定了這將是一次沒有結果的談話。在雙方的目的都十分確定且明顯已發生對立的情勢下，為了使談話得以繼續並儘可能達成妥協，對各方來説，給予對方立場足夠的尊重是極為必要的，而眼下，這裏顯然已不存在這樣的條件，結果只能不歡而散。 

幾乎在同一時刻，位於市郊西南角的華東化工學院也在進行着另一場對話，敍利亞學生穆罕默德通過電話對自己一向尊重的留辦主任説：“程老師，我要告訴你，今天下午我必須去參加一個全市留學生的活動。”“什麼類型的活動?”程老師問。“去美國領事館提抗議，反對他們針對伊朗發起的軍事行動。”“非得以這樣的方式來表達你們的這種意願嗎?”“是的，這是大家決定的，我個人無法改變。”“如果是這樣我不為難你，但是我要提醒你穆罕默德，你們必須冷靜處事，一定要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行事，不能越軌。”“謝謝老師的提醒。”小夥子以誠懇的口氣對老師説：“我想我們應該懂得什麼是可以做的，什麼是不可以做的，請你放心。”連日來，穆罕默德在本校留學生中廣泛串聯，希望能爭取更多同學參加行動，可是忙了一陣子成果並不大，明確表示支持態度的僅有一二人，這令他很沮喪。他將自己的擔憂打電話告訴了在工大的易卜拉欣，並坦率地提出了自己的幾點建議。 

各校反饋的情況證實，來自亞洲和非洲的大部分留學生對下午將要發生的事似乎無動於衷。 

情況又起變化

中午時分，按照事先的佈置，市公安局對美國領事館加強了警戒，並在錦江飯店到美領館沿途佈置了警力；沿線所涉徐匯、盧灣兩區政府也動員了人力上街維持治安。一切都在有條不紊地進行着。 

在烏魯木齊路的對面，與美領館一街之隔的是一幢灰色的花園洋房，當時繫上海市人民檢察院的辦公場所，市政府臨時徵用它作為指揮中心，下午的行動將由公安、外事、高教等部門組成現場指揮部從這裏直接發號施令。我們一干人於上午十時提前進駐大樓。 

下午一時，從上海紡織工學院(現東華大學)傳出一條令人意外的消息，有位留學生朋友提醒校方，示威者的集結地點改到了國際飯店。這個突如其來的變化一下子打亂了所有的部署。國際飯店地處南京路最熱鬧的地段，其周邊的人流、車流量都高於錦江飯店，顯然這一變化加大了維持治安的難度。於是一條條新的行動指令從指揮中心發往各有關單位，黃浦、靜安兩區被牽扯進來，區外辦、區公安等部門緊急動員了起來。 

不久，反映留學生動態的信息接連從各校彙總到指揮中心： 

“第二醫學院(現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六人出發了”； 

“同濟大學走了十五個人”； 

“第一醫學院五個人出去了”； 

從得到的信息看，參加活動的多為阿拉伯國家的學生。 

下午一時四十分，黃浦公安分局電告：“有七個留學生已在國際飯店門口聚集，店內還坐着十多個人在喝咖啡……”此後每隔十分鐘就有一個電話，將國際飯店現場情況及時報告指揮部。 

二時十分，前方傳來消息：外國留學生正在國際飯店門前整隊，隊伍前排的人舉着伊朗宗教領袖霍梅尼的畫像，隊伍中間有七條橫幅標語，總計約四十來人，秩序良好。 

正如華東化工學院穆罕默德事先所預感的那樣，這次活動的號召力很有限，大多數在滬外國留學生不願捲入。四十來人，這在當時留學生總數中只佔很小一部分。 

二時二十分，示威者的隊伍開拔，沿南京路一路西進。 

兩天前最先由同濟大學發出的預警，眼下正演繹成為現實。 

留學生隊伍穿行鬧市八十分鐘

留學生的隊伍算不上浩蕩，四人並行的隊列首尾不過二十來米。有趣的是，隊伍在行進中且行且長、不斷得以“擴容”，這得歸功於中國朋友的相助。自外國留學生從國際飯店出發那一刻起，好奇的上海市民就自發跟了上去，尾隨洋學生的隊伍往前走，而且人數越聚越多，最壯觀的時候，小小隊列後面不僅跟了足足兩倍的人羣，而且在其之後竟然還拖了一支由二百餘輛自行車組成的長蛇陣。為了維持路面交通的順暢，公安幹警不斷示意隊列保持行進秩序，併為他們糾正了行進路線。留學生很配合，他們遵照民警的指揮默默而行，無人呼叫，更無人取鬧。這使穆罕默德感到相當滿意，上午他在同易卜拉欣通電時曾建議：“目前多數留學生對我們的活動反應淡漠，中國老師也一再告誡要保持理性，我認為我們將要進行的應當是一次和平抗議行動，既達到反美的目的，又不能讓老師失望。”易卜拉欣則明確答覆説：“我同意你的意見，事實上各校同學也是這樣建議的，我們將向大家宣佈，今天的行動就是和平示威。”這支和平的“示威大軍”一路上引來不少行人好奇地駐足觀望，他們看多了熱情高漲、鑼鼓喧天、口號聲此起彼伏的遊行場景，卻很少見如此靜默而平和的示威，況且還是一張張外國面孔。 

遊行隊伍在警方的示導下緩緩前行。當接近錦江飯店時，公安方面派出兩輛摩托車和一輛吉普車，一前一後前來“護駕”。尾隨觀望的人羣開始漸漸散去。留學生們緊隨兩輛摩托車，拐向淮海路繼續朝西進發。 

一切都在指揮中心的掌控之中。林德明，一位年近花甲的老者、市公安局副局長，一張方正的面龐透出了他的職業威嚴。這時他正坐在指揮中心同一線指揮員保持着密切聯繫，先前為遊行隊列派出先導車及護衞車的指令就是由他發出的。這是我第二次與這位可敬的老人同處一室盡職。上一次是一年前在上海紡織工學院的辦公大樓，公安、高教和外辦i家聯合處理中外學生的羣體衝突，當時他堅毅而果斷的指揮作風即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多時間裏，林局長的雙眉是緊鎖着的，他不苟言笑，指揮間隙常常會自言自語，像對什麼事表示不滿；而在場的另一位市公安局副局長唐連勳則完全是另一番風度：豁達、開朗、笑容可掬，也許這與他年歲稍輕有關。總之，兩位副局長，在同一個崗位，以截然不同的風格施展着各自的經驗、權力和才華。在他們的調度和指揮下，示威隊伍穿過長長的繁華市街，前後行進八十分鐘，一路平安。 

下午三時四十分，隊伍到達目的地——美國駐滬總領事館。唐局長授意公安幹警，讓隊伍隔着淮海路停在美國領事館館舍前。留學生是守紀律的，沒有任何過激行為，不僅看不出一絲“火 燒”的跡象，甚至連一聲口號都沒喊，這使我們大大鬆了一口氣。沒多久，三名留學生代表出列，越過馬路走向領事館。在場記者及時端起了相機，學生代表很坦然地讓他們拍照；隊列中還有很多人朝着鏡頭高舉雙臂，雙指指天擺出了“V”字手勢：勝利! 

抗議書從門縫塞進了美國總領事館

美國總領事館門禁森嚴。幾雙眼睛隔着門縫關注着門外發生的一切，當留學生代表來到門前時，他們仍無意開門。學生開始敲門，裏邊仍是隔着門縫傳出話來：“只准兩人入內。”可學生們不幹，堅持三人同行，於是雙方僵持了起來。 

時間在一分一秒地過去，這不禁令我們這些呆在側面大樓、隔着玻璃窗密切關注着事態進展的中國官員為之捏了一把汗。整整過了二十分鐘，雙方仍相持不下。這時學生代表沉不住氣了，他們提高嗓門，同時舞動着手臂，然而院內的外交官照樣紋絲不動。青年人的耐心畢竟有限，留學生隊伍中開始出現騷動，有的人終於按捺不住，操着阿拉伯語不斷嚷嚷起來。 

眼見情勢不妙，身為代表之一的易卜拉欣對另外兩人耳語一番後，便對着冷冰冰的大門大聲宣告：“我們是在上海學習的亞洲和非洲留學生，我們強烈抗議美帝國主義對伊朗人民的侵犯，堅決要求美國軍事力量從印度洋及海灣地區撤出去!”同時憤然地將抗議書從門縫塞進了領館大門。然後，他們轉身向在場的中國警員致謝，隨即迅速歸隊解散了隊伍。公允地説，代表們的果斷處決，很可能化解了一場因缺乏妥協而險些釀成的危機。因為不難想象，如果一旦讓留學生中個別情緒激烈的人把“火”煽起來，那將會是一種什麼樣的後果! 

留學生開始三五成羣地向四處散去。從面部表情看，他們中多數人對“行動”的結局是滿意的。他們已經實現了自己的目標，“在團結、鬥爭的旗幟下”，面對不可一世的美國人，為阿拉伯民族伸張了正義。“更有意義的是，”一向勤于思考的穆罕默德事後對他的程老師説，“我們迫使美國領事同巴勒斯坦人進行了一次對話!” 

下午四時十五分，美國駐滬總領事館門前一切恢復正常。 

在大多數留學生尚未返回學校的時候，美國總領事館官員十分拗口的漢語通過熱線傳向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辦公室：“現在事情已經過去，我們再一次向貴國政府表示感謝，下週一我們將前來當面致以謝忱……”

https://www.ixueshu.com/document/7654005031211400.html

2018年10月28日，河北滄州的非洲留學生週末搭乘摩的外出。校方對這些非洲留學生管理較為嚴格，晚9時後禁止外出，只有週末他們才有機會結伴到縣城閒逛（圖源：VCG）

1988年南京河海大學“12·24”校內治安事件

1988年9月為加強校園留學生管理，南京河海大學（1985年由“華東水力學院”改名）重申並制定了一系列相應的規定。如整修留學生樓環境，修建留學生會客室，恢復會客登記制度等。之後，陸續發生了一些留學生違紀事件。例如，推倒砌好的連接兩幢留學樓的連牆，對此，肇事留學生不但不肯承擔因此給學校造成的經濟損失，還揚言如果再砌連牆，將發生“會導致嚴重後果的事件”；有少數留學生進學校門時，時有挑釁性行動，不遵守門衞制度，帶進校外人員不肯填寫會客單；11月29日，部份非洲留學生因不滿推倒牆被罰款強行圍困財務處，限制六名工作人員的人身自由達七小時之久；河海大學校長來北京與有關留學生國家的使館人員接觸，希望他們協助做留學生工作，少數留學生對此深為不滿，寫信威脅校長等等。

12月24日晚六時，學校按以往慣例舉行聖誕冷餐會，招待在校的各國留學生，除少部份留學生未參加外，共有四十多名留學生出席了冷餐會。學校領導到會並向出席冷餐會的各國留學生表示節日祝賀。冷餐會後，經批准，留學生在校內舉行舞會。當晚九時左右，兩名河海大學的留學生帶着兩名中國女青年從大門進校，門衞根據制度，要求其登記，留學生與女青年均拒絕。從而留學生與門衞發生摩擦，強行衝進校門。其中一位中國女青年跑向留學生宿舍通風報信，而後河海大學的留學生德蘇（加納），洛多維克（貝寧），魯濱遜（岡比亞），漢森（加納）等八、九人，手持棍棒，鋼絲鞭，尖刀，啤酒瓶，石塊等衝到校門口，兇暴毆打門衞和在場人員。校保衞處工作人員張濟韜當場被擊昏倒地，頭部受重傷。校保衞人員孔祥龍，丁兆平，校外辦付主任石高玉付教授，以及學校工作人員丁壽祥，沙忠貴等人被打傷或打倒。二十分鐘後，在一陣口哨聲中，三十多名非洲留學生手拿各種兇器，再次從留學生樓衝出，見人就打併沿途破壞公物，砸壞學校招待所、辦公樓的門窗，並有幾位學校職工和住在招待所的旅客被打傷。

當晚十一時，約四百名中國學生聞訊後，陸續聚集在校門口，要求嚴懲打人者。為了防止事態擴大，學校各級領導趕到現場做勸説疏導工作。公安幹警也進入校園，協助維持秩序，把中外學生分隔開來。到25日凌晨二時半，中國學生陸續返回宿舍，校內事態暫時平息。

25日中午一時許，一千多名中國學生圍住了留學生樓，要求依法嚴懲打人者，少數中國學生砸壞了留學生樓的門窗，有些學生還喊出“打倒黑鬼”等錯誤口號。學校和公安部門採取措施，避免了中外學生的正面衝突。下午三時許，中國學生全部離開留學生樓周圍。四時半，除六名幾內亞學生外，河海大學其他約七十名留學生，不聽學校勸阻，離開留學生樓，徒步到南京火車站，要求乘火車去北京。在南京的其他學校的五十多名外國留學生也陸續趕到火車站，至此，火車站有一百四十多名外國留學生。他們佔領了火車站的軟卧候車室，又企圖強行登車去北京，但被阻止。河海大學和有關院校見後派出多批留學生的任課教師和外辦工作人員到火車站做工作，勸説他們返校就地解決問題，但始終無效。

26日晚七時半，數千名中國學生上街遊行，並向南京火車站進發。為避免中外學生髮生直接衝突，保護留學生的人身安全，公安部門採取應急措施，強行將留學生轉移到離南京不遠的儀徵化纖廠招待所，學校和有關部門又對留學生做了大量工作，但在少數留學生的控制下，他們拒絕一切勸説。駐華使館的人員要分別與他們自己國家的學生談話，因他們不同意改成與全體談話。

28日晚，29日晚，均有幾千名南京高校的中國學生上街遊行。遊行的口號除了要求懲辦兇手外，還有“打倒警棍”、“打倒賣國政府”等錯誤口號。在調查取證的基礎上，南京市公安部門於1988年12月31日對三名留學生依法進行了處理：對德蘇刑事拘留，對洛多維克、魯濱遜兩人行政拘留，並按規定通報了其駐華使館。與此同時，南京市公安部門對與這起事件有直接關係的兩名女青年和一名乘混亂之機，向人羣亂扔石頭的社會無業青年予以拘留審查。在處理過程中，因留學生抵抗，有強制行動，但無傷害。中國學生對公安部門的決定表示滿意，南京高校的局勢趨於平穩。在南京的外國留學生，除河海大學的四十多名未返校外，其他院校的留學生都已返校。各校正抓緊工作。使館人員將在日內再次去寧看望留學生。

南京河海大學“12·24”事件是一起由少數留學生觸犯我法規引起的地方性治安事件。我學生隊伍中有個別人企圖引向政治問題，未得逞。

http://cyfd.cnki.com.cn/Article/N200604064400167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