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古代兩河流域文明對古希臘文化的影響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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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論文是科學或者社會研究工作者在學術書籍或學術期刊上刊登的，用來進行科學研究和描述或呈現自己研究成果的文章。”

當投稿人完成一份學術工作的總結後，通常是在學術期刊發表，文章將刊載並檢討現有研究成果或結果。 在投稿後，可能需要接受同行評審，審稿人（同一領域的學者）將檢查文件內容是否適合在刊物上出版，爭議話題可能獲得額外的審查。這些嚴格的審查政策都是為了維持學術期刊的高水準名譽。

重複研究在學術圈中一直都處於很尷尬的位置。重複了別人的研究結果，如果結果一致，文章都沒有發表的必要了。而同行審議確保作者的著作水平符合一般學術與該學科領域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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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http://www.cssn.cn/zt/zt_xkzt/12746/cxlzyshwmjs/shhywmjs/hwwm/201607/t20160726_3136301.shtml

摘要       作為西方文明之源的古希臘文明早期曾受到作為西亞文明中心的兩河流域文明的強烈影響。上述影響以亞歷山大東征為界分為前後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的影響為間接的，第二階段則為直接的。從領域上看，它涉及文字、文學、科學、史學、宗教、建築等許多方面，從而大大豐富了古希臘文明的內涵。希臘因此保存了兩河流域的古老文化並將其傳播到整個西方。

        眾所周知，輝煌燦爛的古希臘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搖籃。然而，在希臘文明的童年時期，它也曾經從鄰近的世界文明發源地——近東，尤其是兩河流域（美索不達米亞）和埃及吸收大量豐富的養料，從而形成自己卓爾不凡的獨特文明，為西方文明的崛起奠定了基礎。本文試就古代兩河流域對希臘文化的影響作一簡略分析。

　　縱觀舊大陸的上古史，我們可以看到人類的早期文明主要產生於從地中海沿岸到黃河長江流域的廣闊地域。上述地區基本上可分為近東—地中海、南亞和東亞三大區域，而南亞的東西兩翼（恆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又分別與東亞和近東文明相聯繫。在近東文明區，兩河流域和埃及是兩大文明中心，尤其是兩河流域，它是世界文明的發祥地，這裏產生了世界最早的村落、城市和文字，因而對鄰近地區產生了強大的幅射影響。而位於地中海東北角的希臘，其文化在許多方面與近東不同，但因其發源較晚和地理的鄰近而受到近東、尤其是兩河流域文化的長期薰陶。在地理上，希臘半島的西岸較為平直，而東岸則曲折多港灣，從而有利於與近東的交往，雅典、科林斯等城邦均位於半島的東岸並非偶然，面臨愛琴海的小亞細亞的希臘殖民地愛奧尼亞（尤其是米利都城）更成為希臘文化的中心之一。

　　希臘與近東文化交往的主要渠道是小亞細亞、敍利亞—巴勒斯坦地區和塞浦路斯，上述地區本身即受到兩河文化的強烈影響[1]， 它們因此成為東西方文明的交匯地區，發展起自己融匯各方的獨特文化，成為名符其實的“黃金海岸”。從交往的方式上看，則有移民、通商、戰爭、聯姻、傳教、旅行，等等。以通商而言，近東古代國家的一大特點是商業的極端重要性，兩河流域和腓尼基的古代文字均產生於商業會計的需要即可證明（而埃及文字和中國的甲骨文在起源上則與宗教密切相關）。從文明的初創時期開始，兩河居民已開始與阿富汗、中亞及敍利亞地區進行着長途貿易，並逐漸發展到克里特島、塞浦路斯。另外，亞述國家早期也已在小亞細亞建立起商業殖民點，擁有完善的組織網絡[2] 。而且，大批希臘人很早即從半島來到西亞，或者定居做工，或者從軍，如亞述軍隊中即有不少希臘人。到希臘化時期更在包括巴比倫在內的近東建立了大批希臘城市，巴比倫和底格里斯河的塞琉西亞成為亞歷山大帝國和塞琉古王朝的首都。這一時期，包括王室成員在內的許多希臘人與當地人通婚（如塞琉古王朝的一位君王曾立巴比倫婦女為妃）。至於旅行，許多著名希臘學者像歷史學家希羅多德、色諾芬均曾到兩河流域廣泛遊歷，記載了當地的許多歷史傳聞和風土人情。

　　希臘與兩河流域的交往以亞歷山大東征為界，大體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始於公元前約6500年，當時來自西亞的居民大量遷移到愛琴海諸島和希臘大陸，帶來了發達的西亞農業文化。他們的住房仍保持其家鄉習慣，以泥磚為材料，新舊更替，其基址逐漸堆積形成方丘（此類方丘也廣泛分佈於近東地區，阿拉伯語為“特爾”），克里特島上克諾索斯的方丘遺址在青銅時代已達7米之高。此後， 在本地區漸次形成了與近東極為相似的克里特文明和邁錫尼文明，當時希臘人曾經與近東保持着密切的聯繫。約公元前1200年以後，來自大陸的多立亞人大量向半島移民，在部分吸收原有文明的基礎上形成了以荷馬史詩為標誌的新的希臘文明。然而，新的希臘人長期閉關自守並從事“純粹”的農業經濟，直到幾個世紀後才恢復與近東的交往[3]。如上所述， 這一時期與兩河流域的交往是間接的。在亞歷山大東征之後，亞歷山大帝國和塞琉古王朝的建立使雙方進入了直接的交往。兩河流域文明對希臘文化的影響主要反映在以下方面。

（1）語言文字 兩河流域在世界上最早產生文字， 早期為圖畫文字，後發展為楔形文字，其字母為西亞、中亞許多語言所借用。希臘最早的文字為克里特島和邁錫尼的線形文字，它是在兩河古文字（蘇美爾語和阿卡德語）的間接影響下產生的，但屬於印歐語系的多立亞人的入侵使這一文字歸於消失。在地中海的彼岸，正在醖釀着一場文字變革，受到埃及文字和兩河文字影響的西奈和腓尼基產生了一種簡便的字母體系，其中腓尼基的畢布勒字母包括22個輔音字符，它更適合商業活動的需要。約公元前1000年，希臘人借用腓尼基字母，創造了世界上第一個包含輔音和元音字母的字母表。希臘字母最初也如閃族字母一樣，是從右到左書寫（今天的阿拉伯語和希伯來語仍然如此），後來演變為從左到右，形成了“西方文明第一種偉大的語言”[4]。 除了字母間接受楔形文字的影響以外，由於希臘人引進了兩河流域的一些技術發明和生物物種，希臘語也因此吸納了若干楔形文字的單詞。例如，鋤頭的希臘單詞為marron，阿卡德語為marru；亞麻的希臘單詞為chiton， 阿卡德語為kitu；櫻桃的希臘單詞為kerasos，阿卡德語為karshu[5]。另外，希臘語的一些藥名也源於阿卡德語。下面為一些作為藥物使用的植物和礦物名的比較[6]：

　　中文             阿卡德文               希臘文                 英文

　　角豆樹         kharuba               charrouba        carob

　　藏紅花         kurkanu               Krokos              crocus

　　歐蒔蘿         kamanu               kuminon           cummin

　　石膏            gassu　                gypsos　           gypsum

　　海索草         zupu                     hussopos          hyssop

　　沒藥            murru                   murra　             myrrh

　　石腦油        naptu                   naphthos           naphtha

　　（2）文學 這一領域表現在文學的形式、素材和表現形式、 風格三個方面。希臘早期古代文學作品包括史詩、諺語和格言，這些多與兩河流域文學有淵源關係。例如，著名的荷馬史詩《奧德塞》和《伊利亞特》分別描寫了特洛伊戰爭中希臘英雄阿卡琉斯在特洛伊的戰績和俄底修斯還鄉歷險的故事，其中的情節顯然受到了世界最早的史詩《吉爾伽美什》的影響，而後者描寫的是兩河流域的傳奇英雄吉爾伽美什的故事。美國學者羅伯特·格拉夫斯在《希臘神話》一書中指出了雙方的相似，如希臘故事中提到銜有永生之草的蛇，這與吉爾伽美什最後找到的仙草為蛇偷走類似；獵户奧裏安在到達日落之地後被巨蠍所刺而亡，而吉爾伽美什尋訪先父時在天涯也遇到了一個蠍形人[7]。此外， 阿卡琉斯的密友帕特洛克羅斯在戰鬥中陣亡，而吉爾伽美什的戰友恩奇都也因獲罪天神而死。而且，著名的希臘英雄赫拉克利斯也與吉爾伽美什有許多相似之處，如兩人均為半人半神，戰勝了許多鬼怪妖孽，連兩人所立功績的數目也均為12（據《吉爾伽美什歷險記》）。非但如此，希臘與兩河史詩甚至在裝飾語、對偶、講唱交替的方式等文學形式方面也存在着相似性[8]。最後，兩部史詩反映了同樣的時代氣息。其一， 天神的意志決定一切。無論是特洛伊戰爭的進程和勝負，還是吉爾伽美什的命運，都操於諸天神之手。其二，強奪阿卡琉斯的女奴的希臘統帥阿加門農與早期身為烏魯克統治者、為非作歹的吉爾伽美什相仿，二人均代表了國家形成時期權力日盛、獨斷專行的王，並受到史詩作者的抨擊。其三，人類向自然界和神力挑戰的精神。這表現在俄底修斯和赫拉克利斯的歷險故事及吉爾伽美什不畏艱險、尋找永生仙草的歷程上。兩河史詩向希臘傳播的途徑可能是小亞細亞，因為荷馬史詩系以愛奧尼亞方言寫成，而同在小亞細亞的赫梯發現過阿卡德語、赫梯語和胡裏特語三種文字的吉爾伽美什史詩版本[1]。

　　除了史詩，兩河流域有世界上最早的寓言，它與著名的《伊索寓言》有一定聯繫，像“象與蚊蟲”的故事即可能起源於兩河[6]。

　　（3）科學與占星術 兩河流域的數學極為發達， 它在世界上率先使用數字位值、十進位和六十進位制，其中六十進位制用於圓和時間的分割，計算簡便。巴比倫人將一晝夜的時間分為6個區段， 這（和埃及的時間分段法）也為希臘人所接受，誕生了24小時制。兩河流域也產生了最早的陰曆月和星期。在天文觀測方面，巴比倫人積累了長期系統的觀測資料，制定了黃道十二宮，它為希臘人全盤接受，一些星座的名字也未變（如室女座、金牛座、雙子座、天蠍座等）[9]。 希臘哲學家泰勒斯曾運用巴比倫的天文觀測結果和方法成功地預測了公元前585 年的一次日食，當時呂底亞人正與米底人作戰，備感震驚的雙方立即停戰言和。兩河流域的天文儀器也為希臘人所引進，如阿那克西曼德曾將一個日晷帶往斯巴達。在巴比倫廣為流行的占星術也傳入了希臘，尤其是在希臘化時代。所不同的是，巴比倫主要利用占星術來預測國王吉凶和國祚大事，而希臘人則光大了巴比倫占星術用於預言個人命運的一面。“迦勒底人”作為占星師的代名詞因此在西方廣為人知（迦勒底人是新巴比倫王朝的創立者）。在醫學領域，如前所述，巴比倫的一些藥名和藥方為希臘人所採用，不過古埃及對希臘醫學的影響要更大一些。

除了具體的科學領域外，兩河科學對希臘的貢獻還體現在科學的精神和方法上。法國學者讓·波特羅指出，一般人很難想像巴比倫的占星術如何影響世俗的希臘天文學，而事實上巴比倫的占卜包含了豐富的科學精神。在迄今發現的大量兩河文物中，約有3 萬件以楔形文字書寫在泥版上的神諭，它們涉及到宇宙萬物，顯示出兩河人百科全書式的廣泛興趣。其次，許多預兆是在經過大量的觀察和總結作出的，例如羊肝的某些形狀與歷史事件的關係是在多次“驗證”後得出的，因此占卜從最初的經驗性觀察發展到先驗的可推理的知識。其三，對事物的抽象和科學的態度。這表現在一種強烈的系統化願望上，像人的頭和頭髮的形狀的預兆就有66種，而且有時甚至作出完全虛構的預兆，如有7 個膽的動物。因此，兩河占卜的手段是科學的、先進的[10]。另外，大量的占卜“論文”擁有嚴密的體系，通過大量條件句和結論依次論及不同的內容，這是兩河的醫學、數學、辭典學、語法和法律（像著名的漢穆拉比法典）著述的共同體例。它充分證明了巴比倫人的科學精神，而這正是希臘人所借鑑的。

　　（4）史學 兩河流域在歷史上留下了大量歷史文獻， 其中有王室碑銘、通信、文件檔案、條約、編年史等，並實行名年官制（以此官員的姓名命名年份），使人們得以大致瞭解歷代君主的姓名、統治年代和主要“偉業”。其中，亞述帝國約自公元前1300年起即十分注意標明碑銘年份，並在其中記載了除土木建築外的其他活動，主要是迄今為止的軍事征戰。到公元前1千紀，已形成了完備的編年史， 此即著名的“亞述編年史”。它不限於堆積史料，而同時分析事件的動機，評判行動的過程，記載政治變革，總結地區史或民族的特徵，以及地理、氣候和戰役的戰略戰術等不直接屬於歷史的內容[8]。在新巴比倫王國， 同樣形成了編年史，並延續至塞琉古王朝。上述傳統對曾在兩河流域廣泛遊歷的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色諾芬等人均產生了影響。“史學之父”希羅多德所撰《歷史》一書以專章記載希臘周邊地區國家和民族如埃及、巴比倫、波斯和斯基泰人的地理、歷史、民族、宗教、經濟、政治和風土人情等，並對這些國家的文明持讚賞的態度，指出希臘曾從東方國家借鑑了許多東西。在對希波戰爭的研究中，他表現出“從歷史自身去解釋歷史”的傾向，而不是將歷史歸之於神意，這種人本思想開創了希臘、乃至西方史學的新時期[11]。更值得注意的是，塞琉古時期定居於巴比倫的希臘僧侶、史學家貝羅蘇斯撰有《巴比倫史》一書（希臘文），該書敍述了兩河流域的地理和自遠古以來至亞歷山大東征的漫長曆史，直接宣稱塞琉古帝國是兩河傳統和文明的繼承人，從而論證了塞琉古家族的政治合法性[12]。

　　（5）宗教 希臘宗教與兩河宗教有許多不同點， 但雙方也有諸多相似之處。它們基本處於同一發展階段，為多神教，但有主神；神靈既保留了自然崇拜的殘餘，同時也是地方保護神，如雅典娜兼為雅典的保護神和智慧之神，而馬爾杜克也身兼巴比倫的保護神和戰神。除了這些總體上的雷同外，其共同點至少還有下述具體方面。第一，嚴整的神靈體系。希臘宗教起源於邁錫尼時代，當時的政治體制是獨裁的王權，這與近東如出一轍。人間的體制必然與天上的體制相呼應，希臘的萬神殿由此表現為一個秩序井然、尊卑有別的嚴密體系。這與兩河宗教相同，後者也是一個由最高神（蘇美爾時代為蒼天神安努，巴比倫時期為馬爾杜克）統領的嚴整體系。第二，神靈的性質。希臘宗教以“神人同形同性”説而聞名，這既是多立亞人的入侵破壞邁錫尼的王國體系，而代以民主的城邦的結果，也是早期宗教的特徵之一。神具有人形，他們也有性別之分，有喜怒哀樂，戀愛偷情，妻小親友，所不同的只是他們可以長生不老。然而兩河（及埃及）宗教也與此類似。例如，安努之妻為安吐姆，他們的兒子為風暴之神恩里爾，後者也成為“眾神之父”，許多神靈均為其後嗣，而諸神及神人間的愛情也是常見的（如愛神伊什塔爾與冥王塔爾木茲的故事和伊什塔爾對吉爾伽美什的鐘情）。另外，兩國的神話中均存在半人半獸的仙妖和動物化的神靈。第三，一些神靈的地位。希臘愛神阿爾芙洛迪亦是金星之神，而愛神伊什塔爾也是金星之神及和平與戰爭之神，為近東的許多民族、包括小亞的赫梯人和胡裏特人所尊崇；宙斯是希臘的火星之神，而身為眾神之王的馬爾杜克也是火星之神。第四，一些神話故事的類似。除了前述史詩細節的接近外，希臘的洪水故事也與蘇美爾的洪水故事相仿。

　　兩國的創世故事也頗多相似之處。希臘神靈分提坦神系和宙斯神系，分別源自邁錫尼時期和多利亞時期，因而創世故事描述了宙斯神系戰勝提坦神系的經過。代表原始混沌的提坦諸神敗於宙斯之手，被關進了地下深淵，世界恢復了光明。這是地母神該亞與蒼天神烏拉諾斯分離後的再次創世，而宙斯與堤豐的戰鬥則是戰勝提坦之後的又一次創世，由此鞏固了以宙斯為首的天神體系。這也揭示出萬物循環的觀念。西方學者F.M.康福德指出上述神話與巴比倫的馬爾杜克戰勝提爾馬特故事的類似。馬爾杜克被宣佈為眾神之王（這表明巴比倫成為兩河統一王國的首都），他將同樣代表混沌的海神提爾馬特一斬為二，分別變為大地和海洋，世界由此誕生。考古學家發現的載有神譜的公元前14世紀的腓尼基泥版和赫梯文獻均有類似的內容，從而驗證了康福德假説的正確，並解釋了希臘的赫西奧德神譜中的一些似乎文不對題或無法理解的細節，以及兩河創世神話向希臘傳播的渠道和時間[3]。在希臘化時期， 兩河流域成為包括波斯在內的東方宗教向希臘傳播的渠道，為希臘宗教與東方宗教的合流奠定了基礎，預示着一神教在地中海世界的興起。

（6）建築藝術 希臘與兩河流域的地理氣候及物產相差較大， 如兩河流域缺乏石料和木材，而希臘則在這兩方面相當富裕，加上兩國文化的差異，勢必影響到雙方的建築風格。但希臘建築在個別方面仍然受到兩河建築的薰染。例如，有學者認為作為希臘建築象徵的愛奧尼亞圓柱最初起源於兩河原始文字時期的宗教藝術象徵，即一束紮起的蘆葦，其頂端因捆紮而向側翼成捲曲狀，這發展為愛奧尼亞圓柱頂端兩側的渦旋形裝飾。上述捆紮的蘆葦在今天伊拉克南部沼澤地居住的阿拉伯人中仍可見到[6]。

　　其實，兩河流域對希臘的影響不限於上述方面。例如，希臘人在衡制方面即使用兩河人的單位米那和塔蘭特，1塔蘭特等於60米那。 在政治上，希臘化時期的亞歷山大大帝和塞琉古王朝君主均採用了東方的君權神授理論和專制體制，亞歷山大的封號中並有“巴比倫之王”的頭銜（巴比倫也是亞歷山大帝國的首都）。當然，希臘文明在許多方面同時也受到近東其他文明如埃及的影響，但相比之下兩河流域的影響更大一些。可以説，正是在吸收兩河流域和埃及等東方古老燦爛文明的豐富營養的基礎上，希臘文明才能更加完善，最終青出於藍，為日後的西方文明奠定雄厚的根基。讓·波特羅指出：“我們文化的所有方面大體上均是由發端於（公元前）4千紀、繁榮於3千紀的美索不達米亞文明形成的。這一文明或許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它無愧於這一稱號。在其整個生存期間，它向周邊地區幅射，使其鄰國激發靈感而豐富自身：以色列直接受其影響，模仿其閃族同伴並與後者共事；希臘人則是通過赫梯人和小亞的前希臘人（即邁錫尼人和克里特人）而間接受其影響。”[10]總之，兩河流域文明對希臘文化的影響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而希臘文化和同受兩河影響的猶太文化則構成西方文明之源。

　　向希臘的文化傳播不但極大地豐富了歐洲文明，而且使兩河文明的不朽遺產得以永世長存，惠及世人。一種流行觀點認為，世界諸古老文明中唯有中國文明從古至今、生生不息，而其他文明如兩河流域、埃及、印度（哈拉巴文化）、希臘、羅馬文明均如過眼煙雲，輝煌不再。筆者以為，上述看法似乎失之偏頗。在歐亞大陸的大部分地區，文明的發展特點是規模較小、民族眾多、經常性的民族遷徙以及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的頻繁激烈衝突，因此古老文明經常與其他民族碰撞，由於缺乏迴旋的空間、龐大的人力儲備以及氣候的變化[13]等原因，它們不免於滅亡的命運。但是，古老的文明通過民族混血、宗教上的傳播和改宗、文化影響等途徑而使入侵者接受自己的文化，或形成一種融合的文化。另外，通過對周邊民族的影響也能間接保留古老文明的遺產，兩河流域對希臘的影響即為一例。因此，上述古老文明雖然在形式上滅亡了，而其豐富的文化遺產仍然通過種種方式保留了下來，從各個方面深刻地影響了該地區的文明。例如，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三大宗教均大量繼承了兩河流域、埃及、敍利亞和希臘等古老文明的遺產，伊拉克南部沼澤阿拉伯人的住房樣式與幾千年前的蘇美爾人幾乎沒有什麼兩樣。而且，正是在這種文明的激烈衝突、碰撞中，各個民族的發展加快了，許多古老的文明均興起於該地區就很能説明問題。

　　至於中國，固然我們保留了祖宗的方塊字和許多其他文化遺產，但中華民族本身即發源於多種文化（包括東夷文化和楚文化），在幾千年的歷史中也融合了許多周邊民族並吸收了他們乃至遙遠的印度、中亞、西亞和歐洲豐富的文化，來自印度的佛教在華夏廣為傳播並對中國的哲學和宗教產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而且，文明的延續當然值得驕傲，但也意味着沉重的包袱，這一點我們已經深有體會了。總之，文明的延續與中斷只能是相對的，“變”才是世界歷史發展的永恆法則。

　　原文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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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Amelie Kuhrt.Ancient Near East,c.3000—330BC [M].London and New York,1995.

　　[3] 讓—皮埃爾·韋爾南.希臘思想的起源（秦海鷹譯）[M].北京：三聯書店，1996.

　　[4] 肯尼思·卡茲納.世界的語言（黃長著等譯）[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

　　[5] 赫羅茲尼.西亞細亞、印度和克里特上古史（謝德風等譯）[M].北京：三聯書店，1958；H.W.F.Saggs.The Greatness thatwas Babylon:A Sketch of the Ancient Civilization of the Tigris—Euphrates Valley[M].London,1962.

　　[6] H.W.F.Saggs.The Greatness that was Babylon: ASketch of the Ancient Civilization of the Tigris—EuphratesValley[M].London,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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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M.L.West.The East Face of Helicon[M].1997.參見讀書，1998，（8）.

　　[9] 江曉原.歷史上的星占學[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5.

　　[10] Jean Bottero.Mesopotamia:Writing,Reasoning,andthe Gods[M].Chicago and London,1992（英譯本）.

　　[11] 張廣智.克麗奧之路——歷史長河中的西方史學[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9.

　　[12] Amelia Kuhrt and Susan Sherwin—White eds. Hellenism in the East:the Interaction of Greek and Non—GreekCivilization from Syria to Central Asia after Alexander [M].University of Califonia Press,1987.

　　[13] 王會昌.古老文明的搖籃與墓地[M].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

原文出處：《西北大學學報：哲社版》(西安)1999年第04期 第71-75頁 作者：黃民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