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洛伊戰爭的年代_風聞

本文選自《世界諸古代文明年代學研究的歷史與現狀》

據考究，史上第一座特洛伊城約於公元前3000年便已建成，在青銅時代，該城似乎已經是一個繁盛的貿易城市，由於此地扼要地控制着達達尼爾海峽，所以所有往來愛琴海與黑海之間的商船都必須通過此處。

特洛伊戰爭是古希臘邁錫尼文明時代末期阿卡亞人與小亞細亞西海岸的特洛伊城邦之間的一場戰爭。關於特洛伊戰爭的故事主要見於荷馬史詩《伊利亞特》。在現代科學出現以前，包括希羅多德和修昔底得在內的歷史學家們一般都不否認這場戰爭的真實性，雖然對它進行的年代，自古以來便沒有一種統一的定説。

蓋生於公元前8世紀的希臘行吟盲詩人荷馬，有兩部流傳下來的史實歸在了他的名下——《伊利亞特記》和《奧德修斯記》，傳統上一併稱為荷馬史詩。這兩部史詩分別描述的是希臘部族聯軍的一次遠征以及戰後奧德修斯返鄉途中與返鄉後的故事，是為希臘人第一次聯合行動的文字記載。

8世紀末葉，德國學者魏爾夫對歷史上是否有過荷馬其人提出了疑義，以後圍繞着荷馬的生卒年代以及史詩的成書時間等問題集訟紛紜，形成了歐洲文學史上的所謂“荷馬問題”。19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德國考古學家H.什裏曼先後在小亞細亞西南部一處被土耳其人稱為希薩利克（Hissarlik）的古代要塞遺址進行了6次較大的發掘，並稱他在那裏找到了荷馬筆下希臘聯軍的遠征地——特洛伊。近現代學者針對特洛伊戰爭的年代以及什裏曼的發現是否就是荷馬史詩中所描述的特洛疑古紛爭又起，迄今未息。

年代學上，特洛伊戰爭在古代世界曾一直作為信史而被視作希臘初史上的一件大事，儘管荷馬本人在其史詩中並未提及這次遠征的年代。有關特洛伊戰爭發生的時間問題除了古典史家的記載外，考古遺存以及赫梯文獻中的一下相關資料亦疑似可資作證。

一、特洛伊戰爭年代的史料記載

最早為特洛伊戰爭定年的史公元前5世紀的希臘史家希羅多德；在其《歷史》（卷二，145節）中，希羅多德依據斯巴達的國王譜系把特洛伊的陷落定在據他800年前，亦即約相當公元前1250年。其他古典史家及銘文的記載如次：

羅克里斯銘文（公元前4世紀晚期）：約公元前1346年；

提馬埃烏斯（約公元前450年）：約公元前1234年；

克萊塔爾庫斯（約公元前270年）：約公元前1234年；

帕羅斯碑銘文（約公元前264年）：公元前1209年6月5日；

埃拉託斯特奈斯（約公元前3世紀晚期）：公元前1184年；

索斯比烏斯（約公元前320年）：公元前1172年；

埃弗魯斯（約公元前340年）：公元前1135年；

法埃尼阿斯（約公元前320年）：公元前1129年；

卡利馬庫斯（公元前3世紀早期）：公元前1127年。

上述十家説法，大部分為後世史家的轉述，其中尤以埃拉託斯特奈斯的公元前1184年説影響最大。

埃拉託斯特奈斯（約公元前275~194年），北非昔萊尼人，曾師從於卡利馬庫斯，後經托勒密三世的邀請成為王室教師，並接管當時最大的亞歷山大里亞圖書館。埃拉託斯特奈斯博學多能，在語法、數學、哲學、地理學、天文學等方面均有著述，他同時還是位詩人。埃拉託斯特奈斯在年代學上的貢獻，集中體現在他所著的《編年史》一書中。這部年代學著作在綜合希臘各城邦不同的編年體例（王表、執政官年表、奧林匹克紀年等）的基礎上，建立起一種統一的紀年體，目的史通過同時期的證據來為事件定年。“正因為此，他的《編年體》才肇始於特洛伊的陷落，或曰多利亞人的入侵——希臘歷史上的主要特徵，希臘人自己則稱之為赫拉克利斯子嗣的返鄉。人們一般認為赫拉克利斯子嗣的返鄉發生在特洛伊陷落的兩代後，而兩代傳統上通常以80年記。埃拉託斯特奈斯所論及的開始年代既是公元前1103年，此後的年代，如他所認為的那樣，某些現存的記載是可信的，或者大概是這樣。”根據荷馬史詩的記載，從希臘聯軍圍困到攻陷特洛伊前後經歷10年，如若按照埃拉託斯特奈斯的推算，特洛伊戰爭的起訖應為公元前1193年至1184年。鑑於埃拉託斯特奈斯特殊的學術地位，他對特洛伊戰爭的定年一直為後人所沿用。

但是，考古發掘所顯現出的年代值並不同於埃拉託斯特奈斯的公元前1184年説。

二、考古發掘於特洛伊戰爭

在希薩利克遺址先後曾進行過三次較大的考古發掘。擠什裏曼之後，W.多爾普費爾德於1893年至1894年間在希薩利克原址重新進行了挖掘；C.W.布利根所率領的辛辛那提大學考古隊在1932年至1938年間的考古發掘則進一步完善了對該遺址的科學研究工作。

考古發掘表明，希薩利克遺址地層記47各，可歸屬為9個依次而成的主要層面（考古報告分別由特洛伊I-IX表述），分別代表着公元前3000~公元前400年的9個時期。什裏曼當年在特洛伊II焚燒過的廢墟中發掘出令人質疑的金制飾物，並認為那裏既是特洛伊戰爭的遺址。但是，在特洛伊II的絕對年代與文獻中的記載相去甚遠，其規模亦有悖於荷馬史詩中恢弘的戰爭場面，就連什裏曼本人後來對自己得出的結論也產生過懷疑。多爾普費爾德在什裏曼死後的第三年繼續發掘希薩利克遺址，他在分析、歸類希薩利克遺址不同層面的基礎上，認定特洛伊戰爭的古戰場為特洛伊VI，其絕對年代為公元前1900~1300年，幾近特洛伊戰爭的傳統紀年。該層面出土的邁錫尼時期陶器説明它與邁錫尼世界曾有着密切的聯繫；另外，高大、壯觀的垣門亦似與史詩中所描述的項吻合。多爾普費爾德的特洛伊VI得到英國荷馬問題研究專家W.利弗的認同，他在《荷馬與歷史》一書中斷言：邁錫尼時期特洛伊的發現是為歷史上荷馬問題的終結。但是特洛伊VI毀於一場強烈的地震，非人力所能及，荷馬問題中的年代問題仍懸而未決，研究還在繼續。

著名考古學家布利根繼什裏曼與多爾普費爾德之後對希薩利克遺址重新進行了考不分期，辨別出特洛伊I-IX的每一主要層面至少包含由兩個亞地層，他在考古報告中指出：“總體上看，特洛伊I至特洛伊V晚期的遺址顯現出明顯的文化連續性，且無中斷跡象；而這一漫長的時期顯然等同於愛琴海地區的早期青銅器時代。隨着特洛伊VI的出現，一種新的文化本身與舊的混雜在一起，接下來便是又一個連續而漫長的時代，相當於愛琴海青銅器時代中晚期。這一新舊文化的混雜局面包括第6層的所有階段以及特洛伊VIIa與特洛伊VIIb的第一階段。

特洛伊VIIa是為特洛伊VI的賡續；該層房舍密集而簡陋，地下藏有用於貯存的陶罐。布利根認定這些深埋地下的陶罐以及簡陋的房舍即是當年逃進城內的居民在希臘聯軍圍困時的遺存；四散與房舍內與街道上的骸骨則説明該層毀於一場戰火。特洛伊的這些考古發現，布利根認為給希羅多德的公元前1250年説提供了證明。然而，鑑於有關希臘與特洛伊戰爭的本身第一手資料的匱乏，而考古發現又均沒有任何文字載記的遺存，所以特洛伊戰爭的準確年代在一些學者眼中仍似缺少進一步的證據。

自瑞士學者E.福勒1924年撰文稱他在赫梯泥板文書中釋讀出了阿卡亞人以及荷馬筆下特洛伊戰爭希臘諸英雄的名字起，特洛伊戰爭的年代問題似又多了一份旁證，但同時也引起各派不同觀點的激烈論爭。

三、赫梯文獻中的相關記載

阿卡亞（Axaia）這一地名院子阿卡亞人（Axaioi）一詞；阿卡亞人在荷馬史詩中是指阿基勒烏斯王所率領的米爾米冬人以及阿伽門農麾下的邁錫尼人，也常用來泛指希臘人。福勒認為，出現在赫梯泥板文書中的Ahhiyawa人即是荷馬史詩中的阿卡亞人，而史詩中的“特洛伊的阿萊克珊德羅斯（Alexandros of Troy）“在赫梯文獻中對譯形式為”Alaksandus of Wilusa“，邁錫尼王”阿特柔斯（Atreus）“為”Attarissiyas“，奧爾克美諾斯王“安德雷烏斯（Adnreus）”為“Antarawas”，“埃特奧克萊斯（Eteocles）“為”Tawagalawas“，”特洛伊（Troy）“與”伊里奧斯（Ilios）“則分別為“Taruisa”與“Wilusaya”。

福勒的文章發表後不久，即引起學界在語言、歷史、考古幾個方面對所謂“Ahhiyawa問題“的探討，支持者與反對者均不乏其人。

從語言學上講，Ahhiyawa一詞的最後一個長元音a意指一個國家或一個王國；至於阿卡亞一詞中的x和ai緣何變成赫梯文中的hh與iya，Denys L.佩奇把這類錯誤的對譯形式解釋為能力不足，“是一個民族的缺陷，是為所有官員與書吏幾個世紀過程中所共有的。“J.D.穆利基於赫梯人把希臘文中的米利都（Miletus）、以弗所（Ephesus）、萊斯沃斯（Lesbos）等地名分別移譯成Millawanda、Apasas和Lazpas這一為學界所廣泛認同的觀點，提出了逆向思維的論斷，他認為：包括Ahhiyawa在內的這些安納托利亞地區的名稱是固有的，而出現在希臘語中的形式則是派生而來的，詞形的變化是為了符合安納托利亞人的語言習慣。凡此種種解釋雖然有着各種不同的反對意見，但絕大部分荷馬問題研究專家還是接受了福勒所提出的“Ahhiyawa等同於阿卡亞人”的説法，並利用赫梯文獻（公元前14~13世紀）所能提供的有限史料來為Ahhiyawa定域並推及Ahhiyawa與赫梯、特洛伊乃至於特洛伊戰爭的關係。

綜觀迄今所發現的赫梯泥板文書，有關Ahhiyawa的記載七見，其中Ahhiyawa的早期形式Ahhiya蓋始於瑪杜瓦塔銘文（Maduwatta text，約當公元前1400年以前）。鑑於赫梯文獻中沒有Ahhiyawa地理位置的明確記載，論者往往人言言殊。爭論的焦點歸結起來有三：作為希臘領土，Ahhiyawa在小亞細亞；在東地中海上的某一島嶼；在希臘大陸。

Hans G. 圭德伯克在其《赫梯人與愛琴世界》一文中對涉及Ahhiyawa的所有赫梯文獻重新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他認定Ahhiyawa除希臘大陸外不可能在任何其他什麼地方。而B. 赫羅茲尼早在1929年提出的羅德斯島説，則得到了佩奇進一步的認同。佩奇主要的依據是赫梯新王國時期一位國王寫給Ahhiyawa國王的一封信。在信中，赫梯國王抱怨Ahhiyawa縱容一個名叫皮亞瑪拉杜斯的逃犯；但用詞並不失禮節，且謙卑有加。佩奇認為，如此之態度，軍事上言之，只能説明赫梯對Ahhiyawa鞭長莫及，也就是説大海橫亙在它與Ahhiyawa之間。另外，赫梯國王在信中稱Ahhiyawa國王為“我的兄弟”，這種稱謂是當時埃及、巴比倫、亞述等各國君王間同行的外交辭令。在穆爾西里和穆瓦塔利（公元前14世紀）統治時期，羅德斯作為東地中海希臘治下的島嶼，就其實力、人口而言，是唯一可以與赫梯抗衡的勢力。對此，麥奎因並不同意佩奇的觀點，他認為，赫梯渴望與Ahhiyawa和平相處，則是另有原因。作為特洛阿斯説的支持者，他認為，赫梯諸王之所以與這一地區各國保持良好關係，“是因為切斷錫的通道對其帝國而言無疑是致命的打擊”。據米拉阿爾特推測，赫梯當時所需的錫可能來自波西米亞，而從波西米亞到赫梯勢必要途徑安納托利亞的西北部，也就是説途徑特洛阿斯。（得名於特洛伊）

“Ahhiyawa地在特洛阿斯的説法是與已知的Ahhiyawa歷史緊密相關的，正如麥奎因所指出的那樣：‘它包括特洛伊VI的後半期，還有可能包括特洛伊VIIa和VIIb1的全部‘。另外，特洛伊VI和VIIa的考古遺存表明與東地中海口岸的商業往來關係，而這大概可以反映出Ahhiyawa與這以地區間的貿易接觸。出現在赫梯銘文中的Truisa有可能指的就是特洛伊，而特洛伊既是當年Ahhiyawa人的軍事要塞。

據荷馬史詩記載，希臘聯軍攻打特洛伊是因為斯巴達王美奈拉烏斯的妻子海倫遭特洛伊王子帕里斯劫持而引起。我們知道，荷馬史詩中不乏傳奇色彩，特洛伊戰爭的起因便是其中最為濃重的一筆。但作為基本史實，發生在公元前13世紀中葉希臘聯軍的這次遠征，經荷馬留給了後人。從圖塔利亞三世在位時的銘文可以看出，作為希臘捲入安納托利亞西部事務的歷史背景，戡亂“阿蘇瓦聯盟“的年代恰與特洛伊陷落的年代相吻合。

“繼戡亂阿蘇瓦聯盟以及特洛伊VIIa的毀滅未幾，希臘和近東世界陷入一系列的動亂之中。邁錫尼大部分的中心被毀，赫梯告衰，有關這兩個文明的文字記載在突然之間中斷。但與這兩個地區相關的歷史傳統似乎留存了下來，儘管經過長達幾個世紀的口口相傳變得模糊不清、混亂不堪。”布賴斯進而推定，“阿蘇瓦聯盟演變成希臘口頭傳説的一部分，而在傳説中擊敗安納托利亞某一聯盟的，不是赫梯人，而是希臘人”。其實當在公元前1250年，等同於希羅多德的傳統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