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西征前的西方_風聞
一光-东北老男，敞履宽衫；勤于思考，以防脑瘫。2019-03-18 21:01
（轉帖）
作者：文行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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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后的很長時間內，阿爾卑斯山以北的歐洲也還是非常原始，處於和穆罕默德之前阿拉伯一樣的原始部落社會。
按照西方自己的説法，直到所謂公元476年西羅馬帝國崩潰滅亡時，阿爾卑斯山以北的歐洲人還處於原始部落社會，都是蠻族、野蠻人，衣不蔽體、食不果腹、居無定所、無處安身。
希提在《阿拉伯通史》（商務印書館，1990）p626中説道：“由於太陽光不能直射在他們（按：指歐洲野蠻人）的頭上，所以他們的氣候是寒冷的，終年在瀰漫雲霧中過日子。因此，他們的氣質變得冷酷，他們的性情變得粗魯，他們的身體長得高大，他們的皮膚髮亮，他們的頭髮長得老長。而且，他們缺乏機智和洞察力，愚蠢和拙笨在他們中間是普遍的。”
尚勸餘在《阿拉伯帝國》（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14）p264中説：“在西班牙的阿拉伯人眼中，歐洲人無異於野蠻人。”
意大利經濟史學家卡羅·奇波拉在《工業革命之前》（英文版）p138説：“對阿拉伯人來説……西歐是一個很少能引起他們興趣的地方，雖然他們的地理知識在公元700年至1000年年間不斷提高，但對歐洲的瞭解一點也沒有增加。阿拉伯的地理學家對歐洲不感興趣，不是因為存在一種敵視的態度，而是因為那時的歐洲是沒有能夠提供任何產生興趣的地方。”
伏爾泰在《風俗論》中説：“如果從法國的歷史著作，或者不如説，從有關法蘭克國王和他們的宮相的歷史著作中，要刪去的只是這樣一些故事（博按：指虛妄荒誕），那我們還可以勉強一讀；但是這些歷史著作中赤裸裸的謊言比比皆是，我們怎能接受？這些歷史著作中不斷説到圍攻城市和堡壘，其實這些城市和堡壘並不存在。當時在萊茵河以東只有一些沒有城牆、靠木樁和塹壕來防衞的小鎮。我們知道，只是在920年捕鳥者亨利時期，日耳曼才有築有城牆和設防的城市。總之，有關這些時期的細節都是一些無稽之談，而且都是令人厭惡的無稽之談。”（伏爾泰，《風俗論》，梁守鏘譯，商務印書館，2000年第3次印刷，p226）
霍布森在《西方文明的東方起源》p99中説道：“儘管穆斯林佔領了西歐的許多地區——最突出的就是西班牙和西西里島——而事實上他們對繼續擴張並不感興趣。原因很簡單：西歐十分落後，穆斯林對他們不感興趣。”
法國曆史學家馬可·布洛克説：“在很長一段時期裏，高盧和意大利那些貧窮的城市，根本無法與繁榮的巴格達或科爾多瓦相比。”（《封建社會》）
歌德跟詩人艾克曼説到《好逑傳》時説：“中國人有成千上萬的小説，而且遠在我們祖先還在森林之前，他們就已經有優秀的作品了。”（《歌德談話錄》）
伏爾泰在《風俗論》中説：“500年前（按：1250年），不管是在北歐，在德國，還是在我國，還幾乎沒有一個人會寫字。”（伏爾泰，《風俗論》，梁守鏘譯，商務印書館，2000年第3次印刷，p87）
安德烈·貢德·弗蘭克説：“西方最初在亞洲經濟列車上買了一個三等廂座位，然後包租了整整一個車廂，只是到了19世紀才設法取代了亞洲火車頭的位置。名副其實貧窮可憐的歐洲人怎麼能買得起亞洲經濟列車上哪怕是三等車廂的車票呢？歐洲人想法找到了錢，或者是偷竊，或者是勒索，或者是掙到了錢。”（弗蘭克，《白銀資本》，劉北成，2008年第2版，p36.37.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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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西方（近代）文明始於蒙古西征，是蒙古西征引發的震撼和把中華文明帶去西方刺激了西方的“理性騷動”，啓動了西方的“文藝復興”，所謂的“文藝復興”。
“中國點燃意大利文藝復興之火”（孟席斯語），“在西方文藝復興的背後，屹立着東方”（霍布森語）。
“在但丁誕生之前，中國文學中幾乎所有偉大的傑作都已經誕生，並通過印刷傳遍整個大陸”（休·昂納，《中國風——遺失在西方800年的中國元素》，劉愛英、秦紅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第39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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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文藝復興是以古典（希臘）的面孔出現，但充斥着東方的影響因素，常常被加以掩飾，其根源幾乎從未得到承認。”（Michael Edwards, East-West Passage, New York: Tapliner,1971, p.94）
霍布森：“儘管15世紀早期威尼斯戰艦在歐洲是最先進的，但與同時期的中國戰艦相比黯然失色。最大的威尼斯艦隻長150英尺、寬20英尺，與長500英尺、寬180英尺的最大的中國艦隻相比相形見絀。此外，‘威尼斯戰艦是由弓箭手護衞，而中國的艦隻則裝備了火藥武器、銅製和鐵製大炮、投射器、火藥和炮彈’。”（霍布森，《西方文明的東方起源》，孫建黨譯，山東畫報出版社，2009，p112）
穆罕默德：“學問雖遠在中國，亦當往求之。”
霍布森：“在激發歐洲大陸和英國的啓蒙運動中，中國的思想格外重要。它對歐洲思想的影響涉及政府管理、道德、哲學、藝術風格（如洛可可式）、服飾、裝飾、壁畫、園藝、政治經濟、茶藝及其他許多方面。”“英國人十分喜愛中國的文化風格，從茶藝、壁畫裝飾、中英結合的園藝到政治經濟思想。”（《西方文明的東方起源》p174-175）
弗蘭克：“亞洲在1750年很久以前的世界經濟中就已經如日中天、光芒四射，甚至到了1750年依然使歐洲黯然失色。事實上，與當時歐洲依然處於邊緣前哨陣地帶給亞洲任何部分的光芒相比，亞洲給歐洲投射了多得多的經濟光芒，更不用説文化光芒了。”（弗蘭克，《白銀資本》，p47）
17世紀的英國政治家威廉·坦普爾：“中華帝國似乎被巨大的力量籠罩和統治着，具有人文智慧、理性和精巧創新能力。”（《西方文明的東方起源》p177）
1640年法國詩人保羅·斯卡龍（Paul Scarron）和1725年英國詩人約翰·蓋伊寫的詩，反映了當時西方對中國的認知狀況，非常形象生動：
帶我去葡萄牙人家裏去吧，
在那兒抬眼便會看到
一些來自中國的商品。
我們會看到——
灰色的龍涎香，
華美的漆器，
精美的瓷器，
它們來自這個神聖的國度
或更確切地説來自天堂。
——保羅·斯卡龍，1640年。（休·昂納，《中國風》，p49）
她的酥胸激起炙熱的狂喜！
她的明眸閃耀熾烈的激情！
能夠得到她的青睞，
是怎樣的天賜榮幸！
但我心中充滿疑懼，
情敵已近在咫尺？一箇中國瓷瓶。
中國主宰她的靈魂。
瓷杯，瓷盤，餐具或瓷碗，
都能激起她胸中的慾望，
點燃她的快樂，擊碎她的寧靜。
——約翰·蓋伊，1725年。（休·昂納，《中國風》，p131）
“事實上，西方表現出的症狀，明確無誤是一場嚴重的中國熱。”（休·昂納，《中國風》，p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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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一些歐洲中心論者也持有這樣的看法：
“西方之所以與眾不同，不是它具有發明創造的能力，而是樂於學習、模仿別人，善於利用世界上其他地方發明的工具和技術，並將它們加以改進，使其效率更高，更好地用於不同的目的。”（F.Oakley cited in Goody，east，p.8.轉引自《西方文明的東方起源》p267）
“1600年後，通過耶穌會士的信札，有關中國的信息迅速增多，到1650年之後，關於中國的書籍開始廣為人知……更具體地介紹了中國的技術和經濟思想……利瑪竇……金尼閣、曾德昭、衞匡國……不但中國書籍在歐洲隨處可見，而且大量中國的技術、工藝被直接照搬，用於歐洲的農業革命和工業革命。”（《西方文明的東方起源》p179）
威廉·麥克尼爾在《西方的興起》中説：“在人類文明的歷史上，可能沒有人能夠比歐洲人更安於竊用這些外族遺產了。”
弗朗塞斯卡·佈雷一針見血地指出：“如果我們想在他們的作品中找到對這種影響明確承認的內容，將會大失所望：西方學者和發明家不知廉恥地相互剽竊對方的思想……我們可以肯定，他們會毫無顧忌地將這些來自世界另一邊的思想化為己有。”（霍布森，《西方文明的東方起源》，p180）
霍布森總結道：“英國很符合標準的新興工業國家或‘後發國家’的説法，它享受到了所有的‘後發優勢’……因為如果沒有中國的早期發明，就不可能會有英國的改進。還有，如果沒有中國的貢獻，英國很可能還是一個渺小而落後的國家，遊離於一片同樣落後的歐亞大陸邊緣。”（《西方文明的東方起源》，p194）
（節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