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越多，弟弟是同性戀的概率越大？_風聞

【本文由公眾號“把科學帶回家”提供，ID：steamforkids】

隨着社會的進步，關於同性戀的討論也越來越多了。不過，關於同性戀的成因，有人説是道德敗壞，有人説這是遺傳導致的。不但普通人摸不着頭腦，科學家們在很長時間裏也難以下定論。

不過，隨着證據的累積，現在科學家們已經發現了男同性戀的不少規律。比如，男同性戀一般有哥哥，而且哥哥越多，弟弟成為男同性戀的可能性就越高，而這，可能和母親懷孕時的免疫反應有關。

在一些文化裏，男同性戀被認為是客觀存在的“第三性”。

比如在南太平洋的薩摩亞羣島，如果男孩子從小就表現出女孩子的特徵，那麼他的父母以及街坊領居不會認為這是稀奇的事，反而認為這孩子生來就屬於第三性。

薩摩亞的文化中，甚至為這類人創造了一個專屬稱謂——fa’afafine，意思是“像女生那樣生活的男孩子”。

薩摩亞羣島的fa’afafine

這些男孩子不會被視為怪胎，或者被逼像普通男孩那樣生活，而會像女孩那樣被養大。fa’afafine 男孩長大後，也可以交男朋友而不會被家人嫌棄。

這種容忍男同性戀的文化習俗不僅存在於零星的文化裏，而在全球都可以找到，比如泰國也有這樣的風俗，因此這種現象被學者稱為“同性戀跨性別”（homosexual transgenderism）。

需要指出的是，一些文化雖然能夠容忍男同性戀，但對他們卻非常嚴苛，比如伊朗要求男同性戀必須變性或選擇死亡。

大概在20年前，科學家們找到了預測男同性戀的一個有堅實證據基礎的指標——親哥哥的個數。

多倫多大學成癮與精神健康中心主任 Ray Blanchard 等人發現了兄弟出生順序現象（fraternal birth order effect，FBOE）：男孩子有越多的親哥哥，那麼他成為男同性戀的可能性就越高。

2004年，Blanchard 和加拿大布洛克大學的生物學家 Anthony F. Bogaert 對2256個男異性戀和71個男同性戀的調查顯示，親哥哥越多，成為男同性戀的可能性就越高。

後來其他學者陸續在美國、英國、意大利、薩摩亞等文化中驗證了 FBOE 的有效性。

2004年，Blanchard 發表在《理論生物學雜誌》（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上的一項薈萃研究發現，15-29%的男同性戀和 FBOE 有關（FBOE對女同性戀不適用）。

Blanchard 指出，男同性戀取向和親哥哥的數量有密切聯繫，每多一個親哥哥，男子成為男同性戀的可能性就增長33%。

那麼，該怎麼解釋 FBOE 現象呢？

一開始，一些學者認為這可能是養育環境造成的。在很多哥哥的影響下，弟弟的性取向因為家庭環境而發生了變化。但是後來更多的人口統計學和分子生物學證據駁斥了這一點。

2006年，Anthony Bogaert 發表在《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PNAS）上的一項研究排除了 FBOE 來自後天養成的可能性。

Bogaert 研究了944個男性（包含異性戀和同性戀）。其中有些男性是和沒有血緣關係的兄長長大的（如被領養）。對於這些男性來説，他們的性取向不會受到兄長個數的影響，FBOE 在他們身上不成立。

也就是説，後天的養育環境不是男同性戀性取向的成因。FBOE 並不是在哥哥和弟弟的互動中形成的，而是另有蹊蹺。

如果 FBOE 不來自後天，那來自什麼？

2018年，Bogaert 的團隊發表在《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上的一項研究發現，FBOE 與生母的免疫反應有關。

Bogaert 的團隊認為，妊娠中的準媽媽會對男胎的Y染色體產生的一種蛋白質形成抗體。抗體是識別外來異物的分子標記，是人體免疫系統的一部分。

在懷孕時，母體雖然能容忍基因與自己不同的胎兒存在於體內，但依然會對子女產生的“外來物”產生免疫反應，尤其是對男胎（男胎有母親沒有的Y染色體）。準媽媽的身體有時也會製造不利於胎兒的抗體。比如，那些稀有血型（如Rh陰性）的胎兒就常常因為母親的免疫系統的攻擊而面臨生命危險。

母親每懷一個男胎，就會累積蛋白質 NLGN4Y 的一些抗體，而 NLGN4Y 抗體可能會增加她後來的兒子的男同性戀傾向。不過需要注意的是，NLGN4Y 抗體只能解釋一部分男同性戀性取向的成因，別的機制也在起作用。

圖片來源：DOI：10.1073/pnas.1719534115

胎兒的細胞怎麼會進入母親體內，母親的免疫系統怎麼會攻擊自己的寶寶，那又是一個有趣的故事了。點我瞭解。

Bogaert 的團隊的理論是，生的兒子越多，母親的免疫反應就越強，越容易攻擊後出生的孩子。

為了證明這一點，Bogaert 的團隊收集了142個女性的血液樣本，其中一半的母親有男同性戀兒子。他們篩查了這些母親的血液中是否含有一種只有男性大腦才含有的蛋白質——NLGN4Y 抗體。NLGN4Y 這種蛋白質和神經元間的交流有關。

​結果發現，有很多兒子，而且有兒子（非大兒子）是男同性戀的母親的該抗體水平高於大兒子是男同性戀的母親。此外，兒子是異性戀的母親體內的該抗體水平低於有同性戀兒子的母親；而沒有兒子的母親體內的該抗體水平最低。

畫成圖表就是這樣的：

這些研究者認為，**母親每懷一個男胎，她體內累積的 NLGN4Y 抗體就越多。**而高濃度的 NLGN4Y 抗體或許可以改變正在發育的男胎的大腦，使其產生同性戀性取向。

Bogaert 説，“我不敢説我們已經找到了 FBOE 的根源，但是我們離真相越來越近了。NLGN4Y 蛋白質可能會改變處理性吸引力的腦區，母親的免疫系統可能改變了正在發育的胎兒的大腦結構。”

密歇根州立大學的神經科學教授 Marc Breedlove 對這項研究的評價是，“FBOE 和人類性取向之間的關聯的證據非常充分。這項研究很重要，因為它為 FBOE 提供了一種可能的機制。NLGN4Y 蛋白質和神經元突觸的形成有關，因此母親的抗體或許會改變胎兒大腦的神經元連接，這就能解釋為什麼哥哥越多，成為男同性戀的可能性越高。”

比利時列日大學的神經科學家 Jacque Balthazart 在刊登在同期的《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上的評論中對 Bogaert 團隊的研究讚譽有加，他認為關於 NLGN4Y 蛋白質和男同性戀性取向的研究為性取向的生理成因打開了一個新的篇章。

FBOE 和母親免疫系統的關係，讓生物學家開始思索男同性戀的免疫學起源。男同性戀或許並不能由遺傳解釋，但的確是先天的（在母親的子宮裏形成的）。換言之，一些男同性戀或許並不攜帶“同性戀基因”，他們的性取向可能並不會遺傳給下一代。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NLGN4Y 抗體只能解釋一部分男同性戀性取向的成因，別的因素也在起作用。

比如，Balthazart 指出，在動物模型中，在圍產期用性類固醇（如睾酮，或者雌激素）處理胎兒，就可以誘導其性取向。被睾酮處理過的胎兒更容易被雌性吸引，而被雌激素處理過的胎兒更容易被雄性吸引。

在人類身上，激素對胎兒性取向的影響也得到了一些證據支持。胚胎時期的激素環境與同性戀的發生率有關。

所以問題就來了，如果導致男同性戀的部分原因是母親的免疫系統，那麼從演化意義上來説，為什麼母親的免疫系統要把自己的小兒子變成男同性戀呢，這對她的基因延續有什麼好處呢？

男同性戀對於生物學家來説也是個難題。因為有性生殖才能產生後代，延續基因，因此同性戀沒有在演化的過程中被淘汰就顯得十分詭譎。但是從同胞競爭的角度看，這個問題就顯得合理了。

新奧爾良大學的學者 Edward M. Miller 在《出生順序和進化：同性戀的生殖經濟學平衡》（Birth Order, and Evolution: Toward an Equilibrium Reproductive Economics of Homosexuality）一書中指出，弟弟的男同性戀取向可使其避免與兄長競爭資源（如配偶），從而增加其父母的基因延續下去的可能性。

在歐洲的歷史上，貴族階級就有“an heir and a spare”（一個繼承人和一個備胎）的習俗——先生下一個男性繼承人繼承皇位，再生一個備用的男繼承人，以防萬一，但2個男仔就夠了。

歐洲貴族通過實踐已經知道，生超過2個兒子並不利於家族的穩定，因此只要生2個兒子就夠了，更多的兒子可能會造成繼承權的紛爭，反而不利於血脈相傳。

當然了，演化視萬物為芻狗，異性戀兒子太多易分家的問題適用於所有家庭，而不愛爭奪資源，像女孩子那樣幫助父母和家人的男同性戀為兄弟相爭問題提供了一個解法。

比如，加拿大萊斯布里奇大學（University of Lethbridge）的研究者 Paul Vasie 的一系列研究發現，薩摩亞人的 fa’afafine 一般出生在兄弟姐妹眾多的大家庭裏，他們佔用的資源不多（因為他們沒有孩子），但是他們會把自己賺來的錢用於養育自己兄弟姐妹的孩子。

也就是説，出生在有 fa’afafine 的家庭裏的孩子平均有更多的成年人來照顧和撫養，這對他們的生存自然是有好處的。因此 Vasie 認為，對於兒女眾多的家族而言，有一定數量的同性戀後代對於第三代反而有優勢，而這符合親屬選擇假説（Kin selection）——犧牲自己，以幫助親屬及其後代也是延續自身基因的一種方式。

FBOE 的發現雖然讓我們對人類的本質有了更深的理解，但是依然避免不了被濫用的局面。

Blanchard 表示，FBOE 已經滲透到了代孕行業，“有個美國人給我打電話，向我諮詢一個代孕女性的事情，因為這個代孕母親曾經生育過好幾個兒子。這個人説，如果這個女人曾經有過很多兒子的事實會增加代孕孩子成為男同性戀的可能性，他就會放棄這個代孕者。”

善待你的小弟弟吧，也請善待那些有哥哥的男孩子吧。他們心裏可能很苦，但是他們不敢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