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人不為旅人忙——唐宋時期赴華外國遊人經歷趣談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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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時期的外國人在中國看到了什麼？

2019作為中日青少年交流促進年，中日在旅行簽證政策等各個方面推出惠民計劃，以鼓勵兩國人民交流聯誼。而在中外交往頻繁的唐宋時代，中國同樣存在着不遠萬里來領略風光的外國友人。當時最受外國遊人熱捧的景點是什麼？外國旅行家們在那時的中國又可以選擇怎樣的交通工具？他們在中國還有什麼獨特的見聞呢？

五台山：唐宋中國最熱門的打卡地標

眾所周知，自從漢代佛教傳入我國之後，經過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發展，於唐宋時期已經成為蔚然大宗。“天台山”“九華山”一類的佛教勝地也於此時聲名鵲起，蜚聲海內。而最著名的還是位於今天山西省的五台山。經過北朝和隋代的大力營建，五台山逐漸被附會成了佛經中“文殊菩薩”的道場，不僅吸引了國內各處的僧侶信徒來此朝拜，更是在同樣接受佛教文化浸染的臨近諸國，例如“渤海”“新羅”“日本”，形成了特殊的“五台崇拜”。

新羅國僧人慈藏到山西五台山旅行時，機緣巧合之下得到了佛祖舍利和袈裟，回國之後便將自己修行之處也命名為“五台山”，這座“五台山”的所在地便是2018年冬奧會的舉辦地——韓國平昌郡。

“慈藏法師初至五台，欲觀真身，于山麓結茅。”——《三國遺事》

敦煌壁畫“五台山圖”已經證實，唐代已經有了“新羅王子塔”等異國信眾在五台山留下的建築。甚至各國官方都會派遣專門的使者前來五台山禮佛，“五台山圖”內也留下了5名“新羅送供使”以及3名“高麗送供使”的人物形象。當時甚至有專門的學問僧受派遣在五台山學習佛法。著名的日本僧人靈仙在五台修行時，日本嵯峨天皇還曾經託渤海人貞素在赴唐之時將黃金百兩轉交給靈仙。

五台山圖“新羅送供使”

正是因五台山名聲的“國際化”，唐宋時期來五台山朝聖成為了最受外國友人喜愛的旅行目標之一，甚至上升到了“人生成就”的高度，哪怕需要冒着生命危險遠渡重洋也在所不惜。

北宋時期前往五台山的日本人戒覺，便因為當時日本國禁止人民私自出海，為了完成前去五台山禮佛的目標，只能和隨行諸人躲在商船艙底整整10日，待到颳起順風，船離開日本國境後才敢出艙活動。

據戒覺事後所寫的旅行日記《渡宋記》，船艙中格外擁擠，連呼吸都有困難，幾天待下來彷彿過了許多年一樣折磨人。即便如此戒覺也沒有放棄，可見“五台山”對當時外國人的吸引力之大：

“依恐府制，隱如盛囊，卧舟底，敢不出，嗟有大小便利之障，仍不用飲食，身惄惄如經三個年。”——《渡宋記》

因為古代交通不便，醫療條件也不發達，進行這樣的跨國長途旅行危險性極大，很可能就此在異邦成為“不歸之客”。戒覺便因入宋時已過花甲之年，自覺難以生還故國，乾脆就向宋朝申請在五台山朝聖之後於真容院居住直到最後去世。

住與行：宋代的“涉外賓館”與“交通工具”

1072年，北宋神宗熙寧五年，一位和戒覺同時代的日本驢友成尋於杭州登陸，他此來也是為了完成自己參拜“天台山”和“五台山”的夙願。可貴的是，成尋將自己在宋朝每日的所見所聞均詳細記錄，寫成了流傳至今的《參天台五台山記》，讓我們得以一窺那時外國旅行家們眼中的中國。

據成尋所述，自己一行人在杭州登陸之後隨即住進了一家客店之中，店主人名叫張賓。當時宋朝規定，“出州行遊”需要有官府開具旅行證明，説明當事人的身份以及旅行的目的等等，且必須要有人為當事人提供擔保。成尋作為初來乍到的外國人，其擔保人只能是所住客店的店主以及受他聘用隨行的宋朝通事（翻譯）。

所以，在成尋到達杭州的17天之後，旅店店主張賓就前往杭州衙門“進署名之文”。宋朝貿易發達，沿海地區常有外國人到來。張賓如此熟悉申請衙門開具證明的流程，可見由他擔保過的外國遊人也不在少數。

“鹹淳臨安志”中的長安閘，成尋曾途經此處

也正是在他熟練的操作之下，提交署名文的當天下午，張賓便向成尋報喜：“知府都督感大師真誠之志，説來日可參天台山。”兩天之後，杭州正式簽發證明，同意成尋前往天台山遊歷。有趣的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北宋文豪蘇軾，此時剛好在杭州任通判，成尋在《參天台五台山記》裏收錄的杭州公文末尾，便是蘇軾的簽名。中國與日本歷史上的兩位大旅行家便以一紙公文產生了聯繫，實在是一段佳話。

與現代古裝劇演得不同，過去出門動輒乘轎是不科學的。唐宋時期許多人是極其反對乘轎這一做法的，原因非常簡單，第一，坐轎等於是讓轎伕做牛馬驢那種牲畜的用途，在部分文人雅士們看來是十分不人道的：

“荊公（王安石）辭相位，惟乘驢。或勸其令人肩輿（坐轎子），公正色曰：‘自古王公雖不道，未嘗敢以人代畜也。’”——《邵氏聞見錄》

其次，當時坐轎是朝廷當中年老功高的元老大臣從皇帝那裏所得的特殊照顧，象徵一種榮譽，一般人乘轎可能被認為是“僭越”，不符自己的身份：

“今大臣朝廷所崇敬而老疾，則賜以肩輿，蓋自（唐朝）開成之制也。”——《事物紀原》

所以乘轎這一風俗真正普及開來，大約是要到北宋中期之後了。因為南方“天高皇帝遠”，所以在江南地區首先掀起了乘轎的熱潮。

成尋於宋神宗年間在江南遊歷之時，從杭州開始，包括後來的越州、台州、蘇州出行所用就多有轎子：

“廿九日戊寅辰時，府使並轎子持二人到來，即向興教寺，四里計……申時，還着宿所，使者與錢百文，轎子擔二人各五十文。”——《參天台五台山記》

成尋在1072年陰曆4月29日從住處前往興教寺遊覽，往返所乘的就是二人轎。有趣的是，成尋還記錄了這次兩名轎伕的佣錢是各50文。根據上下文我們可以得知，這天兩名轎伕實際行走的路程是8裏，這樣折算下來一里不過六文錢，可以説當時杭州的轎輦價格是十分實惠了。

南方水網密佈，出行乘船也是常態。不過租賃船隻所需的價錢就要相對高很多，成尋所租賃的船隻，一艘價格就達2貫錢，算是隻適合長途出行的奢侈品了。

而在轎輦沒有普及的北方，同樣不必發愁，出行照樣可以租賃馬匹之類作為代步工具。《東京夢華錄》中就記述説，北宋首都汴京（今河南開封）的居民“尋常出街市幹事，稍似路遠倦行，逐坊巷橋市，自有假賃鞍馬者，不過百錢”。一國之都中的馬匹，租價也不過一匹一百錢，跟成尋坐二人轎僱傭轎伕的價格相當，也是可以接受的。

盛世景：唐代外國遊人之所見

提到古代的旅行遊記，日本人圓仁所作《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可稱為中國紀行之鼻祖。圓仁在唐朝各地旅居達9年之久，地涉今江蘇、安徽、山東、河北、山西、陝西、河南七省，見聞格外豐富。

《巡禮記》中保留了大量唐代風土人情的第一手甚至是唯一的資料，唐代特有的節日“破陣樂之日”即在其中：

“廿四日，春節破陣樂之日，於州內球場設宴。”——《巡禮記》

所謂“破陣樂”本是公元620年，李世民擊敗劉武周之後，軍人利用軍中舊曲填寫新詞以歡慶勝利的作品。後來被用於宮廷宴會以及祭祀表演。圓仁所寫的“破陣樂節”剛好在寒食節之後，可見其用於祭祀確為事實。

因為唐朝與朝鮮半島的新羅國關係緊密，所以在今天沿海的山東和江浙一帶都有所謂的“新羅坊”，也就是新羅移民的聚居地。圓仁在唐朝長期在新羅坊里居住，對這羣唐朝時期的外國移民的生活習慣也多有記錄，比如新羅特有的節日“八月十五之節”：

“十五日寺家設餺飥餅食等，作八月十五日之節。斯節諸國未有，唯新羅國獨有此節。老僧等語云：“新羅國與渤海相戰之時，以是日得勝矣。仍作節樂而喜舞，永代相續不息。設百種飲食，歌舞管絃以盡續夜，三個日便休。”——《巡禮記》

由此可見，唐朝時期在“八月十五日”慶賀是唯獨新羅人才有的習俗，這天還出現了“餺飥餅食”這種特定的過節食物。部分專家甚至認為現在的“中秋節”即來源自唐代新羅國移民的“八月十五之節”，在此聊備一説。

巧合的是，圓仁在長安附近的櫟陽縣遊歷時剛好碰上負責安葬唐文宗的使者，因而留下了唯一流傳後世的相關記載：

“於縣南頭見山陵使回入京城，是葬開成天子（唐文宗）使。營幕軍兵，陳列五里。軍兵在大路兩邊對立,不妨百姓人馬車從中路過。”——《巡禮記》

唐文宗之後，便是武宗的“會昌中興”。圓仁筆下綿延五里的浩蕩隊列，正是送別舊時代，迎來嶄新輝煌的大唐王朝最佳的註腳。

唐“章懷太子”墓壁畫——狩獵出行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