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出所什麼時候成了最苦逼的單位？_風聞

來源：微信公號“一隻有思想的烏鴉”

知乎上關於派出所有個形象的比喻：

説警察面對各種麻煩就像是抗洪，領導就是坐在指揮部裏的指揮員，機關民警就像幫助羣眾撤退的警察，巡警、刑警等等警種就像扛麻袋的武警官兵。而派出所民警就是扔到水裏堵口子的麻袋。

這個比喻讓我會心一笑。但細想想又讓人心酸，什麼時候派出所成了最無足輕重又須臾離不開的“麻袋”了？

在我剛參加工作時，覺得派出所還是一個很牛的單位——當年社會上的三教九流，誰要是認識一個警察朋友，特別是基層派出所的警察都是臉上很有光彩的事。彷彿認識了一個警察，就找到了一個靠山，家裏的大事小情都會去找這個警察出出主意，甚至幫忙。

小區裏住個警察，全小區的人睡覺都很踏實。

那時不僅是鄉村，城市裏大多數人住的也是平房，警察和轄區的居民都很熟絡，誰家的門都敲得開，誰家來了什麼人，誰家添置了什麼物件，都門兒清。老百姓有點什麼事也樂意找警察商量，參謀參謀，拿個主意。

我就親歷過這樣一件事：有一年在一個鄉村派出所鍛鍊，有一天，張三家的牛丟了。幾天後在另一個村的李四家找到了。張三上門去要牛，李四不給，説牛是自己的。這牛也不會説話，身上也沒有什麼特殊標記，倆人爭執不下，就報了警。

帶我出警的是個老警察，一輩子工作在鄉下。先問清原因，是不是偷的，再問問村裏的人，李四家確實也有頭牛，巧的是這頭牛長相和李四家牛幾乎一模一樣，村民也分辨不清。

兩個人爭執不下，怎麼辦？我那時剛走出校門，遇到這樣的事，一頭霧水。

老警察有辦法。把牛牽到兩個村子中間的位置，距離兩個村遠近都差不多，把牛繩往牛背上一扔，讓牛自己走。老警察和所有看熱鬧的一大幫人遠遠地跟着。

所謂老牛識途大約就是這個道理。這牛一邊慢悠悠地啃着草，一邊往張三家就走。進村、進衚衕、進院門、進牛棚，不是自己家的牛絕對不會這麼熟悉。

事情一目瞭然。李四還想找託詞，老警察一頓訓斥，説要不是看在鄉里鄉鄰的份上，今天就拘了你……

然後告訴李四，今天你去買幾瓶酒，算是賠個不是，晚上到張三家喝點，兩家別為這個事傷了和氣。我陪着。

那晚上，我跟着老警察喝了一頓大酒，時過二十多年，依然記得老警的智慧。

其實這種出警的過程就是一個警情的處置過程，不合各項規定，但有人情味。如果放到現在，警察只能告訴張三，不能暴力討牛，不要有違法行為，如果你認為這牛是你的，你可以去人民法院進行民事訴訟。這樣的處置，大約沒有人會滿意。當年的處理方式不合法，但是有正義、有效率、有效果。

換到現在，警察還敢接受當事人宴請，估計警服真的讓人扒了。

可是現在，當年這種警民魚水深情的故事也少了。

隨着時代的發展，各種居民的求助多了起來，而社會各部門的服務完全跟不上。大約是1996年前後，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開始作出承諾：“有警必接、有難必幫、有險必救、有求必應”。“四有四必”的出發點肯定是好的，可也缺少必要的論證，此後不久全國各級公安機關開始推行。

從此，原本屬於匪警的110報警電話，大多數時候成了“求助警”。而且很多時候是一些苦笑不得的警。

比如，某派出所民警接110報警，迅速趕到當地一户人家。這家的主人因年事已高，有高血壓、心臟病，上廁所時站不起來了。老伴怕出事，便報了警。民警扶他起來後，聽説他兒子就住在樓上。問他為何不喊兒子，老人答道：兒子上夜班，在睡覺。還有一天凌晨，接到一位女士的求助電話，説家裏有隻蝙蝠在飛，她非常害怕。一位民警接到指令，趕到她家，用扇子撲了一個半小時，才將蝙蝠捉住。

另外，還有一些市民把“110”當成是自家的保安、秘書和保姆。要求送盒飯、扛煤氣包，家中明明有年輕男性家屬，非要讓“110”民警背病重的老人下樓，並讓民警開車送到醫院等怪現象屢見不鮮。

而為了保證服務效果，公安機關不待揚鞭自奮蹄，往往後面還有一大堆的追責條款。被基層民警一直詬病的“從嚴待警一本書、從優待警一張紙”也就從此形成。

更有甚者，1997年，毫無搶險救援經驗的遼寧本溪110出警民警張國成爬高樓為老百姓開門，不幸墮落犧牲……

派出所也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了“麻袋”一樣的生活。

隨着改革開放的持續深入，經濟的調整、社會地位的分化、思想觀念的變革、互聯網和新媒體的興起，人們對權利的觀念變得從沒有像現在這樣變幻莫測，維穩和輿論場成了左右警察最大的權利砝碼。

現在西方民主學者、傳統政治家、公知、90後00後、記者、公務員、商人、自由職業者每天在媒體上吵成一團，沒人知道誰對誰錯。

處於改革陣痛期的派出所民警就像圈進了一場漩渦，不知道怎麼幹才對。

東西方不同的法治觀念，越來越強勢的輿論影響，隨經濟發展而重新結構的道德理念的幾方角力，造成了如今派出所的同僚們只能摸着石頭過河。

派出所的迷惘其實是所有警察的一個縮影。

國際上曾有一個觀點：當一個國家國民人均收入由3000美元向10000美元的過度階段，是社會結構的重新組合，是一個充滿社會風險的階段。恰恰幸運或不幸運的是，我們國家從本世紀初開始，正處於這個“中等收入陷阱”階段。這個階段註定了中國警察是世界上最忙碌、最辛苦的警察，他們要處理各式各樣的社會矛盾。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你轄區有個不穩定人員，國家有重大活動時，需要穩定在當地。而這個人員卻吃慣了鬧事的好處，凡國家重大活動，一鬧保準有好處。警察怎麼辦？只能24小時跟着，出門跟着，不出門就守在人家門口，晚上抱個涼蓆蜷縮在人家門口。夏天蚊蟲叮咬，忍一忍就過去了，可冬天呢？

尤其是重大敏感時期，脱離視線你猜你會不會被追責？

再比如警民發生衝突時，民警可以採取什麼手段？幾百個羣眾圍堵某部門，民警出現場，人家老百姓腦袋伸到你懷裏，旁邊有人用手機拍着你，人家不動手，你敢動手嗎？動手試試——安徽六安的教訓還不夠嗎？

你還真當你是美國警察？手一指就全趴下！

美國是小公安局，大警察，每個警察的執法權力極大。我國是大公安局小警察。公安局無所不能，什麼都管，什麼東西都和公安局能沾上邊。但警察出事，領導思維一定是先把小民警推出去。

所以基層民警是一道用身軀鑄就的人肉長城，擋在各種矛盾中間。

再比如羣眾丟了手機或電動車被盜了，匆匆忙忙來派出所報案，求助趕緊給定位，找回東西。

可實事求是地説：在中國幾乎沒有派出所有手機定位系統。手機定位是有嚴格審批的，不僅要立案，還要符合《刑訴法》第一百四十八條的嚴格規定：公安機關在立案後，對於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重大毒品犯罪或者其他嚴重危害社會的犯罪案件，根據偵查犯罪的需要，經過嚴格的批准手續，可以採取技術偵查措施。

而且很多羣眾來報警手機丟失，並不是被盜，而是丟在了出租車上，忘在了飯店裏，落在了公園中，這樣的情況，屬於個人遺失，根本無法立案，更不要談定位找手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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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羣眾來求助警察定位找手機，一部分不屬於案件，連申請的資格都沒有，一部分是案件，但派出所根本沒有設備和權限。但在羣眾看來，派出所做個筆錄就讓走了，日後申請定位的手續能不能批誰也不知道，批不了，基層派出所也無能為力，但是羣眾知道的只是我向派出所報的案，我管你找誰審批，反正是派出所沒回音了，警察就是不作為！

更有甚者，執法被輿論所綁架，民警怎麼幹也不知道對錯，不知道什麼時候就會挨處分。

比如最近的西安一個研究生和網約出租車司機發生了肢體衝突，相互有傷，研究生被打得重了些，雙方被帶到了雁塔分局的派出所。警察先讓他們去醫院，然後在派出所接受調查。後來，研究生説自己的電腦在現場，沒了。民警找沒找到。

後來，研究生的家人來了，對着民警的臉就是一個勁兒地拍攝。民警不幹了，和研究生家人有言語上的衝突。研究生家人把視頻發到網上，這下西安公安緊張了。

工作組調查，有了調查結論，但這個結論出乎許多人的意料：

第一，網預司機被刑事拘留；第二，辦案民警被停止執行職務，黨內警告處分，取消當年獎金；第三，丟失的筆記本照價賠償；第四，辦案民警向被打學生道歉，並獲得當事人及家屬諒解。

這個怎麼看處理結果都是匪夷所思的決定，就這麼定了。

這個事放到另一個地區，可能是另一種處理結果。因為不同地區不同執政者理念不同，很可能幹同一件事兒就會造成不同的後果。

領導出於“大局”的考慮，只能犧牲小你，完成大我。

戰戰兢兢，如履薄冰，不知啥時候啥原因就會被追責。基層民警的現狀大抵如此。

“上面千根針、下邊一根線”，很多警務工作都必須是通過基層公安派出所來實現的。現在全國新一輪的“放管服”改革開始了，國家會根據民生需要出台更多的惠民政策，派出所的工作量只會增不會減。

當我們國家還沒有走出“中等收入國家陷阱”的時候，派出所警察的苦逼日子註定還要繼續走下去。

辛苦了，我的基層派出所弟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