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達”“、雅”，孰輕孰重？_風聞

嚴復提出的“信、達、雅”是一般人耳熟能詳的翻譯原則。所謂“信”就是不背離原文之意，不隨意增刪內容；“達”則要求語句通順明瞭而不拘泥晦澀，最後的“雅”，也就是選擇優雅而得體的詞句進行翻譯，追求語言的美感。按照一般邏輯想來，人們往往將“信”作為翻譯的基礎和追求通順甚至美感的前提，因此不願改動外文原有的句式，將長長的從句盡數保留下來，使得一句話可能長達數行。這在嚴復看來是相當愚蠢的，在他提出“信達雅”原則的譯作《天演論》的“譯例言”中，他先是説“譯事三難：信、達、雅”，緊接着就馬上強調“求其信已大難矣，顧信矣不達，雖譯猶不譯也”。很顯然，嚴復雖未否認“信”的重要性，但是卻認為“達”在某種程度比單純做到“信”更為關鍵。或者説，在嚴復看來，所謂的“信”絕不是忠實於外部因素，例如詞序或者句子的結構，忠於原著的原意才是關鍵，如果調整外部因素能夠更有效地表明意思，那麼翻譯者理應做出相應的調整[1]。

但是這個調整的限度又如何呢？比如像蘇曼殊在翻譯《悲慘世界》的時候，甚至為了把自己想説的話表達出來而創造出一個原作中並不存在的人物“男德”，這樣的調整還在接受的範圍之內嗎？甚至嚴復自己，也把《天演論》原文中作者使用的第一人稱 “我”改成了第三人稱的“赫胥黎”，這種變動本身絕不是出於任何語法的需要，而是因為中國傳統的文學中幾乎完全採用第三人稱的敍事，因此文章中出現的“我”可能會被讀者當作是譯者本人，結合當時翻譯中摻雜譯者個人思考的風氣，這種擔憂也不無道理。

如果接受了這一觀點，便可以理解，在近代的翻譯中，翻譯者本身事實上享有相當大的自由裁量權，在一個語言之間的對應詞彙尚未穩定下來的時代中，翻譯者往往需要創造術語，而這創造術語的過程，便是一個存在着抵抗、服從、挪用甚至誤解的角鬥場。

1860年代的清朝，既有深厚中文功底，又兼具外文能力者實在屈指可數，但是意識到譯介外文作品重要性，士人們採取了折中的辦法，即讓熟悉中文的外國人將外國作品的大意口頭翻譯出，而負責記錄的中國合作者則在口譯草稿的基礎上加以潤色，使之成為當時能夠為人接受的文體。早期江南製造局的翻譯處便是這一模式的實踐者，其僱傭的傳教士傅蘭雅（John Fryer）就是口譯成果最豐碩的一位。然而傅蘭雅卻並沒有接受過系統的科學訓練，而對於技術的偏好又使得翻譯任務偏向於實用科學，因此傅蘭雅只能在翻譯之前事先自我修習，再盡力將書本之意表達出來，舛誤也因此在所難免[2]。話雖如此，傅蘭雅卻敏鋭地意識到術語統一的重要性，比如傅蘭雅的合作者徐壽利用漢字表達化學元素的一套方法就被廣泛的接受並沿用至今，但是大部分傅蘭雅所採用的譯名卻並未得到接受。

毫不誇張的説，翻譯概念，尋找中文中對概念的準確對應詞，就是文化領域殘酷無比的淘汰賽，近代西方被引入的概念往往有多種譯法。比如英文邏輯（logic）一詞，耶穌會翻譯為“明理”；而新教傳教士的翻譯包括“辯實學”、“路隙”、“明理”、“理學”。甲午戰爭之後更多人開始關注西學，諸如“辯學”、“名學”（這是嚴復的翻譯）、“論理學”等等層出不窮。但是最後勝利的，卻是章士釗採用音譯而來的“邏輯”。這一勝利事實上是相當罕見的，因為近代產生的概念翻譯能夠留存下來的大多是意譯，或者意譯音譯的結合（主要是國名）。“邏輯”這個翻譯的勝利可以説是很例外的情況了[3]。

説到國名的翻譯，很有趣的一點是Poland譯為波“蘭”，Iceland則是冰“島”。Thailand是泰“國”而Switzerland則成了瑞“士”。同樣以land結尾國名在翻譯時卻分別稱為了“蘭”、“島”、“國”和“士”，這其實説明了一個很有趣的現象，漢語在翻譯中傾向於把多音節的詞或單音節的詞轉化為雙音節的詞，在轉化中針對單音節的擴充，“音義兼注法”得到了廣泛使用，也就是説Thai表音而land則用“國”加以補充説明。這一過程在詞彙的重整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4]。

讓我們回到嚴復和他的“信達雅”。如果理解了嚴復對於“信”與“達”之間關係的説明，那麼“雅”呢？為什麼嚴復要特意強調這一點。王宏志的論文非常巧妙地將論述的方向轉向作者之外，即晚清的讀者羣體。所謂的西學譯著到底是誰在閲讀？勞苦大眾嗎？當然不是，晚清閲讀者的主體依舊是傳統士大夫，而飽讀儒家經典的士大夫對於西學的態度是複雜的，並非人人都能過持有開明的態度。嚴復之所以能夠成名，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吳汝綸為他的譯作寫了一篇序，那麼吳汝綸是誰？吳汝綸是晚清桐城派的重要作家，而桐城派又是晚清最為著名的散文流派之一，作為深受時人敬重的桐城派作者，吳汝綸為嚴復寫序的行為極大地提高了嚴復的聲譽，並使他在保守派中的地位急速上升。吳汝綸在序中強調了寫作風格的重要性，他認為要不是嚴復優雅的文筆，那麼赫胥黎的思想就不可能被闡述明瞭。因此，就可以理解嚴復對於“雅”的堅持，事實上是出於他對於自己讀者羣體的深刻理解。嚴復選擇古典的表達，甚至不惜使用漢代以前的漢語語法來表達西學，其用意就像是苦藥的糖衣，讓那些保守派讀起來不覺得非常刺眼，甚至產生一種所謂西學的觀念若不是來自東方，也至少是古已有之的感覺，這對於讓他們接受西方的概念而已，無疑是有相當的助益作用的[5]。

翻譯並不是在真空中進行，也絕不可能達到真正的“信”。翻譯過程是權力交織的過程，翻譯者便是知識領域的戰士。若是放棄了作為武器的語言工具，就永遠無法理解平時司空見慣的概念使用背後激烈的爭奪過程。這個過程若無跨語際實踐過程則永遠無法理解。

[1] 朗宓榭 等編，《呈現意義：晚清中國新學領域（上冊）》，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頁252。

[2] 王楊宗，《傅蘭雅與近代中國的科學啓蒙》，北京：科學出版社，2000。

[3] 顧有信，《邏輯學：一個西方概念在中國的本土化》，載朗宓榭，阿梅龍，顧有信 等，《新詞語新概念：西學譯介與晚清漢語詞彙之變遷》，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12，頁153-183.文末有一個關於邏輯翻譯名字的年表，長達兩頁半。

[4] 鄒嘉顏，《語言接觸與詞彙創新》，載朗宓榭，阿梅龍，顧有信 等，《新詞語新概念：西學譯介與晚清漢語詞彙之變遷》，頁52。

[5] 朗宓榭 等編，《呈現意義》，頁258-2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