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扎爾巴耶夫開啓領袖最後的任務_風聞

在這個世界上，領袖對民族國家的珍貴，唯有苦難與劇變可以鑑證。

3月19日，哈薩克斯坦總統府官方網站公佈了關於終止哈薩克斯坦總統行政權力的總統令。

這標誌着努爾蘇丹•納扎爾巴耶夫正在完成作為獨立哈薩克斯坦的締造者、首任總統的最後一個關鍵任務，保障權利向新一代領導者們穩定過度。

在當日19:00的全國講話中，78歲的納扎爾巴耶夫表示，眾所周知，根據憲法我獲得了首任總統（民族領袖）地位，接下來，我將以安全會議主席繼續進行工作。我是祖國之光黨主席，以及憲法委員會委員。也就是説，我將與您們一起。我最關心的還是國家和人民的利益。

保留的職務無疑是為了在最高權力過渡階段保持國家的穩定，特別是按照哈薩克法律規定終身任職的安全會議主席，是一種解決領袖權威與政權平穩交接矛盾的制度創新。成效還有待時間的檢驗。

目前看，它試圖保證歷史原因形成的領袖權威，在領袖個人的有生之年不構成最高權力交接難以克服的“障礙”。

世界各國都不乏史實證明，締造國家的領袖在權力交接中面臨着難以卸掉的“偶像包袱”。

由於推動歷史飛躍的卓越貢獻，領袖人物往往在本國羣眾中享有極高的權威。

這既是他們運用權力推動各種變革無可替代的力量源泉；同時，也導致他們沒有退休或交出權力的“自由”。

他們的離開往往不可避免會導致一部分政治力量隨之轉移，繼任的最高權力機關與退休領袖的追隨者或深或淺的裂痕成為國家政權穩定的隱患。

輕則破壞領導集體內部的團結，重則動搖國家權力與政局穩定。

正因如此，在移交最高權力方面，越是領袖人物，其處境往往是越是艱難，這也是歷史上許多領袖身後，國家權力不得不在動盪中交接的決定性因素之一；

更是身體衰老的領袖們不得不對抗自然規律，在反對者的詆譭與崇信者的擁戴中，掌權到生命最後一刻的無奈。

儘管各種戲説歷史的作者，幼稚地將其解讀為個人私心作祟與旺盛的權力慾，但是這種偶然的、個人的特質，遠不足以解釋反覆出現的歷史現象的必然性，至多反映了觀察者自身眼界的狹隘、侷促。

納扎爾巴耶夫正在挑戰國家締造者、民族領袖的這“最後一關”，他將權力暫時移交給參議院（議會上院）議長哈斯穆卓瑪爾特•託卡耶夫。

不出意外，託卡耶夫不會是一位“過渡人物”，而是納扎爾巴耶夫採取“先發優勢”力推的哈薩克斯坦最高權力的接班人。

從託卡耶夫履歷看——

1975-1979年  原蘇聯駐新加坡大使；

1981-1991年  原蘇聯駐中國大使館二等秘書、一等秘書和大使顧問；

1992-1994年  哈薩克斯坦共和國外交部副部長和第一副部長；

1994-1999年  哈薩克斯坦共和國外交部部長；

1999-2002年  哈薩克斯坦共和國政府總理；

2002-2007年  哈薩克斯坦共和國外交部長；

2008-2011年  哈薩克斯坦共和國參議院（議會上院）議長；

2011-2013年  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總幹事、聯合國副秘書長、聯合國秘書長在裁軍談判會議個人代表兼裁軍談判會議秘書長；

2013-至今  哈薩克斯坦共和國參議院議長。

他也是一位起步於蘇聯的政治家，尤其以外交和國際事務經驗令人印象深刻。

納扎爾巴耶夫決定向託卡耶夫移交權力，意味着哈薩克斯坦對外部矛盾上升，國內矛盾趨緩的基本判斷，換言之，哈薩克斯坦正在為應對世界歷史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主動改造頂層權力結構。

這當然與蘇聯解體中納扎爾巴耶夫個人與哈薩克斯坦國家的經驗直接相關。

回看歷史，納扎爾巴耶夫儼然是蘇聯“留給”哈薩克斯坦最寶貴的財富。

1991年，當蘇聯各加盟共和國陷入動盪之際，《聯盟報》記者瓦列裏•波沃利亞耶夫來到阿拉木圖。哈薩克首都的寧靜令他驚訝。他在隨後的報道中寫到：

“如果你晚上走在阿拉木圖的街道上，首先映入眼簾的是這樣的細節：安靜，沒有莫斯科那樣的危險，你可以常常感覺到自己的錢包很安全，沒有手拿酒瓶的流氓，看不到臂戴紅袖章的糾察隊員。

“在這裏，人們不會像波羅的海國家那樣指責俄羅斯人——僅僅因為他是俄羅斯族，更不會像在格魯吉亞那樣無緣無故地就會對俄羅斯人劍拔弩張。

“上帝保佑，在哈薩克，在阿拉木圖沒有這種情況。

“這首先是因為這個共和國有一位天才政治家，一位平和的、穩重的和明白事理的人。

“原諒我用了這麼長奉承的句子，但我説的是事實。”

此後的28年，哈薩克斯坦的發展進一步證明這位記者所寫的事實。

納扎爾巴耶夫曾説：“我是牧羊人的兒子、孫子和重孫子。我的所有祖先都生活在阿拉套山腳下的切莫爾甘村。它現在就位於阿拉木圖州的卡斯克連區。”

他在一次接受新華網網友提問時説：“農村的磨練、冶金工廠的艱苦，對我的人生幫助很大。我經常對年輕人説，不管從事什麼職業，都應該成為行業的專家。只要不放棄，任何一扇門都不會對你關閉。”

哈薩克斯坦在他的帶領下成為中亞各國中政治、經濟、外部安全形勢的“領頭羊”。

在許多媒體的報道中，人們都能看到一位務實、靈活、強力的阿薩克斯坦國家締造者、領袖的形象，但是在蘇聯解體前後，納扎爾巴耶夫卻經歷了人生中最艱難和痛苦的階段，不僅僅由於他個人的政治生涯，也由於哈薩克斯坦不得不接受的處境。

1991年3月17日，哈薩克舉行了關於蘇聯命運的全民公決，89%的哈薩克共和國公民參與投票，其中94%的人擁護保留蘇聯。

全民公決後，納扎爾巴耶夫發表講話，其中有一段説：

“兄弟們，同胞們！我們應該在一起。政治家們上台又下台，但人們心中永遠懷有一個大家庭的感情和為我們屬於這個國家的自豪感。難道我們真的不能為我們的子孫保持一個完整的國家？

“在我們的共同歷史中有好的，也有不好的階段。

“但我相信，我們可以建設新的蘇聯，一個平等自由的蘇聯。我們不能失去這個機會。”

後來，在接受意大利《新聞報》記者採訪時，他表示：“我沒有改變我的觀點”。

他在不止一個場合，包括蘇共最高級別的會議上，表達過變革蘇聯的態度，批評蘇聯領導人“沒有人管經濟”、“除了彼此爭鬥之外”什麼也不做等現象。

歷史顯然沒有以納扎爾巴耶夫和哈薩克斯坦公民的意志為轉移。

他們不得不接受蘇聯的解體，以及緊隨其後的全面困難時期。

在千頭萬緒的困難中，對核武器的處置足以表現他的政治勇氣與智慧，特別是對哈薩克斯坦國家力量和國際形勢的準確判斷至今令許多人歎服。

獨立的哈薩克斯坦接過了104枚SS-18洲際彈道導彈，約1400枚核彈頭，40架圖-95MS戰略轟炸機，240枚巡航導彈——僅次於美國、俄羅斯、烏克蘭的世界第四大核武器庫。

保存本國核力量，對哈薩克斯坦人民是巨大的負擔，對當時的經濟狀況無異於雪上加霜；而放棄核力量，如何保證國家安全，如何制定對本國人民有利的棄核方案，沒有任何前車之鑑。

此時，納扎爾巴耶夫的決斷力展露無遺。

1992年5月，獨立不到半年的哈薩克斯坦簽署了關於不擴散和逐步拆除、運出核武器及其運載工具的《里斯本議定書》，宣佈全境為無核區。由此，哈薩克斯坦成為世界上第一個自願放棄核武器庫的國家。不久後，烏克蘭和白俄羅斯也加入其行列。

2019年3月20日，哈通社在一篇文章中評價他。

努爾蘇丹·納扎爾巴耶夫擔任總統期間，哈薩克斯坦成為中亞區域領導者以及外交政策進程中擁有信譽的參與者。

哈薩克斯坦共和國首任總統成就之一，包括提前完成“哈薩克斯坦-2030”國家戰略發展規劃，這為哈薩克斯坦進入世界前50個最發達國家行列創造了機遇，同時通過在兩次全球危機中的表現，並證明了自己的地位。

獨立初期，總統阻止了社會動盪、貧困、社會分級、內戰、民族間和宗教間衝突、犯罪加劇、寡頭資本主義、陷入國際衝突、對外國銀行貸款依賴以及經濟衰退等一系列現象的發生。

最主要的成就是哈薩克斯坦人民統一民族觀念的形成，在國家經濟成就和人民平等原則的基礎上實現了民族團結。

……

哈薩克斯坦的任務是擺脱對資源的依賴，以技術成果為國家發展帶來新的推動力，發展強大的國民經濟。

全球轉型和挑戰背景下，保護國家經濟、充分落實《哈薩克斯坦-2050》國家戰略發展規劃，進入前30個發達國家行列，擺脱石油束縛，並保障國家經濟發展。

如今，他正在完成最艱難的領袖任務，為哈薩克斯坦的未來而推動國家最高權力的平穩交接。

行百里者半九十。

只要看看曾是蘇聯第二大加盟共和國的烏克蘭的現狀；再看看哈薩克斯坦的地緣環境——沒有出海口、中亞動盪的地區局勢、宗教極端勢力長期盤踞，就不難理解，哈薩克斯坦人民生活的來之不易；也就不難理解，納扎爾巴耶夫何以受到本國人民的長期擁戴了。

截至目前，哈薩克斯坦沒有躋身全球最有影響力國家前列的可能，但是他們有一位哈薩克牧羊人的兒子、一位鋼鐵工人，一位蘇聯解體前曾躋身蘇共高層的傑出政治家近30年的為國擔當。

在世界級領袖人物的名字中，必然至少有一位哈薩克人，這不能不説是一個民族國家最寶貴的歷史財富。

領袖是民族國家的公器、重器，來之不易，應該委以重任，倍加珍惜。

歷史證明，凡能鍛造領袖、任用領袖的民族，也必然會開闢不同凡響的時代。

我們不知道哈薩克斯坦還會不會鍛造出第二位納扎爾巴耶夫式的人物，畢竟那是蘇聯平台磨礪出的政治家；

但是我們都知道，接下來的時代，必然是彰顯領袖的時代。

置身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沒有傑出領袖的民族與國家，不得不忍受長期的飄搖與動盪，不要説抓住歷史潮流賦予的巨大契機，就是自身的安全、穩定也很可能難以為繼。

所謂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正在成為逐漸過時的歷史名詞，在這場變局中，強國將被賦予全新的內涵，領袖也將被賦予全新的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