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業政策之辯 | 主權貨幣、技術壟斷與公共產品_風聞

文 | 清和  智本社社長

關於產業政策的爭論由來已久，在中國經濟學術界就有轟動一時的“張維迎與林毅夫之辯”。在企業家才能與政府主導的產業政策之間，遵循市場規律與克服市場失靈之間，產業政策的尋租空間與後發國家趕超經驗之間，以及比較優勢的發現程序上，兩位教授都做了爭鋒相對的辯論。

張維迎與林毅夫之間的分歧，其實是兩個經濟學範式之間的差異。張維迎信奉奧地利學派的“米塞斯-哈耶克範式”，強調市場的“自發秩序”與演化範式。而林毅夫信奉的是“新古典經濟學範式”，強調“設計範式”，同時林毅夫“後發國家趕超理論”也繼承了德國曆史學派的思想。

在經濟學歷史上，學派之間的爭論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張林二人關於產業政策之辯，實際上都能夠找到底層的思想、範式、理論以及方法論的對抗。

在20世紀前後，以門格爾為代表的奧地利學派與施莫勒為代表的德國曆史學派，就經濟學方法論開展了一場大辯論。奧地利學派主張邏輯演繹方法論，承認市場規律一般性和經濟理論的普適性；德國曆史學派則主張採用歷史歸納法，否認“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法則，強調“德國特殊論”，建議政府採用符合德國利益的經濟政策。

在這場爭論的高峯時段，新古典主義加入其中，與奧地利學派結為臨時同盟，合力擊敗了德國曆史學派。表面上奧地利學派勝利了，但是經濟學歷史上長期以來將這場勝利歸功於新古典主義。這主要源於新古典主義範式以及數學實證主義的日漸盛行。

懟完德國曆史學派之後，奧地利學派長期對新古典主義、凱恩斯主義以及蘇聯社會主義發起挑戰。於是，湧現了一些著名的大師級別的論證，如哈耶克大戰凱恩斯，米塞斯大戰蘭格。後來，哈耶克回憶説，“後悔沒有批判弗裏德曼的實證主義”。

張維迎和林毅夫之間的爭論，實際上並沒有突破經濟學歷史上這些大師之間的論戰，更沒有脱離學術門派之爭以及學術範式之束縛。

這一定程度上影響着我們對產業政策這一“現實主義問題”的客觀認知，更多陷入老套的“市場之手”與“政府之手”的爭論，亦或在政策上陷入“水與麪粉”的簡單邏輯之中。

正如經濟學家吳敬璉評價產業政策爭論時所説的：“我們對於事情的本質認識得不夠，所以提出的應對的具體的方法、政策，就顯得比較片面。”

在20世紀之前，新古典主義統治的時代，西方國家基本上不存在大規模的產業政策。相反，在1890年，美國還制定了第一部反托拉斯法。反壟斷法與產業政策是相對立的，像美國支持反壟斷的國家一般都反對產業政策，而像日本曾經推行產業政策的國家比較弱化反壟斷。

二戰之後，一些獨立的新興國家為了保護本國傳統產業免受發達國家競爭，而實施扶持性的產業政策。一般認為，日本是實施產業政策相對成功的國家。

中國的產業政策，最初也是受日本的影響而提出。1987年，吳敬璉當時所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寫了一份報告——《我國產業政策的初步研究》，建議中國採取類似於日本通產省在二戰後（1946年-1970年期間）實施的產業政策。國務院領導很快做了批示，完全贊同這個建議，並將這份報告批轉給國家體改委、國家計委起草產業政策。

但實際上，在1970年代世界石油危機爆發後，經濟陷入一定程度的滯脹，產業政策的弊端開始暴露出來，日本國內學者開始反思產業政策。八十年代初，東京大學小宮隆太郎教授組織了一批經濟學家，對日本產業政策取得的成績和問題做了全面的總結和分析。

1984年，他們的研究成果《日本的產業政策》出版發行，四年之後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馬洪的牽頭下，這本書翻譯到了中國。但是，當時中國學術界以及官方，對書中關於日本產業政策的教訓都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目前為止，這是經濟學領域對產業政策研究最為具體、全面的文獻。

今日關於產業政策依然有着巨大的爭議。在中美貿易戰的背景下，中國的產業政策面臨國際規則的挑戰。美國對產業政策中涉及的補貼、退税、過度優惠等問題提出了抗議，並且有意針對“中國製造2025”。

“中國製造2025”與“德國2020高技術戰略”（工業4.0）、“美國製造業振興法案”較量日益激烈。自奧巴馬政府自來，美國聯邦政府在政策層面促使製造業復興可謂不予餘力。特朗普上台之後更是為美國製造代言，各州政府大搞招商引資，為漂洋過海而來的福耀玻璃、鴻海集團提供土地、税收等方面減免優惠。

在國際競爭日益激烈、角逐智能時代領導權的當下，中美貿易特殊關係的當下，中國進一步開放走向國際市場的當下，撥開修昔底德陷阱的迷霧，拋開經濟學門派及學術範式之爭，立足於當下全球化競爭秩序以及信息技術時代，理性冷靜地分析產業政策尤為重要。

在金融資本主義全球化秩序之中，以及知識經濟時代，以下覆蓋宏觀、中觀、微觀的三組矛盾，是產業政策不得不面對的重要問題。

宏觀矛盾

國家主權貨幣與經濟全球化之間的矛盾

在新古典主義範式中，市場是充分競爭的，不存在國家干預及衝突，但現實是國家的力量在國際貿易中隨處可見，而且扮演着舉足輕重的作用。

誠然隨着經濟全球化，加入全球化浪潮的國家逐漸讓渡了部分國家主權，例如減免關税，開放移民，實行浮動匯率，開放資本管制，促進資本、勞動力、技術等經濟要素在國際市場中充分流通、自由配置。

在北美，美國、加拿大以及墨西哥按照美-加-墨協定，放棄了大量經濟主權，包括補貼性產業政策制定權，關税徵收權，市場準入管制權，國有企業部分經營自主權，等等。在歐洲，歐元區國甚至放棄了貨幣發行權，讓渡了部分財政自主權，資本、勞動可以自由進出。

眼看全球化浪潮勢不可擋，世界逐漸形成一個龐大自由市場，各國、各地區、各企業、各經濟主體都參與到全球化產業分工之中，實現各自以及全球人類的福利最大化。而國家主權日漸讓渡出去，國家界限日益模糊。

此時，若再以“國家之名”、“後發國家趕超”、“國家利益”，來實施任何保護性的經濟政策以及經濟行為，都是逆全球化大勢。

但是，2018年英國公投退歐，土耳其貨幣危機爆發，歐洲民粹主義運動高潮迭起，特朗普在全球退羣，對中發動貿易戰，並執意在美墨邊境修牆，如此種種都殘酷地在提醒我們：國家還活着，堅挺地活着！

不可否認，經濟全球化的潮水已經沖垮了很多國家的圍牆，國家的主權要素已經大幅度被淡化，但是排除種種國家利益紛爭以及民意紛擾，有一種國家主權依然很難不可忽視，那就是“貨幣主權”。

當今世界主要國家依然採用國家主權貨幣，全球最大的“世界貨幣”美元，以及日元、英鎊，都是主權貨幣，歐元則是區域性主權貨幣。

某種程度來説，歐元區是進步的，19個歐元區國讓渡了貨幣主權，更大程度上消除了“國界”促進了區域性市場的統一。但是，歐元20年的發行歷史，並沒有完全證明其是成功的，或者説成果與問題都很大。

歐元區內各國經濟水平、收入差距、技術實力差異巨大，統一的貨幣政策經常與無法協同的財政政策相沖突。在2008年金融危機的衝擊下，財政窮國意大利、西班牙、希臘等爆發了債務危機。在整個歐元區內，德國、荷蘭是淨賺國，而意大利等國則日益慘淡。

近些年，歐洲反全球化、反歐共體、反歐元的呼聲日益高漲，隨後民粹主義運動高潮迭起，政治局勢日益嚴峻，意大利左翼政黨登台，法國馬克龍被“黃馬甲”圍剿，德國默多克失利，英國特雷莎·梅被夾在“退與不退”之間。

不管是21世紀前十年的全球化鼎盛之時，還是當前全球化大回潮，主權貨幣機制都還難在短時間內得以改變。

雖然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中國央行前行長周小川曾經在國際會議上提出基於“一籃子商品”的非主權貨幣構想，但也只能算是學術研討。早在1969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行了特別提款權（SDR），但最終也只能淪為“紙黃金”。2009年誕生的比特幣，只能算是一種冒險家、投機家的私人試驗品。

所以，國家主權貨幣將會長時間地橫亙在經濟全球化的中央。本質上，主權性質的“世界貨幣”也是國際貨幣市場中競爭出來的結果。但是，由於貨幣的網絡效應，世界貨幣如美元，即可形成強大的壟斷勢力。

誰在世界貨幣市場的激烈角逐中勝出，那就能夠坐享其成、號令天下。掌控了世界貨幣的國家，就相當於掌控了世界經濟的掌權，彈指一揮間便可向各國收取鉅額鑄幣税；舉手投足間便可颳起貨幣海嘯，將其它國家的貨幣、債務、房地產、股票打翻在地。

當今世界，國家主權貨幣與全球化經濟已經構成了深層次的矛盾，這一矛盾引發了一些列的世界性問題。這也是特里芬難題的延伸。

貨幣當局只會對本國市場、國民負責，而不會對使用其貨幣的國際市場、他國企業負責。貨幣當局在制定和實施貨幣政策時，很少不顧及國際市場安危，甚至有可能損害他國利益來維護本國市場。

以美元為例，美元是全球最大的“世界貨幣”，美聯儲每次持續加息都會引發國際匯率市場的波動，甚至誘發新興國家的貨幣危機和金融危機。1980年代的拉美債務危機、阿根廷債務危機、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2005年俄羅斯金融危機、2007年次貸危機（美國本土）、2018年阿根廷、土耳其貨幣危機和債務危機，直接誘因都是美元進入升值週期。

當然美聯儲與美元都無市場過錯，而新興國家也有自己的問題。但不可否認的是，在全球化開放經濟體中，主權貨幣性質的世界貨幣或叫世界貨幣主權化機制，必然影響全球化進程以及經濟安全，定然帶來國家利益之間的衝突。

所以，在主權貨幣主導的全球化經濟中，忽視國家安全、國家利益來談論、制定經濟政策顯然是不負責任的。在產業政策存廢的討論中，除了考慮全球化市場經濟的規律，還必須考慮國家主權貨幣制度下的國家利益的隱性競爭。

現實的競爭還更殘酷、更被動。由於在1980年代“里根大循環”時期，美國構建了金融資本主義全球化秩序。這是一個表面追求全球化自由平等貿易，而本質上是等級森嚴、利益結構失衡的全球化規則。華爾街金融系統站在了全球化金字塔的頂端，而金字塔頂端上的權杖則是美元。在美元的掌控之下，美聯儲為華爾街金融界提供“紙彈”，華爾街金融界則在全球各國的金融市場和實體經濟中販賣美元，收取鑄幣税，而美國整個國家及國民利益都是受益方。

在金融資本主義全球化秩序中，美國極力主張自由貿易，實行零補貼、零關税、零壁壘的全球化貿易規則，最限度地削弱他國對本國市場的保護，推行所謂的“華盛頓共識”。如此，美國就可以利用美元這個世界貨幣的特權，在龐大的、不受國家干擾的國際市場中最大限度地攫取收益。

從完全競爭市場的角度，從純經濟學理論的角度，“華盛頓共識”符合市場資源配置效率最大化、福利最大化的原則。但是，在美元主導的全球化體系中，利用經濟政策、產業政策、匯率政策、國家力量來保護和發展本國經濟，降低“世界貨幣”的衝擊以及“壓榨”，也就成為各國博弈的主旋律。

所以，中美兩國貿易摩擦不斷，產業政策爭論不休，本質上都是國家主權貨幣與經濟全球化之間的矛盾。

中觀矛盾

科技知識壟斷與國際自由競爭之間的矛盾

第二不可忽視的矛盾是技術（知識）壟斷與國際自由競爭之間的矛盾。

在國際貿易理論中，有一個基本的前提假設，那就是完全競爭市場，也就是國家不可干預，讓資源要素在國際市場充分配置。這個論題，我們暫且假定國家不干預市場，那麼資源要素如何在國際市場中充分配置呢？

早在《國富論》中，亞當·斯密就提出了絕對優勢理論。他説，國家與國家之間之所以會發生貿易關係，是因為分工不同，比如你生產玉米，我生產棉布，大家可以交換，這樣就各取所需，皆大歡喜。但是呢，為什麼你生產玉米，我生產棉布呢？而不是反過來呢？亞當·斯密説，這是因為你生產玉米成本比我低，我生產棉布成本比你，這就是我們兩個國家的勞動力或者土地、氣候或者其他自然資源的絕對優勢決定的。

後來，古典主義集大成者李嘉圖認為，亞當·斯密的絕對優勢理論有問題。他説，如果一國家生產什麼商品的價格都比你低，那麼這兩個國家就不會發生貿易了啊？事實上，即使是這樣，這兩個國家依然會發生貿易，那麼這個貿易是怎麼來的呢？

李嘉圖經過研究發現，如果一個國家生產大豆和玉米都有優勢，但是相對生產玉米來説，大豆的利潤率更高，那麼這個國家就會把大部分資源或者所有資源生產大豆，因為誰都想賺更多的錢嘛。相反，如果一個國家生產大豆和玉米都沒有優勢，但是相對生產大豆來説，玉米的利潤率要更高，這個國家就會選擇生產玉米。這樣，這兩個國家前一個生產大豆，後一個生產玉米，還是會發生國際貿易。

這就是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它遵循的是“兩優取其重，兩劣取其輕”的原則。這幾百年來，很多經濟學家都還在使用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來解釋國際貿易，赫克歇爾-俄林理論也是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後來，薩繆爾森的老師里昂惕夫，使用了美國1947年200個行業的統計數據，來驗證赫克歇爾-俄林理論是否準確。結果，里昂惕夫得出的結論，居然與這個理論截然相反。

按照赫克歇爾-俄林定理，美國應該出口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因為美國的資本和技術豐富，勞動力稀缺。我們通常理解也是這樣的。但事實卻恰恰相反，美國進口的是資本密集型產品，出口的是勞動密集型產品。這一難題稱為里昂惕夫之謎。

里昂惕夫之謎出現後，經濟學界一下炸開了鍋，各路經濟學家紛紛提出自己的理論來解釋這個悖論。比如波斯納和胡夫鮑爾提出的創新和模仿理論、雷蒙德·弗農的產品生命週期理論、阿羅提出的幹中學理論以及羅默和克魯格曼提出的“技術外溢”。這些理論都是動態貿易理論。所以，我們可以將里昂惕夫之謎之前的貿易理論，稱之為靜態理論，之後的理論是動態貿易理論。而中國很多經濟學家的貿易理論依然停留在李嘉圖時代。

里昂惕夫之謎最好的解釋是技術進步。美國使用了大規模機械耕種、更好的育種技術、更好的化肥、有技術的農業工人，將原來勞動密集型的農業演變成技術密集型。

更重要的是，技術進步帶來的統治力是驚人。中國是一個勞動力密集的國家，但卻是世界最大的糧食等農產品最大的進口國，而美國是世界最大的糧食等農產品出口國。美國大豆、玉米最大的出口對象就是中國。

全球四大糧商，控制了全球80%的糧食交易量，擁有明顯的定價權，美國就有三家，分別是ADM公司、吉邦公司和嘉吉公司。在生物農業技術方面，美國的杜邦和孟山都是全球最傑出的兩家公司，杜邦是全世界最大的種子公司，孟山都是世界第二大種子公司。其中，杜邦的玉米種子，約佔全球雜交玉米種子市場的43%。

實際上，現代農業已經不再是勞動密集型、資本密集型產業，而是技術密集型產業，其核心競爭力是農業生物科學技術，在種子、化肥、農業以及農業機械化方面的競爭優勢，直接決定了全球糧食的定價權。換言之，我們餐桌上糧食價格的漲跌，根本上是由農業生物科技公司決定。

事實上，除了農業，在半導體、超高進度機牀、化學材料、工業機器人、工程器械、軸承、炭纖維、光學、核能、生物科技、航空航天、通訊技術標準等全球大多數高科技領域，美國、日本、德國都佔據的壟斷地位和主導優勢。

這説明這個時代的國際競爭，已經完全不同於李嘉圖所在工業時代，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逐漸失效。在信息時代、知識經濟時代，國際競爭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科技密集型、知識密集型領域正在形成了高度的壟斷，科技企業在全球的控制力達到相當驚人的程度。

比如美國在信息產業領域，最早建立了包括編程語言、互聯網協議、芯片在內的眾多底層技術的標準，從而徹底統治了信息產業。當今世界，美國在信息產業領域一家獨大，強如日本、德國、英國都無法撼動其統治地位。

信息技術、智能技術滲透的地方，很多產業都最終被美國公司打敗。比如，日本在上個世紀70年代建立電子產業競爭優勢，記得八九十年代，日本電子手錶、電子遊戲機、隨身聽風靡全球。但是呢，這個產業在進入互聯網時代後，很快被美國的互聯網企業所淘汰，索尼、夏普、松下一度陷入困境，紛紛剝離了電子及相關產業。

汽車產業亦不可避免，如果你現在走進美國特斯拉工廠，你就會感覺到汽車產業甚至整個工業製造產業，都在被工業機器人所改變。不久的將來，美國包括汽車在內的諸多工業產品，都會因為智能流水線的廣泛使用，大大降低成本，甚至可能比中國的成本還低，到時中國的比較優勢又在哪裏呢？

更為可怕的是，技術（知識）具有很強的外部性、網絡效益，不管是第一產業，還是第二、第三產業，只要技術深度滲透的市場，都可能引發強大的壟斷。

50年前，我們從來沒有想過，全球糧食市場居然會被幾家公司所壟斷，全球糧價居然被幾家巨頭所控制，甚至經濟學家一度將糧食市場類比為完全競爭市場。

我們可以推測的是，一旦底層技術建立了標準優勢，就極容易在短時間內建立全球壟斷地位，比如瀏覽器、操作系統、搜索引擎、通用芯片、發動機、玉米種子等。

市場一旦被技術公司壟斷，大部分公司會自動放棄這個市場。如今，中國私人市場基本上放棄了瀏覽器、操作系統、互聯網協議、編程語言等領域的投入與競爭。

所以，如果我們長期抱有李嘉圖的比較優勢思維，中國很可能長期停留在低端製造、廉價商品的層面，在國際競爭中一直處於被動。其實，反過來，當年亞當·斯密的絕對競爭優勢，似乎更加適應於知識經濟時代。

高科技在各個領域都可以建立底層技術標準，不管是信息產業，還是工業、農業，只要高科技深度滲透，就可以壟斷全球市場，徹底摧毀全球其他國家的相關產業，這就是絕對的競爭優勢。這就是為什麼有些國家在全球化浪潮中下車，有些國家會反對全球化。

所以，在信息社會、知識經濟時代，亞當·斯密的絕對競爭優勢理論，比李嘉圖的相對競爭優勢，更加適應於全球競爭，更加能夠洞悉全球競爭的本質。或許在將來，已經不存在勞動密集型、資本密集型產業，所有產業都是技術密集型產業，如此一來，沒有建立絕對的技術優勢的國家，必然會被國際競爭所淘汰。

紐約大學數學家、原IBM負責科技的高級副總裁拉爾夫•戈莫里和威廉·鮑爾，在《全球貿易和國家利益衝突》一書中，提出了這樣一種觀點。

他們認為，當今世界日新月異的技術變革以及規模經濟，所帶來的國際競爭，已經完全不同於李嘉圖時代。現在不存在一個單純的基於國家自然資源建立全球競爭優勢，相反取而代之的是高技術壁壘和規模經濟，因此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不再適用。他們的結論是，一個國家從落後的貿易國發展為陷阱的貿易國時，兩個國家都會受益，但是貿易發展到底一定的程度，兩個國家就必然會發生利益衝突。

面對技術壟斷，市場失靈，企業不願意進入，國家是否應該藉助產業政策扶植高科技產業的發展呢？在科技時代、知識經濟時代，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思考的問題。

微觀矛盾

知識公共屬性與市場資源配置之間的矛盾

除了技術壟斷之外，知識經濟時代還有一個非常的特點那就是知識產品（經濟要素）具有公共屬性。

在信息時代，知識的外部性將其公共化，知識的公共化是知識經濟時代的生命。正因為知識的公共化特徵，才促使知識產品大範圍、低成本傳播，促進這一經濟要素在全球自由支配。

我們今天所接觸到的大部分知識以及通用性技術都具有公共特性。過去幾十年，中國不需要支付任何費用，即可以合法地方式使用公司、股票、期貨、代理人、產權、貨幣、匯率、工程管理、銀行風控、經濟統計、臨牀醫療等一系列制度，這些知識是現代經濟體系運行的保障。同時，新興國家在免費使用電力、通訊、航天、汽車、重工、船舶等各領域的通用性技術以及失效專利。

這些知識與通用性技術，為新興國家帶來巨大的知識紅利，幫助後發國家在短時間內以極低的成本，建立一套完整的工業化技術標準以及制度體系。

不過，知識產品公共化給市場帶來的兩大困擾：

一是很多企業並不願意參與知識產品的開發，出現嚴重的“搭便車”。

具有公共屬性的知識產品，市場機制並不發揮作用，或者市場效率比較低。基礎科學、通用技術、公共制度等知識產品，具有投入大、成本高、週期長、風險大等特點，公司花了大量人力、物力開發出來的知識產品，無法完全私有化，而被市場共享，最終獲得收益往往是均等的。這就導致企業會退出這一技術和知識的研發轉而搭便車。

二是後發企業容易進入享受知識紅利的路徑依賴之中，而失去了技術創新的動力。

美國經濟學家沃森提出“後發劣勢”觀點，中國經濟學家楊小凱支持沃森的觀點。新興國家藉助免費獲得大量的知識紅利，從而形成後發優勢。但是，這一行為一旦形成慣性，就容易演變為後發劣勢，沒有培養出創新精神與機制，沒有動力進一步開放新技術和新知識。

華為創始人任正非在2018年的全國科技創新大會上，向國家領導人彙報時稱，“華為已經感到前途茫茫，找不到方向。華為跟着人跑的“機會主義”的高速度, 會逐步慢下來，創立引導理論的責任已經到來。”

華為是中國技術領先的科技公司，擁有八萬多研發人員，每年將銷售收入的10%以上用於研發經費。但是，每年研發經費中，約20-30%用於研究和創新，70%用於產品開發，缺乏對基礎科學的投入。“華為現在的水平尚停留在工程數學、物理算法等工程科學的創新層面, 尚未真正進入基礎理論研究。”

任正非説華為進入了無人區，無人領航的無人區，實際上就是基礎科學的研發。華為一直在應用技術方面獲得巨大的競爭優勢，而基礎科學偏弱。主要原因是基礎科學具有公共特性，與其花巨資研發基礎科學，不如引進西方的應用技術直接使用見效快。但是，當應用技術紅利吃盡，剩下的則是啃硬骨頭，滲透到公共產品領域。

在工業化時代，公共產品與私人產品截然分開，政府負責前者，市場負責後者。比如政府負責提供基礎教育和大學學術研究，公式負責技術專利開放。

但是，在知識經濟時代，由於競爭加劇，知識產品的產業鏈被大幅度地壓縮，產業鏈效率大幅度提高。在愛迪生時代，科學家與工程師邊界明確，實驗室距離工廠很遠，一項新技術從研發到測試，再到量產的週期非常長。

但是，在知識經濟時代，產學研投深度融合，沒有像當年一樣獨立的貝爾實驗室，谷歌的工程師是科學家，科學家也是工程師。在硅谷，斯坦福大學與科技公司、創投公司聯繫緊密，一些教授身兼數職，大學教授、投資人、企業家、工程師。

知識產品的產業鏈整合，形成一個新的趨勢，即私人知識產品與公共知識產品的界限越來越模糊。一般認為，基礎科學、公共技術偏向於公共產品，而設計、專利、著作權則是私有產品。企業一般更源於投入專利等私有產品，以及可以直接產生效益的應用性技術，而非基礎研究。

但是，像谷歌、高通、華為等技術不同，為了尋求應用技術的突破或獲取技術領導權，不得不將觸角滲透到公共產品領域。比如當年香農發明了信源編碼定律和香農公式，才有了現在的信息世界，然後全世界都受益。如今這些技術公司正在從事當年香農的工作，而在此之前這部分工作由大學、教育機構，也就是政府負責。

反過來，之前政府只負責基礎教育和基礎科學，但如今產學研投深度融合，政府與市場的距離大幅度縮短，政府的職責邊界已經逐漸模糊，甚至很多時候需要配合或參與技術的研發。從基礎科學到基礎科研，再到通用性技術，從公共產品到公共化產品，政府的權力不斷地往市場滲透。

所以，在具有公共性質的知識產品領域，市場的資源配置效率則下降，而政府的權力邊界則在擴張。事實上，政府在基礎教育、基礎科學、基礎科研領域的投入，已經決定了一個國家的知識和技術創造能力。

一般而言，政府在公共產品上的投資不屬於產業政策，但這是對傳統產業的界定。若在知識產品領域，政府對通信、半導體、核電、生物等基礎科學及基礎科研領域的投入，是否屬於產業政策呢？又是否具有正當性？

後記

倘若在一個完全競爭市場中，市場自然是資源配置效率最高、福利最大化的機制。企業家的發現程序則遠勝於政府官員。

如此，政府對私人用品的選擇性干預以及歧視性補貼，如市場準入限制、投資規模控制、信貸資金配給、税收優惠和財政補貼、進出口關税和非關税壁壘、土地價格優惠等，自然是畫蛇添足、有失公平。但在這一不現實的假設中，堅持市場執念亦有本本主義之嫌。

若在非完全競爭市場中，以美國早年的產業政策以及日本在二戰後的產業政策，來説明產業政策是後發國家趕超的必然選項，亦有刻舟求劍之嫌。

當今這個時代，美元主導金融資本主義秩序與經濟全球化“相愛相殺”，國際自由市場配置資源大勢所趨，而美元作為主權貨幣主宰世界經濟格局的威懾力亦不可忽視。

在知識經濟時代，科技巨頭的絕對壟斷性已經打破了李嘉圖的“人為預設”，知識產品的全球化共享，更是觸發市場機制的失靈；而市場與政府邊界之模糊，更加劇了知識時代產業政策的紛擾。

在知識經濟全球化時代，每一個人衝浪者都在享受着國際自由市場的卓越配給，但是驀然回首一尊主權貨幣“海神”隨時即可興風作浪、翻雲覆雨，知識的洋流正在脱離市場的方式全球化共享，而技術壟斷形成大數據孤島無形地支配着每一個衝浪者。

我們到底該如何應對這樣一個複雜而矛盾的世界呢？

事實上，每個人自身的福利，既不能完全交給市場的私權，而不能完全交給政府的公權，私權（壟斷權）與公權都可能被濫用，並侵害我們的福利。

經濟學家中的天才、法國經濟學家讓·梯若爾開創了產業組織學。他試圖採用公共政策來控制市場失靈，約束市場私權濫用。經濟學家菲利普·阿吉翁是產業組織理論的追隨者。在他看來，用公共政策而不是政府之手來制定和管理產業政策，能夠催生創新，可以促進生產率的增加。以公共政策來管理產業政策，可兼顧競爭效率，避免政府和市場雙失靈。

耶穌説：“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事實上，只有將“凱撒”與市場，束至於以公共決策之下，才能在陽春白雪中自由博弈，亦能在暗流湧動中灰度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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