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中產階級 | “紙牌屋”與“掃地出門”_風聞

文 | 清和  智本社社長

中產階級羣體的壯大，被認為是西方民主政治改良的勝利，也是整個世界經濟體系穩定的基石。然而，最近幾十年，全球中產階級衰落似乎是一個不可逆的趨勢：

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十年間中產階級經歷狂風驟雨般去槓桿後大面積坍縮。

1991年日本泡沫危機爆發，在“失去的十年”間，中產階級大量消失逐漸走向“M型社會”。

在過去10年全球經濟貨幣化的宏大敍事中，中產階級享受着財富膨脹的盛宴；然而，2019年，交響樂漸行漸遠，明斯基時刻若隱若現，看誰在曲終人散盡後依然酣醉迷糊、濃睡不消……

本文從經濟的底層規律，分析影響中產階級財富與收入的房產、貨幣、股票、税收、失業五大要素。

貨幣 | 金融

“鑄幣税”與倒U型曲線

1918年美國勞工部就發起“擁有自己的房子”運動；1960年代約翰遜總統提出“偉大社會”目標，決心為美國人的“自身家園”而努力；小布什總統提出“美國住房夢”計劃，出台了鼓勵次貸的《美國夢首付法案》。

實際上，住房是人的安身之所、心靈家園，擁有住房應該是人類文明的進步。所以，房產無罪，貨幣才是惡魔，房價問題本質是貨幣問題。正如小布什總統的“次貸計劃”才是中產階級的噩夢。

住房社會化是最理想的機制，但極少國家能夠做得到；住房市場化是最高效的機制，大多數國家都採用這種方式；而住房貨幣化則是最糟糕的機制，美國、日本、歐洲以及中國都不可避免地走上了這條高維生存之路。

1980年代開始，美國總統里根和美聯儲主席沃爾克共同導演了“里根大循環”。“里根大循環”本質上是一個金融資本主義主宰全球化經濟秩序——即強美元與高債務並存，金融繁榮與實業凋零並存，財富集中與中產空虛並存。

從此，世界各國跟着美國走上了貨幣主宰、金融主導、債務擴張、財富分化的不歸之路。

在美聯儲強勢美元和信息技術的推動下，華爾街金融裹挾金融資本，以及大規模金融衍生品，橫掃全球製造業、科技業、製造業以及農業市場。大量財富集中到少部分金融巨頭及金融精英手中，而大部分在實體經濟中從業的工薪中產的收入反而減少。

美國人口普查局的數據顯示，1997年-2009年，美國家庭收入的中數增長了13%，也就是説中等收入人羣的收入增加了13%，但扣除通脹因素，實際可支配收入反而下降了。研究還顯示，美國中產階級的個人資產比其收入縮水程度更大。1971年至2011年中產階級收入的中位數下降了5%，但同期淨資產中位數則由近13萬美元下降至9.3 萬美元，降幅達28%，資產縮水將近三成 。

在金融資本主義體系中，貨幣發行權是集中或洗劫財富的“金權杖”，誰掌握了這柄“金權杖”誰就能號令天下，向廣大“幣民”收取鑄幣税，集億萬財富於一身。

在全球金融格局中，美國掌控了最高權杖，通過美元向全球各國收取鑄幣税。而在各國金融體系中，誰掌控了央行誰就掌控了這個國家的財富分配權。

政府為了實現財政擴張和債務擴張促進投資拉動，往往通過財政赤字貨幣化的方式融資。這種方式本質上是通過發行貨幣向全民徵收鑄幣税，讓全民買單。

這種“直升機撒錢”的方式，表面上看起來是全民均攤，實際上非常不均衡。與政府相關的、信用好的國企、房地產、基建、金融以及資金密集企業及個人可以獲得極大的“貨幣紅利”；而與政府不相關的企業與個人，廣大從事勞動密集型產業、服務業的工薪中產階級不但無法獲得任何好處，更大可能是財富在資產價格上漲和通貨膨脹中縮水。

首先，“貨幣富餘”領域與“貨幣貧乏”領域之間的收入差距拉大。

大量貨幣流到市場上有一個傳導過程，並不會立即引發市場價格普漲（通貨膨脹）。貨幣富餘領域的價格一般會先上漲，根據斯托爾伯-薩繆爾森定理（指某個產品價格增加並不會導致所有要素的實際收益增加，而是導致這一產品密集使用的要素的實際收益增加，而沒有密集使用的要素的實際收益反而會減少），該領域的從業者收入會增加，而貨幣貧乏領域的收入反而可能會下降。

廣義貨幣大規模增加時，基建、房地產、金融、銀行、股票、資金密集型製造業更可能是受益者，而軟件、設計、餐飲、零售、知識產業、普通服務業的收益反而因為資產價格上漲或通貨膨脹而降低。不幸的是，大量中產階級居於後者。

其次，貨幣超發導致資產價格上漲，中產的大量財富被剛需房產所吸收（第二部分論述）。

第三，貨幣超發導致物價普漲，由於工資黏性，工薪階層的工資無法立即上漲或漲幅比例不如物價，同時中產的剛需消費比例大，這相當於購買力下降、財富被擠壓，而富人因剛需消費佔比相對較低影響較小，如此拉大了貧富差距。

法國在過去三四十年內，中產階層收入上漲速度落後於住房、水電、燃油等物價上漲速度，導致目前中產階層每月身負的“強制性開支”比重提高，他們可自由支配資金比重下降，嚴重影響其生活質量。“強制性開支”包括每月償還住房貸款、各種税收、保險、房租等無法縮減的開支。調查結果顯示，1979年“強制性開支”平均佔法國中產階層月支出的21%，但2010 時這一比例上升至38%。對中產階層而言，“強制性開支”比例也在這段時間內從20%上升到32%。

金融資本主義對中產階級的第二個殺傷性武器那就是，金融資本攫取產業資本，導致實體產業和中產階級空心化。

經濟學家將庫茲涅茨曲線運用到金融產業中，發現金融發展與貧富分化也呈現倒U曲線——金融發展到一定程度就會觸發某個閾值，導致貧富分化加劇。

根據歷史數據，美國的貧富分化正是從1980年代裏根大循環時期的金融資本主義開始的。

央行及信貸銀行大規模的貨幣產能以及各種金融衍生品的創新，促使金融產業向實體產業收取“鑄幣税”。金融產業成為食利階層，實體產業淪為借貸者，本質上是一種租金模式。

所以，在金融對實體經濟降維打擊之下，中產階級的收入被拉開差距。在次貸危機期間，美林公司的CEO塞恩年收入是1500萬美元，貝爾斯登的CEO凱恩在倒閉前賺取了1100萬元。在2000-2005年期間，華爾街金融精英賺得缽滿盆滿，美國的經濟增長了12%，勞動生產率提高了17%，但普通勞動者的平均工資僅增長了3%。

由於金融給實體經濟釋放了巨大的貨幣產能，導致市場價格扭曲，一些實體經濟的企業主在跨期調節中發生了誤判，往往擴大產能或增加投資，從而加劇了實體經營的風險，導致一些實體企業、企業主及工薪階層收入下降。

另外，由於信息不對稱、交易費用高、信用指數低、可信賴的抵押品不足，中小企業及中產階級無法像大企業與富人一樣獲得足夠貸款。他們很自然成了“貨幣貧乏”的一方，只能被動地接受財富被洗劫的厄運。如果美聯儲開啓緊縮通道，中產的貨幣則更加匱乏。

所以，在美聯儲的一鬆一緊的美元“活塞運動”中，中產階級的財富悄無聲息地被壓縮。

我們不排除普惠性金融對中產階級的幫助，但在美元主導的金融資本主義時代，過度金融化是中產階級每天的噩夢。

本質上，金融對中產階級的掠奪，是央行可以無限擴張無錨貨幣產能的結果。

貨幣產能越大，越來越多的資本則迴流金融領域，金融空轉越嚴重，實體經濟則越凋零；金融大佬越富有，中產階級越貧窮。

若將金融資本主義秩序放大到整個經濟制度，你會發現，市場化、金融化的經濟制度本身就是一個冒險的體系，看似一環扣一環的風險最終都壓到了中產階級這個駱駝上。

央行貨幣制度、金融制度、政府財政制度、有限責任公司制度、代理人制度組合成一個龐大而脆弱的體系。

以次貸危機為例：

美聯儲大幅度下調利率，釋放流動性支持中產階級甚至低產者貸款；以雷曼兄弟為代表的華爾街金融機構則大量發放次級貸款，讓底層民眾買房。

同時，聯邦政府站出來做隱性擔保，聯邦旗下的房地美、房利美兩家全美最大的住房貸款抵押公司，負責收購金融機構的貸款合同，然後打包到金融市場上銷售。如果一旦發生危機，美聯儲又為這些金融機構充當最後貸款人，引發貨幣衝抵掉壞賬。

事實上，金融危機爆發後，美聯儲確實站出來為兩房、高盛、花旗等巨頭提供貸款，而真正的犧牲者是廣大中產階級，雷曼兄弟只是他們棄車保帥、利益博弈的犧牲品。這種金融化的經濟制度刺激金融巨頭瘋狂冒險，賺得缽滿盆滿、紙醉金迷，而不管洪水滔天、芳草萋萋。憤怒的美國民眾佔領了華爾街，多年後他們用選票製造了“特朗普現象”，傳統建制派黯然失勢。

如果一個國家廣義貨幣平均增速＞財政收入增速＞GDP增速＞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那麼增速跑贏了居民可支配收入的領域説明獲得了巨大的“貨幣紅利”。但是，沒有跑贏的處境則更糟糕。如果繼續擴張貨幣和財政，繼續投資拉動增長，那麼釋放更多的貨幣定然加劇貧富分化，增加中產階級的財富風險。

在一個封閉的市場中，當資產泡沫達到一定程度，對於中產來説，所有的雞蛋都放在本幣這一個籃子裏。而富人更有辦法在全球範圍內配置資產，以規避匯率風險，促使財富保值、增值。

經濟制度的金融化對整個國民財富構成降維打擊，金融領域的供給側改革，才是解決這一沉痾宿疾的關鍵所在。

房產 | 債務

“紙牌屋”與“掃地出門”

美國房產次貸危機最終引發全球性金融危機，美國乃至西方國家的中產階級的財富大規模縮水，高失業率以及沉重的債務負擔使全球中產階級遭遇坍塌性打擊。美國累計失業人數超過800萬人，多達200萬美國家庭由於無力支付房貸而失去住房，淪為中低收入羣體。

據斯坦福調研的數據顯示，美國的中產階級在2008年金融危機裏損失慘重，大約佔到了總財產的四分之一。但是，在這十年間，中產階級財富收入在下降，而富人羣體的財富卻在增加。

主要原因是中產財富大部分用於買房。將財富過多地配置在房產上的風險，就相當於將多數雞蛋置於一個籃子裏。

在美國，房產佔家庭財富的比例大概是34%，而中產的這一數據要高得多。中產的住房購買往往抵押比例更多，因此其財富受到的邊際影響更大，隨着住房抵押出現問題，房價下滑對中產淨財富的傷害遠大於對富人。

更為悲劇的是，百萬中產家庭在危機中不得不將房屋交還給銀行或低價出售，這也導致隨後的房地產回暖並沒有真正惠及這部分人。而富人由於財富配置相對分散，受到次貸危機的衝擊較小，現金流充足的富人和機構還在危機中抄底房產。

此次金融危機對歐洲國家的中產階級同樣造成巨大的衝擊，意大利、西班牙、希臘等國大量中產失去工作與住房，一度引發主權債務危機及社會動盪。經濟與收入增長最為穩定的德國，其中產階級規模也出現了一定程度上的萎縮趨勢。201O年以收入水平衡量的德國中產階級羣體所佔比重已由2000年的62%下降至54%。

“日本消失十年”的故事是中國財經自媒體最津津樂道的“三大俗”之一。1980年代，受低利率、寬信用刺激，日本房地產價格急劇膨脹。在“賣掉東京買下半個美國”的衝動下，大量日本中產大規模舉債押寶房子，一場空前的地產豪賭愈演愈烈。最終，日本央行快速加息主動刺破泡沫。

經濟泡沫危機爆發後，日本中產階級的財富規模瞬間“崩潰”，世界上最勤勞、壓力最大的日本工薪階層負債累累、苦不堪言。日本著名管理學家大前研一在其《M型社會》中指出，2015年日本已有八成人口淪入中低收入階層！

大前研一發現，隨着資源重新分配，中產階級因失去競爭力，而淪落到中下階層，整個社會的財富分配，在中間這塊忽然有了很大的缺口，跟“M”的字型一樣，整個世界分成了三塊，左邊的窮人變多，右邊的富人也變多，但是中間這塊，就忽然陷下去，然後不見了。

所以，經濟危機尤其是房地產引發的危機對中產財富的洗劫遠大於富人。經濟增長的收益流向了富人階層尤其是富人中的鉅富階層，西方社會出現了“集體向下沉淪”的趨勢。

房產，對於富人來説是財富、投資品，而對於中產來説，只是具有投資屬性的剛需“消費品”。

中產階級的房產其實是一個債務的“紙牌屋”，其財富的背面就是負債，負債是真實的，而財富只是紙面上的。

對於房產屬性的不同界定，直接導致中產與富人在房產投資上的風險偏差。

富人可以根據房產市場的行情靈活選擇，而中產受制於孩子入學、婚姻生活、社會習俗、租房成本等非投資性因素的影響，在購房選擇的制約性很強，更多時候不是依靠對投資時機的主動把握，而是被動地依賴於自我財富積累與房價走勢的契合（運氣）。如此，相比富人，中產在房產上更容易損耗財富，且揹負高負債。正如當下的購房者，不少都是剛需，不得不接盤如此高位的房價，承受極重的房貸負擔。

房產，承載着中產幾乎所有的財富夢想與幸福寄託。若房價崩潰，中產夢也就支離破碎。

同樣的味道，同樣的配方。

失業 | 股票

“穩就業”與“在職貧困”

在西方國家，就業，幾乎是中產階級的唯一收入來源，是保住財富、維持中產生活的關鍵。換言之，失業對中產家庭來説打擊是巨大的，長期失業則是致命的。

1929年和2008年，這兩次世界性經濟危機都導致美國大量工人失業，很多中產家庭因沒有收入失去了房子而流離失所。

所以，在“六穩”工作要求中，穩就業排在第一位，甚至在穩金融、穩外貿之前。這足以説明，就業（失業）這個我們曾經不怎麼關注的問題當下甚至將來，都會顯得極為重要。

根據奧肯定律，經濟向下波動，中產階級的失業率則會增加。由於工資具有剛性，如果企業主預期悲觀，一般都會選擇裁員而不是降薪來壓縮成本、規避風險。所以，企業在產能收縮時，極可能引發工薪中產階級失業。

失業率上升，勞動市場供給增加，工資則會進一步下調，如此工薪中產階級為了維持生活和供房貸，在討價還價中處於博弈弱勢方，不得不接受低薪工作。

如此，工薪中產表面上已經“穩就業”，但低薪工作帶來的收入可能不足以維持一個合理的生活質素，至於陷入“在職貧困”。

從就業到失業，再到“在職貧困”，是中產經濟返貧的一條常規路徑。

關注“穩就業”，更要關注“在職貧困”。

股票，是中產階級在房產之後的第二大投資項目。

但是，由於房產幾乎透支了中產兩個家庭（男女雙方）、三代人（祖孫三代）人的財富，能夠投到股票中的資金已經非常有限。

所以，在股票市場中，中產階級只能承擔小散的角色；而西方國家股市主要是機構對決，中產小散的參與資產比例相對較小。

關於小散投資的秘訣，從K線蠟燭圖、《股票大作手回憶錄》到哲學、宗教，從小道消息到芒格演講，中產階級無比勤苦好學但每次都防不勝防、大敗而歸。

股票為什麼10投9.5虧？盈利的原因就一個低買高賣，而虧本的原因則各有各的不同。

其實，中產小散投資股票很難賺錢實際上受經濟規律支配。

由於小散財富少、資金少，財富的邊際傾向要比富人高，投資回報率期望要比富人高，可選擇性降低，因此容易選擇一些風險高的股票，且容易重倉操作，在獲得一定收益率時（未達期望）不願意退出，在虧損時不及時止損，並且試圖頻繁操作增加獲利回合來提高收益率。

受財富邊際傾向規律的支配，不論投資家如何告誡“不要頻繁操作，獲利的機會就這麼幾次”、“及時止損”，不論如何責備自己要吸取教訓，但實際操作中小散很難執行。

所以，中產小散試圖在股票中獲利，實際上是一項抗規律、反人性的艱鉅工作。

股票和失業往往具有某種聯動性，股災爆發通常衝擊實體經濟，導致消費縮減、投資減少，進而影響家庭收入和就業的穩定性。有些中產家庭常常同時面臨股票虧損和失業的雙風險。近些年，不少人身邊有些家庭，因炒股失利、先生就業不順而陷入被動，家中女性不得不放棄全職母親的工作，選擇職場就業以填補家用。

税收 | 社保

“大規模減税”與功能型財政

公共選擇學派創始人詹姆斯·布坎南認為，關注加税、減税、税率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税收制度的決策機制。

目前，世界上多數國家都以直接税為主，包括所得税、財產税等，而部分國家執行的是間接税，比如增值税。

直接税，比如財產税，向富人徵税得多，然後轉移支付到低收入者，有助於社會公平。而間接税看起來最公平，不存在“劫富濟貧”，但實際上不利於税收轉移支付的效率。由於中產階級和低收入者在剛性消費上支出比重大，相當於他們比富人承擔了更高的賦税收入比。從邊際上來看，中產階級和低收入者承擔了更重的增值税負擔。

科技企業、知識創新企業、高端服務企業，這些企業上游採購很少，大量的是人員工資、獎金支出，因此找不到足夠的發票進行抵扣，因而承擔了大量的直接税。創業企業、中小企業、未盈利企業，如果存在大量庫存，這就意味着企業虧損不説，還要揹負承重的税負。

如此，大量在科技企業、知識服務企業以及中小企業就業的中產，以及創業型中產就承擔了比較重的税務負擔。

在個税方面，如果只有幾千萬工薪階層，繳納了上萬億的個人所得税，而所謂的有閒階級的財產税如房產税又未開徵，而資本所得、財產轉讓所得、偶然所得徵收20%的税率低於個税税率，那麼就會導致“勞動重税、資本輕税”，工薪階層平均税負較重，造成徵税不公平。

由於全球化市場，富人財富轉移極為便利，政府一般不敢對富人大規模加税，擔心富人將資產轉移到海外，因此大量的税收負擔只能留給“走不了”的中產階級以及中小企業。

很多國家税收無法支持財政開支，政府不得不通過發放債券、土地貨幣化、財政赤字貨幣化等方式融資，而這種舉債模式帶來更為沉重的負擔，最終也是通過增加中產階級的税收，或者增加貨幣供應來解決。而不論哪一種方式，中產階級的財富都將受損。問題在於，目前這是一種全球趨勢。

税收負擔還有一大部分是社保繳納。從社保中折射出來的是，社會保障、醫療、教育等公共產品的不足。如此，中產階級還必須為孩子教育、自己養老與醫療儲蓄，加劇了中產階級的脆弱性。

拉美國家陷入的“中等收入陷阱”，某種程度上是“中產階級陷阱”；歐洲國家近十年的動盪不安，某種程度上是中產階級的衰落與焦慮。

中產階級羣體的崛起，一度被認為是西方民主政治的勝利，是人類文明社會的結構性走向。然而，在金融化的經濟制度降維打擊下，中產階級坍縮的風險日益加劇。

後記

自從尼德蘭人建立東印度公司以來，尤其是“里根大循環”以來，人類一直處在一個風險性制度創新的巨大慣性勢能之中，縱然明斯基時刻一次次發出殘酷的警告，而我們卻全然不知已長期淪陷在這一制度性泡沫非均衡之中。

倘若正如奧地利學派所認為的“制度是自發形成的”，那麼“雪崩時，沒有一朵雪花是無辜的”。倘若正如西方政治精英所認為的“制度是天才設計的”，那麼我們一直都在一塊大砧板自嗨，亦或是苟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