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出東方：從大汶口文化看禮制起源_風聞

大汶口文化遺址位於泰山主峯正南方約二十六公里處大汶河的南北兩岸,大汶河發源於萊蕪市,東西橫跨萊蕪市和泰安市全境。從考古資料來看,汶泗流域的考古學文化譜系為:北辛文化(距今7300—6100年左右)、大汶口文化(距今6100—4600年左右)、龍山文化(距今4600—4000年左右)和嶽石文化(距今4000—3600年左右),前後銜接、一脈相承,這充分表明汶泗流域是中華民族的重要發祥地之一。大汶口文化最重要的發現在於陶器上發現了類似文字的記號，這種疑似文字的刻畫記號極可能與漢字的起源有關。中華被稱為“禮儀之邦”，我們禮儀的源頭在哪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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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制是中國古代文明的特點之一，是其區別於世界其他古老文明的一項重要因素。關於禮制的起源，多數學者認為，龍山文化時期禮制已經初步形成。但早在大汶口文化時期，從制度和器物層面已能見到禮制因素，中華禮制可能在大汶口文化時期已經萌生。

　棺槨制度初步形成

　　棺槨制度是喪葬禮制的載體之一。棺大約出現於新石器時代中期，最早出現的棺為陶棺和石棺。大汶口文化早期就發現了陶棺和石棺。如大汶口遺址M1030，用兩件陶盆上下相扣，內斂嬰兒屍體，當為陶棺葬；大汶口遺址M1018，底部殘存有鋪砌石板，推測該墓原有石框，應系石棺墓。

　　在大汶口文化中期階段，木質葬具明顯增多。野店遺址M49發現呈匣狀的原始木槨；呈子遺址M7為5人合葬墓，每個死者都有單獨的木槨。至大汶口文化晚期，在野店遺址發現類似一棺一槨的痕跡。如野店遺址M51墓室內有呈“井”字形木槨，槨內放置長方形箱式木棺，焦家遺址M152更是發現兩槨一棺的現象。在大汶口遺址、杭頭遺址等也發現了同時期的同類墓葬。

　　分析發現，凡是使用一棺一槨的墓葬，一般都是高等級聚落的大型墓葬。以焦家遺址M152為例，墓葬面積達12㎡，隨葬器物39件，其中玉鉞、玉刀多置於墓主身邊，陶器多置於棺槨之間，部分陶器飾彩繪。使用單層木槨或木棺的墓葬，亦是遺址中規模較大、隨葬品較多的墓葬，如野店遺址M49，墓葬面積10.15㎡，隨葬28件器物，包括松綠石墜、象牙雕筒、玉環等高級別的器物。

　　大汶口文化從陶棺、石棺發展到木棺或木槨，再到棺槨組合出現，絕非偶然現象，這正是棺槨制度初步形成的過程。到了龍山時期，棺槨制度日趨完善。由此看來，海岱地區是棺槨制度萌芽較早和發展脈絡較清楚的一個地區。棺槨制度作為固定社會分層、維繫社會秩序的重要手段，在夏商周時期得到繼承和完善，成為夏商周三代禮制的重要組成部分。

器物組合制度已露端倪

　　在夏商周三代禮制中，器物組合制度是重要的表現形式。而早在大汶口文化的墓葬中已經出現器物組合的端倪。

　　鼎觚組合：鼎觚組合多見於王因、野店、大汶口等遺址。以王因墓地為例，464座帶隨葬品的墓葬中，鼎類和觚形杯同出的有292座，佔63％。這説明鼎觚組合是較為普遍的隨葬品組合方式。

　　鬹杯組合：大汶口文化墓葬中已能看到酒器成組隨葬，包括温酒用的鬹，注酒用的盉，儲酒用的背壺、瓶、尊、壺，飲酒用的筒形杯、高柄杯和觚形杯。如大汶口遺址M98，在墓主上身右側出土一組酒器組合，包括空足鬹、盉、壺和高柄杯；大汶口遺址M25，墓主脛骨上有白陶鬹、背壺、黑陶單把杯組合。這套酒器組合大體出現在大汶口文化中期，至晚期形成較完備的組合。儘管酒器組合不盡相同，但至少表明成組隨葬酒器的意識已經存在。事實上，三代時期青銅器中的專用酒器，基本承襲了這一套酒器的形制特點。

　　匕鼎組合、匕杯組合：大汶口文化墓葬中多見匕形器（報告中常稱骨匕或骨柶）與鼎、杯組合的現象。如王因遺址M2201，骨匕直接置於缽形鼎內，其功能為“飯匕”，即“匕鼎食”。尚莊遺址M27，骨匕直接放於陶杯內，其功能是“醴匕”，即“匕酒糟”。三代時期，匕形器與鼎、簋、觚等飲食器組合的現象屢見不鮮，只是材質由骨質變為了青銅。匕形器雖微，但亦與鼎、簋一道，構成青銅禮器的重要組成部分。

高等級禮器劃分階層

　　文獻中有“器以載禮”“器以藏禮”的記載，説明“禮”是通過某些實實在在的器物表現出來的。大汶口文化出土了較多的高等級器物，這為研究大汶口文化與中華禮制文明的關係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

　　白陶作為製陶史上的代表性器物，具有原料稀缺、顏色特殊、燒成温度高等特點。大汶口文化白陶產生於大汶口文化晚期偏早階段，盛行於大汶口文化晚期。器類以白陶鬹為主，在野店、大汶口、西夏侯、焦家等遺址都有發現。此外，還有白陶鼎、白陶盉、白陶豆等。另一類是薄胎黑陶，多見於高柄杯，大範莊遺址還發現有蛋殼陶，但尚未脱離黑陶高柄杯的形態。

　　白陶和薄胎黑陶的出現是大汶口文化晚期階段製陶業的典型器物，代表了大汶口晚期製陶工藝的最高水平。這兩類器物多出土於規格較高的墓葬中，可能與宴享、祭祀等多種禮儀活動有關。事實上，即使到了殷商時期，貴重的白陶也只有貴族才能使用。

　　除了陶器以外，大汶口文化還發現有製作精美的骨牙器。大汶口文化早期階段在劉林、大墩子等遺址出土有骨雕筒、骨梳。至中晚期階段，大汶口遺址出土了帶有鏤雕紋飾的象牙梳、有剔地雕透的花瓣紋象牙筒和鑲嵌綠松石的骨筒。貴重的象牙器、精美的骨雕器，由於其原料珍貴和製作工藝考究，始終被當作豪華奢侈品，更是權力和地位的象徵。即使到了商代，象牙器和骨雕製品也只有在少數貴族的墓中才出現。

禮樂文明萌芽濫觴

　　大汶口文化發現有與音樂相關的遺物，依類別不同，可分為打擊器、吹奏器、搖響器。

　　打擊器以陶鼓為代表，陶鼓發現較少且形態各異，有的器身帶大鏤空或施彩繪。如野店遺址M48：9陶鼓（報告稱陶漏器），上小下大、侈口束徑，中部有鏤空，器身施彩繪。在大汶口、王因、花廳等遺址亦發現有陶鼓。陶鼓多見於大型墓葬，説明陶鼓成為少數人所擁有的特殊用器，可能是作為禮樂器使用。

　　吹奏器有笛柄杯和號角兩類。笛柄杯，出土於莒縣陵陽河大汶口晚期墓葬M17。經過試吹與測音，能發出固定的高音，並能演奏簡單的曲調，是我國最早的一件陶製橫吹管樂器。學界多認為，它可能是大汶口先民模仿當時該地已存在的竹製口笛類樂器製作的陶質樂器。號角為陶製，形似牛角或羊角。如陵陽河遺址M19：25陶號，形似牛角，出土於規格較高的大墓中，可能是作為狩獵、戰爭時集合或發號施令之用。

　　搖響器主要是龜鈴，多出土於墓葬之中，邊緣常有穿孔，內裝砂子或小石子，個別塗朱彩。如大汶口遺址M47，兩副龜甲各裝小石子數十粒，通過搖動來發聲。在王因、尚莊、大墩子等遺址亦有發現。關於龜鈴的用途，學術界大多認為是樂器和法器的一種集合體。

　　大汶口文化的樂器，多出土於規格較高的墓葬內，可能為少數權力階層擁有。儘管數量不多，但至少説明這一時期中國禮樂文明已處於萌芽階段。到了龍山時代，以鼓和磬為組合特徵的樂舞遺存標誌着中國禮樂文明已經基本形成，併成為三代以降中國禮樂文明的濫觴。

　　除了上述的禮器和樂器外，大汶口文化還發現有較多的彩陶，其構圖和線條都較工整、色彩鮮豔，在史前彩陶文化中佔有重要地位。大汶口文化玉器不甚發達，但也有所發現，主要包括缺少實用器的玉鉞、玉鏟和裝飾用的人面形玉飾、龍形飾、頭冠飾、玉指環等。另一個重要的發現便是陶文，大汶口文化陶文形體固定、筆畫工整、以象形為主，與商代甲骨文有一定的淵源。這些要素進一步印證了大汶口文化在史前文明化進程中的領先地位。

　　大汶口文化時期，棺槨制度出現，器物組合方面表現出一定的規律，尤其是以鬹、杯為代表的酒器先於其他地區發達起來。另有以貴重的白陶、精美的骨牙器構成的禮器，以鼓為主的多種器類共存的樂器，加之較為發達的彩陶、比較成熟的陶文等，無不表明大汶口文化已經初具中華禮制文明的多項元素。

　　當然，史前的紅山文化、良渚文化也發現有與禮制相關的遺存，這進一步證明了禮制起源與中華文明起源是一致的，呈現多元性。但是，我們更應注意到大汶口文化的“禮”具有重喪葬、重飲食、重音樂的特徵，這些方面正是商周禮制的主要表現形式。誠然，大汶口文化的“禮”是不完善的，制度化的程度也較低，但是至少能夠表明文明和禮制的曙光已經在東方的大汶口文化中出現。到了龍山時代，禮制快速發展並逐漸形成，及至商周時期禮制日趨成熟，並以周禮的建立為標誌，禮制進入鼎盛階段。

　　（作者單位：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作者簡介

姓名：張超華 工作單位：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