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女生講戰略轟炸機：一位思政教師的教學體會_風聞

    在本網看了上海財大的曹東勃老師講自己思政課教學體會的文章，想起了我的一次教學經歷：

    好些年前在馬克思主義原理公共課上給某系同學講“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時候，我拿這個原理分析了自己在軍事刊物上看過的一篇文章： 

    設計戰略轟炸機的時候 ，轟炸機的載彈量和轟炸機的航程是一對矛盾。

    一般來説，載彈量越大，同樣時間內耗油量就越大，那麼航程就會越短。

    航程，意味着打擊範圍（真正的戰略轟炸機都要求1萬公里以上的航程）；

    載彈量意味着打擊力度（戰略轟炸機大概需要20-30噸的載彈量），這兩者都是轟炸機最重要的性能參數。

    可是，當它們之間呈這種負相關關係的時候，意味着兩者不能兼顧時，一定要有所取捨。

    那麼，在這一對矛盾中，到底優先考慮航程還是載彈量呢？ 

    這就要看矛盾雙方中誰是主要方面了。

    戰略轟炸機是一種戰略進攻性武器，它的主要任務，是對敵方重要戰略目標進行轟炸，很多時候還是攜帶核彈進行核轟炸。

    這個主要任務規定了誰會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戰略轟炸機在平時或者一般戰爭中是不會輕易出動的，一出動進行戰略轟炸往往就是較大規模甚至事關國家存亡的戰爭。平時戰略轟炸機主要是對主要的潛在敵對國家起一個威懾作用。 

     那麼我們可以想一想：到底是轟炸機的航程遠，能夠把敵國全境覆蓋在轟炸範圍內，威懾作用更大呢，還是多帶幾噸炸彈，能把敵方某個城市的房子多炸塌幾座的威懾作用大呢？ 

     很顯然是前者：

     假如中國擁有航程足以覆蓋美國全境的戰略轟炸機，就可以讓美國全國上下都必須高度戒備，因為你不知道炸彈會落到哪個城市，哪怕就是隻落一顆下來，這想想也是非常可怕的，對吧？——何況這落下來的有可能是核彈——這就使得美國統治者對華採取戰爭挑釁行動之前會有非常大的顧慮。換言之，只要你的轟炸機能夠在任意地點把炸彈投到敵人頭上，這就是非常強有力的威懾，而如果你不能做到這一點，那威懾力就會小很多，至於你是能投10噸還是20噸炸彈，那造成的威懾效果差別並不大（如果考慮到核彈頭小型化的趨勢，這個差別就更不足道了）。 

     這就可見，戰略轟炸機的航程，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因為它決定着戰略轟炸機對對方真正的威脅程度，決定着戰略轟炸機能不能完成自己最主要的任務。

     文章告訴我們，這還不止是一個平時威懾的問題： 到了真正發生戰爭的時候，航程足夠遠的轟炸機如果載彈量不足，這個缺陷是可以彌補的——很簡單，單架轟炸機載彈量不足，那你一次多出動幾架轟炸機，轟炸的強度不就有保障了嗎？而反過來，如果載彈量足夠，航程卻不夠，這個缺陷可是很難彌補甚至無法彌補的——飛不到就是飛不到，一架飛不到，一百架還是飛不到。

    尤其是我國在海外沒有空軍基地，我們的戰略轟炸機大概率必須從本土起飛，一次性飛到目標上空執行轟炸任務，而既不能從海外基地起飛從而縮短了到目標之間的實際航程，也不能中途到海外基地降落重新補給再起飛，這就更要求我國的新一代戰略轟炸機必須有足夠的最大航程。 

    所以，設計戰略轟炸機的時候，都是優先考慮航程，再考慮載彈量。理由就是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到：航程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可以説它決定事物的性質，決定着這個型號的戰略轟炸機到底能不能完成任務，到底是不是名副其實的戰略轟炸機。 

    所以我們掌握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原理，面對各種矛盾，就要學會這樣去分析，抓住事物的根本性質、根本趨勢（例如，戰略轟炸機到底是一種什麼性質的武器裝備？它在戰爭中以及在平時，究竟是怎樣完成自己的任務的？），由此而把握住這個根本性質和趨勢到底是有矛盾的哪一個方面決定的。 

    這個案例雖然是臨時想起的，但我解釋得還算清晰。

    可是，當時的教學效果卻並不好，同學們似乎還是感覺很茫然，很多還是昏昏欲睡的樣子，我那麼條分縷析口角生風，好像都是自娛自樂白忙活了。

    那時我想，這可能是因為： 聽課的大多數同學是女生，對於這種軍事上的案例，似乎不太感興趣，而且也不容易理解。

    所以我曾想，也許對女生舉例解釋這個原理的話，就應該講： 

    結婚，當經濟基礎和感情基礎不能兼顧的時候，到底是先考慮經濟基礎還是感情基礎？ 

    或者像很多影視劇一再出現的情節那樣：生孩子難產，到底是保大人還是保小孩？ 是不是隻有這些例子，女生才願意並且能夠理解呢？ 

    問題是，老是家長裏短地熬這種“雞湯”，並不能夠達到我心目中思政和哲學教學的主要目的。

    可是轉念一想：原因也許不在於我説什麼，而是我怎麼説的。

    其實，本文一開始我的回憶，是用我現在的語言方式複述當時我講的那些東西——我當然不可能記得當年自己到底是怎麼説的了，但至少肯定沒有這麼多設問句來提起大家的興趣，而是大體採取了一種平鋪直敍自説自話的方式。 

    現在我上課的時候仍然會用我領會的哲學理論去分析我我認為更有意義的那些問題，去舉很多我自己感興趣的知識領域裏的例子，其中大部分問題——比如政治、軍事、歷史之類——也許一般人認為是男同學才更願意去了解的，而我們學校的同學絕大多數是女生。 

   可我還是認為，她們的視野應該打開，應該知道用哲學分析問題，用自己學到的理論，上天入地去解剖、判斷、預測這個豐富多彩、浩瀚無邊的世界。 

    我為什麼老是和一羣女生講戰略轟炸機之類呢？ 

    答案是： 

    我是教哲學的，而哲學的一個重大的意義，正在於通過那些普遍的範疇、原理，把一些原來你並不熟悉甚至極為陌生（乃至反感）的事物、問題、領域拉進你的視野，讓你發現：這些看似離你很遠的和你格格不入的東西，其實是和你有關的，也是你完全可以理解和駕馭，能夠有系統有步驟地加以掌握的，因為哲學能夠用它的那些範疇、原理、方法，在這些對你來説陌生的東西（比如威力無比的戰略轟炸機） 和你熟悉的那些事情（比如個人感情的取捨）架起一座橋樑。

    當然，學了哲學，並不等於你就完全懂得了戰略轟炸機，或者你就能夠當飛機設計師了（誰如果讓我去設計戰略轟炸機，我會説：“可以，只要你敢開。”），但你如果嘗試着用哲學去分析過（比如説）戰略轟炸機的問題，分析過一篇討論戰略轟炸機的科普文章，而不是一天到晚用它來談論那些沒有什麼信息含量的“談戀愛”、“生孩子”之類的人盡皆知的老生常談的問題，那會意味着什麼呢？ 

    那意味着： 

    當以後你真的需要把自己認知的觸角伸展到一個你本來不熟悉的領域（不一定是戰略轟炸機，也可能是別的什麼科技，也可能是經濟學、語言學、法學、新聞出版、文創產業、行政管理等等一切領域）的時候，你會進入得更快，更好，更善於把握方向，總結經驗，更少走彎路，而且也能更敏鋭地抓住問題的全局、實質和關鍵，作出別人可能需要更長時間付出更大代價才能做出的突破。 

    那意味着： 

   長期這樣去進行思考、分析、拓展，你對自己的認知能力會產生越來越大的信心，你會發現自己的心胸和格局發生了變化：你所學的哲學隨時可以把你已經熟悉的那些經驗遷移到你不熟悉的領域，為你在那些新領域的探索建立一個初步的“前進基地”（哲學是方法論，不是金科玉律，這些前進基地當然是可錯的，可調整的，但有一個基地為依託總比沒有要好得多）； 

   更重要的是，不管面對什麼樣的新情況、新問題，你的整個心智都處於一個隨時可以領命出發，隨時可以“有序激活”的既協調，又開放的狀態。

   而這當然意味着：你的效率和創造性會大大提高。 

   令人欣慰的是，現在我感到，同學們（不管是男同學還是女同學），似乎都越來越能理解和接受我的這些想法了。

    一個原因也許是，當了這麼些年老師之後，我在説話方式上已經有了一些改變，不再老是那樣“自顧自”，往往也能夠根據同學們的反應加以調整。——像剛才我寫的這些話，有時我會在課堂上直接講出來，提醒同學們注意。  

   但更重要的是，視野的廣狹、心智的高低，其實和性別沒有任何關係，我們同學本來就是有志氣、有悟性和求知慾的人。只要是認認真真地對同學們講授那些確實有意義的知識、理論、思想、經驗，哪怕表達上一時有些缺陷，同學們最終都是願意並且能夠接受的。

   之所以這樣肯定，是因為我仍然會用戰略轟炸機來講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

    用皖南事變的前因後果來講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

    用毛主席的軍事決策講局部和整體的關係；

    以土地改革、社會主義改造、改革開放來講事物發展的階段性和主要矛盾的變化；

    以新中國工業化的路徑選擇來講內因和外因的辯證關係以及“現實性”和“可能性”等等範疇；

    以徐特立、彭德懷等同志在血雨腥風的年代找黨、入黨的驚心動魄的經歷，來講什麼是主觀能動性；

    以解放戰爭時廣大戰士的訴苦運動以及廣大農奴在號稱“佛國樂土”的舊西藏受到僧俗貴族殘酷剝削和野蠻壓迫的種種血淋淋的事實，來講什麼是無法掩蓋的階級矛盾，什麼是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之間的辯證關係；

    ……

   講台下面坐的仍然是一大羣女生。

   然而事實證明，這些完全不是“心靈雞湯”，而且似乎完全不是女孩子該感興趣的東西，她們是聽得進的。

   而且從她們的表現包括課後交流，可以看出：

   正是對這些大是大非問題的辨析，才讓她們感受到了哲學理論真正的分量和力度。

   我一直認為：其實當代大學生（哪怕是女生）並不需要（實際上也並不喜歡）思政老師去刻意迎合。

   在網上和一些兄弟院校新老師聊各自的教學經驗的時候，我也曾拿自己那次講“戰略轟炸機”為例説：

   “講思政課，也要有習總書記講的戰略定力。不要因為一兩次課效果不好，而全盤動搖了對自己教學內容的信心，就挖空心思去搞一些花裏胡哨的東西，要根據學科本身的要求而不是你認為的學生的一時情緒來安排教學內容以及選擇各種教學材料。教學方法、説話方式，當然應該親切、有互動性，引起學生興趣，給學生思考、咀嚼的餘地，但更關鍵的是，你得給他（她）們值得咀嚼的東西。”

   馬克思主義的很多概念、原理（例如毛主席的《矛盾論》、《實踐論》），其實是從革命鬥爭（廣義的革命鬥爭，包括毛主席講的生產鬥爭、階級鬥爭、科學實驗這三大社會實踐）的偉大實踐而不是談戀愛生孩子之類的日常行為中總結和提煉出來的。因此，那些偉大的鬥爭實踐才是最典型的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範例，我們講課的時候不能棄皓月而就腐草。

   而且，偉大斗爭中也有細節，有個性，有人情。

   比如我講過一個故事：

   彭德懷同志和黃公略同志是多年摯友，但在平江起義前黃公略找到彭德懷部隊，幾個好友一起吃飯，彭德懷談到了平江起義的準備工作，黃公略想試探彭德懷，故意吹捧蔣介石：“我們蔣校長這麼英明偉大，是革命領袖，是中國的希望，你們怎麼能説他是新軍閥，要打倒他？”彭德懷大吃一驚説：“黃公略呀黃公略，當年你跟我講了那麼多革命道理，沒想到你現在變成蔣介石的走狗。好吧，你走你的陽關道，我過我的獨木橋！”因為已經把起義的事告訴了他，怕他告密，彭德懷立即下令將他勒死。幸虧李燦等人一邊勒他，一邊發現黃公略拼命掙扎，用手指着自己穿的皮鞋，用刺刀割開一看，鞋底是廣東省委的介紹信，黃公略正是上級派來協助指揮起義的人。他們急忙鬆開黃公略，黃公略一邊喘氣，彭德懷一邊生氣，大罵：“黃麻子你個混賬，怎麼開這種混賬玩笑？！”黃公略説：“老彭，我們這幾年不見，現在到處在捕殺共產黨，我不試你一下，誰知道你是紅是黑，你小子下手可真夠狠的……”

    後來黃公略在中央蘇區反圍剿戰鬥中犧牲了，彭德懷悲痛不已，解放後他一直關心照顧黃公略的女兒黃歲新，把她當做自己的親女兒一樣。

   ——我在課堂上告訴大家，彭德懷險些錯殺黃公略,這是個誤會，但這就是革命者在“兄弟氣”和“階級立場”之間進行的義無反顧的選擇。如果黃公略當真是蔣介石的走狗，彭德懷是一定會毫不猶豫地結果他的。

    而一旦知道了對方是革命戰友，彭德懷就會把這份既是共同理想又有個人感情的友誼記得格外長久，哪怕戰友已經犧牲，也銘刻在心。後來領導建設三線，他憑弔在遵義戰鬥中犧牲的紅三軍團參謀長鄧萍同志，慨嘆道：

   “七尺男兒，灑盡一腔熱血，真乃人生快事！”

   這就是共產黨人的人情味。

   這就是建立在馬克思主義真理基礎上的黨性、階級性，也是共產黨戰鬥力的源泉。

   沒有這樣的覺悟，沒有這樣鋼鐵般堅定的信念和意志，山河破碎風雨如磐的中國是無法挽救的——這就是先進的社會意識的巨大意義，以及它對社會存在的反作用。

   這些細節、個性、人情，正因為和偉大的鬥爭結合在一起，才那樣鮮明生動，那樣震撼人心，讓我們深刻領悟到真理的力量。

   我認為，如果想講出思政課的個性和人情味，應該在這些地方多下功夫。

   至於思政課如何聯繫當前的社會現實，是不是一定要去搞很多社會調查，對很多社會熱點問題直接發表看法，乃至於回應學生的許多個人問題和困惑，我認為這要根據不同課程、不同學校、不同教師、不同學生的實際情況來。

   思政教師不是萬能的；

   而且學生也知道思政教師不是萬能的；

   誰如果想要當“萬能”的思政老師，結果就是連自己最該做的事也做不好。

   有位已經畢業的學美術的女生在做文創產業，曾經在網上向我傾吐她從事那份工作的很多困惑。

   我聽她講完，實在不知道該怎麼回應，只好説了些“現在建設文化強國，你這一行一定有前途”之類的“大道理”勉勵她，然後抱歉説：

   “可惜你們這一行我一點都不瞭解，沒法給你什麼具體建議。你看你跟我説了這麼多，我其實什麼忙也幫不上。”

   她回答了一番讓我印象很深的話：

  “其實在學生心目中，老師就像一座燈塔，雖然您沒談什麼具體的建議，跟老師説一下話，我們心裏總覺得踏實了，有方向感了。這就是老師的價值啊。”

   其實我認為，在大學思政課上，老師的教和學生的學，還是應該以“守正”為本。老師書卷氣、理論性比較濃一點，“望之儼然”，講的“大道理”比較多一點，顯得不那麼懂“人情世故”，這沒什麼不好。因為學校就是這樣的地方，這種風格是自然的，正常的。思政教師在學校裏就是要着重用這些東西把學生心中高尚的、美好的、超越性的那一面調動起來，構成他人生的原則和底色。

   這些工作，思政老師不去做，誰做？

   學生不是傻瓜，你培育了他做到“內方”，他以後的人生閲歷自然會不斷告訴他如何去“外圓”——而這不是老師能夠預先替他想好的，因為你不能替他去生活。人在學習階段，並不怕單純一點、理想主義一點，而最怕學了一堆好像很“社會”的東西，其實又並不真的理解這個社會，那反而真的會把這個人廢掉。 

   總之，思政課應該充實內容，改進方法，但我要着重指出：

  “大道理”該講就是要講，而且必須理直氣壯，甚至義正辭嚴，講夠，講透，而不要一聽見誰説“你講的都是空洞的大道理，有什麼現實性？”就懷疑自己好像犯了什麼錯誤，要知道“遇冷”、“受嘲”的時候，往往正是考驗你的堅定性的時候。而只要信念堅定，工作方法你自然會調整，也自然會知道“調整”的度——那麼，這種調整就是主動的、合理的調整；而信念不堅定的人，他“調整教學方法”不是為了把該講的東西講好，而是因為害怕嘲笑，因為想要博得他以為的“喝彩”，那樣一來，就會在精神上陷入極大的被動，他的“調整”就會變成無原則的妥協和無底線的庸俗化。

  這是思政課應該堅持的品位，和應該發揚的一種誠拙的韌性和戰鬥性——老師敢於堅持這種風格，我相信本身對學生就是一個很有意義的教育。他們或許一時不那麼理解，但這沒有關係，到了將來，到了他們自己需要踩着那些庸人、敵人的冷嘲熱諷和明槍暗箭前進的時候，就一定會理解：這其實是一種成大事者必須具備的英雄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