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或許正站在美國曆史的邊緣_風聞

謂“全球資產所有者集團”，是指能夠在全球不同地域，不同市場（貨幣、黃金、資本、大宗商品、房地產交易等）之間，根據需要或價格的變化趨勢，隨時、隨地移動、置換其資產形式的所有者集團。 全球資產所有者是超越國家的資產所者。他們需要一種超越國家的全球貨幣，以表達所擁有的資產，他們依賴於高效的交易所、資金清算體系，有這些體系支持，資產才可以聞風而動，瞬間集結而來，轉瞬而去。 美元，目前還是大金融資本所有者表達資產的主要貨幣。所以，美元是超越美國國家的全球貨幣。 金融如軍隊，形象地是説，大金融資本是資本的全球野戰軍。他們的先鋒主力是投資銀行，這一點讓我們容易理解為什投資銀行的管理體制與軍隊相似。 與全球資產所有者相對的是區域資產所有者。區域，可能是一個國家，也可能是國家聯盟，其資產主要表現在一個地區內，如土地、房產、礦山、難以移動的基礎設施，或者沒有向境外開放只在區域內成員之間交易的金融產品等。 全球資產所有者與區域資產所有者之間有共同利益，也有不可調和的矛盾。 區域資產所有者離不開國家和土地，而對大金融資本所有者，拿破崙曾經評價説，金錢沒有祖國，金融家唯一的目的就是獲利。 如今，特朗普已從大金融資本的夥伴蜕變為“公敵”。 特朗普似乎“太皮了”。原因在於，作為美國“最有錢的有錢人之一”，特朗普本人和家庭，在美國並不享有一流的政治地位，他們是美國政治家的資助者，但是，如果以資本化的角度來看，特朗普家族只是美國政壇的中小股東——手裏的“出資份額”形同散户，基本干預不了什麼大政方針。 眼見的大金融資本同行，大把大把從各種市場交易和政治交易中進賬，看着人家讓美聯儲今天加息、明天縮表，看着人家讓美元的全球的中央銀行加班加點印美元。 再看看自己，買地蓋樓、拍電視節目、倒騰潮牌、潮服，這錢掙得明顯是碰着天花板了。 生意做到特朗普的境界，繼續擴展，沒有政治權力的支持和保障是不可能了。 但美國的政治權力長期掌握在大金融資本集團手中。作為區域資產所有者代表的特朗普，與跨國金融資本的“和諧關係”，被殘酷的現實打破了，與大金融資本合作大半生的特朗普決定“掀桌子”了。這是特朗普突然參選美國總統的人生路徑。 關鍵在於，作為土豪的逆襲，特朗普能夠正面擊潰明確代表大金融資本立場的希拉里，意味着美國的民情、民意出現了百年未有的深刻裂痕。 特朗普是代表美利堅民族資產的政治領袖；他的主張和行動，反映了美利堅資產所有者中激進派（華爾街角度的保守派）的政治態度。可以講，美國建國之初直至南北戰爭以後的很長時間內，美國資產所有者的資產就是美利堅民族的資產。隨着兩次世界大戰催生的跨國資本兼併和美國國際地位的上升，“民族的”終於成長為“世界的”——金融資本的發展濃縮了這一成長軌跡。 一本名為“他們塑造了美國”（They Made America : From the Steam）的圖書生動記錄了美國民族資產所有者的創業歷程，許多故事特別勵志。 一本名為“偉大的博弈”（The Great Game）的著作以通俗的故事回顧了金融資本如何從美國走向世界。 這兩本書可以回答美國的資產所有者如何分裂為跨國金融集團和美利堅民族資產集團。 民族與資本是一對矛盾。民族需要保持自身的特殊性，資本追求統一的價值表達，並且藉助這種統一能夠自由轉換資產的形態。 2016年，美式橄欖球明星卡普尼克在一場比賽升國旗，奏國歌時，拒絕向美國國旗肅立，拒絕唱美國國歌，特朗普公開罵卡普尼克是“狗孃養的”，你既然不愛這個國家，可以自行滾出美國，去允許你自由表達的國家混飯吧。 這個事件可以理解為，特朗普對所代表的民族國家利益訴求的一種表達。而卡普尼克，代表了那些認為自身技術能力可以超越國家勢力。 事實上，今天所謂“民族”的先進性，往往是以資本制度發達程度而論的，民族是漫長的古代留給資本社會的組織形態和意識形態，而資本時代又極大地豐富、發展了這一組織形態和意識形態。 今天，民族與資本的統一一面，在許多國家和地區已經達到了極高的程度，二者的衝突一面也開始日益突顯。 美利堅民族國家的歷史，是這一發展的生動記錄，特朗普個人的人生經歷濃縮了他的祖國的資產所有者——產業資本、地產資本、金融資本在全球掠奪中形成的命運共同體的崛起與崩塌的過程，如今，美國作為國家，走到了衰退的階段；金融資本卻進化到這樣的程度，只需要短短几年，就可以將其賬簿和資本轉移到另一個國家或地區，甚至很容易為了生存新建一個國家。 於是，特朗普的家族生意，許許多多的美國人民，很可能面對跨國金融資本金蟬脱殼後留下的負債累累、產業凋敝的美國。 特朗普們當然不能接受，儘管他們中許多人未必認同，祖國到了最危急的歷史關頭。 特朗普是覺悟者，但是他的弱點在於他不能領導美利堅民族的新的解放事業。 長期與金融資本所有者交往的經歷，長期進入美國政治核心的見識，讓他產生了一種強烈的使命感和自信心，他自以為可以憑藉自己的身先士卒，引領美國人民恢復往日的榮光。 特朗普所代表的美利堅民族資產所有者，曾經積累了一定的資產實力和資本運作經驗。然而，這些積累仍然是數量的、規模的，他們對大金融資本仍然具有依附性。 這種依附性，在特朗普執政以來各種言行的自相矛盾，各種表態的前後不一中生動反映了出來。 很多時候，特朗普就像個“嘴硬的孩子”，真正的事情還是要“聽家長的話”。 去年9月13日，據美國全國廣播公司財經頻道（CNBC）報道，週三，傑米•戴蒙在摩根大通的紐約公園大道總部發表即席講話時，“挑釁”了一把特朗普：“我認為我可以打敗特朗普，因為我和他一樣堅強，又比他聰明。我能行的。他可以花式攻擊我，但這對我沒用。我會反擊。” 大約1小時後，62歲的傑米·戴蒙發表聲明稱，“我不應該這麼説，也沒有要競選總統。這證明我不會成為一名優秀的政治家。我感到很挫敗，因為我希望各方團結起來，解決重大的議題。” 特朗普卻不肯就此饒過。9月13日一大早，特朗普就在推特上回擊道：“銀行家傑米·戴蒙競選總統的困難在於，他沒那能力或‘聰明勁兒’，他是個糟糕的演講者，緊張得亂七八糟——否則他還挺不錯。” 他繼續自誇説：“多虧了我偉大的經濟政策，讓包括銀行家在內的很多人看上去比他們本身聰明多了！” 也許—— 傑米•戴蒙的“挑釁”不是不走心的閒話，挑釁之後的聲明立刻表態“我希望各方團結起來，解決重大議題”，或許是在提醒特朗普，不要走得太遠，我們還有正事兒要做。 相比特朗普的有錢任性，傑米的表現顯然更具領導者氣質。 嘴仗打得再漂亮，也不等於實戰能力過硬。 特朗普與大金融資本的對立和依附關係不是私事，而是當前決定美國許多事件的關鍵因素—— 特朗普何以會對美國對外駐軍、在中東地區發動戰爭表現出“無知”和“不耐煩”； 何以對移民問題、邊境問題表現出近乎民粹的“可笑主張”； 何以固執己見地對中國發動所謂“貿易戰”，對歐洲盟友升起關税壁壘； 何以若干次像普京、金正恩表示友好，又不得不若干次收斂、變臉。 特朗普的言辭、行動，不過反映了他對大金融資本掌權美國的一次又一次挑戰和受挫。 去年9月8日，特朗普在推特上寫道：“由於我們也許會對進口產品徵收大量關税，蘋果價格可能會上漲。但這裏有一個簡單的解決方案，也不存在任何關税，甚至會為其提供税收激勵：讓蘋果的產品在美國生產，而不是在其他國家。現在就開始建造新工廠吧。” 蘋果公司拒絕發表評論，而目前大部分蘋果產品依舊在美國境外生產。 一天後，9月9日，針對福特汽車公司此前表示“取消將在中國生產的福克斯Active車型運往美國銷售”的計劃，特朗普在推特發文：“這才剛開始，這款車現在可在美國製造，而且福特不用付關税！” 隨後福特公司發表聲明表示，不打算將福克斯Active生產線從中國移回美國。 特朗普用關税施壓、用推特召喚資本回歸美國。 然而，蘋果也好，福特也罷，這些公司的資本運作不是由美國總統，而是由跨國公司的股東説了算的——在股權關係上看，他們早就是世界企業，而不是美國公司了。 為了維護在美國金融市場的資產價值，跨國金融資本利用了美利堅民族資本對其的依附。 特朗普的政策，在“民族的”與“資本的”之間搖擺，造成其説了不算的窘境。像當年“速凍”奧巴馬一樣，特朗普的總統權力似乎已“凍僵”在白宮和推特上。 特朗普的一生熟練掌握了許多資本運動的法則，但是當他年逾古稀的時候，卻回身眷顧自己的祖國。 可是上任滿百日時他也曾坦言，當總統比想象得要難。 特朗普沒能繃住他在《飛黃騰達》節目中的“人設”；背叛了他在經營地產和多元投資中，與大金融資本合作的許多商業規則。 特朗普的奮鬥再次證明，民族與資本結合，已經不能勝任當代美利堅民族的發展需要了。 特朗普豐滿的理想，不過是對美國越來越骨感的現實的一種反應。 僅就奮鬥來看，在已經成為公認的人生贏家之後，特朗普仍然向懸崖邊緣勇敢地又邁出一步。 他不應該被嘲笑，對美國人民來説，他是一位應當被美國人民尊重的總統——儘管他與奧巴馬一樣，迴天無力；儘管美國不可能因他的反擊而再次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