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良厚：中歐關係的全球化新構:利益共贏,文化共生_風聞

中歐關係的全球化新構:利益共贏,文化共生

內容提要：相比於中美關係的“尷尬”、中俄關系的“謹慎”、中日關係的“激烈”和中印關係的“彆扭”，中歐關係是“灑脱”的。中歐關係的歷史是愛恨交織的滄桑經歷，中歐關係的現實和未來是實現“利益共贏，文化共生”的全球化新構，“利益共贏”是現實中歐關係的最實選擇、最佳選擇，“文化共生”是中歐共構全球化新道路。

關鍵詞：中歐關係，“雙共戰略”，灑脱

提綱：

1·0  中歐關係的歷史考察——愛恨交織的滄桑經歷

1·1第一時期，1840年以前的絲路時期，基本上是平等友好期

1·2第二時期，1840——1949年的侵略時期，第一個愛恨交織期，是中歐關係的第一次全球化構建——不平等構建。大致態勢是歐洲主動構建、武文兼攻、侵略性進攻，中國被動應對、懦弱應對、委曲求安

1·3第三時期，1949——2014年的冷熱時期，第二個愛恨交織期，也是中歐關係的第二次全球化建構——冷熱建構。大致態勢是東西有別、愛恨交織、冷熱交加、曲折前行，即從對峙、孤立、對抗走向平等互利、競爭合作

1·4第四時期，2014年4月習近平訪歐——  ，中歐關係的全球化新構——“雙共”建構期，即利益共贏、文明共生的“雙共”時期

2·0  中歐關係的全球化新建構——走出“利益共贏、文化共生”的“雙共”新路

 2·1利益共贏——中歐合作的最實選擇、最佳選擇

 2·2文化共生——中歐共構未來的新全球化道路

在當今中國與世界諸強的關係中，要是用一個詞來粗略描述關係狀態，如果説中美關係有點“尷尬”，中俄關系有點“謹慎”，中日關係有點“激烈”，中印關係有點“彆扭”，那中歐關係則更多是“灑脱”了。

這“灑脱”是説中歐關係沒有多少壓力、沒有多少負擔、沒有多少糾葛。

這“灑脱”以香港澳門問題的和平解決而徹底擺脱了歷史糾結。

這“灑脱”以美國的最親密盟友英國於2015年3月12日率先毅然加入中國主導的亞投行而引起多米諾骨牌效應為標誌，歐洲特別是英法德意四大國終於不再全唯美國馬首是瞻了。其實法國早在1964年毅然與中國建交時就開始了其超越美國羈絆而與中國自主交往的灑脱歷程了，只不過如今條件更成熟、行動更大膽、方式更自由而已。如果西歐大國再全面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取消對華高技術出口限制、放手與華軍事合作、並少點在人權民主等問題上的指手畫腳甚至霸權行為，那這”灑脱”肯定是全方位的無拘無束之境了。

這“灑脱”，隨着歐洲國家正向呼應中國提出並推動的“一帶一路”戰略並以“容克計劃”對接而開啓了全新的合作共贏歷程。

這“灑脱”，實際已遍及包括俄羅斯在內的整個歐洲了。

這“灑脱”，雖然還談不上瀟灑自如，但比起中國與其他大國來説已是夠超脱夠瀟灑的了。

同時，也正因為這種“灑脱”才有可能實現中歐間的利益共贏、文化共生，事實上我們也正在推進這種“雙共戰略”。

如果説正在推進的新世界文明即信息文明是在融合世界各文明中誕生，那主體還是東西文明的融合，準確點説是儒家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的融合將構成未來世界文明的主流。

如果説正在重建的世界格局，中美國是主體，而且早已鬧得沸沸揚揚了。但其實還是中國與整個西方世界的共建，根基還是與歐洲特別是與西歐的共建。這不僅因為美國的根在歐洲、在西歐，而且西歐也是當今世界的重要一極，也是美國、俄羅斯等的重要制衡因素。

如果説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指導了美國在冷戰結束後的世界格局重構行動，特別是指導了美國在中東北非的單邊軍事幹涉行動，而導致了表面勝利掩蓋下的實質失敗。這實際已告訴我們，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也許在全球化背景下理解和運用才正確，明確點説在融合中理解衝突才真正具有現實和未來的意義。再具體點説，美西基督教文明企圖通過沖突解決與伊斯蘭文明的融合問題是行不通的，只有融合中解決衝突也許才是正途。中國與美國、與歐洲的利益共生、文明共生、文化共生也許是值得仔細考量的解決東西文明衝突的這種正途，而且舍此，應該沒有其它正途了。

還要注意的是，我們平時所説的中西關係，原來主要就是中歐關係，現代以來又加進了中美關係、中日關係。本文所説的中歐關係是指除中俄關系之外的中歐關係，包括中國與歐盟的關係、中國與歐盟各成員國的關係，主要是中國與西歐的關係，重點是中國與英法德意四大國的關係，這是本文所要論述的主要內容。

1·0  中歐關係的歷史考察——愛恨交織的滄桑經歷

中國和歐洲雖然相距遙遠,但2000多年以前,兩大輝煌文明就開始了廣泛密切的聯繫與交往了。而且2000多年來，這聯繫和交往，簡直是充滿着愛恨交織的滄桑經歷。對中國言，糾結沉重，糾纏深遠，可謂説不盡的愛恨滄桑。對歐洲言，有愛，有侵略。要説恨，也許是歷史上他們沒有把中國完全變為殖民地，沒有把中國瓜分殆盡而遺恨吧，也許他們並沒有什麼恨。至於彼此的愛，也許類似吧，彼此愛對方的財富、愛對方的文化，應該是始終貫穿着的。否則，中歐關係就不會一直糾結着向前發展着了。

中歐關係的滄桑演進過程，按照張英嬌、孫啓軍在《中歐關係的演進“路線圖”》一文中的概括，共分為三個階段:辛亥革命之前,由平等逐步走向不平等;中華民國時期,儘管表面上是平等的,但事實上卻不平等;新中國成立之後,從相互對峙、孤立對抗逐步走向平等互利、競爭合作。（ 張英嬌、孫啓軍,《中歐關係的演進“路線圖”》, 2010年第23期《 人民論壇 》,

人民網http://paper.people.com.cn/rmlt/html/2010-08/11/content_610956.htm?div=-1）

 我們以為，2000多年的中歐關係演進，大致可分為下面四大時期：

1·1第一時期，1840年以前的絲路時期，基本上是平等友好期

中歐2000多年的關係可謂源遠流長，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國的西漢和歐洲的羅馬時代，以絲綢之路的開闢做為標誌性事件，開啓了中歐間和平友好的經貿文化交往，真可謂是千里交往一絲牽了。

兩漢時期，中國的絲綢通過“絲綢之路”大量運到歐洲地區。據説羅馬的凱撒大帝就曾穿着中國絲袍去看戲，並引起了轟動。一時間，中國的絲綢成為羅馬宮廷及貴族的奢侈品。他們當時稱中國為絲國（Seres，賽里斯）。

2014年6月22日，中國與吉爾吉斯斯坦、哈薩克斯坦聯合提交的“絲綢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網”在卡塔爾首都多哈召開第38屆世界遺產大會上獲准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新華網在報道這一新聞事件時這樣概述絲綢之路： 19世紀末，德國地質地理學家李希霍芬在《中國》一書中，把“從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間，中國與中亞、中國與印度間以絲綢貿易為媒介的這條西域交通道路”命名為“絲綢之路”，這一名詞很快被學術界和大眾所接受，並正式運用。其後，德國曆史學家郝爾曼在20世紀初出版的《中國與敍利亞之間的古代絲綢之路》一書中，根據新發現的文物考古資料，進一步把絲綢之路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亞細亞，確定了絲綢之路的基本內涵，即它是中國古代經過中亞通往南亞、西亞以及歐洲、北非的陸上貿易交往的通道。

傳統的絲綢之路，起自中國古代都城長安（今西安），經中亞國家、阿富汗、伊朗、伊拉克、敍利亞等而達地中海，以羅馬為終點，全長6440公里。這條路被認為是連結亞歐大陸的古代東西方文明的交匯之路，而絲綢則是最具代表性的貨物。數千年來，遊牧民族或部落、商人、教徒、外交家、士兵和學術考察者沿着絲綢之路四處活動。

隨着時代發展，絲綢之路成為古代中國與西方所有政治經濟文化往來通道的統稱。有西漢張騫開通西域的官方通道“西北絲綢之路”；有北向蒙古高原，再西行天山北麓進入中亞的“草原絲綢之路”；有西安到成都再到印度的山道崎嶇的“西南絲綢之路”；還有從廣州、泉州、杭州、揚州等沿海城市出發，從南洋到阿拉伯海，甚至遠達非洲東海岸的海上貿易的“海上絲綢之路”等。（新華網新華資料《世界文化遺產“絲綢之路”的歷史沿革》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14-06/25/c_126665284.htm）

絲綢之路是中歐古代交往的代表和紐帶，它主要可分為如下幾個發展階段：

1·1·1第一階段，誕生

草原之路是雛形維基百科是這樣描述的：“早在遠古時期，雖然人類面對着難以想象的天然艱險的挑戰，但是歐亞大陸東西之間並非像許多人想象中那樣地隔絕。在古埃及、兩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黃河流域之北的草原上，有着一線由許多不連貫的小規模貿易路線大體銜接而成的草原之路。這一點已經被沿路諸多的考古發現所證實。這條路就是最早的絲綢之路的雛形。”  

玉石之路是前身這雛形逐漸演化成做為絲綢之路前身的玉石之路。“先秦時期，連接中國東西方交流的通道就已經存在。玉在中國文化中具有無與倫比的意義，中國美玉都來自西域。至少在距今1.2萬年前，先民就發現了普通石塊中卓爾不羣的玉石，並且通過交換將玉石源源不斷運向東方，延續萬年的玉石之路，正是沙漠絲綢之路的前身。史籍對於西域的玉有諸多記載。西晉時期，在汲縣戰國墓中出土了一批古簡，其中整理出一篇《穆天子傳》，記載了近三千年前的周穆王駕八駿馬車西巡遊獵之事。周穆王從中原出發，途經甘肅、內蒙古和新疆，最終抵達崑崙山西麓。當時仍是母系社會的部落首領西王母，不僅款待周穆王，還贈他八車寶石，留下一段佳話。周穆王返途中，又在一些採玉、琢玉的部落處獲取不少玉石，滿載而歸。古代先民從崑崙山、和田一帶，由近及遠地向東西兩翼延伸，把和田玉運到遠方。向東經甘肅、寧夏、山西，入河南；向西經烏茲別

克斯坦，到地中海沿岸的歐亞各國。此即最早的“玉石之路”。周穆王西巡路線，就是這條古道的東線。這一記述雖然不盡可信，但可以得知紀元前的人們已經開

始通過一條連接東西方的通道開始交流了。”（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link?url=F-JgkXsdHf32mEackvZywdDfcO7AThB7RgOcqdZ_EASretM1UWl7Nz9aSFjy9oTtPCe45AJ2lU_f6r2ewUVvmsWhDrxMbzlUMODMC4d1zv7）

鑿空西域，絲路誕生西漢時期，狹義的西域是指玉門關、陽關（今甘肅敦煌西）以西，葱嶺（帕米爾高原）以東，崑崙山以北，巴爾喀什湖以南，即漢代西域都護府的轄地。廣義的西域還包括葱嶺以西的中亞細亞、羅馬帝國等地，包括今阿富汗、伊朗、烏茲別克至地中海沿岸一帶。漢武帝時，為聯合西域合擊匈奴，鞏固西北邊防，同時發展與西域諸國的關係，漢武帝於前139年和前119年先後兩次派張騫出使西域，雖然歷盡艱險，但最終配合武力，大敗匈奴，西漢與西域的聯繫通道終於暢通，並頻繁交流起來，絲綢之路也就正式誕生。司馬遷稱張騫此舉為鑿空西域，張騫因開拓了絲路而被後世譽為“中國走向世界第一人”。

這裏要注意的是，於前6世紀及其以後，在中亞和歐洲先後出現的波斯和亞歷山大兩大帝國，為打通東西方之路奠定了西部基礎。

                                                古絲綢之路

1·1·2第二階段，發展

前60年，西漢設立西域都護，不僅對狹義的西域開始了有效管轄，更保證了絲綢之路在中國境內的暢通發展。從此以後的一千多年間，絲綢之路雖有過幾次短暫的中斷，但中斷不了絲綢之路發展繁榮的大勢。魏晉時期的西北、西南和海上絲綢之路，成為主要的絲綢之路通道。隋唐時期特別是唐朝，絲綢之路發展到了繁榮階段、嶄新階段，當時長安、洛陽、廣州等地，出現甚至居留很多胡商，他們廣開店鋪，有的多年不歸，把中國看成他們的第二故鄉。到宋元時期，特別是蒙元帝國向西擴張以後，雖然帶來了戰爭和殺戮，但絲綢之路為代表的中西交流達到了暢通無阻、駸駸興旺的境界，出現了元大都（西方當時稱汗八里，今北京）等許多國際大都市，《通商指南》指出：“……汗八里都城商務最盛。各國商賈輻輳於此，百貨雲集。”《馬可·波羅遊記》更以一章的篇幅介紹元大都國際貿易的盛況：“凡世界上最為珍奇寶貴的東西，都能在這座城市找到，……這裏出售的商品數量，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

這段絲路千年的順利交往，使得以絲路為代表的東西經濟文化交流暢通、密切、繁榮起來，東西實現了第一次和平大交流、大融合。而且這期間的海上絲綢之路也得到了大發展，涉及的範圍甚至更廣闊。

明清時代，雖然明朝前期有鄭和率規模龐大的船隊，進行了七次和平下西洋活動，促進了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但到明中期，由於奧斯曼帝國不斷髮動戰爭，基本阻斷了陸路和局部海上交流通道，古代絲綢之路至少是路上絲綢之路，整體中斷了。

1·1·3第三階段，中斷

以絲綢之路為代表的古代中西經濟文化交流通道，交流是前行的，但發展是曲折的，雖然前行是主導，但前行與中斷幾乎交錯進行，令人遺憾的是，期間的幾次中斷，都是人為而非自然變化所致。如三次較大的中斷都是如此，而且都與中亞大帝國的崛起有關。

第一次是阿拉伯帝國阿撥斯王朝崛起的初期，也是在唐朝安史之亂前後。唐朝因為戰亂失去對中亞的控制，阿撥斯王朝又剛剛開始擴張戰爭並且勾結吐蕃打擊唐朝勢力範圍，因而阻斷了絲路中亞段的通行。

第二次在塞爾柱突厥崛起時，也是宋朝末年國力下降，絲路貿易量逐年減少。直到元初，蒙古人對中亞各國大規模屠滅，造成數千裏無人區。絲路一度中斷，直到明成祖時期才有所恢復。

第三次在明朝中期，奧斯曼帝國崛起，攻滅拜占庭，並趁勢西進。這一期間奧斯曼帝國為了戰爭，阻斷了南北兩條絲路以及紅海到地中海的貿易運輸。這也直接刺激了西歐人開闢海上貿易路線，間接造就了大航海時代。

1·1·4第四階段，復活

2013年9月7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哈薩克斯坦納扎爾巴耶夫大學發表題為《弘揚人民友誼 共創美好未來》的重要演講，盛讚中哈傳統友好，全面闡述中國對中亞國家睦鄰友好合作政策，倡議用創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將其作為一項造福沿途各國人民的大事業。同年10月，習近平主席訪問印尼時，又提出與東盟國家共同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並綜合提升成“一帶一路”發展戰略，且得到沿線國家的積極響應和參與。這樣，絲綢之路在信息時代和全球化背景下，以嶄新姿態復活了。而且，隨着絲路基金、亞投行以及中國與沿線國家的積極合作，特別是中國2015年3月公佈《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後，絲綢之路的現代復活已變成了紮紮實實的行動了。而2017年“一帶一路”寫進聯合國決議和“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峯論壇在北京的成功舉辦並常態化，更把“一帶一路”從區域提升到世界層面，而且正成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實驗的紮實行動。

絲綢之路中斷以後，到1840年的300多年間的中歐交往依然存在着，而且基本還是和平交往着。雖然海上交往更多了起來，基本態勢還沒有發生實質性變化，不過主客異位的因子卻在悄悄醖釀着、積累着。期間，隨着哥倫布為代表的歐洲人紛紛尋找通往東方的海上通道，而且終於繞地球一週，開闢出了海上交流大通道，歐洲國家也就紛紛從海上侵略全世界併成為世界殖民國家，也紛紛進行了資產階級革命成為近代化國家，漸漸的世界發達中心、世界重心西移了。可惜中國這個古老中央帝國，還在做着老大殘夢，在落日的輝煌裏依然自鳴得意着，雖不拒絕與外界的交往，卻也固守着自己的傳統不願鬆動一點點。期間，歐洲人也試圖殖民中國，結果難撼動老大帝國大門而無果，葡萄牙人雖含蓄殖民小小的澳門，那也是經歷了漫長複雜歷程的結果，荷蘭人企圖強勢殖民台灣，最後被鄭成功打走。

◎通過對絲綢之路代表的中歐古代交往史的簡要回顧，至少給我們如下5點啓示：

有人就會有交往，就會有和平交往，不管是千山萬水，不管有千難萬險。而且經濟文化交往始終是主線、是主流。

    2、古代的中歐關係，“受地理自然障礙和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限制，雙方之間的認知、交往和影響主要是通過遊牧民族、第三國等中間媒介，採取間接方式而實現的，特別在地理大發現之前，在大體上，雙方的直接交往並不多見，中歐關係一直處於稀疏但平等的狀態”。（孫英嬌、孫啓軍《中歐關係史的演進“路圖”》，《人民論壇》2010年第23期,人民網

http://paper.people.com.cn/rmlt/html/2010-08/11/content_610956.htm?div=-1）

3、交往總有代表和紐帶，總要代表和紐帶。絲綢是中歐古代交往的代表，市場和戰爭（工業）是近代代表，民主和貿易是現代代表，未來應該是文化和價值了。而且，誰更發達誰就佔主導，古代是中國主導，近現代是歐洲主導，未來應該是多國共同主導了。

還有地域紐帶與橋樑也至關重要，中亞地區、阿拉伯人既與東西方密切交流着，又是東西方交流的紐帶與橋樑。而且從絲綢之路的發展歷程來看，用一句“成也中亞阿拉伯，敗也中亞阿拉伯”的評語，也不算為過，今天依然如此。

4、絲綢之路是世界合作共贏主流的古老見證。這正如經濟日報社原總編輯馮並先生在人民日報發文《充滿活力的發展高速路》所説的：“絲綢之路是一個在世界經濟史和人類文明發展史上閃亮的名字。就陸上這條古老的絲綢之路來講，有着兩千多年的歷史，曾是橫跨歐亞大陸的經濟、技術、文化交流大通道，承載着豐富的歷史內容。兩千多年的交往歷史證明，只要堅持團結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鑑、合作共贏，不同種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國家完全可以共享和平，共同發展。今天， 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與海上絲綢之路，必然要承載起歐亞乃至世界相關國家地區發展的歷史重任，在資源互補、商業物流、跨國貿易、經濟合作、技術交流、人員往來、文化交融和文明交匯等各個方面寫下歷史新篇章。”（馮並《充滿活力的發展高速路》,人民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4/0702/c40531-25226894.html）

 5、帝國崛起和戰爭對絲綢之路的意義，是把雙刃劍，有利也有弊。它可能阻隔交流，也可能促進交流，而且往往同時發生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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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第二時期，1840——1949年的侵略時期，第一個愛恨交織期，是中歐關係的第一次全球化構建——不平等構建。大致態勢是歐洲主動構建、武文兼攻、侵略性進攻，中國被動應對、懦弱應對、委曲求安

上面已經説到，歐洲國家經過幾百年的近代化改造後，國家日新月異了。特別是工業革命興起後，不僅歐洲國家發展到一個新水平，而且工業革命也為它們的新一輪向世界大規模擴張提供了更大動力和更好手段，而且他們對中國的看法和態度，也發生了實質性變化，這時他們已真正瞭解到了中國的情況，他們對中國的看法來了個180度的大轉彎，他們把中國描繪成羸弱、僵化、閉關自守、沒有革新能力和個人自由、處於沉睡當中的龐然大物。英國特使馬戛爾尼回國後指出中國的滿清“不過是一個泥足巨人，只要輕輕一推就可以把他們打倒在地”，馬戛爾尼在日記中寫道：“當我們每天都在藝術和科學領域前進時，他們（中國人）實際上正在變成半野蠻人”。我們都知道拿破崙的一句名言：“中國是一頭睡獅，一旦醒來，它將震驚世界！”但我們未必知道他後面還有一句話：“既然它睡着了，那就讓他繼續睡吧！”（英國馬嘎爾尼

（http://zhidao.baidu.com/link?url=w1NaaYshZhAAF_Zgz7B1PMvhdgPBFFK0qKpD5vraCW-gkibVbo_5D_JHvcYDSjyFxFG5pQoJk8YVLJZ3C6u7BK））

讓中國睡，可並不是好心好意讓中國自得其睡，而是要讓中國不要醒來、不要發展起來，以便讓歐洲國家任意侵略、任意欺凌、任意壓迫，就像美洲、非洲一樣，就像印度一樣，乖乖地成為他們的殖民地。

可惜，他們的算盤雖然沒算錯，他們對中國清王朝的判斷也沒錯，但他們對中國人的估價錯了。雖然他們接受拿破崙的忠告，企圖用鴉片繼續讓中國睡覺，而且也確實用鴉片和堅船利炮轟開了古老中國的黑漆大門，但他們未免太自信了，未免太小看積澱了幾千年的中國人的精神和意志了。雖然他們不斷地侵略、聯合地侵略，雖然他們竭盡打欺哄騙之能事，可就是不能滅亡了中國，可就是不能把中國這塊膾炙人口的肉盡情咀嚼、盡情品嚐，最後只能變成半殖民地，真是愛恨交織啊。

對中國人來説，也是同樣的愛恨交織。恨歐洲強盜的燒殺擄掠，同時又愛強盜帶來的文明成果並開始發奮學習；恨清政府腐敗無能，同時又寄望清政府能學西方、能變法圖強。

概括一下，中歐近代這一百多年的關係是侵略與反侵略的關係，是不平等又平等的關係。對歐洲言，是想殖民，卻又只能半殖民；對中國言，憎恨強盜卻又向強盜學習。魏源的“師夷長技以制夷”，就是最好的解釋，漸漸增多的派往西方的考察者、留學生就是見證。

具體説，這段愛恨交織的關係以辛亥革命為界，大致可分為前後兩個階段：

1·2·1辛亥革命前，是侵略階段，是不平等階段

這一階段的中歐關係，由古代的中國主導、絲綢之路聯結、阿拉伯人聯結的平等關係，變成了歐洲主導、海上聯結、戰爭聯結、條約聯結的不平等關係。戰爭和不平等條約構成了這一時期中歐關係的骨架、主軸，甚至是主要內容。

戰爭主要是歐洲國家為主導發起的對中國的侵略戰爭。

1840年英國侵略中國的鴉片戰爭。用戰爭和毒品強行打開了中國的大門，西方帝國主義、侵略者、殖民者開啓了全面欺凌中國的百年曆程。中國這個古老帝國呀、老大帝國呀，不僅在外人和國人面前開始帝不像帝，甚至在侵略者瓜分下開始國不像國了。因為，從此，芝麻大的西方列強開始在古老中華帝國的大地上隨意耀武揚威了。

1856年——1860年的英法聯軍聯合侵華戰爭。他們趁太平天國運動之機，表面借亞羅號事件和馬神甫事件，實際是擴大第一次鴉片戰爭戰果的第二次鴉片戰爭；表面是英法聯軍侵華、俄美調停，實際是在俄美支持下的多國侵華戰爭。因為，俄美雖然沒出兵，卻攫取了與英法同等的在華不平等權益。特別是俄國，獲利最大，通過此次戰爭和相關條約，強佔中國東北、西北150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

還有一個令人氣憤的後果是，兩個文化發達、自詡文明代表的英法強盜，居然明火執仗，在把中西結合的世界園林藝術瑰寶——圓明園洗劫一空之後，又一把火把它燒得乾乾淨淨。

1894——1895年日本挑起的中日甲午戰爭。這是日本蓄謀已久的侵略戰爭，是日本對外擴張的重要戰爭，也是日本阻止中國近代以來第一次崛起的戰爭。通過這次戰爭，日本一躍成為亞洲暴發户、亞洲強國，擺脱了半殖民地地位。中國則在半殖民地的道路上，越陷越深了。

1900年八國聯軍的侵略戰爭。這是英國、法國、德國、俄國、美國、日本、意大利、奧匈帝國等八個國家強盜為鎮壓扶清滅洋的義和團運動發起的侵略戰爭，實際是一大羣強盜徹底瓜分中國、徹底半殖民中國的侵略戰爭。此役以後，鉅額賠款、瓜分狂潮使中國陷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淵，歐洲國家對近代中國的大規模殖民侵略戰爭，至此基本上完滿收官了，也改寫了東北亞的國際格局。

條約主要是歐洲國家主導強迫清政府簽訂的不平等條約。

據粗略統計，1842——1911年間，歐洲國家主導強迫清政府簽訂了400個左右的不平等條約。（孫英嬌、孫啓軍《中歐關係史的演進“路圖”》，《人民論壇》2010年第23期人民網http://paper.people.com.cn/rmlt/html/2010-08/11/content_610956.htm?div=-1）這在國家關係史上，應該稱得上一個奇觀的。（1）短短70年間，平均一年差不多6個的不平等條約簽署，這應該很難找到第二家了。（2）先戰後約是慣例，但一國戰，往往招來眾國約，這可是奇蹟了。這應了中國一句老話了：不義之財，見者有份。這對中國人來説是多麼心酸啊，就等於一頭病倒的大象，眼睜睜地忍受着獅虎狼狗時不時跑過來咬一口。（3）這些條約對歐洲等侵略者來説也許很正常，甚至算不了什麼，最多不過是他們在全世界殖民生涯的一個較特殊的例子而已。雖然他們所要的結果沒有完全實現，牟利的過程也曲折複雜，但他們通過戰爭想牟的利還是個個缽滿盆溢。可是，這些條約對中國的影響、對中國的恥辱卻是奇蹟般的難堪、奇蹟般的能忍、奇蹟般的奮發。

1·2·2辛亥革命後，是合作階段，表面平等，實際不平等

這30多年間，歐洲國家忙於內部紛爭了，忙於兩次世界大戰了，他們無暇東顧了，只能採取維護舊的不平等秩序上的合作了。中國的改朝換代，中國政府在意識形態上的反共產主義策略，也為中歐合作提供了契機。雖然這時期的合作表面看來是平等合作，但前面不平等的基礎沒有根本改變，他們最大限度地維護在華攫取的侵略利益的目的依然如故，而且歐洲國家從骨子裏依然瞧不起中國，所以，這種合作很難對稱起來，更難真正平等起來。

這種非平等合作，大致分為軍閥混戰和國民政府兩個時期。

**軍閥混戰時期，**中歐合作基本是彼此尋找支持者、扶持代理人的合作。中國是一片混亂，列強是渾水摸魚。

國民政府時期，通過兩次站在一起，中歐合作漸趨平等。一是反蘇反共站在一起，拉近了中歐的思想意識形態距離、戰略距離。二是反法西斯戰爭站在一起，促成了中歐的戰略戰術合作上一定程度的真正合作、平等合作。不過這種平等合作的內在基礎不是中國自身的日漸強大，而是通過平衡歐洲等大國在華實力、利益，因而這平等很是勉強，難以實現真正全面平等。從二戰後期簽訂的一系列國際條約中就可見一斑。

    通觀100多年的歐洲侵略中國史，給我們中國人的啓示，是深刻難忘的，是痛徹心扉的：

    1、驕狂必懈怠，懈怠必腐敗，腐敗必落後，落後必捱打。無論小國大國，都不能倖免。唯一的法子就是不斷保持憂患意識，不斷保持進取心態，不斷保持更新自我。即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也。這方面的日本比任何一國都更具憂患意識。

2、英法等歐洲列強雖是西方侵略中國的罪魁禍首，強調實利至上。但他們沒有沙俄的貪婪，沒有日本的野心勃勃而殘忍，也沒有美國文明式的精神侵略而圖謀深遠。

3、你想啊，一個神奇偉大了四五千年的國家，在羣狼的撕咬面前居然較長時間懦弱無能、束手無策、委屈求安，這到底是為什麼呢？一是科技落後，技不如人。二是制度落後，腐敗透頂。三是中國人温和性格的弊端一面——柔弱的極致表現。

1·3第三時期，1949——2014年的冷熱時期，第二個愛恨交織期，也是中歐關係的第二次全球化建構——冷熱建構。大致態勢是東西有別、愛恨交織、冷熱交加、曲折前行，即從對峙、孤立、對抗走向平等互利、競爭合作

“東西有別”，是中歐關係因為中國、歐洲都分為東西兩部分而彼此採取了不同的外交政策。中國有中國西歐關係和中國東歐關係之分，直到冷戰結束。歐洲也有歐洲中國大陸關係和歐洲中國台灣關係之別，直到今天依然一定程度地存在着。

這一時期的中歐關係，社會科學院歐洲所所長黃平先生，按照中歐關係的發展特徵，把它分為四個階段：對峙——鬆動——低潮——順利發展。（石 晶《中歐關係的歷史演變與治理之道——專訪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所長黃平》，《人民論壇·國家治理》，人民網http://www.rmlt.com.cn/2015/0720/395389.shtml）

我們也抓住特點，以時間為序，大致分為下面三個階段：

1·3·1  1949年——20世紀60年代初，一邊倒階段，也是第一個建交高峯期

這階段世界分成東西兩大陣營——美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陣營和蘇聯為代表的社會主義陣營，歐洲也分成東西兩部分，中國也分成大陸台灣兩部分，分屬社資兩大陣營。歐洲是資本主義陣營力量更強大，中國是社會主義陣營力量更強大。一邊倒成為這一階段中歐關係乃至世界關係的主要特徵。

當然，也並不完全鐵板一塊，早在新中國誕生不久，從1950年1月到3月，西方國家如挪威、瑞典、丹麥、芬蘭、瑞士就先後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並建立了外交關係，東歐國家與中國建交自不必説。整個50年代，共有13個歐洲國家與中國建立了外交關係，出現了中歐關係的第一個建交高峯。

需要強調的是，西歐國家在50年代中葉以後，與中國關係就有了鬆動。特別是法國，在對待中國上，法國是敢向美國説“不”，期望與中國儘早建立關係的歐洲大國。早在1954年的日內瓦會議期間，法國總理孟戴斯·弗朗斯就到瑞士伯爾尼中國大使館會見了中國總理周恩來。孟戴斯·弗朗斯後來在回憶錄中寫道：“在日內瓦會議期間，我深感法國不承認事實上存在的新中國是不現實的。我有意同新中國建立外交關係，可惜我的政府很快就倒台了。”（百度百科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WMvVTcJBalglr5kS1ruk6nvaHEmwf1qbTrijKkrXgEoXcWmSWgSueDbWeyv22EpOgueVzmaUp3ELXq19pa00mq）

1·3·2  20世紀60年代中期——20世紀80年代末，第二個建交高峯期，第一個關係高峯階段

上述一邊倒的中歐關係到中蘇交惡、到中法建交，開始有了實質性變化，雖然中歐關係也曾一度走入低潮。

這低潮有四大表現，一是中蘇交惡，這是國際共運道路之爭的結果，也是國際共產主義難敵蘇聯大國沙文主義的結果。二是中國燒了英國代辦處，這是嚴重外交事件，幸虧中國冷靜處理了此事。三是法國發生了共產主義背景的“紅五月運動”，不能不影響中法、中歐關係。四是中國發生文化大革命的嚴重內亂，也可説，上世紀60年代，對中國來説，是近代以後的又一個嚴重的內憂外患期，這肯定影響了中歐關係。毛澤東“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倒美帝，打倒蘇修，打到各國反動派”口號的提出，並響徹中國大地，就是當時中國外交處於最大孤立的一個表現。

不過，60年代，也有閃光的一點，那就是中法建交。這不僅意味着中國與歐洲大國、西方大國關係的開始質變，而且中法建交，是上世紀60年代新中國外交工作的一個巨大勝利，也讓美國封鎖、扼殺新中國的政策徹底破了產。正如匈牙利著名政論家薩波伊斯特萬所説的那樣：“法國不管美國的公開威脅和抗議而承認人民中國，給了美國一記響亮的耳光。（百度百科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WMvVTcJBalglr5kS1ruk6nvaHEmwf1qbTrijKkrXgEoXcWmSWgSueDbWeyv22EpOg）

這在中法關係史上，乃至在中歐關係史、中外關係史上，都是值得大書一筆的。

當然，更值得大書一筆的還是上世紀70、80年代中歐建交的第二個高峯和中歐關係發展的第一個高峯。上世紀70年代，隨着中美關係解凍並建交，歐洲又有14個國家與中國建立起了外交關係。70年代末，隨着中國全面推行改革開放，中歐關係以經濟合作為主軸，開始了全方位交流合作，形成了第一個關係高峯期。中國真正實現了與歐洲（西歐）在平等基礎上的交流合作。

1·3·3   冷戰結束——2014年，第三個建交高峯期，中歐關係深入又有點曲折發展的階段

這一階段，隨着蘇東解體、冷戰結束，東西壁壘已破，歐洲又有13個國家與中國建立了外交關係，自此，歐洲國家基本與中國完成了建交，中歐關係進到了全面、深入的發展階段、提升階段，特別是自中國與歐共體1975年建立外交關係以來，中歐關係取得了長足的進展，尤其是1995年歐盟通過有史以來第一份全面對華政策文件——《中國與歐盟關係長期政策》，由此中歐雙邊關係發生了質的飛躍。中歐關係定位從“長期穩定的建設性夥伴關係”上升為“全面夥伴關係”，進而成為“全面戰略伙伴關係”，同時，中歐關係的世界性影響也日漸凸顯。冷戰時期，中歐雙方所共同關心的議題主要侷限於雙邊關係領域，但如今，中歐領導人年度會晤所討論的議題包括經濟合作、氣候變化、聯合國改革等等，這些都是具有全球意義的問題。雖然中國1989年學潮後，由於歐洲一些國家參與美國主導的制裁中國、在人權問題上干涉中國，使中國與歐洲關係發展經歷了短暫的波折，而且至今仍未解禁高技術出口和軍售限制，連中國市場經濟地位仍未得到歐洲全面認同。但總體發展勢頭是積極的，雙方基本上保持着良好合作的發展趨勢。

進入21世紀後，中歐關係發展一直比較平穩，雙邊關係得到進一步鞏固和加強。2001年5月，歐盟委員會通過了《歐盟對華新戰略》。2003年9月，歐盟委員會出台了歐盟對華關係第四個戰略文件《歐中關係的共同利益與挑戰——走向成熟的夥伴關係》，歐盟新文件再次確認對華戰略。2003年10月，中國政府發表了《中國對歐盟政策文件》，闡述了中國對歐盟的政策目標和今後的合作措施。這份政策文件表達了中國政府在政治、經濟、軍事等五個方面與歐盟進行全面合作的願望。這也是中國政府首次制定的針對歐盟的外交政策文件，也是對近年來歐盟制定的一系列對華政策文件的積極回應。雖然中歐關係發展不時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擾與影響，但我們相信今後中歐關係將會得到進一步的全面提升。（孫英嬌、孫啓軍《中歐關係史的演進“路圖”》，《人民論壇》2010年第23期，人民網http://paper.people.com.cn/rmlt/html/2010-08/11/content_610956.htm?div=-1））

需要特別注意的是，隨着香港與澳門的和平迴歸中國，中歐關係完全擺脱了近代以來的歷史糾葛、歷史負擔、歷史陰影，進到了可以舒心發展的階段。而2008年爆發的世界金融危機、2010年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2011年歐盟正式成立，不僅標誌着中歐各自成為了世界力量格局中可以抗衡美國的主要兩極，而且把中歐關係推到了更密切、更深入、更高位的發展水平。

    需要指出的，作為主體在歐洲的俄羅斯，這時期與中國的交往歷程可概括為兩個階段：中蘇關係平穩地轉變為中俄關系階段，由友鄰關係到夥伴關係階段。蘇聯解體後，中俄兩國立即達成一系列協議，其中有兩點最為重要：其一，中國承認俄羅斯是蘇聯的繼承國和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其二，中俄兩國確認1989年和1991年中蘇兩國領導人所簽署的兩個《中蘇聯合公報》依然是中俄關系的指導文件，中俄兩國將繼續堅持上述公報所確立的基本原則。這是實現中蘇關係平穩地轉變為中俄關系的重要步驟。1996年4月，中俄發表的一份《聯合聲明》宣佈：兩國“決心發展平等信任的、面向21世紀的戰略性合作伙伴關係”。這昭示出中俄兩國關係的全面發展和推進。進入新世紀，中俄兩國新任領導人繼承了努力發展兩國關係的方針，繼續積極推進兩國戰略協作關係。普京總統曾總結説：“政治交往、經貿合作和雙方在國際事務中的相互配合是俄中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三大支柱。”這個總結非常精準，顯示了兩國關係的成熟性和穩定性。具體的中俄關系，因為俄羅斯與歐盟是世界力量格局中的兩大力量（兩極），故在本文中暫不涉及。

◎總之，這第三時期的中歐關係歷經60年磨合、發展、提升，雖然有矛盾、有鬥爭、有曲折，但整體態勢是往前發展着、往上提升着。其中有三點是我們必須好好記取的。

第一，自此，地理大發現以來歐洲主導的不平等的中歐關係的第一次全球化建構全面的歷史性終結，第二次全球化建構——冷熱建構也已完成。這主要是中國奮起、鬥爭、合作的結果，同時也是歐洲國家務實、自主的結果，當然也是世界力量消長、世界格局重組的結果。

第二，既重視意識形態又超越意識形態，既矛盾鬥爭又超越矛盾鬥爭，既競爭又合作，既獨立又融合，這是這時期中歐關係發展留下的最大經驗、最大遺產，自然也是下一個時期中歐關係的堅實基礎。

第三，影響中歐關係順利發展提升的主要因素有三：（1）處事標準差異。中國社科院歐洲所所長黃平先生認為，中歐現在的分歧主要是在標準的制定上。歐洲希望用自己的標準要求全世界，不只是在環境、生態、氣候變化方面，還包括人權（如婦女權益、兒童權益、少數民族權益）等其它方面。比如在氣候變化問題上，我們堅持的是“共同而有區別的責任”，不同的國家有着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和不同的文化歷史，應該根據各國的實際情況來制定適合自己的制度、政策和標準。“共同而有區別的責任”對我們來説不只是一個説法，而確實是一個符合我們的發展水平和其它發展中國家共同利益的事情。但是，歐洲現在希望我們以它們的標準為標準，而歐洲的標準有些甚至比美國的還要高。（石晶《中歐關係的歷史演變與治理之道——專訪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所長黃平》，《人民論壇·國家治理》，人民網http://www.rmlt.com.cn/2015/0720/395389.shtml）

   （2）心理認知差異。近代以來，歐洲人對全世界都有一種優越感、傲慢感，對半殖民過的中國自然也不例外。中國人對歐洲文明特別是近現代文明雖然一直學習着、崇尚着，但也反感歐洲人的傲慢和指手畫腳。歐洲更重細節、中國更重宏大，歐洲更重利益、中國更重價值，歐洲更重眼前、中國更重長遠，歐洲更重計劃、中國更重戰略，歐洲更重法制、中國更重人倫等等。

    雖然中歐雙方已不再有任何心理負擔，但中國普通人對歐洲於中國發展作用之心理估價總不足，至少我們的心裏、口頭、文章中，説美俄日的較多，關注歐洲的較少。

   （3）美國等的影響因素，具體説是美國的干預、俄羅斯的牽制和日本的搗亂等等。

美國的干預是必然的。因為美歐同源、美歐一體、美國主導的格局還比較穩定，而且會持續較長時間。歐洲基本上是不可能因為中國而同美國徹底翻臉的，其實一般也沒必要，中國尚難以與美國徹底翻臉，何況歐洲呢？

俄羅斯的牽制利弊共存。在可預見的將來，俄歐不可能走向一體，照目前情勢看，能擺脱困局也許還要付出很大努力。儘管歷史上歐俄有過反法、反德的兩次同盟，但那也是撕裂歐洲的同盟。只要不發生特別事件，中俄關系的最佳狀態恐怕也只能止於目前的戰略協調、利益各圖了，想再進一步應該是艱難的。所以俄羅斯成為中歐間的牽制因素是肯定的，而且利弊共存，對歐洲是這樣，對中國也是這樣。

日本的搗亂無損大局。從甲午戰爭以來，從日本不肯為二戰真誠道歉和國有化釣魚島來看，中日間的歷史糾葛是難以理清的，針鋒相對也許是中日關係的最大常態了。這就註定日本在中歐間肯定是一個搗亂者甚至破壞者的角色，但隨着中國力量的日益壯大，這種搗亂和破壞，整體説是無關中歐關係大局的，當然局部的破壞力也是不可輕視的。我們不可太在意，但也絕不可不注意。

第四，中歐關係是中國現代對外關係的最大正果。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王義桅教授在新華網發文《為何中國與西方關係收功於歐洲？》説：“‘東方物之所生，西方物之所熟。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史記•六國年表》這句話，雖然不能直接套用今天，但喻義頗多：改革開放發端於東南，收穫於西北——正如‘一帶一路’所喻示的；改革開放主要向西方開放，尤其向東南方向開放，但隨着美國重返亞太，傳統開放模式考驗重重，開放重點從東南轉至西北，這就是古絲綢之路的終點站——歐洲。”（王義桅《為何中國與西方關係收功於歐洲？》，新華網http://sike.news.cn/statics/sike/posts/2015/09/219481732.html）其實要我説，新中國建立60多年來，如果説在國家建設上，對外關係建設是最為順暢、最為成功的一項建設成果，那中歐關係又是其中的最大正果了。因為中歐關係根基最深、現實最厚、未來最灑脱，沒有中美的尷尬，沒有中俄的謹慎，也沒有中印的彆扭，更沒有中日的激烈。如果放到全球合作的大框架下，中歐關係也不可能像中美關係那樣更多是競爭，不可能像中俄關系那樣更多是利用，不可能像中日關係那樣更多是鬥爭。雖然中韓關係日益密切，雖然中國與東盟關係水平越來越高，雖然中巴（巴基斯坦）關係已遠遠不能只用利益來衡量，但它們的影響力與中歐關係不可同日而語。至於中國與非洲、與拉美的親密關係，雖然意義是戰略性的，但主要還是潛在的、未來的，而且即使到了未來，是不是就能蓋過中歐關係，還是需要考量的。

一句話，就國家關係言，中歐關係應該是世界上較完整的關係範式了，它不僅是國家間的，也是國家集團間的。

                                習近平把中歐關係推到新時代

1·4第四時期，2014年4月習近平訪歐——  ，中歐關係的全球化新構——“雙共”建構期，即利益共贏、文明共生的“雙共”時期

這是中歐關係的第三次全球化建構——雙共建構、全方位建構，也是全球化新建構——相對前面兩次的舊建構言，或者説是真正的全球化關係建構，因為它是在這麼三個條件下建構的。

第一個條件，上世紀末以來，以經濟全球化帶動的真正全球化潮流，地球村落、世界一體、彼此難分難解，不再是古人的美好願望，已變成了世界活生生的現實了。

第二個條件，中國的經濟奇蹟併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歐盟建立併成為現實世界三極之一，而且歐盟是中國最大貿易伙伴，中國是歐盟第二大貿易伙伴，勢頭還在持續增長着。（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網站

http://cccfna.mofcom.gov.cn/article/i/jyjl/m/201503/20150300925813.shtml）

    第三個條件，雙方都認定了文化交流在雙邊關係中的重要作用甚至是主導作用，事實上在世界面臨近代以來又一次全面建構的時刻，世界最輝煌的兩大文明不合作甚至融合，能行幺？當然不行，所以中國主動起來，歐洲渴望起來，而以2014年中國習近平主席訪歐為標誌，中歐關係進到全面合作、共贏共生的嶄新階段。這嶄新階段用法新社的評價説：“習近平主席對歐洲的訪問是中歐關係史上的里程碑。雙方一致認為，有必要深化人民之間聯繫。中歐人口之和佔世界總人口四分之一，經濟之和佔世界經濟總量三分之一。習近平主席此訪表明，中國外交仍非常關注歐洲，並有意推動進行中歐更大程度融合。”（ http://zjrb.zjol.com.cn/html/2014-04/03/content_2598483.htm?div=-1）

這嶄新關係也是中歐關係長期階梯式發展態勢的必然結論，正如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所李靖堃先生在《中歐全面戰略伙伴關係：和平發展互利共贏》一文中所描述的：1998年中國與歐盟建立“合作伙伴關係”；2001年升格為“全面夥伴關係”；2003年宣佈建立“全面戰略伙伴關係”,並與多個歐洲國家先後建立成員國層面的“戰略伙伴關係”；2013年,中國與歐盟共同發表《中歐合作2020戰略規劃》。2014年春,習近平主席的歐洲之旅以及在此期間發表的第二份中國對歐盟政策文件,不僅賦予新形勢下的中歐關係以新的內涵,而且使得中歐關係的定位得到進一步明確和提升:在習近平主席訪問歐盟總部期間,中國和歐盟首次發表聯合聲明,提出要共同打造中歐“和平、增長、改革、文明四大夥伴關係”。同時,習近平主席還將中歐關係定位為“相互依存度很高的複合型關係”,要將中歐“兩大力量、兩大市場、兩大文明”結合起來,從而為中歐合作注入了新的動力。（ 法制網

http://www.legaldaily.com.cn/international/content/2014-06/10/content_5584075.htm?node=34031）

這嶄新關係的重要性從中國新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習近平和李克強主政初期密集訪歐就可見一斑：“據京華時報不完全數據統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上任以來，在3年半時間裏共出訪68個國家，耗時167天。其中，53天時間先後訪問了23個歐洲國家。不論是出訪國家和時間，歐洲都佔領導人出訪十分之三強。”習主席和李總理訪問歐洲（包括俄羅斯）的次數也都達7次之多。（ 人民網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706/c1024-27257675.html）

 而新華國際2015年6月29日則以《讀懂歐洲擁抱中國的故事》一文，對中歐這一嶄新關係做了激情展望：

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但歷史不會簡單重複自己——這句話用在歐洲與中國的關係上再也貼切不過。

17-18世紀之時,歐洲曾出現一股“ 中國熱 ”,但囿於地理時空之限制,僅停留為“ 距離產生美 ”,並不深入。200多年後的今天,新的“ 中國熱 ”再次在歐洲蒸騰而起,擁抱中國的故事正在歐羅巴大地上次第上演……

……

當下,中國提出了“ 一帶一路 ”倡議正風起雲湧,而歐盟已公佈高達3150億歐元的“ 容克計劃 ”,想重振歐洲經濟。當“ 一帶一路 ”與“ 容克計劃 ”相遇,中歐發展戰略對接正成為熱門新話題。人們有理由相信,歐洲擁抱中國的故事還將有更多更多……（中青http://news.youth.cn/sz/201506/t20150629_6801939.htm）

 這嶄新關係，概括起來，用中國新的外交辭令來説，就是新型大國關係，擴展一下就是新型國家關係，其基本內涵是平等互信、包容互鑑、合作共贏，其核心內涵用習近平2013年6月訪美時提出的主張來説，就是“不衝突、不對抗、互相尊重、合作共贏”14個字。這對中美新型大國關係來説，也許建構艱難。但對中歐大國關係來説，則要順暢得多，甚至可以説，中歐新型大國關係比中國與其他任何大國關係建構都要容易。這新型大國關係本來首先是針對中美關係提出並確定的，但中美關係的競爭與合作一樣激烈，也許競爭更激烈，甚至戰爭也不能完全排除。中俄新型大國關係，過於謹慎，不能不讓人產生相互提防、相互利用之嫌想。中日新型大國關係，因為日本的右傾思維、守舊思維、軍國思維，也許得經過一場激烈競爭甚至戰爭方可釐清。中韓大國關係，經濟上是大國關係了，但整體上，也許到朝鮮半島統一後，方能在中國新型大國關係格局中平等論道，不過就目前格局和朝鮮半島特殊情勢言，把韓朝當做一個分裂的大國來對待是很有必要的。中印大國關係，就像中國與東盟、非統、南美、阿盟、中亞等國家集團，就實力言，屬於中國新型大國關係格局的第二層次，但就長遠看，我們應把他們與美俄歐日置於同等層次來構建，如果從推動全球化、世界一體化大勢言，即使每個小國也不容輕視，何況是國家集團呢？

如果我們能在中歐新型大國關係上大有作為——也必須大有作為，不僅中國推動的新型大國關係有了典範，就是全球化時代的整個世界關係也有了典範性建構實驗。

而2015年習近平主席專程訪英確定的“中英全球性戰略伙伴關係”的最新最高提法，於中英關係、於中歐關係、於國際關係都有着提升意義、示範意義，因為這一提法的基石是最老全球性大國和最新全球性大國的合作，背景是真正全球化時代的全面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