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絲綢最早何時傳入古代希臘_風聞

歐洲出土的最早的來自中國的絲綢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世紀，希臘最早的絲綢是在雅典發現的。在雅典西北古代被稱為陶匠區的一座墓葬內,發現了至少 5 件絲織物。這些絲綢的時代為公元前 430年至400年。

中國歷史不是孤立存在於世界歷史之外的，用哲學的話説“事物是普遍聯繫的”。這個道理似乎很多人都不懂。

再補充一點，我既有時間又有精力，有人評價我“不遺餘力啊！🙄”，我是欣然接受。那些“歷史民科”翻來覆去就是一些陳詞濫調，能更新一下信息庫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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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希臘作家阿里斯托芬在《呂西斯特拉特》（創作於公元前412年）中曾記載了一種“透亮”的服裝，稱其為“阿摩戈斯服裝”。此後的希臘羅馬作家和辭書關於阿摩戈斯服裝的記載，基本上都援引阿里斯托芬的文字。1929年，美國學者瑞切特撰文認為，古希臘作家所記載的“阿摩戈斯織物”就是絲，並認為這種織物通過進口獲得。波斯帝國在公元前5世紀盛行絲質服裝，並且已有確切的文獻記載證明，所以可以推測這種絲質服裝是經過波斯帝國轉運進口到希臘的。

　　瑞切特的結論一度得到考古學的證明。20世紀30年代，雅典的德國考古研究所繫統發掘了雅典的克拉米克斯公墓。在阿爾克邁翁家族（古典時代雅典最有權勢的家族之一）的墓地中，有一個墓室屬於亞西比德的孫女西帕利特。1936年，考古學家在這個編號為35—HTR73墓室的石棺中發現了一個銅質圓底深口碗，碗被禾稈包纏着，碗口封着紫色綬帶。碗中有一種被燒過的輕薄的紡織品殘跡，這塊紡織品四個角處染成紫色。這個石碗現存於希臘文化部，考古學家認為其年代應該在公元前430年—前400年。20世紀60年代，德國科學家亨特及其科研團隊採用顯微技術和氨基酸測試技術對碗裏的紡織品殘跡進行了鑑定，認為這塊紡織品包含五種織物，其中包括學者們通常所稱的“龐比蠶絲”，亨特認為這種“龐比蠶絲”正是原產自中國的家蠶絲。與此次檢測大概同一時期，另一些德國科學家檢測了德國霍米克勒出土的紡織品，這些紡織品的時間被斷定為公元前6世紀中期，略早於雅典克拉米克斯公墓的出土物。檢測結果顯示，霍米克勒出土的紡織品也有產自中國的家蠶絲的成分。

　　諸多學者基於上述檢測結果，結合其他地區的考古發現對古代中國絲綢西傳的問題進行了論述。1991年，美國學者巴伯爾在《史前紡織品》一書中認為，古典時代後期希臘人的紡絲技術來自對中國絲綢技術的模仿，克拉米克斯公墓出土的紡織品顯然是重新紡織過，以符合希臘人的品位。巴伯爾還認為，希臘語中指稱絲的詞彙直接來自中國的“絲”，希臘人借用中國的“絲”字的發音，加上希臘語中常用的形容詞後綴-，變成了，這一詞語後來又用於指稱絲的來源地——賽里斯。再後來，許多民族語言都借用了希臘語的來指稱絲，比如英語中的silk。1995年，美國學者艾琳·古德在《漢代之前歐亞大陸的絲》一文中概覽了從蠶繭中抽取絲的技術，並且力圖從現存的纖維測試結果中回溯各種絲的品種及其原產地。她認為，中國的絲最早傳入歐洲的時間是公元前6世紀早期。

　　21世紀初，希臘文化部和德國考古研究所再次對克拉米克斯公墓出土的紡織品樣品進行檢測。此次採用了更多更先進的技術，包括重疊區擴增基因拼接法、傅里葉變換紅外光譜法、掃描電子顯微鏡技術。檢測結果出乎意料——這些樣品裏面並沒有絲的成分。科學家檢測到了四種紡織品的成分，其中兩種是不同品種的亞麻，還有一種可能是棉，最後一種則是亞麻和棉的混製品。因為這個出乎意料的結果，科學家們又重新檢測了德國霍米克勒出土的紡織品，結果證明這種紡織品也不是絲。當然，儘管此次重新檢測使用了更為先進的科學技術，但是並未形成最終定論。那麼，我們應該如何認識古代文獻的記載與考古發現和現有技術條件下的科學檢測結果之間的巨大差異呢？

　　有的學者認為，墓葬出土文物只能説明保存手段和保存條件，並不能完全否認古典時代希臘人使用絲的可能性。但是，爭議的聲音一直存在。有學者堅持認為古典時代及其以前，希臘人是不知道絲的存在的。古典時代希臘文獻所記載的阿摩戈斯織物，很可能是一種特殊的亞麻。也有學者認為，古代地中海地區很早就有使用野蠶絲的傳統，並且也有考古學的證據。20世紀90年代，英國和希臘的考古學家聯合發掘的鐵拉島發掘現場出土了一枚繭，最終被證實為一種野蠶絲的繭，其時間大約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考古學家據此認為，早在青銅時代，愛琴海地區就已經有野蠶絲了。值得注意的是，無論何地的野蠶絲，在質量和產量方面都完全不能與中國的家蠶絲相比，不可能生產出大規模精美的服飾。也有學者認為，用野蠶絲紡線織布的技術實際上是模仿中國家蠶絲的技術，其原因是遠距離進口中國的家蠶絲太過昂貴，需要用野蠶絲來做替代品。

　　綜合上述考古學的發現和古代文獻記載，我們可以對中國絲綢傳入古代希臘的時間和階段問題進行一定程度的復原。筆者認為，中國絲綢傳入古代希臘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可能的零星傳入，時間是在希臘的古典時代（公元前5—前4世紀）；第二個階段是小規模傳入，時間是在亞歷山大東征及其以後的希臘化時代（公元前4世紀後期到公元前1世紀）；第三個階段是大規模傳入，時間是拜占庭帝國時期（公元4世紀及以後）。

　　就第一階段而言，綜合古代希臘文獻的記載和公元前5—前4世紀歐亞大陸整體的文明交流情況，零星的中國絲綢進入古代希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中國絲綢的西傳，首先是從蒙古高原到阿爾泰山，再經過準噶爾盆地到哈薩克丘陵，或者直接由西伯利亞南部的巴拉巴草原到黑海地區的北方草原。實際上，這是一條從東到西的絲綢傳播路線分出來的兩個岔道，這兩個岔道最終又匯合於巴爾幹半島南部的希臘地區。前者從中亞經過波斯帝國傳入希臘地區，後者通過博斯普魯斯海峽傳入希臘。這條傳播路線在張騫鑿空西域之前已經存在了若干世紀。它是一條由散居在廣袤歐亞草原的遊牧民族主導的東西方文化交流通道，雖然控制“草原絲綢之路”的民族和國家在不斷變遷，這條“絲綢之路”卻未曾完全中斷過。

　　就第二階段而言，亞里士多德在《動物志》中的記載可以説是所有傳世希臘文獻中史料價值最高的。亞里士多德記載了科斯島的人們養育一種類似蛆蟲的小蟲子，這種蟲子從幼蟲變成蠶蛾需六個月，然後婦女們拆開蠶繭、紡絲，再將絲織成布。基本上可以肯定亞里士多德對這種蠶蟲的記載是建立在實際觀察的基礎之上。但是他並未提及“阿摩戈斯織物”，也未提及這種蠶絲究竟是家蠶還是野蠶。不過，結合當時的歷史背景來看，他所記載的極有可能是中國的養蠶紡絲技術。亞里士多德生活的最後十幾年，正是亞歷山大東征的時間。隨之而來的“希臘化時代”雖然名為希臘化時代，但是文明的交流從來不是單向的，而是交互的，這些交流無疑包括亞歷山大東征所到之處，甚至非常接近更為遙遠的中國。如果中國與此時的希臘存在直接的交流，絲綢必定是重要的媒介和載體。

　　張騫鑿空西域以後，橫貫歐亞大陸的商路已經打通，漢代中國和中亞的巴克特里亞之間的商貿活動越來越頻繁。經過歐亞大陸各民族的逐步“接力”，中國絲綢從中亞的巴克特里亞、南亞的印度到達原來的帕提亞境內，然後到達小亞細亞，最後通過愛琴海或者直接穿過地中海到達希臘地區。羅馬帝國時期，羅馬龐大的版圖使地中海西海岸到歐洲大陸的交流更加便利，帕提亞帝國則連接了中亞到西亞之間的貿易文化交流通道。羅馬帝國治下原希臘地區的一些作家已經對絲和養蠶紡絲的過程有了一定的瞭解，這就説明，中國的絲綢已經傳到了希臘地區。不過，此時傳入希臘地區的中國絲綢主要還是紡織成品，規模應該不算大，羅馬帝國時期的希臘人對中國的絲及絲的來源還存在着某些因未曾親眼見到而帶來的誤解。

　　就第三階段而言，拜占庭帝國統治希臘地區的時期，距離李希霍芬所界定的絲綢之路開通的時間已經有500多年了，歐亞大陸物質文明交流更加頻繁，絲綢作為重要的交流內容，已經大量進入拜占庭帝國，引起帝國內各個階層的濃厚興趣，不再是貴族階級獨享特權的象徵了。從一些社會的習俗也可以看出絲綢在拜占庭帝國的普及性，比如當時的東正教會就盛行用絲綢來裝飾教堂、製作教士法衣，用絲綢包裹屍體下葬。日耳曼諸民族進入羅馬境內以後，也開始追求絲綢等東方奢侈品。公元448年，拜占庭帝國與匈奴首領阿提拉談判時，為羈縻嚴重威脅帝國邊境的匈奴人，向阿提拉贈送了包括絲綢在內的大量東方奢侈品。根據普羅科皮烏斯記載，拜占庭帝國官方不僅通過貿易獲得中國的絲綢，而且開始有意識地瞭解種桑養蠶的知識，並獲得了生成蠶絲的技術。

　　至此，從古典時期可能的零星傳入，到亞歷山大東征以後小規模傳入，再到拜占庭帝國時期大規模傳入，中國絲綢基本完成了從中國到希臘的流傳旅程。

　　（作者：李永斌，系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