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博 | 《工廠青年》：世界工廠裏的青年困境及其可能_風聞

2014年底，郭熙志帶着兩名大學生，扛起攝影機，來到深圳市康佳通訊製造總廠，開始了紀錄片《工廠青年》的拍攝。郭熙志是深圳大學傳播學院的教授，在進入高校之前，他曾有過二十年的地方電視台的工作經歷，並創作過《渡口》（1998）《喉舌》（1999）等觀照現實的重要紀錄作品。此次和他一同參與拍攝的兩名學生，阿嬋和阿涵，一位已經畢業工作了兩年，卻感覺自己一直在浪費時間，另一位仍在學校唸書，她們都對紀錄片懷有理想和熱情，想借這個機會學點做紀錄片的手藝。之所以選擇以“工廠青年”作為拍攝對象，郭熙志説，他希望能以紀錄片為媒介，回應曾經發生在富士康工廠裏十四連跳的殘酷現實，追問那些年輕人在自殺前究竟承受了多大的工作與心理壓力。

富士康慘案接連發生的2010年，世界經濟依舊處在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的陰影之中，與此同時，中國企業則加速了從實體經濟向互聯網經濟的結構調整和轉型步伐。在新一輪的全球化進程和區域化競爭當中，中國與世界的關係不斷髮生變化，世界工廠的定義也隨着信息時代的深入展開而悄然改變。在這一背景之下，新生代的中國工人羣體開始逐漸得到人們的關注，儘管社會各界對這一羣體的境遇和命運不乏討論，但在很多時候，這些討論乃至其討論的對象本身，依然湮沒或遮蔽在今天以發展主義和消費主義為主流的話語邏輯之外。[1]郭熙志的攝影鏡頭所聚焦的，便是這樣一羣流水線上的工廠青年，而對他們精神困境的探尋和呈現，則賦予了這部紀錄片更為豐富且獨特的價值。

郭熙志將自己拍攝《工廠青年》的方法稱作“不作為美學”，整個拍攝過程既沒腳本也無計劃，唯一事先確定的僅僅是，要讓參與這次拍攝的兩名女大學生也親自進入工廠車間，以產線工人的作息和管理要求，在流水線上工作一個月。由此，在長達七個月的時間裏，三位拍攝者不僅為我們記錄了世界工廠裏的生產情形，不僅跟隨那些從鄉村來到城市的年輕人一同過年返鄉，一同感受他們家鄉的變化及其與父輩間的隔膜，同時還留存了一份頗為難得的工廠影像日記，也正是通過這種日記形式的影像檔案，觀眾得以窺探到當代青年內心世界的隱秘一角。這些多聲部的素材經過了近兩年的剪輯，最終以“工廠”、“青年”、“故鄉”和“日記”四個部分，被有機地組織到了三個多小時的成片當中——在長達五個多小時的導演剪輯版裏，“工廠”和“青年”兩個部分則被更富餘的素材分別拆分、擴展成了兩個章節：“工廠（上）”/“工廠（下）”，“男青年”/“女青年”。

《工廠青年》海報

**可以説，這樣的拍攝安排和敍事結構，將物質與精神、生產與消費、城市與鄉村、中國與世界等維度一同納入了我們的觀察視野，為我們錨定、追蹤工廠青年的生存軌跡和內心起伏提供了更具縱深性的社會座標。**不僅如此，這部紀錄片還讓車間裏的工廠青年和更為人們熟知的知識青年形成了某種微妙的對照，作為拍攝對象的工廠青年不再是外在化、他者化的存在，而與大學生羣體構成了一組密切的鏡像關係。在這個意義上，紀錄片《工廠青年》確實“標誌着一種重新整體化意識的覺醒，為我們重新理解現實打開了一個新的大門。”[2]而當我們藉由這部紀錄作品嚐試着推開現實之門，我們或許可以首先追問的是，今天中國的新生代工人羣體，是如何被“嵌入”到了世界工廠當中，他們遭遇着怎樣的外部處境和內在困境；而同樣置身於這一結構裏的知識青年們，他們又正面對着什麼樣的危機和難題？

一、 世界工廠的空間與時間

在三小時版的《工廠青年》裏，影片開場是一個將近六分鐘的鏡頭，令人印象尤為深刻——需要提前説明的是，由於三小時版和五小時版均共享了基本一致的結構框架，只是在素材的豐富程度上略有差別，因此這部紀錄片的兩個版本將一同納入我們的討論——而那個漫長的開場鏡頭之所以讓人難忘，並非因為它為我們提供了多少信息或展現了什麼獨特視角，相反，這個鏡頭僅僅是用了一種平緩而單調的方式拍下了空無一人的工廠車間：拍攝者從車間的最右側一直橫掃到最左側，接着再以同樣的節奏和方式折返回來，其間除了依次排開的七條流水線之外，別無他物。這可以是任何一家制造業工廠裏的任何一個車間，既無美感也不抒情，而數以億計的流水線上的青年們，正是在無數個與之類似的地方，完成着每天超負荷的工作。這種機械性的往返運動和漫長的時間過程，營造出的無疑是某種壓迫式的觀看體驗，夾雜着不知從哪裏傳來的噪音，對觀眾來説簡直就是一種折磨。這種折磨是雙重性的，既來自於最本能的生理反應，同時也來自於這樣一個令人倍感困惑的疑問：世界工廠，究竟是機器的工廠，還是人的工廠？進一步説，當我們試圖在今天討論工廠青年，青年們在工廠裏究竟佔據着什麼樣的位置？

空無一人的工廠車間

除了整齊劃一的宿舍和食堂，我們在《工廠青年》有關“工廠”的章節裏，可以看到大量直接表現工廠空間的鏡頭：進入車間前的打卡處、離開車間前的安檢口、白幟燈下的流水線、存放工作服的更衣間、大門緊閉的辦公室、以及無處不在的監視探頭……種種這些，和我們曾經從媒體上零星得到的關於現代化工廠的認知別無二致，只不過此時此刻，當這些空間一起出現在觀眾面前，我們才開始意識到這些現代化的世界工廠彷彿有着自己的眼睛、耳朵和嘴巴，它們不僅自行監控着工廠裏的一切運轉，同時還要發出自己的聲音，散發出氣味——導演郭熙志特別在某個細節裏提到了流水線上刺鼻難聞的味道。在這樣一個工廠空間裏，各種機器發出的聲響很容易將流水線上年輕工人們的説話聲壓蓋下去。與此同時，這些年輕人的面目是模糊的，甚至在他們之間也更習慣用各種工種的名稱來稱呼彼此，如：QC（質檢員）、工藝員、線長等等。他們穿着統一的防塵服、戴着同樣的防塵帽，唯一的區別在於，不同級別、崗位的制服顏色不同：絕大部分工人是白色、線長一級是藍色或黃色、考察來訪的領導及外賓則是粉紅色。

事實上，我們鮮少能夠看到真正的管理者也即領導層在車間裏現身。在五小時版的《工廠青年》裏，領導唯一一次視察流水線，他們談笑風生地説到了對工廠未來的“美好暢想”，那是在利潤推動下的更高程度的“自動化”，幾乎可以不用工人就能完成生產；而在這個未來還沒實現之前，當前更為重要的則是產品的“策劃與包裝化”，是像羅永浩[1] [3]那樣去炒作。同樣是在五小時版當中，有一個剛剛工作了兩個月的小女孩不知為何想要申請辭職，她拿到了一堆表格並被告知要找不同部門的領導簽字。鏡頭中的她顯得茫然無措，既搞不清楚表格上的“離職”和“辭退”的區別，也弄不明白每份表格究竟要找誰批准。儘管有老員工告訴了她各個主管的姓名，但她顯然無法把那些名字和人對上號，只能在一間間辦公室門口小心翼翼地徘徊，在好幾次無功而返後，她顯得很不耐煩，想要乾脆直接走人。**辭職女孩的經歷和領導考察的段落形成了明顯的對比，不僅為我們進一步擴展了工廠的空間，讓我們看到現代企業制度下所謂世界工廠的等級結構，同時也再次反證了工廠青年與生產車間彼此綁定的位置關係。**這些從農村來到城市的年輕人，他們的生活世界便是由宿舍到車間的兩點一線所構成。他們在手機生產的流水線上進行着插卡、貼標、檢測、拆機等重複勞動，然而這些勞動的意義和價值無法和市場營銷相提並論，並且即將甚至正在被更為自動化的機器完全取代。

在每天的工作正式開始之前，全部工人都會被召集到車間門口，背誦一段口號：“……我們正直坦誠，我們實幹進取，在變革中成長，在創新中超越，奉獻精緻產品，引領美妙生活……”[4]這種現代化的管理方式在今天早已司空見慣，然而，口號裏的“成長”、“超越”、“精緻產品”、“美妙生活”似乎都與流水線上年輕的工人們無關，即便在這部紀錄片的全部章節裏，我們也幾乎看不到在這二者之間存在過任何實質性的關聯。當每天重複而機械的工作告一段落，線長們也會被安排集體訓話。一名線長負責人對他的同事強調着，大家現在的底薪已經從原來的2300元漲到了2700元甚至2900元，他希望大家的工作能夠對得起這份底薪，同時在最後提醒大家記住兩個字：意識。這位負責人沒有在鏡頭裏説明究竟是什麼“意識”便宣告解散，我們大致可以猜想，恐怕他自己也無法説清其中含義或具體所指，似乎也沒考慮過底薪的上漲和通貨膨脹、物價攀升間的關係，但這並不妨礙他的訓話以及在同事中建立起來的那一種威嚴。實際上，拍攝者如實記錄下的這兩個片段，是我們在三小時版紀錄片的“工廠”章節裏，難得能夠聽清的由工人們發出的聲音。但與其説這是工人們自己的聲音，不如説這是作為某種有機體的現代工廠，透過一具具年輕的身體赤裸又神秘地顯露着自身的意志。而從開工前的口號直到下班時的訓話，其中還有一個重要的維度值得我們關注，那就是“時間”。

工人們背誦口號

世界工廠裏的時間與自然時間並不相同，在紀錄片的鏡頭裏，觀眾往往難以察覺這種時間的流動。工廠車間永遠燈火通明，光潔的地面也總是倒映着天花板上的燈光，這讓我們只能藉助窗外光線的變化勉強分辨眼前的場景是在白天還是夜晚，以至於時常會忘記自己看到的很多工作其實是在“加班”中完成。“加班”是工廠青年們自覺不自覺間，最常提到的一個詞，但依照這家手機制造廠的規定，直到每天夜晚八點半甚至九點前的工作，全部都是“義務”的。拍攝者阿涵在她第十八天的“工廠日記”裏提到了兩個新來的女工，起初她們覺得“只要願意給錢，就願意加班”，但阿涵補充道，“可能她們剛來，也根本不瞭解什麼叫義務加班，總之聽到今天晚上加班沒有錢的時候，兩個人都委屈地説，那我不來了”。阿涵在這裏陷入了很長時間的停頓，不知是出於一天工作的疲憊還是因為自己想到了別的什麼，隨後她才繼續説道，“但是晚上她倆還是來了。”義務加班當然不是這個廠的發明，比如“義務勞動”，但“義務”二字包涵着個人與集體/共同體超越了利益的另一種關係，包涵着個人對集體/共同體的認同，因為這一認同而自願放棄自己的利益。然而，在勞動力/勞動已經成為商品的今天，當這種被延長的勞動時間成為一種身不由己的義務和規定時，世界工廠的時間性再次體現出了特定空間及制度上的合謀。直接地説，工廠車間裏的時間是由可以不用停歇的機器所主導的，並且決定着工人們生產與生活的全部時間。

到了這部紀錄片的“青年”章節，我們終於能夠聽清那些年輕人在車間裏的閒聊，但他們的談話總會被手頭上的工作打斷。一位小夥問他隔壁工位的年輕女孩，“在宿舍孤獨的時候，你會想起誰？”從接下來的交談中我們得知，小夥之所以這麼問，是因為他聽説這女孩有次一個人在宿舍感到心裏特別難受，而他對她顯然很有好感，想要找機會表現自己的關心。當女孩聽出小夥的意圖之後，她連忙否認説自己“很少孤獨，孤獨的時候就會聽歌”。這段有點青春偶像劇味道的對話，發生在流水線上。事實上，小夥和女孩聊天的同時，兩人都沒停下手裏的工作，並且在整個談話中，他們也幾乎沒有任何視線的交流，女孩一直埋頭看着手上的電路板，小夥則一邊掃描着什麼原件一邊盯着面前的顯示屏。小夥的工作顯得熟練很多，因此他有更多時間説話，而女孩似乎無力分心，不一會兒她便抱怨“堆機了”——前面工位的機器堆積到了她的工位——小夥只得説，“好，先不説了”。類似的情形在這部紀錄片裏還出現過很多次，且幾乎無一不是以“堆機”作為聊天的結束。如果説“加班”、“義務加班”顯現的是工廠時間對自然時間的強制延長，那麼“堆機”無疑是前者對後者的某種無形擠壓。也是在這樣一些地方，我們反覆體會到了機器的時間帶給工人們的脅迫感。

車間裏的閒聊

​儘管我們説機器的時間構成了世界工廠時間性的主導方面，但這遠遠不是全部。世界工廠的時間還與產品發佈的週期有關，與世界貿易和全球競爭有關。**並且正如我們前面所提到的，這種時間更與其相應的等級化的空間結構、現代化的管理制度一起，共同形成了今天工廠青年們生存發展的最主要的外部環境。**那麼，他們在生產之外的個人生活與精神世界又是如何呢？我們繼續來看紀錄片中有關“青年”和“故鄉”的兩個章節。

二、生產之外的再生產

有四個年輕工人在生產線上偶然談起了“世界的不公平”。他們背對鏡頭，忙碌的身影連成一排，雖然看不清他們長什麼樣子，卻能讓我們從中把握到這個羣體某種共通的感覺結構。

一位高個子男孩抱怨道：“我説世界太不公平。”他左手邊黃色頭髮的女孩立刻接話説：“世界沒有什麼公不公平，世界對每個人都是公平的，命運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高個子好像對這種成功學的説法很不屑，忍不住罵了句髒話，他右手邊的男生幫忙反駁道，那“為什麼女的化妝，男的不化妝？”另一位女孩這時也加入了談話，她説：“自己心裏不公平，才會覺得世界不公平。”他們接着説起現在到哪裏工作都不好找。可以説，正是這種對於自身處境和現狀的不滿，讓“不公平的世界”成了他們最直接、最切身的感受，但從上面簡單的對話中我們發現，大家在基本一致的現實判斷面前，卻有着不太相同的態度和反應，並且更有意味的地方在於，當他們試圖言説這一嚴酷現實，話題很快就滑入了性別差異的層面。黃髮女孩接着剛才的對話繼續説道：“那以後，女的養男的怎麼樣？”這個問題顯然引起了他們更大的興趣，一番“辯論”之後，兩個男生都認為男女平等根本是在扯淡，高個子繼續舉例説道：“就好像女的進廠去幹活，永遠都不會太累。”黃髮女孩則説女的一樣有壓力啊，沒有重活的壓力，也有心理的壓力。這回輪到高個子説，“那是你們承受能力太低了”，“你們插個卡，合個盒子有壓力嗎？”

四個年輕工人

如果沒有攝影機鄭重地記錄下這些片段，我們或許不太可能聆聽到工廠青年的聲音，即便有機會聽到，大概也只會把它當成是工人們打發枯燥勞動的閒聊，或者年輕人間無意義的鬥嘴。但這其中實際上潛伏着一層更為隱秘的話語邏輯，值得我們去做更細緻的討論和推敲。首先自然是以性別的差異去談論，甚至可以説是替換社會結構的差異，因此政治經濟地位的不公平變成了男女間的不平等。其次，在這個意義上，世界為什麼不公平的命題也就很容易被打發、被擱置，這種不公平的現實儘管可感可知，但如今儼然成為了一種前提，我們只能用機會主義、成功學、或心靈雞湯的方式來尋求慰籍。不僅如此，當大家試圖以個人的現實感、肉身感繼續這一話題時，談話的內容毫不意外地再次回到並被侷限在了世界工廠的結構和流水線的時空當中，換句話説，沒有任何其他的生命經驗和資源可供支撐或打開這樣嚴肅的討論。也許你已經注意到，在做上述分析時，我沒有以“工廠青年”為特定的主語，這既為了避免引發對這一羣體有所苛責的誤解，更重要的是想説明，這樣的言説方式實際上在我們今天的大眾媒體和各種話語生產中隨處可見，而他們有關“世界不公平”的閒聊不過是這個同心圓中的一環罷了。如果這個同心圓的結構，可以粗糙理解成是當代主導性意識形態詢喚的結果，那麼我們不難發現，工廠青年在其生產勞動之外，同時還進行着這一意識形態的再生產。

在他們關於許立志詩歌的聊天裏，這種主流意識形態的再生產過程得到了更為清晰的顯現，但其中又似乎包裹着更為複雜而曖昧的面向。許立志1990年出生於廣東省揭東縣，高中畢業後開始在珠三角打工，並於2011年進入到深圳富士康工廠——這些經歷和我們在紀錄片看到的工廠青年們的經歷極其相似。然而，就在這部紀錄片開拍的兩個多月前，被車間工作折磨到身心俱疲的許立志，從深圳市區的一座高樓上縱身跳落，他在打工期間寫下的大量詩歌，也終於化成了一聲聲“絕望的迴響”。青年許立志的自殺，無疑內在於導演郭熙志的創作衝動之中，因此當他將鏡頭對準同樣一羣工廠青年時，導演有意將一本在許立志生後出版的詩集拿到了他們面前。幾位女工圍攏在流水線上念起了許立志留下的詩句：車間，流水線，機台，上崗證，加班，薪水……/我被它們治的服服帖帖/我不會吶喊，不會反抗/不會控訴，不會埋怨/……/我只盼望每月十號那張灰色的薪資單/……/拒絕曠工，拒絕病假，拒絕事假/拒絕遲到，拒絕早退/流水線旁我站立如鐵，雙手如飛/多少白天，多少黑夜/我就那樣，站着入睡。

這首詩的題目叫作《我就那樣站着入睡》，女工們念出來的詩句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這一部分是對她們生活的直接描述，同時讓她們格外興奮的，是其中提到了“灰色的薪資單”，但她們沒做任何隱喻性的解讀，僅僅是將富士康的工資單和自己工資單的顏色比對了一番。當得知許立志已經去世之後，一位站着的女工迫不及待地往後翻閲起詩集，想要“看一下，他後面是怎麼死的”。她像偵探一樣搜尋着線索，她發現有些字不認識，而當她看到像“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阿嬤的彌留之際》）這樣的詩句時，她説自己也會寫，而“世界之窗/歡樂谷/東部華僑城/海洋世界/大小梅沙/仙湖植物園”（《深圳深圳》），好多地方她都還沒有去過。然後，她找到了一些和死亡相關的詩句：“想死/你就去寫詩”（《有題》），“錘下這最後一釘，我就可以安息了/……/母親呵，我就要回到您的子宮”（《重生》），“可是這些我都辦不到了/我就要離開這個世界了/所有聽説過我的人們啊/不必為我的離開感到驚訝/更不必嘆息，或者悲傷/我來時很好，去時，也很好”（《我彌留之際》）——從她們挑選出的字句中，女工們一再確認着許立志死亡的結局，可仍舊無法找到任何具體的原因或直接的解釋，那位站着的女工為此顯得有些失望和着急，她問道：“他為什麼要死，為什麼要跳樓，誰能跟我解釋一下？”

唸詩的女工們

毫無疑問，對許立志詩歌的解讀，在這裏是以一種頗為戲劇化、通俗劇式的方式展開的。將許立志的命運轉譯成充滿懸念的探案故事，無論如何也解釋不了他遠遠沒有走完的一生。但從文化循環的角度看，女工的這種“轉譯”所表徵的或許正是近二三十年來，中國大眾文化創作與傳播的主導機制，從曾經的流行歌曲、影視劇，到時下的網遊、手遊等等，概莫能外。我們沒有更多的篇幅進行大眾文化批判，並且簡單的批判邏輯也很難説明今天的大眾文化是否藴含了某些積極的能量、調動了些許異質性的傳統，從而讓裹挾其中的工廠青年們沒有那麼輕易地走向許立志式的宿命。**這裏試圖強調的，依然是當下的工廠青年在生產勞動之外，在他們的閒暇時間裏，自覺不自覺地參與到了某種意識形態的再生產中；而這恐怕正是消費主義的發展訴求和城市中產式的文化政治，在我們的社會結構中擴展自身的必然要求。**如果不首先釐清這樣一層現實關係，對於工廠青年們在紀錄片裏展現的種種生活方式（如到影樓去補拍婚紗照，公司年會上的旗袍秀）、自己的奮鬥目標（有房有車才結婚）、以及內心的慾望和想象（世界那麼大我要去看看，將來自立門户做點小生意就能自由），我們可能永遠無法產生出真切的體認和同情的理解。

**換言之，工廠青年們正置身於一個邊界更為模糊，疆域更為遼闊的“世界工廠”之中，他們一面在流水線上生產着智能手機，一面又透過手裏的各種電子屏幕生產着本不屬於他們的政治經濟位置的文化邏輯和話語現實。**對他們而言，這或許是一種新的感覺結構，由此，他們在過年回家面對父輩、故鄉和土地的時候，始終感到隔膜。就像我們在這部紀錄片裏看到的那樣，鄉土的風物與風景，彷彿已經成了這代工廠青年手機攝像頭裏的數碼景觀，父母一輩的奮鬥經歷和坎坷心酸好像也並不比遊戲中的打打殺殺、電視裏的恩怨情仇更有感染力。這顯然不只是從鄉村出走到城市的工廠青年所特有的感覺結構，作為拍攝者的兩位女大學生，或者説我們接下來將要討論的知識青年羣體，就同樣身處其中。

三、 理想主義的困惑

這部紀錄片裏有一段字幕特別提示我們，阿涵和阿嬋被導演郭熙志要求在這家工廠的組裝車間工作一個月，並且“她們的工作量與作息時間要同流水線上的工人保持一致。”事實上，要在結束每天的工作之後，繼續錄下一份影像檔案，對於兩位大學生來説並不輕鬆，起碼不是我們想象中那麼容易。

在五小時版紀錄片的“日記”章節裏，觀眾一共看到了22天較為完整的記錄，其中絕大部分來自阿涵；且除了極少時候是在產線上拍攝之外，幾乎都是在更加私密的空間或宿舍裏完成。頭一週的日記裏面，提到最多的便是幾乎難以承受的工作和疲憊不堪的身體。甚至在第二天下午，阿涵就“感覺都做不下去了，然後挺煩躁的，不想加班，想回來睡覺”，而她之前以為這份工作“不會有自己想象的那麼累，反正都是坐着，然後就不停地做唄。”第六天是星期天，阿涵仍穿着工作服，一直沒有抬頭看攝影機，她顯得非常疲倦，聲音很輕：“今天加班。最近好像已經習慣了，覺得沒什麼”，可接着她就陷入了長時間的停頓，在説了句“今天不想再説了”之後便起身關掉了鏡頭。接下來的幾天，情況並沒有什麼好轉，阿涵在“每次堆機的時候，就會感覺很慌……希望自己能像一個機器一樣”（第七天），即便有時沒那麼忙，但“可能插了十天卡，每天都在做一樣的工作……還是會覺得挺疲憊的。感覺最近睡得也挺早，但是好像每天都不怎麼打得起精神”（第十天）。終於，在第十二天的時候，阿涵獨自面對鏡頭，情緒出現了徹底的崩潰。

第十二天的影像日記長達16分鐘，幾乎是整部紀錄片中最長的段落。阿涵的這次爆發，可以看成是這些天來超負荷工作和情緒壓抑的結果，因此她對着鏡頭幾次哽咽道“我覺得好累啊……我感覺心好累啊……”但聯繫之前的日記來看，似乎還有某些別的因素在一起發酵醖釀。比如，她曾提到有位年輕的女工做了一個奇怪的惡夢，夢見自己一生過得特別慘，這讓阿涵覺得“有時候跟她們聊，感覺挺替她們未來擔心的”，而她自己雖然唸了大學，但對未來“也是很迷茫，也不知道這輩子究竟該以一個什麼方式走下去”（第五天）。換句話説，這次特殊的拍攝經歷似乎讓阿涵開始重新反思自己，並且在身體感覺和情感體驗上，都與以往大不相同。她狼狽不堪地來到一個陌生的位置，還來不及或許也根本不知道該如何整理這些新鮮的經驗，而曾經的安全感和歸屬感正在漸漸離她遠去。我們注意到，在阿涵工廠宿舍的牀頭有一本灰色封皮的書，這本書名為《理想主義的困惑》，是對日本紀錄片大師小川紳介精神足跡的追尋。阿涵此時就深陷於某種困惑當中。她在這天的日記裏，説起了自己對於紀錄片的熱愛，説起了自己進入大學以後如何萌生出要拍紀錄片的想法，但她現在卻產生了一絲懷疑：

一路走來，我總覺得，拍片子還有做片子，還有看片子，看這些真實的影像，有時會找到一些對自己處境，包括自己心態的一些安慰……一直在努力去貼近更多人的生活，去跟更多的人接觸，然後去獲得一些愛和力量。可是我發現到現在，我很困惑，因為我在拍攝的過程中，在感受到一些愛和力量的同時，我又能感覺到一些惡意和傷害。有時候不知道為什麼，在我心裏感受到的這些愛還有力量，在那一瞬間是很強大很温暖，可是在我心裏停留的時間會很短暫，會變得很輕。而那些惡意和傷害，就會在我心裏縈繞不去，揮不去。

阿涵的困惑

從後面的講述中我們得知，阿涵這裏提到的“惡意和傷害”，主要是指前一天去拍工友結婚時攝影機被搶的遭遇，以及拍攝回來路上一位女工開玩笑説的話，“我感覺你們像狗仔隊一樣，就是整天跟在別人後面拍來拍去”。直到這裏，阿涵的整個語調都還顯得比較平靜。又或者説，儘管困惑於為什麼“愛和力量“總是短暫且輕，而“惡意和傷害”縈繞不去，但拍攝過程中發生的這類挫折，畢竟是她能夠面對和有所預料的。真正讓阿涵情緒崩潰，失聲痛哭的，是她“拍到現在，感覺自己越來越不快樂了”，而且，我好像更難去向一個具體的個體，一個人，去談心，像過去那樣，我向他講述我心中一些特別壓抑的東西，一些特別慌張、特別恐懼的感受。我講不出來了。我感覺自己就像被困住了一樣，我不知道該怎麼説……

阿涵沒有補充説明自己曾經拍攝的紀錄片都是以哪些人物作為對象，抑或是在處理什麼樣的主題，我們只知道她對紀錄片的熱情，是和一羣同樣喜歡電影的人，在小酒吧的沙龍里放映電影時被點燃的——但無疑，在導演安排下對工廠青年的拍攝和關注，讓阿涵第一次深刻感受到了某種與他人彼此交流時的困難和隔閡，甚至會“不知道為什麼，突然就覺得好像這一切都沒有意義了”。**而當她努力地尋找言説的對象、拼命地克服失語的焦慮時，她接着説道，“我現在跟我爸媽打電話的次數越來越少了，我有時候不知道跟他們説什麼……”鏡頭裏的阿涵這時陷入了徹底的絕望和真正的孤獨，她開始泣不成聲：“我不知道該給誰説了，我覺得別人不理解我……”**最終，她只感到無力，“康佳給我開綠燈開了好多，拍什麼都行，可是這兩天的拍攝讓我覺得特別脆弱，讓我覺得特別無力。我有時候覺得不知道該怎麼辦，説不上來，我好難受……”

儘管這整段自白好幾次被失聲痛哭給打斷，但從困惑到絕望到無力，阿涵的所有感受都是如此真實。對阿涵來説，那種“像被困住了一樣”的孤獨者的處境，無疑才是讓她崩潰的真正原因。它來自於這樣一個或許連她都還沒有意識到的事實——阿涵無法內在地理解她鏡頭中和自己差不多年紀的工廠青年們——阿涵不是沒有理解他人的能力或意願，但是，當她的理解對象這次不再能夠僅從個體的層面加以把握，當她無法再用慣常的那套語言和生活經驗與之交流，當她試圖以這樣的對象反觀自身卻發現自己不被認可的時候，她只能感到深深的困惑與隔閡。她本能地想向家人求助，卻又知道父母在這裏起不了任何作用，於是她徹徹底底“不知該給誰説了”。換言之，在無法理解眼前的對象和現實時，阿涵有意無意間，又將這一對象和現實屏蔽在了自己的視線之外。這就像是，她陷入了深谷，卻又在四周豎立起無形的高牆，只會讓自己更加絕望。現在唯一能夠支撐她的，或許只有對於紀錄片的熱愛了吧。阿涵明白自己必須完成這部紀錄片，關於紀錄片的理想似乎還沒有完全熄滅，但當難得的拍攝機會擺在面前，她好像仍在有意無意間，背轉了身去，陷入到自責和脆弱的情緒當中無法自拔。一幅孤立無援的青年肖像，於是漸漸浮現在我們眼前。

這個孤獨者是阿涵，同時也讓我們回想起那個在宿舍獨自聽歌，心裏難過委屈的年輕女工，或許還有我們自己。**不妨説，是這種孤獨的個體處境，構成了當代青年共同遭遇的深層困境。如何打破個人主義的迷思，如何讓知識青年們走出由社會主導意識形態所劃定的自我認知的高牆，如何讓工廠青年們拓展出更為豐富的文化想象和身份認同，如何讓這樣兩個羣體在共通的感覺結構和共同的現實困局中重新整合起來，便成了我們今天所有人的問題。**也許，這些問題，暫時還沒辦法在阿涵們身上得到解答，但我們從中看到的“理想主義”的微光，哪怕是“理想主義的困惑”，卻是珍貴的。因為，它能讓我們在眼前消費主義的“流水線”和發展主義的“世界工廠”之外，依稀看見一些更有價值因而也更久遠的東西，進而想象一些不一樣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