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久天長》,平靜生活之下的傷痕_風聞
观察者网用户_273143-2019-03-25 17:34
本文章轉自中國新聞週刊 文:劉遠航

圖/視覺中國
王小帥有些遺憾,沒能在拍攝《地久天長》的時候搭建出一個小城,包括六棟樓和一整條街道。他想留存下一些東西,比如80年代的小飯館和大食堂,讓附近退休的工人有一個好去處。這需要錢。許多地方政府會對古裝劇組提供資金支持,甚至建造影視基地,這樣可以進行旅遊開發,但誰會對當年大集體時代工人羣體的生活場景感興趣呢?
取景地主要是在包頭。為了勘景,王小帥帶着團隊去了很多地方,從山西到河北,再到東北,想要找到一個理想中的北方工業城市,最終在內蒙古包頭停了下來,在電影裏,這個地方的名字叫包江。很多老建築已經面目全非,只剩下樓架子。美術組將樓道內外重新佈置成八九十年代的模樣,每個爐灶都生過火,炒過菜。
在電影裏,在工廠工作的三對男女經歷了下崗和下海大潮,其中的主人公劉耀軍和王麗雲夫婦無法忍受喪子的痛苦,離開包江,來到人生地不熟的福建,在海邊的一個漁村生活,以修船織網為生。三十年後,他們重回故地,許多事物已被時間摧毀,少部分堅固的部分保存了下來。
曾經的生活景觀已經不復存在。籌拍《地久天長》的時候,王小帥計劃做成三部曲,名字就叫“家園”。第一部,他花了四年時間。今年2月,《地久天長》在柏林電影節上展映,最終獲得了最佳男、女主角兩個獎項。
3月中旬,電影即將上映,導演的日程安排也更加緊密。採訪是在首映禮的第二天。記者到場前,王小帥斜靠着座椅,將兩隻腳搭在對面的桌子上。這是不多的閒暇時刻。前天晚上,他忙到了凌晨,活動結束後,才終於有了休息的機會。
導演工作室位於北京將台路,一個專門擺放獎盃的架子很是顯眼,其中一張荷蘭鹿特丹電影節的獎狀上,《極度寒冷》的導演署名還是Wuming,意思是無名。那時他還處於“地下”狀態,只能通過“走私”的方式到荷蘭把這部作品製作出來。旁邊的書架上擺滿了各類文藝類書籍,那是他知識分子的一面。書架對面的白板上,貼滿了備選演員的照片,一部網劇正在籌備,那是他商業的一面。此前拍星座主題微電影的時候,他就調笑説,賺了錢,好回去養活文藝片。
30年間,鏡頭內外的世界都在發生變化,包括他自己。他對《中國新聞週刊》説,30年前,樓外還是荒野和麥田,麗都酒店剛剛開張,很是醒目。酒店正式營業是在1984年,同一年,陳凱歌的《黃土地》問世。美院附中的學生王小帥看了這部影片,還有“第五代”的開山作品《一個和八個》,很受觸動,決定報考北京電影學院。那還是理想主義盛行的年代,那時他正年輕。
1989年,王小帥從北京電影學院畢業,被分配到了福建電影製片廠,對於當時的王小帥來説,就像是來到了完全陌生的國外。兩年後,他在明白拍片無望後,獨自回到北京,走上了獨立電影的路。他曾和賈樟柯、婁燁一起,被歸類為“第六代”導演,但對於這種集體性的命名方式,他並不太感冒。
同樣沒有歸屬感的是地域身份。王小帥出生在上海,在貴州長大,在武漢度過了短暫的兩年,便來到北京讀高中和大學,畢業後去了福建,很快又回到北京拍片。十年之後,他的户口檔案從福建轉移到了河北涿州。
他幾乎沒有故鄉。那些鏡頭裏的人物也常常處於格格不入的狀態,狼奔豕突一般,不斷逃離此地,卻找不到新的入口,常常被歷史和記憶俘獲。現在,他試圖用影像的方式為這些被時代洪流衝散的人們尋找一個居所。
醒來
《地久天長》的劇本成型於四年前,當時二胎政策剛剛開放,王小帥決定以計劃生育政策為支點,創作一部關於失獨家庭的電影。“一胎化”的計生政策在1979年出台,直接影響了中國家庭關係的基本結構。王小帥找到了編劇阿美,一起合作。在王小帥的設想中,故事從1982年講起,一直延續到2011年前後,這個失獨家庭試圖擺脱傷痛的記憶,抵抗時代潮流的沖洗。
故事成型之後,阿美開始寫劇本。她對《中國新聞週刊》回憶,本來的故事背景並沒有一個明確的地域特徵,都是圍繞人物來寫的。直到後來勘景的時候,才最終確定下來具體的城市和場景。
劇本一改再改,仍然沒有找到足夠理想的方式可以將繁雜的故事脈絡提挈起來。那段時間,王小帥還是會經常做夢。有一次,他做了一晚上的夢,醒來之後,終於想到了一個辦法,讓故事從中間開始,讓過去的時空與當下的現實來回切換。像是突然從記憶的斜坡跌落,劉耀軍在一場夢中醒來。獨子溺亡的片段閃過,工廠的集體生活瞬間變成過去,此刻,他已經身在千里之外的福建漁村。
“不管出了什麼事,生活還要繼續走下去。有的人選擇將過去的隱藏在心裏邊,有的人則不。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處理方式,可能遇到事情之後,並沒有去應對,或是調和。事情過去之後,大家用新的生活形態去覆蓋它,但是有些東西是揮之不去的。那些不同的經歷和軌跡,都會變成各自的精神密碼。”王小帥對《中國新聞週刊》説。
幾位主演進組後,開始圍讀劇本。趙燕國彰在電影裏扮演一位引流潮流的時尚先生,他印象很深的一句話,是王小帥闡述理念時説的幾個字:不要用力,別使勁兒,那個東西就在這裏,自然就好。
工廠裏的一場戲,原本的安排是讓趙燕國彰扮演的新建從門口走過去,穿着那個年代最時興的喇叭褲,拎着錄音機。這明顯是一個具有喜劇色彩的角色,趙燕國彰自己設計了台詞和動作,進來和王景春扮演的劉耀軍閒聊了幾句。
新建掛在嘴邊的“巴士奇遇結良緣”是一部電影的名字,這是改革開放後第一部引進的港片,在當時引起了很大的轟動。故事裏跳舞的部分也有出處,舞步叫作蹦四,是經過本土化之後的一種交誼舞形式。
“小帥導演的作品大部分都會關照個體生命,希望人能夠回頭看。人不能忘記過去,這是他的主觀願望,對社會和人性的那種悲憫,我很喜歡。”詠梅對《中國新聞週刊》説。在製片人劉璇看來,對於這部戲的演員來説,他不用真的去演,因為他就是這樣,“就是把這些人扔到環境裏面,給他們一個新的身份去生活”。
出走
王小帥突然從福建回到北京的時候,是在1992年。本來他在學校裏的成績很好,畢業的時候,福建電影製片廠廠長陳劍雨來北電選人。他是一位著名編劇,承諾王小帥會有施展才華的空間。然而,王小帥的户口和檔案手續辦理還沒完結,陳劍雨就已經離任回京。到了福建之後,王小帥拼命寫劇本,卻得不到拍片的機會。
兩年之後,北京電影資料館的領導去福影廠開會,提到了這個名叫王小帥的北電畢業生,問他為什麼還不拍電影。製片廠領導發言的時候回應稱,大學生沒有經驗,先要鍛鍊五年,才能獨立工作。聽了這話,王小帥立刻起身離席,回到宿舍,只用了兩三分鐘就收拾好行李,走出了福建電影廠的大門,踏上了回北京的火車。
這是一場逃離。他從一個體制裏跑出來,成為了那個年代的一名“北漂”。80年代的激情已經過去,“第五代”導演的狂飆突進,給王小帥和他的同學栽下了精英主義的種子。但在變換的時代氣候下,它變成了苦悶的源頭。王小帥想着,在福建拍不了片,回到北京,至少有人能一起聊電影。
“我們正好趕上了一箇中國電影大滑坡的十年,舊的體制在消亡,市場化的格局又沒建立起來。與此同時,精英文化開始向社會文化轉變,在電影學院的時候,誰要是説想拍商業片,都是一件羞恥的事情,畢業的時候,都沒人肯去中央電視台。”導演劉傑對《中國新聞週刊》説。他是北電攝影系的畢業生,跟王小帥在學校裏就認識,後來擔任他的攝影師,一直合作了十年多時間。
那時候,電影廠的日子也不好過,常常需要通過賣廠標來過活。電影產量在下降,電影院也不景氣。劉傑和王小帥去一些小城市,或是縣城,發現那裏的電影院已經改造成了農貿批發市場,座椅拆掉,擺上了貨架子。
也有讓王小帥感到振奮的事情。同級的張元正在籌備拍攝《北京雜種》,紀錄片導演吳文光的《流浪北京》正在被人們談論。用他自己的話説,是暗流在湧動。
王小帥決定不再等了。他在東四的廣東大排檔重新見到了美院附中的好友劉小東和喻紅,向他們宣佈了自己的電影計劃,演員就是他們倆。這聽起來有些不靠譜,但劉小東和喻紅相信了王小帥。他們當時已經是小有名氣的畫家,在電影裏,二人將扮演走到絕路的青年藝術家。
演員有了,劇組也拉了起來,攝影師是攝影系的鄔迪和劉傑,膠片和攝影機是託關係從保定膠片場和北影廠找的。五萬塊資金是從同學那裏借的,導演組只有王小帥自己,拍攝地是在劉小東任教的中央美院附中院子裏。原本王小帥只是計劃拍一部15分鐘的短片,陸陸續續拍了五個月,短片越來越長,最後發現竟然可以剪出一個長片來。
拍攝的過程中,王小帥還找來了婁燁,讓他以逃亡者的身份出現。王小帥後來透露説,那其實是在逃亡者的身上安置了一個自己。就這樣,他們靠着跟朋友化緣的方式,拍完了這部名為《冬春的日子》的處女作。
拍完之後,本來想買廠標,然而價格太高,一般都要三四十萬。即使一家國營製片廠給出了將近半折的優惠,王小帥的劇組還是根本買不起。最終,電影不得不走地下的途徑,成為了所謂的“黑電影”。
製作完成後,有影評人將其介紹到了國外的電影節。在鹿特丹,王小帥收到了一張報紙的傳真,上面寫着七位被放入“黑名單”的導演名字,其中就包括王小帥。電影節主席轉述了國內官方的撤片要求,幾位參展的導演商量之後,選擇繼續放映。
偷渡
劉傑接到王小帥電話的時候,正在外地。劇組條件窘迫,之前一直擔任攝影師的他,不得不頂上了製片人的角色。這是2002年,前作《十七歲的單車》已經被禁,王小帥決定拍新片,電影的名字叫《二弟》。故事發生在福建。勘景的時候,劉傑和王小帥從福建一路向北,終於在浙江温州洞頭島找到了一個合適的地方。
島不大,只有幾平方公里,沒有幾家賓館,攝製組的住宿都成問題。也很難找到羣眾演員,那可是在温州,當地人搞船運,或者走私,都很富裕,根本沒人願意幹這一天十幾二十塊錢的活兒,更何況半夜兩點還要爬起來到船上拍戲。
負責演員的副導演趙祥被逼得沒辦法,只好去找村長喝酒。村長指着一瓶白酒跟他説,你要是把這瓶兒給幹了,我就給你解決演員問題。趙祥二話沒説,一口喝了下去,回來基本不省人事了。
就在這樣的條件下,王小帥給製片人劉傑打電話,説是有個鏡頭拍了十幾條,已經拍毛了,怎麼都不對,拍一條就得廢一本膠片,還應不應該繼續拍。劉傑回覆説不滿意就拍下去,王小帥聽了挺高興,這可是你説的啊,咱們還有錢,是吧。
“他其實也會有壓力,特別是拍得不順的時候。當時的資金狀況並不好,那時候拍片就沒有容易過。”劉傑對《中國新聞週刊》説。
《二弟》的英文名叫Drifters,意思是漂泊的人們。段奕宏扮演的二弟回到福建的沿海小鎮,他曾是偷渡大軍的一員,成功到達美國,跟同鄉老闆的女兒生了一個孩子,因為不肯斷絕關係,被對方舉報,最終遭遣返回鄉。
總是這樣,沿海的青年想要進入美國,農村來的青年想要進入北京,遷居貴州的青年想要回到上海。那些不斷逃離的此地,與無法企及的別處,共同構成了王小帥電影裏的慾望地圖。
在身邊人的印象裏,那時的王小帥,雖然條件艱苦,仍然顯露出充沛的精力。拍《十七歲的單車》的時候,是在1999年。故事發生在北京,一個十七歲的農村孩子和一個北京“土著”少年,因為一輛自行車,有了交集。開拍前,扮演北京少年的小演員突然退出,劇組重新選定了一個叫李濱的少年,作為男主角。
那是李濱第一次演電影。在他的印象裏,這位導演常常坐在監控器後面,神情專注,拍得好的時候,就忍不住感嘆。當時劇組的條件有限,用的還是膠片,也不可能搭景,都是在衚衕裏找地方拍。
有一次,劇組在後海拍戲。當時天氣正好,光線從樹梢間打下來,一個靜態鏡頭,大家都覺得美得不得了。眼看着這條就要拍成了,這時候,忽然路過一個騎自行車的大爺,攔也攔不住,直接從鏡頭裏穿了過去。這讓王小帥大為光火,立刻就要上前跟對方幹架。
《十七歲的單車》在柏林電影節上獲得了評審團獎,卻並沒有改變王小帥的拍戲條件,甚至讓情況變得更糟了。因為沒有送審就參加國外影展,這部電影無法在國內上映。
2003年,王小帥和賈樟柯、婁燁等十多位獨立電影導演一起,去北京電影學院參加電影局組織的座談。這被認為是官方機構和獨立電影人的一次直接對話。會上,除了得到一個他們可以拍片了的信息之外,也得知電影從此要走市場化的道路。
王小帥後來在書裏回憶説,他們幾個導演並沒有像人們想象中的那樣歡呼雀躍,新的擔憂悄然來臨。根據賈樟柯的描述,座談會上,一位政府官員表示,今天我們給你們解禁,但你們要明白,你們馬上就會變成市場經濟中的地下電影。用劉傑的話説,則是“市場的繁榮大於創作的繁榮”,而文藝片的環境,直到現在,也不是特別好。
在2005年的首屆電視劇風雲盛典上,王小帥作為頒獎嘉賓出場。那時他已經拍完“三線”題材的電影《青紅》,獲得了戛納電影節評委會獎。為了宣傳新作,王小帥第一次參加這種電視劇的盛典活動。
主持人劉儀偉打趣説,作為一隻“母雞”,要“賣雞蛋”的話,必須出來“叫喚”。隨後他問王小帥,如果有人願意掏錢把《青紅》改編成系列電視劇,願不願意親自把它給拍出來。王小帥沒有直接表示拒絕,而是回應説,可以再另外找一個合適的劇本,把這個“雞蛋”賣個好價錢,再請合適的人來拍。

拍攝《闖入者》期間,王小帥給演員説戲。圖/受訪者提供
回望
王小帥回到了貴州,回到拍攝《青紅》時選用的那些場地。那是2012年,《我11》已經上映,與此同時,他開始籌備《闖入者》,後來還為這部影片加上了懸疑的元素。從決定拍攝“三線”題材到現在,又一個十年過去了,王小帥知道,那些場景肯定還在那裏。甚至之前拍攝過的礦燈廠宿舍,依然有人在那裏居住。他們叫出了王小帥的名字,而大部分的老建築,已經人去樓空,變成一副空殼。
現在是由過去在時間和空間上疊加而成的,王小帥回憶説。“三線建設”已經成為歷史,但它並不會就那樣過去,在許多年後的日常生活中,仍然可能會找上門來。這些老人,經歷了共和國至今的大部分歷史,時代的刻度不斷調整,在某一個節點,他們被拋下,可能就一直停在了那裏。
演員李濱是土生土長的北京人,用他自己的話説是地道的“衚衕串子”,他在主演了《十七歲的單車》之後,走上了職業演員的道路,本來簽約了公司,當時為了拍《青紅》,推掉了戲份更多的電視劇片約。
他還清楚地記得當時去貴州的情形,拍戲之前,王小帥帶他去貴陽的小河鎮,找那些老工友聊天。在李濱的印象裏,當地的老建築特別像是小時候北京三環外的地方。大紅磚露在外面,一看就感覺有二三十年的歷史,磚的稜角都變圓了,“有點兒髒,但是又體現出濃濃的生活氣息”。
當時劇組在一個附近的老商店拍戲,商店裏的佈局仍然像是六七十年代的樣子,讓李濱產生了一種穿越的錯覺。
這曾是王小帥生活的現實,也是他長大的地方。因為“三線建設”,王小帥在不滿一歲的時候就隨父母離開了上海,和遷徙大軍一起,來到偏遠的貴州。“三線建設”是在中蘇交惡的情況下出台的政策,為了預防戰爭,大批的沿海軍工企業向西部和西南地區遷移,動員的人口規模在千萬以上。王小帥的母親在上海光學儀器廠工作,在政治熱情的氛圍中,和大家一樣,響應國家的號召。父親原本在上海戲劇學院教書,作為家屬,也來到了貴州,後來調到省京劇團工作。
實際上,王小帥後來的遷徙就是伴隨父親的遷徙開始的。在那個政治的年代,搞戲劇是很痛苦的事情。王小帥的父親對那些運動沒有興趣,也不太會社交,倒是喜歡收聽美國之音。這些行為有些自我放逐的意味,卻給王小帥打開了一個通道。他常常在夜深人靜時起身,耳朵緊貼收音機,屁股翹得老高,捕捉遙遠的異國之音。貴州的生活封閉,幾乎被外界遺忘,王小帥卻由此找到了連接世界的洞口。
在《我11》裏,王小帥為父親留了一個重要的位置。故事發生在70年代中期,也就是王小帥的小時候,王景春扮演的父親帶着11歲的主人公,到野外去寫生,在晚上給主人公看印象派的畫作,這都是王小帥的親身經歷。
父親曾説過,在那樣的年代,人常常無法決定自己的命運。“對於我們大部分人來説,命運就像是一條不知流向何方的河流,我們就是河牀上的水,順流而下,無法控制。”王小帥在自述裏回憶道。
1979年,一個借調的電話打過來,王小帥一家離開了生活十三年的貴州,搬到了武漢。在城市上學的第一天,王小帥穿上了父親的一件卡其布中山裝,衣服並不合身,但至少很洋氣。“上海人”的身份是王小帥的底牌,然而,在班裏的同學眼裏,他是從貴州來的“鄉里娃”,王小帥的心理防線崩塌了。
兩年後,王小帥考到了中央美院附中,藉着去北京報到的機會,王小帥第一次回到了出生地上海。然而,意想中的激動並未降臨,取而代之的是“一份深深的陌生感和失落感”。他不停地拍照留影,掩飾着作為外地人的窘迫模樣。由此,身份認知的焦慮逐漸內化成某種心理機制,在後來的創作中不時顯露。
直接相關的作品是《青紅》,身處貴州的父一輩執迷於讓子女回到上海,子一輩卻希望掙脱家庭的束縛。到了《我11》,來支援建設的這些上海人聚在一起,通過滬劇和儂語温習他們的身份。而《闖入者》的時間線延伸到了現代,歷史的陰影以記憶的形式找上門來。這三部作品構成了王小帥的“三線”三部曲。童年的這些私人經驗成為了王小帥回望歷史並反觀現實的入口。
拍《我11》的時候,王小帥和美術師呂東重新取景,走了好幾個地方,最終定在了重慶的一個機械廠。他後來在書裏回憶,當時的環境已經是全然的“市場論成敗”,電影的資金來源仍然非常有限,他自己承擔了主要的部分。
還是在2012年,王小帥接受了別克轎車的邀請,和陸川等人一起,拍了十二星座主題的微電影。當然,他也拒絕了很多機會。微電影的故事背景轉移到了現代都市。在其中一部名為《遠方》的短片中,男主角在都市的密林中開着車,一個人自説自話。逃離是我的哲學,他説,言語間依然是王小帥作品的影子。
但與此同時,王小帥依舊會在公開場合顯露出憤怒的一面。《闖入者》在2015年五一檔上映的時候,被市場給了一記悶棍,排片只有1%,碾壓它的是電影版的《何以笙簫默》。王小帥在微博上發表公開信,並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這是一場“事先張揚的謀殺案”,即便在表達憤怒,他還是本能地引用了拉美作家加西亞·馬爾克斯的一部長篇小説的名字。
重建
拿到《地久天長》的劇本之後,呂東跟着王小帥開始勘景,選址,一步步地將北方工業城市和南方沿海漁村的空間確立起來。一個是黯然沒落的故地,一個是“孤絕邊遠的異鄉”,三十年的變遷就在這兩個空間展開。
王小帥跟呂東等人一路向北,去了山西大同、河南洛陽開封、內蒙古包頭、河北井陘以及大連。另一組人馬徑直南下,去了廣西、廣東、海南、福建,順着沿海跑了幾十個地方。北方城市最終確定了包頭,內蒙古最大的工業城市,有50多年的工業歷史。南方漁村定在了福建連江,此前參加拍攝電影《失孤》的時候,呂東就曾去過那裏。
主場景的搭建地是在一個糖廠裏頭。開始籌備的時候,預算還很充足,王小帥和呂東計劃着,搭出一整條街。在最初的設想中,劉耀軍夫婦多年以後回到故地,樓對面的開闊空地蓋起了“皇宮”洗浴城,甚至遮擋住了遠處工廠的視線。這樣的空間設想,讓王小帥和呂東都很激動。
然而,預算很快出現了大幅度下跌,只好修改方案,放棄了更多呈現工廠、街區和宿舍區的變化視角。拍攝多集中在室內。不過,即使是這樣,內景的搭設還是最大程度還原了80年代的樣貌。糖廠的領導來到筒子樓一看,激動得不行,跟當年的那種感覺一模一樣。進組之後,演員艾麗婭和徐程以為這是實景,不敢相信都是佈置出來的。
在福建,劇組建造了兩層的小樓,下面是劉耀軍的修理鋪,上面是這對夫婦的住處。房子的一磚一瓦都是實打實蓋的,非常堅固。裏面的各種設備都是從周圍的村子裏蒐羅的,直接就可以營業。當地的一位修理鋪主過來看,也覺得驚訝。
對於王小帥來説,福建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畢業之後,他在這裏度過了苦悶的兩年。“其實並不是不喜歡。年輕的時候,為了拍電影,去到了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這種(跟《地久天長》情節)暗合的體驗還是有的。陌生感在一個年輕人的身上產生了一種恐慌和焦慮,沒有經驗,也不知道未來。”王小帥對《中國新聞週刊》説。
空間讓真實的記憶和虛構的角色發生共振,而時間給了很多事情一個答案。在拍攝和製作《地久天長》的時候,時間感也進入了電影的敍述方式。這次的攝影師來自韓國,跟李滄東合作過《詩》,明亮的質感給這部電影帶來了一種“真實的幻覺”。剪輯師則來自泰國,和知名導演阿彼察邦多次合作過。
電影不斷在過去與當下來回切換,而切換的節奏是和情感的節奏同步的,給觀眾的感覺是,過去從未離場,記憶一直都在。從時代的浪潮中脱離出來的角色們,在經歷了地域和時間的流轉之後,在影像中回到曾經的家園。
拍攝結束後,搭建的場地一般都要拆掉。漁村的部分拍完之後,當地村長連忙趕過來,表示不能拆,要保存下來,以後可以做個紀念。連江當地多暴雨。劇組離開後不久,颱風就造訪了拍攝所在的漁村。海浪刮過來,足足有六七層樓那麼高,許多地方變成了一片汪洋。但那個房子還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