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久天長》，平靜生活之下的傷痕_風聞

本文章轉自中國新聞週刊 文：劉遠航

圖/視覺中國

　　王小帥有些遺憾，沒能在拍攝《地久天長》的時候搭建出一個小城，包括六棟樓和一整條街道。他想留存下一些東西，比如80年代的小飯館和大食堂，讓附近退休的工人有一個好去處。這需要錢。許多地方政府會對古裝劇組提供資金支持，甚至建造影視基地，這樣可以進行旅遊開發，但誰會對當年大集體時代工人羣體的生活場景感興趣呢？

　　取景地主要是在包頭。為了勘景，王小帥帶着團隊去了很多地方，從山西到河北，再到東北，想要找到一個理想中的北方工業城市，最終在內蒙古包頭停了下來，在電影裏，這個地方的名字叫包江。很多老建築已經面目全非，只剩下樓架子。美術組將樓道內外重新佈置成八九十年代的模樣，每個爐灶都生過火，炒過菜。

　　在電影裏，在工廠工作的三對男女經歷了下崗和下海大潮，其中的主人公劉耀軍和王麗雲夫婦無法忍受喪子的痛苦，離開包江，來到人生地不熟的福建，在海邊的一個漁村生活，以修船織網為生。三十年後，他們重回故地，許多事物已被時間摧毀，少部分堅固的部分保存了下來。

　　曾經的生活景觀已經不復存在。籌拍《地久天長》的時候，王小帥計劃做成三部曲，名字就叫“家園”。第一部，他花了四年時間。今年2月，《地久天長》在柏林電影節上展映，最終獲得了最佳男、女主角兩個獎項。

　　3月中旬，電影即將上映，導演的日程安排也更加緊密。採訪是在首映禮的第二天。記者到場前，王小帥斜靠着座椅，將兩隻腳搭在對面的桌子上。這是不多的閒暇時刻。前天晚上，他忙到了凌晨，活動結束後，才終於有了休息的機會。

　　導演工作室位於北京將台路，一個專門擺放獎盃的架子很是顯眼，其中一張荷蘭鹿特丹電影節的獎狀上，《極度寒冷》的導演署名還是Wuming，意思是無名。那時他還處於“地下”狀態，只能通過“走私”的方式到荷蘭把這部作品製作出來。旁邊的書架上擺滿了各類文藝類書籍，那是他知識分子的一面。書架對面的白板上，貼滿了備選演員的照片，一部網劇正在籌備，那是他商業的一面。此前拍星座主題微電影的時候，他就調笑説，賺了錢，好回去養活文藝片。

　　30年間，鏡頭內外的世界都在發生變化，包括他自己。他對《中國新聞週刊》説，30年前，樓外還是荒野和麥田，麗都酒店剛剛開張，很是醒目。酒店正式營業是在1984年，同一年，陳凱歌的《黃土地》問世。美院附中的學生王小帥看了這部影片，還有“第五代”的開山作品《一個和八個》，很受觸動，決定報考北京電影學院。那還是理想主義盛行的年代，那時他正年輕。

　　1989年，王小帥從北京電影學院畢業，被分配到了福建電影製片廠，對於當時的王小帥來説，就像是來到了完全陌生的國外。兩年後，他在明白拍片無望後，獨自回到北京，走上了獨立電影的路。他曾和賈樟柯、婁燁一起，被歸類為“第六代”導演，但對於這種集體性的命名方式，他並不太感冒。

　　同樣沒有歸屬感的是地域身份。王小帥出生在上海，在貴州長大，在武漢度過了短暫的兩年，便來到北京讀高中和大學，畢業後去了福建，很快又回到北京拍片。十年之後，他的户口檔案從福建轉移到了河北涿州。

　　他幾乎沒有故鄉。那些鏡頭裏的人物也常常處於格格不入的狀態，狼奔豕突一般，不斷逃離此地，卻找不到新的入口，常常被歷史和記憶俘獲。現在，他試圖用影像的方式為這些被時代洪流衝散的人們尋找一個居所。

醒來

　　《地久天長》的劇本成型於四年前，當時二胎政策剛剛開放，王小帥決定以計劃生育政策為支點，創作一部關於失獨家庭的電影。“一胎化”的計生政策在1979年出台，直接影響了中國家庭關係的基本結構。王小帥找到了編劇阿美，一起合作。在王小帥的設想中，故事從1982年講起，一直延續到2011年前後，這個失獨家庭試圖擺脱傷痛的記憶，抵抗時代潮流的沖洗。

　　故事成型之後，阿美開始寫劇本。她對《中國新聞週刊》回憶，本來的故事背景並沒有一個明確的地域特徵，都是圍繞人物來寫的。直到後來勘景的時候，才最終確定下來具體的城市和場景。

　　劇本一改再改，仍然沒有找到足夠理想的方式可以將繁雜的故事脈絡提挈起來。那段時間，王小帥還是會經常做夢。有一次，他做了一晚上的夢，醒來之後，終於想到了一個辦法，讓故事從中間開始，讓過去的時空與當下的現實來回切換。像是突然從記憶的斜坡跌落，劉耀軍在一場夢中醒來。獨子溺亡的片段閃過，工廠的集體生活瞬間變成過去，此刻，他已經身在千里之外的福建漁村。

　　“不管出了什麼事，生活還要繼續走下去。有的人選擇將過去的隱藏在心裏邊，有的人則不。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處理方式，可能遇到事情之後，並沒有去應對，或是調和。事情過去之後，大家用新的生活形態去覆蓋它，但是有些東西是揮之不去的。那些不同的經歷和軌跡，都會變成各自的精神密碼。”王小帥對《中國新聞週刊》説。

　　幾位主演進組後，開始圍讀劇本。趙燕國彰在電影裏扮演一位引流潮流的時尚先生，他印象很深的一句話，是王小帥闡述理念時説的幾個字：不要用力，別使勁兒，那個東西就在這裏，自然就好。

　　工廠裏的一場戲，原本的安排是讓趙燕國彰扮演的新建從門口走過去，穿着那個年代最時興的喇叭褲，拎着錄音機。這明顯是一個具有喜劇色彩的角色，趙燕國彰自己設計了台詞和動作，進來和王景春扮演的劉耀軍閒聊了幾句。

　　新建掛在嘴邊的“巴士奇遇結良緣”是一部電影的名字，這是改革開放後第一部引進的港片，在當時引起了很大的轟動。故事裏跳舞的部分也有出處，舞步叫作蹦四，是經過本土化之後的一種交誼舞形式。

　　“小帥導演的作品大部分都會關照個體生命，希望人能夠回頭看。人不能忘記過去，這是他的主觀願望，對社會和人性的那種悲憫，我很喜歡。”詠梅對《中國新聞週刊》説。在製片人劉璇看來，對於這部戲的演員來説，他不用真的去演，因為他就是這樣，“就是把這些人扔到環境裏面，給他們一個新的身份去生活”。

出走

　　王小帥突然從福建回到北京的時候，是在1992年。本來他在學校裏的成績很好，畢業的時候，福建電影製片廠廠長陳劍雨來北電選人。他是一位著名編劇，承諾王小帥會有施展才華的空間。然而，王小帥的户口和檔案手續辦理還沒完結，陳劍雨就已經離任回京。到了福建之後，王小帥拼命寫劇本，卻得不到拍片的機會。

　　兩年之後，北京電影資料館的領導去福影廠開會，提到了這個名叫王小帥的北電畢業生，問他為什麼還不拍電影。製片廠領導發言的時候回應稱，大學生沒有經驗，先要鍛鍊五年，才能獨立工作。聽了這話，王小帥立刻起身離席，回到宿舍，只用了兩三分鐘就收拾好行李，走出了福建電影廠的大門，踏上了回北京的火車。

　　這是一場逃離。他從一個體制裏跑出來，成為了那個年代的一名“北漂”。80年代的激情已經過去，“第五代”導演的狂飆突進，給王小帥和他的同學栽下了精英主義的種子。但在變換的時代氣候下，它變成了苦悶的源頭。王小帥想着，在福建拍不了片，回到北京，至少有人能一起聊電影。

　　“我們正好趕上了一箇中國電影大滑坡的十年，舊的體制在消亡，市場化的格局又沒建立起來。與此同時，精英文化開始向社會文化轉變，在電影學院的時候，誰要是説想拍商業片，都是一件羞恥的事情，畢業的時候，都沒人肯去中央電視台。”導演劉傑對《中國新聞週刊》説。他是北電攝影系的畢業生，跟王小帥在學校裏就認識，後來擔任他的攝影師，一直合作了十年多時間。

　　那時候，電影廠的日子也不好過，常常需要通過賣廠標來過活。電影產量在下降，電影院也不景氣。劉傑和王小帥去一些小城市，或是縣城，發現那裏的電影院已經改造成了農貿批發市場，座椅拆掉，擺上了貨架子。

　　也有讓王小帥感到振奮的事情。同級的張元正在籌備拍攝《北京雜種》，紀錄片導演吳文光的《流浪北京》正在被人們談論。用他自己的話説，是暗流在湧動。

　　王小帥決定不再等了。他在東四的廣東大排檔重新見到了美院附中的好友劉小東和喻紅，向他們宣佈了自己的電影計劃，演員就是他們倆。這聽起來有些不靠譜，但劉小東和喻紅相信了王小帥。他們當時已經是小有名氣的畫家，在電影裏，二人將扮演走到絕路的青年藝術家。

　　演員有了，劇組也拉了起來，攝影師是攝影系的鄔迪和劉傑，膠片和攝影機是託關係從保定膠片場和北影廠找的。五萬塊資金是從同學那裏借的，導演組只有王小帥自己，拍攝地是在劉小東任教的中央美院附中院子裏。原本王小帥只是計劃拍一部15分鐘的短片，陸陸續續拍了五個月，短片越來越長，最後發現竟然可以剪出一個長片來。

　　拍攝的過程中，王小帥還找來了婁燁，讓他以逃亡者的身份出現。王小帥後來透露説，那其實是在逃亡者的身上安置了一個自己。就這樣，他們靠着跟朋友化緣的方式，拍完了這部名為《冬春的日子》的處女作。

　　拍完之後，本來想買廠標，然而價格太高，一般都要三四十萬。即使一家國營製片廠給出了將近半折的優惠，王小帥的劇組還是根本買不起。最終，電影不得不走地下的途徑，成為了所謂的“黑電影”。

　　製作完成後，有影評人將其介紹到了國外的電影節。在鹿特丹，王小帥收到了一張報紙的傳真，上面寫着七位被放入“黑名單”的導演名字，其中就包括王小帥。電影節主席轉述了國內官方的撤片要求，幾位參展的導演商量之後，選擇繼續放映。

偷渡

　　劉傑接到王小帥電話的時候，正在外地。劇組條件窘迫，之前一直擔任攝影師的他，不得不頂上了製片人的角色。這是2002年，前作《十七歲的單車》已經被禁，王小帥決定拍新片，電影的名字叫《二弟》。故事發生在福建。勘景的時候，劉傑和王小帥從福建一路向北，終於在浙江温州洞頭島找到了一個合適的地方。

　　島不大，只有幾平方公里，沒有幾家賓館，攝製組的住宿都成問題。也很難找到羣眾演員，那可是在温州，當地人搞船運，或者走私，都很富裕，根本沒人願意幹這一天十幾二十塊錢的活兒，更何況半夜兩點還要爬起來到船上拍戲。

　　負責演員的副導演趙祥被逼得沒辦法，只好去找村長喝酒。村長指着一瓶白酒跟他説，你要是把這瓶兒給幹了，我就給你解決演員問題。趙祥二話沒説，一口喝了下去，回來基本不省人事了。

　　就在這樣的條件下，王小帥給製片人劉傑打電話，説是有個鏡頭拍了十幾條，已經拍毛了，怎麼都不對，拍一條就得廢一本膠片，還應不應該繼續拍。劉傑回覆説不滿意就拍下去，王小帥聽了挺高興，這可是你説的啊，咱們還有錢，是吧。

　　“他其實也會有壓力，特別是拍得不順的時候。當時的資金狀況並不好，那時候拍片就沒有容易過。”劉傑對《中國新聞週刊》説。

　　《二弟》的英文名叫Drifters，意思是漂泊的人們。段奕宏扮演的二弟回到福建的沿海小鎮，他曾是偷渡大軍的一員，成功到達美國，跟同鄉老闆的女兒生了一個孩子，因為不肯斷絕關係，被對方舉報，最終遭遣返回鄉。

　　總是這樣，沿海的青年想要進入美國，農村來的青年想要進入北京，遷居貴州的青年想要回到上海。那些不斷逃離的此地，與無法企及的別處，共同構成了王小帥電影裏的慾望地圖。

　　在身邊人的印象裏，那時的王小帥，雖然條件艱苦，仍然顯露出充沛的精力。拍《十七歲的單車》的時候，是在1999年。故事發生在北京，一個十七歲的農村孩子和一個北京“土著”少年，因為一輛自行車，有了交集。開拍前，扮演北京少年的小演員突然退出，劇組重新選定了一個叫李濱的少年，作為男主角。

　　那是李濱第一次演電影。在他的印象裏，這位導演常常坐在監控器後面，神情專注，拍得好的時候，就忍不住感嘆。當時劇組的條件有限，用的還是膠片，也不可能搭景，都是在衚衕裏找地方拍。

　　有一次，劇組在後海拍戲。當時天氣正好，光線從樹梢間打下來，一個靜態鏡頭，大家都覺得美得不得了。眼看着這條就要拍成了，這時候，忽然路過一個騎自行車的大爺，攔也攔不住，直接從鏡頭裏穿了過去。這讓王小帥大為光火，立刻就要上前跟對方幹架。

　　《十七歲的單車》在柏林電影節上獲得了評審團獎，卻並沒有改變王小帥的拍戲條件，甚至讓情況變得更糟了。因為沒有送審就參加國外影展，這部電影無法在國內上映。

　　2003年，王小帥和賈樟柯、婁燁等十多位獨立電影導演一起，去北京電影學院參加電影局組織的座談。這被認為是官方機構和獨立電影人的一次直接對話。會上，除了得到一個他們可以拍片了的信息之外，也得知電影從此要走市場化的道路。

　　王小帥後來在書裏回憶説，他們幾個導演並沒有像人們想象中的那樣歡呼雀躍，新的擔憂悄然來臨。根據賈樟柯的描述，座談會上，一位政府官員表示，今天我們給你們解禁，但你們要明白，你們馬上就會變成市場經濟中的地下電影。用劉傑的話説，則是“市場的繁榮大於創作的繁榮”，而文藝片的環境，直到現在，也不是特別好。

　　在2005年的首屆電視劇風雲盛典上，王小帥作為頒獎嘉賓出場。那時他已經拍完“三線”題材的電影《青紅》，獲得了戛納電影節評委會獎。為了宣傳新作，王小帥第一次參加這種電視劇的盛典活動。

　　主持人劉儀偉打趣説，作為一隻“母雞”，要“賣雞蛋”的話，必須出來“叫喚”。隨後他問王小帥，如果有人願意掏錢把《青紅》改編成系列電視劇，願不願意親自把它給拍出來。王小帥沒有直接表示拒絕，而是回應説，可以再另外找一個合適的劇本，把這個“雞蛋”賣個好價錢，再請合適的人來拍。

拍攝《闖入者》期間，王小帥給演員説戲。圖/受訪者提供

回望

　　王小帥回到了貴州，回到拍攝《青紅》時選用的那些場地。那是2012年，《我11》已經上映，與此同時，他開始籌備《闖入者》，後來還為這部影片加上了懸疑的元素。從決定拍攝“三線”題材到現在，又一個十年過去了，王小帥知道，那些場景肯定還在那裏。甚至之前拍攝過的礦燈廠宿舍，依然有人在那裏居住。他們叫出了王小帥的名字，而大部分的老建築，已經人去樓空，變成一副空殼。

　　現在是由過去在時間和空間上疊加而成的，王小帥回憶説。“三線建設”已經成為歷史，但它並不會就那樣過去，在許多年後的日常生活中，仍然可能會找上門來。這些老人，經歷了共和國至今的大部分歷史，時代的刻度不斷調整，在某一個節點，他們被拋下，可能就一直停在了那裏。

　　演員李濱是土生土長的北京人，用他自己的話説是地道的“衚衕串子”，他在主演了《十七歲的單車》之後，走上了職業演員的道路，本來簽約了公司，當時為了拍《青紅》，推掉了戲份更多的電視劇片約。

　　他還清楚地記得當時去貴州的情形，拍戲之前，王小帥帶他去貴陽的小河鎮，找那些老工友聊天。在李濱的印象裏，當地的老建築特別像是小時候北京三環外的地方。大紅磚露在外面，一看就感覺有二三十年的歷史，磚的稜角都變圓了，“有點兒髒，但是又體現出濃濃的生活氣息”。

　　當時劇組在一個附近的老商店拍戲，商店裏的佈局仍然像是六七十年代的樣子，讓李濱產生了一種穿越的錯覺。

　　這曾是王小帥生活的現實，也是他長大的地方。因為“三線建設”，王小帥在不滿一歲的時候就隨父母離開了上海，和遷徙大軍一起，來到偏遠的貴州。“三線建設”是在中蘇交惡的情況下出台的政策，為了預防戰爭，大批的沿海軍工企業向西部和西南地區遷移，動員的人口規模在千萬以上。王小帥的母親在上海光學儀器廠工作，在政治熱情的氛圍中，和大家一樣，響應國家的號召。父親原本在上海戲劇學院教書，作為家屬，也來到了貴州，後來調到省京劇團工作。

　　實際上，王小帥後來的遷徙就是伴隨父親的遷徙開始的。在那個政治的年代，搞戲劇是很痛苦的事情。王小帥的父親對那些運動沒有興趣，也不太會社交，倒是喜歡收聽美國之音。這些行為有些自我放逐的意味，卻給王小帥打開了一個通道。他常常在夜深人靜時起身，耳朵緊貼收音機，屁股翹得老高，捕捉遙遠的異國之音。貴州的生活封閉，幾乎被外界遺忘，王小帥卻由此找到了連接世界的洞口。

　　在《我11》裏，王小帥為父親留了一個重要的位置。故事發生在70年代中期，也就是王小帥的小時候，王景春扮演的父親帶着11歲的主人公，到野外去寫生，在晚上給主人公看印象派的畫作，這都是王小帥的親身經歷。

　　父親曾説過，在那樣的年代，人常常無法決定自己的命運。“對於我們大部分人來説，命運就像是一條不知流向何方的河流，我們就是河牀上的水，順流而下，無法控制。”王小帥在自述裏回憶道。

　　1979年，一個借調的電話打過來，王小帥一家離開了生活十三年的貴州，搬到了武漢。在城市上學的第一天，王小帥穿上了父親的一件卡其布中山裝，衣服並不合身，但至少很洋氣。“上海人”的身份是王小帥的底牌，然而，在班裏的同學眼裏，他是從貴州來的“鄉里娃”，王小帥的心理防線崩塌了。

　　兩年後，王小帥考到了中央美院附中，藉着去北京報到的機會，王小帥第一次回到了出生地上海。然而，意想中的激動並未降臨，取而代之的是“一份深深的陌生感和失落感”。他不停地拍照留影，掩飾着作為外地人的窘迫模樣。由此，身份認知的焦慮逐漸內化成某種心理機制，在後來的創作中不時顯露。

　　直接相關的作品是《青紅》，身處貴州的父一輩執迷於讓子女回到上海，子一輩卻希望掙脱家庭的束縛。到了《我11》，來支援建設的這些上海人聚在一起，通過滬劇和儂語温習他們的身份。而《闖入者》的時間線延伸到了現代，歷史的陰影以記憶的形式找上門來。這三部作品構成了王小帥的“三線”三部曲。童年的這些私人經驗成為了王小帥回望歷史並反觀現實的入口。

　　拍《我11》的時候，王小帥和美術師呂東重新取景，走了好幾個地方，最終定在了重慶的一個機械廠。他後來在書裏回憶，當時的環境已經是全然的“市場論成敗”，電影的資金來源仍然非常有限，他自己承擔了主要的部分。

　　還是在2012年，王小帥接受了別克轎車的邀請，和陸川等人一起，拍了十二星座主題的微電影。當然，他也拒絕了很多機會。微電影的故事背景轉移到了現代都市。在其中一部名為《遠方》的短片中，男主角在都市的密林中開着車，一個人自説自話。逃離是我的哲學，他説，言語間依然是王小帥作品的影子。

　　但與此同時，王小帥依舊會在公開場合顯露出憤怒的一面。《闖入者》在2015年五一檔上映的時候，被市場給了一記悶棍，排片只有1%，碾壓它的是電影版的《何以笙簫默》。王小帥在微博上發表公開信，並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這是一場“事先張揚的謀殺案”，即便在表達憤怒，他還是本能地引用了拉美作家加西亞·馬爾克斯的一部長篇小説的名字。

　　重建

　　拿到《地久天長》的劇本之後，呂東跟着王小帥開始勘景，選址，一步步地將北方工業城市和南方沿海漁村的空間確立起來。一個是黯然沒落的故地，一個是“孤絕邊遠的異鄉”，三十年的變遷就在這兩個空間展開。

　　王小帥跟呂東等人一路向北，去了山西大同、河南洛陽開封、內蒙古包頭、河北井陘以及大連。另一組人馬徑直南下，去了廣西、廣東、海南、福建，順着沿海跑了幾十個地方。北方城市最終確定了包頭，內蒙古最大的工業城市，有50多年的工業歷史。南方漁村定在了福建連江，此前參加拍攝電影《失孤》的時候，呂東就曾去過那裏。

　　主場景的搭建地是在一個糖廠裏頭。開始籌備的時候，預算還很充足，王小帥和呂東計劃着，搭出一整條街。在最初的設想中，劉耀軍夫婦多年以後回到故地，樓對面的開闊空地蓋起了“皇宮”洗浴城，甚至遮擋住了遠處工廠的視線。這樣的空間設想，讓王小帥和呂東都很激動。

　　然而，預算很快出現了大幅度下跌，只好修改方案，放棄了更多呈現工廠、街區和宿舍區的變化視角。拍攝多集中在室內。不過，即使是這樣，內景的搭設還是最大程度還原了80年代的樣貌。糖廠的領導來到筒子樓一看，激動得不行，跟當年的那種感覺一模一樣。進組之後，演員艾麗婭和徐程以為這是實景，不敢相信都是佈置出來的。

　　在福建，劇組建造了兩層的小樓，下面是劉耀軍的修理鋪，上面是這對夫婦的住處。房子的一磚一瓦都是實打實蓋的，非常堅固。裏面的各種設備都是從周圍的村子裏蒐羅的，直接就可以營業。當地的一位修理鋪主過來看，也覺得驚訝。

　　對於王小帥來説，福建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畢業之後，他在這裏度過了苦悶的兩年。“其實並不是不喜歡。年輕的時候，為了拍電影，去到了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這種(跟《地久天長》情節)暗合的體驗還是有的。陌生感在一個年輕人的身上產生了一種恐慌和焦慮，沒有經驗，也不知道未來。”王小帥對《中國新聞週刊》説。

　　空間讓真實的記憶和虛構的角色發生共振，而時間給了很多事情一個答案。在拍攝和製作《地久天長》的時候，時間感也進入了電影的敍述方式。這次的攝影師來自韓國，跟李滄東合作過《詩》，明亮的質感給這部電影帶來了一種“真實的幻覺”。剪輯師則來自泰國，和知名導演阿彼察邦多次合作過。

　　電影不斷在過去與當下來回切換，而切換的節奏是和情感的節奏同步的，給觀眾的感覺是，過去從未離場，記憶一直都在。從時代的浪潮中脱離出來的角色們，在經歷了地域和時間的流轉之後，在影像中回到曾經的家園。

　　拍攝結束後，搭建的場地一般都要拆掉。漁村的部分拍完之後，當地村長連忙趕過來，表示不能拆，要保存下來，以後可以做個紀念。連江當地多暴雨。劇組離開後不久，颱風就造訪了拍攝所在的漁村。海浪刮過來，足足有六七層樓那麼高，許多地方變成了一片汪洋。但那個房子還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