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零：重讀馬克思（上）_風聞

本文章轉自微信平台讀書雜誌 文：李零

二〇一九年是《讀書》創刊四十週年，《讀書》雜誌編輯部來信約稿，寫什麼好？我想，最好是談讀書。二〇〇八年，三聯書店過生日，讓大家題詞，我寫了八個字，“革命書店，左翼先鋒”。這是尊重歷史，但歷史令人尷尬。

李零為三聯書店八十週年店慶題詞：革命書店，左翼先鋒

我們這個時代，沒有共識是唯一的共識，“道術將為天下裂”（《莊子·天下》）。二〇一七年是十月革命一百週年，二〇 一八年是馬克思誕辰二百週年、《共產黨宣言》發表一百七十週年和改革開放四十週年，二〇一九年是五四運動一百週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週年。所有重大歷史事件，立場不同，評價完全相反。

在這個資本席捲天下，人慾橫流，利令智昏，聞革命而色變的時代，我想談談我讀過的一種書，一種在我國備受尊崇也備受冷落，讓很多聰明人羞於啓齒覺得十分丟臉的書，這就是馬克思的書。

馬克思的書，久已束之高閣，今日重讀，多少往事注心頭。

閲讀背景：圍剿反圍剿、制裁反制裁

我這一輩子，大部分時間都生活在冷戰時代，即號稱和平而實為核平的時代。冷戰時代的主題是圍剿反圍剿、制裁反制裁，這個大道理管着一切小道理。

現在是後冷戰時代。有人説時代變了，馬克思跟當下無關，完全過時。如二〇一四年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卡爾·馬克思——一個十九世紀的人》（喬納森·斯珀伯著，鄧峯譯）就是這樣講，而且據説是根據MEGA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證版），用史料考證講話。

事情真是這樣嗎？一九九二年一月二十八日，當老布什向美國民眾宣佈“在上帝的保佑下，美國取得了冷戰的勝利”“冷戰不是‘結束’了，而是我們贏了”時，他可沒説美國要變。奧巴馬倒是大呼“我們要變”，最後變出個特朗普。

奧巴馬（Barack Obama）團隊在2008年總統競選期間的口號是“我們所能信任的改變”（來源：history.com）

馬克思是十九世紀的人，此事不用考證。資本主義千變萬化，大家有目共睹。但花蝴蝶的原形是毛毛蟲。馬克思研究毛毛蟲，這對研究花蝴蝶不是很有意義嗎？更何況，冷戰的主題，圍剿反圍剿、制裁反制裁，仍在繼續，馬克思仍然是一面反資本主義的大旗。

小時候，我哪兒知道什麼叫冷戰，我能看見的只是眼皮子底下的事，圍困下的貧窮和運動不斷。人家把你反鎖在裏面，你還以為是自己上的鎖。

不過，我對冷戰有另一個切入點。我從我的生活經驗，反而容易理解它。

我是壞孩子。小學六年，中學六年，我一直是壞孩子，先是武着壞，後是文着壞，讓老師不痛快。

我視力極好，照理應坐後排，不行，老師非讓我坐頭一排，前邊老師盯着，左邊右邊後邊全是女生（當時品學兼優排名在前的學生全是女生），甭管怎麼倒座位，永遠把我圍在當中。

老師給所有同學做工作，特別是落後分子，甚至把工作做到家裏，叫各家管好各家的孩子，誰都別跟這傢伙往來。班日誌，全班輪流記，好人好事歸大家，壞人壞事全歸我。這是當時的《春秋》，我是動輒得咎，百口莫辯。

老師有老師的道理，一切為了秩序。誰讓我們班是優秀班集體呢。

當時，為了摘帽，我開始夾起尾巴讀書，讀各種課外書，從此落下一種毛病，“讀書依賴症”。“文革”十年，插隊七年，我讀了不少書，馬克思的書是其中之一。

我讀馬克思，也讀風花雪月，兩者經常在心裏打架。老祖宗留下的東西，玩物喪志，中國太多。

我給三聯的朋友寫過一句話：何以解憂，唯有讀書。

這是我對讀書的理解。

馬克思寫過很多東西，哪些最重要

馬克思留下的東西很多，恩格斯也多，兩人的東西收進《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數量可觀。

俄文本，第一版二十九卷（一九二八至一九四八年），第二版五十卷（一九五九至一九七五年）。

中文本，第一版譯自俄文本第二版，亦五十卷（一九五五至一九八五年）；第二版據MEGA2修訂，擬出六十卷（一九八六年始），現在出了五十卷。另外，還有《選集》本四卷，《文集》本十卷。

MEGA（全稱為Marx-Engels-Gesamtausgabe），即《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證版（圖為MEGA1書影，來源：epaper.gmw.cn）

原文本，悉遵原稿，德文、法文、英文，原文什麼文，就印什麼文，最權威，第一版只有十二卷（MEGA1，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五年），第二版擬出一百一十四卷（MEGA2，一九七五年始），現在出了六十五卷。

這麼多，怎麼讀得過來？

我認為，馬克思的書雖多，最重要的當推三種：一種是《德意志意識形態》，一種是《共產黨宣言》，一種是《資本論》。前兩種是馬克思、恩格斯合寫，後一種是馬克思寫。

研究馬克思，文獻考證，細節挖掘，當然不可少。但很多考證，已經淪為經學考據。比如《德意志意識形態》，手稿怎麼編排，有各種方案，完全可以理解，但考據家説，這本書都不存在，就太公孫龍了。劉歆講漢今文家有句話，叫“碎義逃難”（《漢書·藝文志》）。所謂馬克思學，“鸞刀縷切空紛綸”（杜甫：《麗人行》），不但馬、恩後學與馬、恩作對，恩格斯與馬克思作對，就連馬克思自個兒，晚期與早期也作對。

蘇聯解體後，馬學中心從莫斯科轉到阿姆斯特丹，經過“去三化”（去政治化、國際化和學術化），馬克思正在變成古董，一件打碎的古董。

荷蘭阿姆斯特丹國際社會研究所收藏了《共產黨宣言》僅剩的手稿以及馬克思為撰寫《資本論》所做的筆記，恩格斯正是根據這些手稿出版了《資本論》第 2 卷和第 3 卷（來源：wikipedia.org）

歷史學家看歷史，前台重要，還是後台重要？前台光彩奪目，是演員奉獻給觀眾的正面形象，觀眾看着過癮。但學者往往是另一套想法。他們説，這樣的歷史不真實，雜亂無章的後台才是真相。研究歷史人物，八卦是真相。研究歷史文獻，草稿是真相。一本書，數易其稿，他們更關心初稿。説是復原真相，其實是吃後悔藥。歷史發展，怎麼看都不對，每一步都走偏，必須一步步往回倒騰，重新塞進娘肚子裏。

十月革命爆發，誰都想不到。列寧説，孩子已經出生，難道還得到資產階級那裏領出生證（大意如此，出處忘了）？

馬克思本人，前後有變，馬克思和他的後學，前後有變，很正常。變是因應時變，成敗得失，要從歷史環境評價，要從歷史演變的大格局評價。

考據不能無視義理。馬克思講過很多大道理，大道理管着小道理。

這些大道理，其實簡簡單單、清清楚楚，毀之譽之，都無法迴避。

馬克思是無神論者，終生不信鬼神

馬克思是人。人都有年輕的時候。有人説，青年馬克思好，老年馬克思壞。什麼是青年馬克思？

馬克思生於德國。十九世紀，德國比英法落後，但德國出哲學。哲學跟宗教有關，也跟反宗教有關。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啓蒙運動，都跟反宗教統治有關。

大家都知道，青年馬克思跟黑格爾哲學有關。黑格爾拿“絕對精神”當上帝，當理性代用品，但經不住理性審查。他死後，有個“青年黑格爾派”出來批判他，如《耶穌傳》的作者大衞·施特勞斯（一八〇八至一八七四年），以批判福音書出名的布魯諾·鮑威爾（一八〇九至一八八二年），講抽象人（以人的本質立論）的路德維希·費爾巴哈（一八〇四至一八七二年），講純個人（“唯一者”）的麥克斯·施蒂納（一八〇六至一八五六年）。這批人比馬克思大十來歲，青年黑格爾派是靠批判《聖經》起家，每個人都有一套解釋宗教起源的説法。他們互相批，但聲氣相投，往往是朋友。一八四一年，鮑威爾曾拉馬克思，想辦一本雜誌，名字就叫《無神論文庫》。馬克思是從這類思想解放運動走出來的，當然不信鬼神。

大衞·弗里德里希·施特勞斯：《耶穌傳》（圖為1907年在倫敦出版的英文第四版，來源：openlibrary.org）

知識分子不信教，很正常。咱們中國，孔子不語怪力亂神，對後世影響很大。文人士大夫，經史子集，夠他們讀的，仕途經濟，夠他們奔的，琴棋書畫，夠他們玩的，宗教觀念淡薄。迷信鬼神，主要是愚夫愚婦受苦人。利瑪竇初入中國，首先感受到的就是這一點。

歐洲人不一樣，他們有宗教大一統的歷史背景文化根，信教不信教，比中國人敏感。記得當年，我在美國，有人向我傳教，我説，我不信教，但對宗教史有興趣，怕來者掃興。我的一個美國朋友（當然是大學裏的朋友）跟我説，錯，完全錯，不信教，正是他想聽的，你應大聲説“不”，板起面孔告訴他，你已經信了某種教，最好是他討厭的教，這樣他就再也不會糾纏你。

歐美，不信教的人主要在大學和知識界。歐洲，上教堂的人越來越少，社會主義還有人講，但在美國，宗教勢力強大，反共勢力強大。馬克思不信上帝，這還得了？在篤信宗教的愚夫愚婦看來，光這一條，就罪莫大焉。

美國有個反共宣傳片，叫《共產主義血淚史》，一上來，五個大腦袋，馬恩列斯達，馬克思跟達爾文擱一塊兒。他們為啥這麼擺，罪名是達爾文講進化論，把人當成猴。他們連達爾文都容不下，遑論其他。有個擁護民主黨喜歡奧巴馬的美國教授跟我説，實話告訴你吧，奧巴馬根本不信教，但他不敢講，講了就會被人殺掉，而反對奧巴馬的人則説，此人是個社會主義者。這是同等分量的兩頂大帽子。

奧巴馬競選海報中的“希望”（HOPE）被其反對者改為“社會主義者”（來源：dailykos.com）

不信神，這是馬克思的頭號罪狀。社會主義也是。

馬克思是唯物主義者，他只寫過講唯物史觀的書，沒寫過講辯證唯物論的書

現在的馬克思主義教程，通常把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當作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基礎。但馬克思寫過什麼東西，其實很清楚，他只寫過講唯物史觀的書，沒寫過講辯證唯物論或唯物辯證法的書。阿爾都塞説，過去他以為，馬克思沒寫是沒時間寫，後來頓悟，馬克思的哲學藏在《資本論》中，他開讀書班，想把它挖出來。

馬克思和恩格斯是一八四四年認識的。兩人見面後，他們合寫過《神聖家族》《德意志意識形態》《共產黨宣言》。這以後，馬克思埋頭《資本論》，無暇他顧，講哲學，講自然科學，講民族學，講軍事學，多半是恩格斯的作品。

恩格斯講哲學，一是給馬克思的很多書寫序言，提示他的方法論，唯物史觀，二是寫了《反杜林論》《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自然辯證法》。列寧説馬克思主義有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分，即本《反杜林論》。但恩格斯不止一次説，馬克思的發現就兩個，一個是唯物史觀，見《德意志意識形態》；一個是剩餘價值説，見《資本論》。其中沒有辯證唯物論。恩格斯想搶救黑格爾的辯證法，把它跟自然科學的最新發展糅一塊兒，雙腳着地，顛倒過來。考據家説，他跟不上科學發展，《自然辯證法》是他自己的哲學，不能代表馬克思。

《德意志意識形態》手稿第一頁（來源：wikipedia.org）

後馬克思時代，馬克思的後學對馬克思的哲學有各種猜測，多半是據恩格斯。考茨基寫過《唯物主義歷史觀》，很厚。列寧寫過《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哲學筆記》。

阿爾都塞説，馬克思的哲學，與其説是實踐的哲學，不如説是哲學的實踐。恩格斯對哲學的貢獻是把哲學與科學相結合，列寧對哲學的貢獻是把哲學與政治相結合。

一九六五年，商務印書館出過兩本書：一本是《蘇俄辯證唯物主義》，瑞士人I.M.鮑亨斯基著，薛中平譯；一本是《辯證唯物主義——蘇聯哲學之歷史和系統的概觀》，奧地利人哥斯塔夫·威特爾著，周輔成等譯。這兩本書都是新托馬斯主義者的書，屬於內部讀物。二書都把辯證唯物主義當斯大林時代蘇聯哲學的代名詞。

斯大林時代的蘇聯哲學是以斯大林為《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撰寫的《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範本。

毛澤東的兩論，《實踐論》和《矛盾論》，原名《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最初是給抗大講課的講稿，寫於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前。此書在解放區廣泛傳播，有各種油印本和鉛印本（據説有二十多種），我手頭有一本，是華北新華書店一九四三年版。這部講稿，框架受蘇聯教科書影響很明顯，但經刪節，第一章《唯心論和唯物論》，取消，第二章《辯證法唯物論》，只保留第十一節《實踐論》，第三章《唯物辯證法》，經改寫，稱《矛盾論》，最後只剩大家熟知的兩論。

首次公開刊發毛澤東《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的《抗戰大學》雜誌，第1卷第6期，1938年4月8日，廣州統一出版社（來源：theory.people.com.cn）

這兩篇著作，《實踐論》參考過《費爾巴哈論綱》（即《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強調實踐，強調行動，強調投入戰鬥，才見分曉，這是馬克思的一貫思路。《矛盾論》參考過《哲學筆記》，強調鬥爭哲學，這也是馬克思的一貫思路。兩論中還糅進了中國元素，如《孫子兵法》中的軍事辯證法。兵法是鬥爭哲學。

現在，這類説法不吃香，吃香的是“一團和氣”。故宮有明《一團和氣圖》，儒、釋、道仨人抱一團，三張臉合成一張臉。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毛澤東為什麼批“合二而一”論，當年看不清，如今很清楚。我們進入的是一個談判、交易、妥協、折中的時代。難怪“丘老漢”的哲學（見電視劇《潛伏》中的台詞）會不脛而走，成為政治家和外交家的共識。專事情報買賣的謝若林説得更露骨，“沒有主義，只有生意”（同上）。

電視劇《潛伏》中的情報販子謝若林沒有自己的政治立場，認為人們“嘴上都是主義，心裏全是生意”（來源：sohu.com）

當今影視作品，國民黨女特務愛上共產黨男卧底，那是常有的事。一九四五年，奧威爾為《動物農場》安排的結局是“人豬大團圓”。

從《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到《德意志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不是人道主義

馬克思的書，很多都是手稿。這兩部手稿，一九三二年才全文公佈。之前，很少有人知道這兩部手稿，包括列寧。它們的公佈，真有點像“出土文獻”，屬於“考古發現”。

這兩部手稿很重要，代表馬克思一生最重要的轉變。

《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寫於巴黎，也叫《巴黎手稿》。它是馬克思從哲學轉向經濟學的手稿。哲學是德國哲學，經濟學是英國經濟學。一八四四年，恩格斯也發表過《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兩人想到一塊兒去了。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2015）

《德意志意識形態》寫於布魯塞爾。這是兩位作者清算德國式幻想的手稿。“德意志意識形態”指青年黑格爾派和受青年黑格爾派影響的德國社會主義（“真正的社會主義”）。這批左翼思想家，有點像現在的洋左，玩弄概念、華而不實。作者用“德意志意識形態”一詞稱呼之，帶有諷刺意味，自稱“站在德國以外的立場”批判之。“德國以外的立場”就是立足經濟學研究的唯物史觀。

這兩本書，共同點是由虛入實，拋棄幻想，準備鬥爭，投入當時的工人運動。

恩格斯不止一次説起，《德意志意識形態》是提出唯物史觀的第一部手稿。相反，《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他一次也沒提到。他説，當時，他們的經濟史知識還很可憐，也沒充分討論費爾巴哈。青年黑格爾派批《聖經》，最後一步是把神還原為人。費爾巴哈強調人的本質，強調類，人是抽象的人。施蒂納批費爾巴哈，是用個人存在反對之，有點像薩特強調“存在先於本質”，走向無政府主義。此書更多是批施蒂納。關於人的討論，馬克思的結論是“人的本質並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實際上，它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

這兩部手稿，前後相隔僅一年，卻有完全相反的兩種評價。

一種看法，青年馬克思是哲學馬克思，《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的人性異化説是一種人道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本源，《資本論》是為經濟學而犧牲哲學，違背初衷，越走越遠，越走越偏。這種意見與蘇共二十大後“解凍”“平反”的思潮相呼應，乘勢而起，不僅在西歐社會黨人、共產黨人中不脛而走，在蘇聯、前東歐也很時髦，很多人都説，誰説光資本主義有異化，社會主義也有，人才是馬克思主義的出發點。

路易·阿爾都塞：《保衞馬克思》（商務印書館，2006）

另一種看法，以法國的阿爾都塞為代表。一九七三年，阿爾都塞寫過一本書，叫《保衞馬克思》，一九八四年商務印書館出過中文譯本，屬內部讀物。他認為，人道主義説是共產黨向過去的對手輸誠示好，以便“重歸主流”，原因很現實，跟文本無關。單就文本而言，馬克思的思想發展，一八四五年是一道線，前後斷裂，這以前，從馬克思的博士論文到《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是“意識形態”，從《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德意志意識形態》到《共產黨宣言》《資本論》是“科學”（他有一套意識形態理論，對這兩個詞有自己的一套説法）。他強調，馬克思主義是一種行動哲學，它不是定格於一八四四年，而是由革命實踐為之鋪路非常開放的理論，從一八四五年起，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已同費爾巴哈的人性異化説決裂，從而超越了《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總之，馬克思主義不是人道主義。

這兩種看法，誰更符合原典，我看是阿爾都塞。

阿爾都塞是法共黨員、法國左翼學生的精神領袖，“二戰”中當過戰俘，患有嚴重的精神疾病。二〇一三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過阿爾都塞的自傳，書名是《來日方長》。張汝倫寫過介紹，《〈來日方長〉：阿爾都塞，一個真正的哲學家》，見《東方早報》二〇一三年九月二十三日，可參看。蘇聯的巴加圖利亞是《德意志意識形態》文本研究的專家。他也強調，《德意志意識形態》的《費爾巴哈》章是馬克思的“第一個偉大發現”。

手稿熱傳入中國，一般看法是六十年代。但早在一九三七年，國人已有譯介。《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何思敬譯本（一九五六年）還不算最早（他是我父親的朋友，我見過他，並有他的譯本）。一九三七、一九四〇和一九四四年，周揚在延安就摘引和節譯過這部手稿。《德意志意識形態》的《費爾巴哈》章，也有一九三七年上海羣益出版社出版的郭沫若譯本。周迷美學，郭迷史學。

梁贊諾夫版《德意志意識形態·費爾巴哈》（南京大學出版社，2008）

本書附錄為20世紀30年代郭沫若譯《德意志意識形態》，包含《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來源：douban.com）

周揚很早就迷上巴黎手稿。一九六三年，他在那篇著名的“反修報告”（《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的戰鬥任務》）中特意插進“人性異化”説，被毛澤東刪改，徹底否定（我聽楊一之先生講過此事）。報告第二部分對此説持否定態度，很清楚。李思孝教授説，王若水參與過這一部分的寫作，他受西馬，特別是弗羅姆（Erich Fromm）影響（《愛智者傳奇——王若水評傳》），也很清楚。這類討論實與蘇共“二十大”的“解凍效應”有關。

一九八三年，王若水在《為人道主義辯護》中重張此説，被胡喬木批判。雙方爭論的焦點根本不在文本。周揚、王若水説馬克思主義是人道主義，與《德意志意識形態》不符；胡喬木説馬克思放棄異化説，也與《資本論》不合。這場再次引起的討論實與“文革”後的“平反熱”和“思想解放”運動有關。現實衝動壓倒文本研究。

《德意志意識形態》：馬克思沒有發明過五種社會形態

我是研究歷史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優長之處在於宏觀視野和社會史研究，特別是經濟史和政治史的研究，這跟唯物史觀直接有關。如二十世紀上半葉，以柴爾德為代表的文化歷史考古學和後過程考古學中的馬克思主義考古學，都受到過馬克思的啓發。

八十年代，大家批唯物史觀，或説經濟決定論，把馬克思當歷史宿命論，或説直線進化論，又把馬克思跟達爾文扯一塊兒，都是不着邊際。其實，馬克思的歷史侷限性，主要是受十九世紀歐洲歷史學影響。這種歷史學帶有歐洲中心論的偏見。

一九四九年後，中國史學受馬克思主義影響大，受蘇聯影響大。現在，中國史學的“去政治化”“去意識形態化”，其實是用另一套政治話語和另一種意識形態代替之。

比如“五朵金花”，古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農民戰爭、資本主義萌芽、漢民族形成，每個問題都很重要。教條主義和政治干擾，不能成為藉口，證明這些課題不重要。

很久以來，人們常説，馬克思發明了五種社會形態説，特別是亞細亞生產方式。這類説法曾長期困擾中國的史學界。當年，我在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工作，夏鼐先生請日知先生（林志純）來所演講，我聽過他的解釋，也看過有關討論。

讀《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德意志意識形態》，我們不難發現，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説的“社會經濟形態”，最初叫“所有制”。其中“部落所有制”是對應於亞細亞，“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國家所有制”是對應於希臘、羅馬，“封建的或等級的所有制”是對應於日耳曼，三種所有制對應於三種歷史文化。其實，這根本不是馬克思的發明，黑格爾的《歷史哲學》就這麼講。黑格爾講世界史，到處用三段式。亞細亞包括中國、印度、波斯，他叫東方世界，這是他的正題。古希臘、古羅馬，他叫希臘世界、羅馬世界，這是他的反題；日耳曼，包括民族大遷徙、中古和現代，他叫日耳曼世界，這是他的合題。亞細亞屬低端，越古老越落後，越發達越早熟，這是十九世紀曆史學的偏見。馬克思同情被壓迫民族，但囿於當時的歷史知識，還保留着亞細亞的模糊概念。而當時流行的亞細亞概念又保留着古典時代留下的歐洲偏見（希臘自由，波斯專制）。馬克思、恩格斯使用野蠻、文明二分法或摩爾根的矇昧、野蠻、文明三分法，也反映了十九世紀民族學和人類學的侷限性，帶有殖民時代的歷史烙印。

在整理馬克思的手稿時，恩格斯發現了馬克思在1880年到1881年間對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所作的摘要、批語以及其他補充材料，並在此基礎上寫作了《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來源：lewishenrymorgan.com）

趙樹理的小説有個順口溜：“模範不模範，從西往東看。西頭吃烙餅，東頭喝稀飯。”（《李有才板話》）十九世紀，歐洲人的歷史視野，從西往東看，首先是近東（西亞、北非），其次是印度，再次是中亞、東南亞，最後才是東亞、東北亞，中國、蒙古、西伯利亞、朝鮮、日本。非洲、大洋洲和美洲，主要屬於人種志、民族誌和史前考古的研究範圍。當時，史前考古還十分落後，原始社會也混沌不明。資本主義仍在上升期，他正埋頭研究。共產主義只是當代社會的對立面，反向思考一下，根本不是歷史研究的對象。他們根本就沒發明過什麼世界歷史發展的普遍模式，更沒把歐洲歷史當唯一標準。

馬克思説，他只不過把歐洲人誰都知道的這幾種歷史文化，當“社會經濟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