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最配姓趙_風聞

長安不再是中國的首都

北宋初年，宋太祖趙匡胤曾有把都城從東京開封遷到西京洛陽的想法。有人勸諫道：“東京有汴渠來進行漕運，每年從江、淮運來數百萬斛米，首都的數十萬軍隊全靠這來養活。陛下遷都到洛陽，（這些）該怎麼取得呢？而且府庫重兵，都在開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動搖。”

趙匡胤沒有聽。

趙匡胤的弟弟，後來的宋太宗趙光義又勸，説遷都不方便。趙匡胤則説，遷到洛陽還沒完，過段時間還要遷到長安。趙光義叩頭勸諫，趙匡胤解釋道：“我要西遷，沒有別的原因，想據有山河之險而革除冗兵，遵循西周、西漢的先例安定天下。”

趙光義反駁道：“在德不在險。”

拿德行堵趙匡胤的嘴，他也沒辦法反駁。等趙光義走了，趙匡胤説：“他説的固然有道理，但不出百年，天下的民力就竭盡了！”

這段對話裏，體現了很多中國古代封建王朝選擇首都的因素。

趙匡胤想在北宋時候把都城遷到長安，仿西周、西漢舊例，怕是做不到了。原因很簡單，**首都大量人口需要養活，糧食消耗量大。**西漢時候關中平原還比較肥沃，加上漕運補充就能養活大量人口，即便如此，向長安漕運已經顯得十分困難了。

等到唐朝定都長安，關中平原生態環境逐步惡化。在《史記》裏，“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為上田”，然而到了唐朝，“關中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師” 。

唐朝關中人口不斷膨脹，環境壓力越來越大，森林大量砍伐，水土流失、水旱災害日益嚴重，是土地不復往日肥沃的重要原因。據統計，唐朝武德七年到開元二十九年的一百多年裏, 京畿地區旱災十次, 水災七次, 蝗災三次, 計二十次。在這種自然條件下，唐朝關中地區供養長安這樣一個都城就力有未逮了。

該怎麼解決長安附近糧食不夠吃的問題呢？一個辦法是通過漕運向長安運糧。

按理説古代運輸最方便的辦法是走水路，然而從關東向關中運糧，一大問題是沿着黃河逆流而上，在三門峽一段水路，地形險要，水路運輸十分艱難。“歲漕經底柱, 覆者幾半……運舟入三門, 僱平陸人為門匠，執標指麾，一舟百日乃能上。諺日‘古無門匠墓’, 謂皆溺死也。”近半運糧船隻傾覆，以至於當地從事漕運的民眾往往是淹死的，向長安運糧可以説成本極高。

另一種辦法就是朝廷遷往關東，經營已久的東都洛陽就成了唐朝皇帝們經常去的地方。根據記載，唐太宗三次、唐高宗七次、唐玄宗五次前往洛陽，武則天更是直接把都城定在了洛陽。

由此可見，唐朝時長安做都城，關中地區就難以負擔了，經過唐末五代戰亂破壞，關中地區的經濟更是難以供養首都，漕運又不方便，趙匡胤想最終遷都到長安的計劃並不現實。

洛陽不再是中國的首都

如果遷都長安不可行，那麼趙匡胤遷都洛陽合適嗎？

林立平（1988）的《六至十世紀中國都城東漸的經濟考察》提出，唐朝開元天寶年間户數超過一百萬、人口數超過一千萬的只有三個道，即河北、河南及江南道，三道人口之和佔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形成了一條由河北滄、瀛直至江南杭、越的人口稠密的‘<’形地帶線”。

這一地帶正好是隋唐大運河分佈地帶，人口稠密的州府或者橫跨運河，或者臨界運河，連成了廣闊的片, 被稱為“東線區域”或“運河區域”。

而聯通南北的運河在中部的最西端點，也就是“<”形的角的頂點處正是洛陽。洛陽作為北周、隋朝、唐朝陪都，經營已久，南方和北方的物資通過運河輸送到洛陽都很方便。處於“運河區域”西端，洛陽又是與關中交通最方便的大城市。

按理説洛陽做首都的條件很充分，然而安史之亂爆發了，洛陽被叛軍佔領。唐朝與幫助平亂的回紇軍隊約定“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女皆歸回紇” 。於是回紇軍隊在攻破洛陽後燒殺搶掠，對洛陽及其周邊造成了巨大破壞，經濟也難以恢復，以至於後來唐朝皇帝也不再巡幸遭受嚴重破壞的洛陽。

等到唐朝末年黃巢起義爆發後，河南淪為戰場，洛陽又慘遭破壞，唐末重建的洛陽與其説是個都市，不如説更像個軍事堡壘了。

安史之亂後，北方尤其是河北、河南等地經濟遭受巨大破壞，江南則躲過了兵災，中國的經濟重心加速南移。江淮地區成為唐朝人口最密集的地區，晚唐的財賦往往要倚仗南方。

這個時候洛陽處於“運河區域”西端的劣勢就出現了。對河北的賦税依賴程度降低（河北還被強大的藩鎮控制），導致運河北段變得雞肋。於是運河南段更靠東、聯繫江淮一帶更為近便的開封，由於擁有汴渠之便，變得越來越重要。

作為聯繫中原和江淮的關鍵節點，開封在藩鎮割據的晚唐重要程度提升，就意味着唐朝中央政府要想方設法控制開封，於是不斷增兵，汴州宣武軍逐漸膨脹成為最強大的藩鎮之一。

後來朱温投降唐朝，成為宣武軍節度使，便依仗開封及其周邊的資源不斷擴張，統一北方，滅亡唐朝建立後梁，開啓五代十國時期。

儘管推翻後梁的後唐短暫遷都洛陽，但隨後的後晉、後漢、後周都建都開封，歷史慣性一直延續到了北宋，即“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動搖”。而且通過汴渠來進行漕運也確實比繼續向西沿黃河而上運輸二百多里到洛陽要方便得多。

歷史上開封最重要的時代

趙匡胤的想法是“據有山河之險而革除冗兵，遵循西周、西漢的先例安定天下”。按照他的説法，他如果能最終遷都長安，就能夠依仗關中的有利地理位置，裁撤多餘的軍隊，僅憑藉較少的軍隊就能安定天下。

他這麼説，放在西漢時期還真是可行的。

西漢初年討論定都之處時，婁敬勸説劉邦在關中建都，是這樣説的：“秦地有高山被覆，黃河環繞，四面邊塞可以作為堅固的防線，即使突然有了危急情況，百萬之眾的雄兵是可備一戰的。藉着秦國原來經營的底子，又以肥沃的土地為依託……如果陛下進入函谷關內建都，控制着秦國原有的地區。這也就是掐住了天下的咽喉而擊打它的後背啊。”

比起趙光義那句虛偽的“在德不在險”，婁敬那段原話相當直白赤裸。在史書記載中，他先是指出劉邦得天下很“缺德”，民眾遭受了巨大的戰爭創傷，必然會有很多人怨恨新生的漢朝。在這種天下還沒完全安定的時候，最好還是定都在具有優越地利的關中。

而且當時的關中沃野千里，稱得上是“天府之土”，如果關東爆發叛亂，依靠當時關中的資源就能做好戰爭準備。關中又有優越的地理條件，在關中做軍事準備並向東平叛，便是“掐住了天下的咽喉而擊打它的後背”。

只談利益而不談道德，把天下人都視為潛在的敵人，講戰爭也用的粗野的鬥毆用語，婁敬真是硬核謀士，不玩虛的。

正是由於西漢定都長安，當關東爆發吳楚七國之亂的時候，西漢中央政府能兩個多月便平定叛亂。

但是這一套放在北宋，就不大合適了。

由於關中的自然環境遭受很大破壞，北宋時期的關中已經沒有西漢時候那麼肥沃，這點之前也有交代。如果在長安建都，又需要向長安漕運，事倍功半。而且如果依賴南方的財賦，那麼運河重要節點開封又不能丟掉，中央政府還是要向開封增兵，所謂的裁撤冗兵根本就做不到，而且還是不受皇帝直接節制的地方軍。

北宋本身就脱胎於混戰的五代，對兵變十分警惕，又哪敢這麼做呢？趙匡胤軍事能力強，有自信在關中震懾關東，後面的皇帝可沒有他的本事。

缺德真的幹啥啥不行

趙匡胤想要遷都，可能還有別的打算，比如避開開封錯綜複雜的舊有勢力，在新的都城推行改革措施。比如他也知道冗兵非改不可，不然的話，“不出百年，天下的民力就竭盡了”。

然而他弟弟趙光義出來反對他，理由也不過是一句“在德不在險”。

一般説這種假大空的套話，應該是有弦外之音。

通過上面的分析，也能看得出來，定都開封實在是無奈的必然——既然必須要重兵把守開封，北宋又出於五代的傳統，對領兵在外的將領深深不信任，那就只有定都開封一條路，並保持中央禁軍的絕對優勢——冗兵難以避免。到北宋中晚期，國防預算果然深深困擾着朝廷。

而御弟趙光義那句“在德不在險”除了上面的那層意義之外，怕是也有他的私心。

五代十國時期，幼主即位很容易被手下兵變推翻——趙匡胤自己就是這樣上位的。所以趙匡胤登基之初，更傾向於培養趙光義做繼承人，以免自己的兒子即位時年齡小而不能服眾，再被推翻。

**趙光義在開封多年，深受他的哥哥栽培，曾做過行開封府尹，在舊都根深葉茂。**要是趙匡胤遷都後，改變主意栽培已經成年的兒子趙德昭，趙光義來不及培植自己的勢力，慢慢也就會淡出繼承人序列。所以趙光義是反對遷都的，只要還留在開封，趙匡胤就不會輕易取消其繼承人資格。

在此次提出遷都之後幾個月，趙匡胤就死了，他的死也成了古代的一樁疑案。趙匡胤剛死，其皇后囑咐宦官去召來趙匡胤第四子趙德芳，宦官卻徑自去找趙光義，帶趙光義入宮。皇后看到趙光義，很是驚訝，喊他“官家”（宋代稱呼皇帝的詞），説：“吾母子之命，皆託於官家。”趙光義也哭着説：“共保富貴，勿憂也！”

既然趙光義在一片疑雲中即位，遷都的事情也就沒有再討論過了。

趙匡胤兄弟是在歷史的過渡階段，創建了一個新王朝。從制度上講，為了徹底消除安史之亂後持續二百年的藩鎮割據禍患，加強中央集權，北宋不得不以文抑武，分割地方權力，保持龐大的中央禁軍，造成冗兵、冗官、冗費的局面。

而在經濟上，中國經濟重心徹底轉到東南，使得北宋的首都開封也帶着過渡色彩。北宋之前的大一統封建王朝如秦、西漢、東漢、西晉、隋、唐選擇都城是長安（咸陽）、洛陽二選一，都在開封以西；北宋之後的大一統封建王朝元明清，則是北京、南京二選一，都在開封以東。

開封確實沒有山川之險，面對強敵無險可守很容易被攻破。所以北宋出於軍事目的改造了開封城牆，甕城、馬面、團敵這些屬於邊城的防禦設施，首次用於都城，“新城每百步設馬面、戰棚，密置女頭，旦暮修整，望之聳然”。

最後也不得不承認，趙光義的那句“在德不在險”也是有道理的。北宋沒有幽雲十六州，北方少數民族入侵時可以長驅直入，開封幾乎無險可守。但是如果北宋鼓起勇氣決一死戰，如檀淵之戰，還是能夠獲得勝利。但如果北宋統治階級昏庸無能，又不敢相信民眾、發動民眾，忙於內鬥又迷信神棍的話，靖康之變就上演了。

本回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