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公園：對草甘膦和轉基因的思考_風聞

草甘膦是目前中國生產、使用、出口最大的化學合成農藥之一，廣泛使用在各種農作物田間。

草甘膦和轉基因農作物沒有直接關係

轉基因之爭，波及到了一種農藥，含有草甘膦成分的農用除草劑---俗稱“草甘膦”農藥。這種農藥在一些人眼裏和轉基因食品一樣被“妖魔化”。

只要有一點科學文化知識的人都應該清楚，這種農藥本身僅僅是“化工製品”，和轉基因技術沒有任何關係，它本身不含有任何“基因”的成分。

含有草甘膦成分的除草劑是農業除草劑的一種，並且是效果最好的、毒性最低的除草劑之一，也是在全世界使用最廣泛的除草劑之一。這個結論應該是比較中肯的結論，也是有事實依據的結論。

作為一種除草劑，它的作用就是“消滅”影響農作物生長的田間雜草，保證農作物生長過程需要的養分不被雜草“侵食”，從而保證農作物的質量和產量。

使用除草劑這種除草手段也並不是有了“草甘膦”之後才被農業生產廣泛採用，事實上當世界的工業化進程開始之後，作為人類科技進步的產物的“除草劑”就開始逐步替代“傳統”的人工除草等手段而被越來越廣泛的使用。在當今世界，大規模的農業生產當中，使用除草劑除草是最常規，也是最廣泛的田間作業手段。

當然，並不是説，用除草劑去除雜草，是唯一的手段（至少人工除草也是一種，似乎更加“生態”），但除草劑的使用一定是最常用最有效的並且普遍適用的手段。

自從人類發明了“除草劑”之後，在滿足低成本大規模高效率的農業生產需要的同時，除草劑毒性的危害也在逐漸顯現，因此科學家們一直在不斷地研究和改進除草劑的性能，研究改進的方向，就是“高效低毒”。

草甘膦應該是除草劑“高效低毒”研究當中的“先進成果”，相對於上一代產品（比如“百草枯”），草甘膦的毒性，特別是對人的毒副作用已經降低到目前世界上的最高水平，但同時，他的除草的效果和廣譜性卻要高於（至少是不低於）上一代除草劑產品。這應該是科學家們對社會的貢獻。

但是，必須清醒的認識到，草甘膦畢竟是一種除草劑，是一種農藥。它存在的意義就是必須要有“毒性”——對於植物的毒性。如果草甘膦“完全無毒”（針對植物）的話，那就沒什麼存在的意義了。沒有任何毒性的農藥，世界並不存在，也不可能被髮明出來。而草甘膦就是世界上已知的所有的農藥之中毒性最小的一種。

危害，是一個相對的概念，草甘膦這種除草劑對人的危害的大小，是和同樣是除草劑的其他類型農藥比較而來的，這樣的比較才會有意義，拿草甘膦和飲料來比較安全性如果不是故意所為的話，就是毫無基本常識。

因此，對於草甘膦這種除草劑，只要是按照説明書和使用操作規程使用的話，可以肯定**沒有比其他除草劑更大的危害。**當然，如果將來能夠研製出對人類毒性更低的除草劑的話，草甘膦自然會被淘汰。

李森科（Трофи́м Дени́сович Лысе́нко），前蘇聯生物學家、農學家。他在位期間利用政治判決的威力打壓科學界，將蘇聯的分子生物學和遺傳學引向了長期停滯的末路。術業有專攻，草甘膦是否致癌，轉基因是否安全等科學問題，必須由有資質的科學機構裁決，其他諸如政府、軍隊、法庭、作協、媒體等一切非科學權威機構都無權做出判斷。

正因為草甘膦除草劑相對安全性更高，除草的廣譜性更強，所以在全球範圍內得到了普遍持續的大量使用，在這個過程中出現個別“民事訴訟”應該是不奇怪的，尤其是在美國，每年都會發生人們意想不到的“奇葩訴訟”，並且奇葩訴訟勝訴的案例也並非沒有先例。畢竟在那個國度“教會鴨子抽煙都是有可能的”。**科學問題，只能交給有資質的科學機構來判斷。**法院不是科學機構，它的判決完全沒有科學意義上的公信力，法官和陪審團不是嚴謹的科學工作者，也同樣會由於個人感情和主觀偏見做出錯誤的判斷。

草甘膦不是轉基因伴侶

目前種植轉基因大豆所轉的基因，就是抗草甘膦的基因，由此，有人別有用心的稱草甘膦是“轉基因伴侶”，這個定義其實是非常“無厘頭”，很不嚴肅。大豆之所以要轉入抗草甘膦基因，是因為抵抗草甘膦的除草效果，所以轉基因大豆農作物應該稱作：草甘膦殺手。大豆農作物有了這種基因的保護，就可以保證大豆農作物不受草甘膦的侵害，從而讓高產成為可能，同時，這種大豆作物並不能也沒必要增加草甘膦的使用量。也就是説，抗草甘膦轉基因作物本身，就是減少草甘膦使用的。考慮到農民或過量使用草甘膦，所以國際上制定了嚴苛的草甘膦劑量殘留安全標準。只要在安全標準範圍以內，即使檢查到有草甘膦殘留，也是對人體安全無害的。

按照常識性的概念，使用了草甘膦的農作物，必然會有草甘膦的殘留，這不是僅僅針對草甘膦而言，廣義上説，只要使用農藥的農作物多多少少都會有殘留，完全沒有殘留的農藥，要麼不存在，要麼用不起。對於這個問題，其實質是一個安全標準問題，也就是“安全的殘留標準”，並且這個標準是隨着科技的發展變化的，當社會的科技水平只能檢測到萬分之一的精度時候，萬分之一以下就會被“視作”近似於零，當社會的科技水平可以檢測到百萬分之一精度的時候，小於百萬分之一就會被“視作”近似於零。這就是科學進步帶來的檢測手段的進步和檢測標準的精確化。

所以，強調“零殘留”就是一個相對的概念，絕對的“零殘留”僅僅在理論上存在，而重視目前標準下的檢測監督才是負責任的態度。

在這樣的事實面前，草甘膦有多大的“罪過”？我們現在有沒有比草甘膦“罪過”小得多的可以被農民接受的除草劑呢？而轉了抗草甘膦的轉基因大豆，又有多大的“罪過”呢？難道非轉基因的大豆作物在生長過程中就不用除草劑，或者説所用的除草劑就比草甘膦“安全”很多嗎？事實上，在轉基因作物被髮明出來之前，草甘膦早就在全世界範圍內被廣泛使用了很多年。即使轉基因技術從來沒有在世界上存在過，草甘膦也早就有了。轉基因和草甘膦並沒有直接關係。把草甘膦説成是轉基因的“伴生”，是居心叵測者的下流污衊。

對於草甘膦這種除草劑，要有一個客觀冷靜的認識，所謂的低毒，並不意味着可以集中大量的“食用”，即使是作為每天必不可少的食品添加劑的“食鹽”同樣也不能集中大量食用，就是短時集中飲用大量的水，也會因為中毒而有生命危險。

社會要發展，必然離不開科技的進步，早在四十多年前，周恩來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當中就提出了實現“工業、農業、國防、科學技術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時至今日，我們的工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和科技現代化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是，農業的現代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農業的現代化離不開科技的進步，科學技術現代化的成果，必然要促進農業現代化的進步，這是一個大的方向，也是不以個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原文：科學公園 https://xw.qq.com/cmsid/20190325A0358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