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嘻哈演出舉燈牌，看搖滾電影揮熒光棒，“飯圈文化”怎麼就招惹了“小眾領域”_風聞

文章首發於公眾號：北方公園NorthPark

作者：熊韌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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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八月 GAI 在香港演出，全場炸到不行，只有一個女生舉了塊燈牌在下面揮來揮去。中間的互動環節，GAI 把人家小姑娘叫上台，一隻手把燈牌接了過去，另一隻手拿着麥克風説：“可以把這個送給我收藏麼？哇謝謝謝謝，這是我第一次收藏這麼‘偶像’的東西。”

接着 GAI 又開玩笑地對台下觀眾説，“既然收到了這塊燈牌，可不可以讓我當一次偶像。”聽到觀眾忙喊“可以可以”，GAI 對着鏡頭，生硬地揮了幾次燈牌，然後哈哈大笑起來。

後來豆瓣用户“鮮菇七姐”在評論時説，GAI 應該是在 “委婉地表達別舉燈牌、揮熒光棒，但是搞應援的都是小姑涼，他不好説。”

半個月後，另一位説唱歌手法老的那條微博就沒有這麼客氣了。“其他 rapper 我隨意了。只要你們燈牌別舉我的就行了，我真的很拒絕。”

我們看到，當飯圈文化只是和職業偶像結合的時候，其實是一個蠻自洽的體系：粉絲自得其樂，藝人名利雙收，資本從中得益。對影視音樂行業的傷害、對輿論環境的污染另説，起碼閉環是完整的。

但當飯圈文化撞入其他領域，特別是某些有自我價值觀的小眾文化中時，受眾與從業者之間的價值割裂就會爆發出來。

前天《波西米亞狂想曲》辦了中國首映禮，又開了好幾個媒體場，顯然是主辦方在為今天的正式上映造勢。結果呢，在現場的臧鴻飛記了這麼一件事：

“主辦給大家準備了很多熒光棒 沒想到開始前龍隆特別耿直 説大家別用熒光棒行嗎 搖滾樂和熒光棒沒關係 如果你真喜歡這個樂隊那你應該知道這也不是他想看到的 幾個姑娘問 在那個年代我們舉起手機可以嗎 我説那時候還沒手機如果想舉只能舉座機”

其實龍隆的話也不全對。2016 年皇后來上海演出，現場也是一片熒光棒海，吉他手 Brian May 還特別感謝了中國觀眾的熱情。看過《波西米亞狂想曲》的應該知道，《We Will Rock You》那個著名的“Dong Dong Pa”，也是特地設計出來讓觀眾在演出時有參與感的。

所以如果只是作為演出互動的道具，皇后樂隊倒真不見得會排斥熒光棒。但現實是，隨着“應援色”等屬性的附加，在當下語境，熒光棒已經被收編到了飯圈文化裏，衝突也就變成了小眾領域和飯圈文化到底能不能互相融合。

這週二日本歌手米津玄師到上海演出，也鬧了這麼一出。當時有觀眾開手機燈應援，內場還有人大聲跟唱。演出結束後微博上又是狼藉一片，一幫人出來罵對方“自我感動不守規矩不尊重舞台燈光師的勞動成果”，另一幫人則諷刺地説對方自視“高貴”。

但這個事的另一面，則是“小眾領域”緣何在中國非要標上“小眾”標籤的問題。米津玄師在日本的演出不會引起這樣的爭執，不是因為觀眾自覺接受了如何特殊的要求，而是因為那種演出環境已經被整個演藝行業公認。

對於搖滾樂也是一樣，關鍵不在於現場觀眾選用怎樣的互動形式，而在於現場觀眾的互動一直只是流於形式。即使是在音樂節、live house 這種獨立音樂“原教旨主義”表演場合，也不過是像張守望評價的那樣，“我們這兒大多搖滾樂迷在演出現場還停留在甩頭的階段”。

不知道《波西米亞狂想曲》主辦方發熒光棒的點子是不是受到了五月天的啓發，畢竟在“熒光棒”和“演唱會電影”這兩點上，他們都算是做到了極致。2011 年五月天的《追夢 3DNA》，第一次讓大陸的電影放映廳出現了熒光棒構成藍海、百人站立大合唱的景象。

當你問及藍色熒光棒的起源，五月天歌迷有個百説不厭的故事：2003 年五月天服兵役回來辦天空之城復出演唱會，台灣歌迷為了給樂隊一個驚喜，自發在現場發放了四萬根熒光棒。

只不過再往後，免費發放的熒光棒變成了四十五元一根的“官方正版熒光棒”，內置芯片可以配合場控，演唱會上全場熒光棒一同變化顏色，“如果你去看演唱會但是沒買，就會感到旁邊粉絲深深的惡意。”

我們常説，一個小眾領域大眾化之後，之所以會出現異化、不適的現象，是因為市場教育不足、沒有人願意做吃力不討好的基層普及工作。但同時存在的一方面是，一些原本有機會，也有能力進行市場教育的從業者，主動放棄了這個功能。

所以傳導路徑其實是，原本有市場教育能力的“主流”放任了飯圈文化的發展，飯圈文化在一代年輕人裏形成氣候後，又轉過頭抱向剛冒出頭的小眾領域。

小眾領域如何對待則是另一碼事了。事實證明，像張雲雷這樣主動投懷送抱，在相聲劇場裏搞綠色熒光棒海的，反而沒有什麼糾結，跑出了自己的閉環。

但你很難説張雲雷的例子具有可複製性，畢竟在相聲這個領域內，德雲社把持着整個行業的主流上升通道，他們也就天然對“相聲是什麼”這個問題有解釋權。郭德綱有意去捧張雲雷，把手裏資源提供給他的同時也規訓着他，這才達到一個皆大歡喜的局面。

更多的時候，事情則像我們以前在“紅花會的粉絲帝國”裏寫的那樣。當時貝貝因為粉絲之間的罵戰清空了自己所有微博，PG One 的粉絲私信怒懟公安“明星吸毒你管得着嗎”，還有粉絲對摩登天空在宣傳圖片上管控不滿意，表示“再有未修圖流出你們就去死”。

後來的事大家也都知道了。摩登天空、紅花會與粉絲之間並沒有達成一個很好的平衡，就連藝人自身都被粉絲製造出的輿論反噬，甚至給整個行業帶去了那張“嘻哈禁令”。

在飯圈文化文化的衝擊下，小眾領域的從業者看似會被粉絲推到很高，但其實卻是越來越難以在大眾面前掌握行業的解釋權，最後的結果就像這次網友懟龍隆、臧鴻飛的，“多聽幾年歌還聽出優越感了”“搞搖滾的就是矯情”。

到了社交網絡的時代，文化產品的選擇與評判完全是自下而上的。粉絲那些看似無腦、狂熱，甚至還會冒犯他人和專業人士的行為，其實背後的邏輯都是：我的喜愛比其他一切都重要。

我們承認，搖滾樂不能在固步自封在某種“精神”或者時代裏，也認為相聲表演場所出現熒光棒無可厚非。在“飯圈文化”裏，年輕人表現出了一種不向固有形式妥協、為了所愛的東西不顧一切的姿態，這是這個社會再需要不過的了。

但“飯圈文化”讓人不適、擰巴的地方也在於此：這一切看上去是年輕人肆無忌憚地表達自我，在輿論場上裏要革一切的命，但本質上又抱着單一的偶像崇拜，渴望着權力關係。

至於“熒光棒”“燈牌”，則成了確定這類權力關係的一種儀仗：只要我舉着，即使我不瞭解嘻哈、不瞭解相聲、不瞭解搖滾樂，我也從中獲得了一種與偶像的連接，獲得了一種歸屬於一個更大羣體、更高存在的安全感。

“飯圈文化”是如此地個人主義，個人主義到只相信個人選擇，不相信他人的見解與判斷；但也是如此地反個人主義，反個人主義到把價值依託於他人，間接逃避“個體實現”的命題。

孔飛力在他那本借古喻今的《叫魂》裏，談到普通民眾時用的副標題是“權力的幻覺”。他説，在一個權力對普通人向來稀缺的社會里，惡意中傷他人是民眾得到權力幻覺的最快方式。他還説，個體為了使自己的惡意中傷“合法化”，往往要假託一個更高的存在。

在《叫魂》裏，這個更高的存在是君王乾隆。只不過到最後，大家也分不清是民眾利用了君王，還是君王利用了民眾。

説到底，熒光棒不僅是一門粉絲經濟學，更是一門粉絲政治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