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鈎沉】聊聊古代身份證：古人如何證明“我”是“我”_風聞

在當今時代，“身手鑰錢”是離不開身的。而對我們影響最深遠的可能就是身份證了。中國現代意義的身份證起始於 1936 年，當時的寧夏省政 府制定了“ 居民證制度”，這便是中國現代身份證的雛形。我們的第一代身份證直到1984年才正式發行。

在此之前，我們以“單位介紹信”為過渡。

那麼問題來了，沒有照相技術和數字芯片技術，古人是如何證明身份的呢？

中國古代並沒有身份證,倒是有兩樣功能意義上與身份證相似的證件,那就是符牌與傳信。相較而言,**符牌側重於表明身份,**傳信側重於准入通行。從功能層面看,似乎可以得出“符牌+傳信=身份證”的古代形式，更像現代人的這個：

（原諒我用畫圖軟件做的圖doge）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古代擁有身份證確實是“ 有身份的人”，平頭百姓是沒有資格擁有身份證的。身份證在古代的作用是證明“身份”，而非記載“個人信息”。

古代身份證上記載的信息比較簡單，如在唐代一般就是“ 姓名”、“ 官職”兩項，頂多加上“ 單位”。古代的身份證不會有“ 出生時間”、“ 性別”、“地址”這些現代身份證必須的內容。

在古代更廣泛地來看，大多數“身份證”僅僅是一個物證，甚至連名字都沒有。

但是古代的身份證對於職業的記載非常清楚，包括持有者的“兼職”，也會刻錄在上

。從這個層面上來説，古代的“身份證”實質是“ 官員證”，就算寫有你姓名，在卸職後你照樣要交出來，作廢中止；未刻姓名的，則傳給繼任者，輪流使用。

　　符牌**:**大家都是身份人

符牌最早是兵權及君權的象徵。

《史記·五帝》所記載的“軒轅氏北逐葷粥,合符釜山”，這裏的“符”其實就是兵符。

《周禮》的記載則更為清晰:“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珍圭代表君權,牙璋代表兵權,其內涵都是權力的物化與延伸,。

《倚天屠龍記》裏面的聖火令就是這個操作。

當然,它們大多帶有防偽功能。

《説文解字》稱其“分而相合”,也就是先將一整塊符牌一分為二,使用時雙方各執一半,合在一起以驗真偽——現代漢語中的“符合”一詞,也正淵源於此。

秦漢以後,符牌逐漸衍生出節、虎符、竹使符等門類。蘇武持節出使匈奴,所持的節也屬此類；虎符與竹使符則一主發兵、一主徵兵。

沿用下來，這種符牌漸漸與官員的身份有了交集。唐朝時,朝廷為了“明貴賤,應召命”,根據官員不同的品級發放金、銀、銅製的魚符,其中五品以上的官員還佩有專門的魚袋。

宋朝時魚符被廢除,但魚袋保留了下來,上一篇文章中提到的蘇東坡蘇老爺子便曾被賜以銀色魚袋,以代表着他朝廷命官的尊貴身份。

到了明清時代,符牌漸漸褪去了唐宋的古韻森森,最終演變成牙牌與腰牌。明朝牙牌上除了朝臣的姓名和官職,有時還會刻上使用範圍與禁令。

清朝腰牌就更為完備,還加上編號、年齡、相貌特徵、發牌年代等,在形制上和後世的身份證已經大同小異。

即便如此,牙牌與腰牌乃至於其它的符牌所證明的並不是某一個體的身份,而是某一階層的權力。牙牌、腰牌與朝服一樣,代表了官員的等級地位和當事人的實際權力。

　　傳信**:**留下憑證才能過

       古代中國的人口流動終究不可避免。為了保證這種流動的正常進行,傳信便出現了。

傳信是古代過關津、宿驛站、乘驛站車馬的憑證。與符牌不同,傳信一般是由普通吏民所使用的一次性證明,上面所記載的信息非常全面詳細。傳信早在戰國時期就已經出現。

《韓非子·説林上》中講述到:“田成子去齊,走而之燕,鷗夷子皮負傳而從。”陳奇酞作注道:“傳,信也,以增帛為之,出入關合信。”

漢朝任選官員使用察舉徵辟制,受到徵召的人持有傳信,可以免費乘坐朝廷車馬。

（PS：漢朝的時候，個人的膚色也會寫進去hhhh）

從這些記載來看,傳信有=身份證+介紹信+預付卡。

（你可能不信，我唐三藏可以一路刷卡到印度）

在唐代出現了同等功能的過所。

為了有效打擊偷漏國税、逃避賦役等活動,唐朝實行國所制度：:申請者要將人數、身份、申請理由、攜帶貨物、行經路線等詳細説明,必要時還要附交有關證件。

吐魯番曾出土過一份《石染典過所》,上面密密麻麻寫了24行文字,加蓋了好幾個地方印章,可以清晰看出持有者的出行目的、行程路線等信息。大家可以來感受一下。

傳信製作繁瑣, 於是古代版“網證”就出現了。

當然，使用的是人工物理識別技術。

守關的官吏將帛撕開當證物,需要時只要對比一下撕裂口便能確定真偽。

雖然感覺怪怪的，但是實用性很不錯。

　　除此之外，還有棨這種皇親國戚和高級官員才可以使用的特殊傳信。棨分為信與戟,棨信是絲質的信件,可以懸掛起來作為徽幟；槳戟為木質,官吏出行時可作為儀仗,但是這些跟一般人基本都沒有關係了

　　所以傳信和現代身份證依然想去甚遠。符牌代表的是權力，而傳信明確的是“許可”。傳信只不過是作為出入的通行證明存在。

​ 防偽：多管齊下仔細防範

古代身份技術含量低，人工依賴性強，就很容易容易造假作偽。

為了防止這種事情發生，有的朝代就會直接在身份證上特別註明偽造和出借或冒用的嚴重後果。

明朝規定：“ 借者與借與者同罪，依律論罪”。

除了加強對身份證的管理、核對外，各朝代還仔細設置防偽辦法。

（現在知道啥叫金龜婿了吧）

其一是設置身份證的“ 防偽標記”。如唐宋時期的“魚袋”。

其二是用質地來以示區別。唐朝時製作魚符的材料各不相同：親王及三品以上官員的身份證，用黃金來做；五品以上官員身份證所用材料是白銀；六品以下官員的身份證，質地則是銅料。魚袋也據此使用相應的金、銀裝飾：三品以上用金飾，四品用銀飾，五品用銅飾。

到唐中宗的景雲年間則改為：凡着紫衣者用金飾，凡着紅衣者用銀飾。

“身份證”與地位直接掛鈎。這就是為何古代部分人即便退休了仍能享受身份證制度的原因。

户籍:民不遷農不移

近代學者的一個非常好的問題意識在於：為什麼古代中國誕生了符牌、傳信,卻沒有孕育出身份證制度?

其實，超越國別和時代，土地和人口問題都是任何國家的核心問題。

早在春秋時期,各諸侯國便將户籍制度與土地、賦税制度相結合,以預防人口流失:

楚國的户籍冊詳細記錄了居住者的居住地與身份；

宋國的户籍冊配有相應的地圖；

秦國更是實現了“國境之內,丈夫女子,皆有名於上,生者著,死者削”的精細化管理。

秦朝自商鞅變法後户籍制度愈加嚴格,每個人的户籍信息中甚至附有由畫師所畫“照身貼”,人口遷移時不辦理“更籍”即為“闌亡”。

在人口=財產的邏輯下，古代的户籍制度和等級制度是伴隨而生的。

秦國的户籍政策已經有了“宗室籍”“爵籍”等“高階户籍”。

西漢《户律》進一步按資產將民籍劃分成了“小家”“大家”“高貲富人”等户等。

這種思路一直延續到唐朝實施“兩税法”才漸漸放鬆。又 後來經過明朝的“一條鞭法”、清朝的“攤丁入畝”,户籍政策與賦税制度逐漸二分,人口的流動也才開始擺脱土地的束縛。

如法制日報刊登的評論所説：只有當户籍政策不再成為朝廷管控人口的工具時,作為公民權標誌的身份證制度才有可能逐漸孕育出來。古代中國只有符牌與傳信卻沒有孕育出身份證制度,其原因也在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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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田子強《古代身份證及防偽技術》

龍吉澤《中國古代的身份證》

法制日報《古代身份證如何證明我是我》

林浩《中國户籍制度變遷研究——個人權利與社會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