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英美的議會制度在中國徹底沒戲_風聞

轉自《黨史博採》2017年第四期

1957年的整風和反右，是新中國歷史上的重大事件。

今天我們回顧這段歷史，對於增強社會主義道路自信，提高正確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的水平，仍然有重要的積極意義。

改革開放以後，社會上出版的關於反右的著作，以及各種媒體上出現的文章，基本上都是反映反右嚴重擴大化及其嚴重後果的，鮮有反映反右的正確性和必要性的。因此，回顧這段歷史，對於全面認識當年那場鬥爭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影響，以及怎樣繼續發揚成績和防止錯誤，應該很有必要。

關於1957年反右的功過是非

我們黨有過兩個關於歷史問題的決議，即1945年的第一個歷史問題決議和1981年的第二個歷史問題決議。它們雖然發生在不同歷史時期，但都起到了總結歷史經驗、統一思想、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歷史作用。

第二個歷史決議對於1957年反右派鬥爭，作出了這樣的結論：

【“一九五七年的經濟工作，由於認真執行黨的八大的正確方針，是建國以來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這一年在全黨開展整風運動，發動羣眾向黨提出批評建議，是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正常步驟。在整風過程中，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乘機鼓吹所謂‘大鳴大放’，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放肆地發動進攻，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對這種進攻進行堅決的反擊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鬥爭被嚴重地擴大化了，把一批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黨內幹部錯劃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後果。”】

然而，在第二個歷史決議通過後，黨內外某些人專講反右嚴重擴大化的不幸後果，藉以否定反右的必要性，進而否定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更有別有用心的人則不顧歷史事實，誣衊反右派鬥爭是毛澤東個人的“大陰謀”。

2010年7月，習近平在全國黨史工作會議上講話，指出，要旗幟鮮明地揭示和宣傳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領導地位和核心作用形成的歷史必然性，旗幟鮮明地揭示和宣傳中國人民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必然性。堅決反對任何歪曲和醜化黨的歷史的錯誤傾向。

2011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在關於1957年反右派鬥爭部分，敍述了當時一小部分人在國際國內政治氣候影響下，“以至發生極少數人向黨、向社會主義的進攻。”因此，“對反社會主義的傾向進行反擊和鬥爭，事實上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完全必要的。”只有這樣，“才能順利地推進社會主義事業。”關於反右的嚴重擴大化，由於當時的歷史條件，“也是難以避免的。”

因此可以説，反擊右派進攻的“完全必要”和嚴重擴大化的“難以避免”，構成了1957年反右的積極影響和消極影響。

歷史事實證明，反右的積極影響遠大於消極影響。雖然1957年以後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經歷了艱難曲折，但仍然取得了堪稱輝煌的巨大成就。2016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專門在《黨在1949年至1976年的歷史性巨大成就》一節中作了描述。

1957年反右的最積極的成果，無疑是堅定了全國人民跟共產黨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決心。毛澤東曾三次表揚的，但最後仍被“擴大化”成“右派”的作家王蒙，在2012年寫道：當年一家有影響的雜誌《讀書》的説法很生動：“反右”運動標誌了在中國的第三條道路的終結。在國共鬥爭中，民盟右翼實際是主張第三條道路的，“反右”後，徹底沒戲啦。

正因為當年有這個“徹底沒戲”打下的基礎，才使得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能夠一直延續至今，今天我們才有可能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20世紀80年代後期中國再一次面臨內外複雜政治形勢的時候，即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氾濫，“有許多話大大超過了一九五七年的一些反社會主義言論的錯誤程度”的時候，全國人民在黨的領導下，闖過了難關，避免了蘇聯解體那樣的對社會崩塌式的衝擊。因此，鄧小平言簡意賅地指出：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優越性在哪裏？就在四個堅持。四個堅持集中表現在黨的領導。”】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下發《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

2016年中國的經濟總量已經接近美國的三分之二，而一度可以與美國一比高低的（前蘇聯）俄羅斯，只比中國的廣東省稍多一點。也就是在2016年，普京坦言他仍然喜歡社會主義思想。

鑑於1957年反右的消極影響，黨吸取歷史教訓。鄧小平指出：

【“大家都還記得當時有些右派分子那種殺氣騰騰的氣氛吧，現在有些人就是這樣殺氣騰騰的。我們今後不搞反右派運動，但是對於各種錯誤傾向決不能不進行嚴肅的批評。”】

更加堅定地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對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在防止對其進行批評“擴大化”的基礎上進行“嚴肅批評”，是1957年反右在積極方面和消極方面留給我們的遺產。這也應該是全黨和全國人民對1957年反右的是非功過的共識。

然而，坦率地説，正如著名黨史專家金衝及在2011年所言，當年鄧小平希望通過第二個歷史決議，把大家的思想統一起來，更好地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但三十年多年後，“思想看來並沒有完全統一，社會上混亂的思想還相當多。”

老黨員、離休部級幹部李鋭在1992年談到1957年反右時承認：

【“對於社會上確實存在的極少數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進行反擊是必要的”（李鋭：《毛澤東的早年與晚年》貴州人民出版社 1992 第238頁）。】

但2008年，他撰文認為：

【“1957年發生的反右派鬥爭，是一場整肅知識分子的運動，也是一場整肅民主黨派尤其民主同盟（其中多數是知識分子）的運動。”】

他還説：

【“今年是反右派鬥爭五十週年，如何評價和善後這一重大歷史事件，又一次提到國人面前。關於‘擴大化’的説法，人們意見最大。”

“經過這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對世界形勢的瞭解，再來回顧反右派鬥爭這類歷史事件，就可以有更清楚更深刻的認識了。當年那些‘右派分子’，從上到下，發表了一些什麼意見呢？現在出版了許多有關著作和回憶文章，我沒有看到一條要推翻共產黨政權的主張，相反，都是怎樣改善黨的領導的中肯的各種各樣的建議”。（見《炎黃春秋》2008年第7期）】

且不説李鋭公然高調與黨的第二個歷史決議不“統一”，只要回顧當年的歷史，就可以清楚地知道，為什麼在整風進行期間會出現反右派鬥爭這個突如其來的插曲。

順便提一下，儘管李鋭的看法與黨的第二個歷史決議的結論大相徑庭，但他提到的“整肅”“民主同盟”或許多少有點參考價值。曾經親身經歷過1957年反右並與羅隆基有過交往的郭道暉寫道：

【“中央就是要敲打一下民盟的右翼，擔心他們挑戰共產黨的領導權。當時唯一能和我們黨爭奪領導權的就是民盟。民盟有政治資本，他們反國民黨是有功的。”（羅隆基：《人權法治民主》法律出版社 2013年10月第4頁）】

與政治資本相聯繫的，民盟右翼還有他們的“第三條道路”的政治主張。

第三條道路與黨中央決定反右

第三條道路的主張是上世紀40年代民盟成立初期由其領導成員章伯鈞、羅隆基等人提出的，是一套比較典型的西方式議會制、內閣制和省自治的制度。從羅隆基的兩句話可以管窺第三條道路的特色。一句是：

【“共產黨的讓步多，蔣介石的苦惱大，民盟的前途好。”】

另一句是他稱自己“六分反蔣，四分反共”。曾任民盟中央副主席的胡愈之後來指出：

【“抗日戰爭結束以後，章伯鈞和羅隆基仍然做着中間路線的迷夢，要把民主同盟引導到反動的第三條道路上去。”】

民盟發起人之一的梁漱溟説，因為他了解章伯鈞和羅隆基都是有政治慾望的人，所以他是反對第三條道路的。他後來在談到這個問題時説道：

【“我跟其他跟我以外的、搞政治活動的人有一點不同，就是他們幾乎都是夢想英國式的政黨政治，在議會里頭主要是兩個大黨，這個黨上台，那個黨在底下……我以外的人都是夢想這個東西。”

“我就是説，這個不合中國的需要。”】

1948年年中，正當人民解放戰爭迅猛發展的時候，第三條道路之説又沉渣泛起，但遭到各民主黨派的強烈反對，他們認為：

【“在反革命的反民主的獨裁路線與民主統一戰線的尖鋭鬥爭中間，是沒有‘第三條道路’的。”

“應該積極起來揭露這種‘第三條道路’的陰謀。”】

新中國誕生前夕，人民政協第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各民主黨派代表，包括民盟主席張瀾和民盟創始人之一的沈鈞儒，都在會上發言。他們都表示：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更堅決的團結起來，為徹底肅清殘餘的反動勢力，為粉碎美帝國主義反動陰謀，建設我們的人民民主新中國而奮鬥！”】

他們還強調：“中國的政治制度，決不能走英美資產階級民主的道路”，也不能“採取互相牽制三權分立的英美議會制度”。“人民民主專政的政府組織，是適合中國人民需要，是中國革命徹底勝利和建設成功的保證。”在這種情況下，第三條道路之説一度銷聲匿跡。

新中國的共產黨一黨領導、多黨合作的政黨制度成效顯著。國家面貌日新月異。後來的“右派”頭面人物之一的章乃器曾動情地説道：“今天社會主義事業已經如此輝煌。”後來成為右派著名人物的章伯鈞和儲安平當時承認“中共執政的累累碩果”。1956年9月17日，在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代表向八大敬獻了一件象牙雕刻的工藝品，表現的是紅軍長征途中飛渡大渡河的情形。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李濟深致詞説：我們用這件禮品來象徵我們各民主黨派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同舟共濟”，勝利地過渡到繁榮幸福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

在一片大好形勢下，不可忽視的是，國內外也出現了一些值得警惕的現象，例如工人罷工、農民退社、學生鬧事、復員軍人集體請願等社會羣體性事件和國外的社會主義國家波蘭和匈牙利的動亂事件。

為了加強黨的執政能力，迎接新的挑戰，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下發《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指出：有必要在全黨進行一次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的整風運動。

這場運動主動採用開門整風的形式。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真誠地希望通過這種方式，加強黨外人士對共產黨員特別是黨員領導幹部的批評、監督，進一步密切黨同羣眾的聯繫。值得一提的是，與《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幾乎同時下發的是《關於各級領導人員參加體力勞動的指示》。後者也是密切黨同羣眾聯繫的一種形式。通過這兩個文件的形成過程，不難看出，整風的目的無非就是通過羣眾路線教育以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反右派鬥爭不過是整風過程中的一段意外插曲。

◆反右派鬥爭開展後受到批判的章伯鈞。

整風初期的發展基本是健康的。儘管有些意見言辭激烈，甚至有不少的誇大其詞，黨中央和毛澤東都認為基本上是誠懇的，正確的，對黨的整風，改正缺點錯誤，大有裨益。但隨着運動的深入，出現了黨沒有預計到的複雜情況。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乘機在各種座談會上，肆意散佈各種從根本上反對黨反對社會主義的言論，向黨向社會主義發動猖狂進攻。特別是那些當初宣佈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某些民主黨派中的著名人士。他們無視憲法中明確規定的共產黨在國家和社會生活中的領導地位，攻擊一黨領導是“黨天下”。一些人提出的“輪流坐莊”，實際上就是第三條道路的主張的死灰復燃。他們説

【“一黨執政有害處”，“如果不要共產黨一黨執政，而要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通過競選來輪流執政，由各黨派提出不同的政綱來，由羣眾自由選擇，這就好得多”。】

他們聲稱：

【“現在政治黑暗，道德敗壞，各機關都是官僚機構，比國民黨還壞。人民生活降低，處於半飢餓狀態”，“根本的辦法是改變社會主義制度。”】

有人還肆意歪曲胡耀邦的話，説胡耀邦在接見北大的團員時講道：

【“毛主席現在處境困難，黨內有人不想要毛主席。”】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5月5日民盟中央召開擴大會議傳達毛澤東4月30日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時，一位負責人稱：毛主席建議，首先取消學校黨委，不要由共產黨包辦。這種傳達不符合毛澤東講話的原意，但卻被繼續傳達到民盟的全國分支機構，還傳播到其他民主黨派，造成了很大的思想混亂，有意無意地為否定共產黨領導地位的歪理邪説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為重拾第三條道路帶來了幻想。從5月19日起，北京的高校開始貼出“大鳴大放”的大字報，極端言論頻頻出現，比如有人提出，對共產黨的缺點不能用改良主義的方法，而要像匈牙利那樣直接採取行動。還有一部分學生分頭在本市和去外地串聯。一些地方的羣體事件也愈演愈烈。其中被毛澤東關注的福建省仙遊縣的“小匈牙利事件”相當有代表性。這個地方曾在短短几天就發生工人學生羣眾鬧事十六起。特別是6月10日，出現了120多人圍住縣委一整天的鬧事，後來還有農民集體到區公所請願。時值學生即將放假，看到鬧事請願的，也發出一些聲援。有的高初中畢業生説“如果考試完不能得到錄取或安排也要鬧”。

這股歪風一時越刮越猛，最後發展到如果誰提到要肯定中共執政“累累碩果”，誰就會受到攻擊，甚至受到死亡的威脅。時任民革中央委員、國務院秘書長助理的盧鬱文，曾提醒過那些在發言中表示要擺脱共產黨領導的人：

【“我們不要忘了，共產黨領導社會主義，我們走社會主義道路，這都是我們舉了手的！”】

他還批評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的主張。很快，他就一連多次收到了匿名恐嚇信，信中説他“為虎作倀”“無恥之尤”，警告他“全家小心”。1957年6月6日，盧鬱文在國務院秘書長習仲勳主持的黨外人士座談會上，揭露有人寫匿名信對他進行辱罵和恐嚇，並當場宣讀了一封匿名信。值得注意的是，收到匿名信的並不只是盧鬱文一人，民革中央常委李仲公也收到了匿名信。就在李仲公説及匿名信之際，國務院秘書長習仲勳插話説，他也收到了匿名信！他説，匿名信警告他“隨時隨地留意，全家留意”。

面對出乎預料的複雜形勢，為了確保整風能夠順利進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澤東從5月中旬開始，多次舉行會議研究部署工作。5月2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加強對當前運動的領導的指示》，文件指出：雖然“在上海、北京等運動已經展開的地方，右翼分子的言論頗為猖狂”，但“中間分子的批評，一般是善意的和有益處的”；為此，中間分子的言論“應該逐步增多，佔到報紙的主要篇幅”，要“召集基層幹部的專門會議講清楚，使他們心中有數，以便虛心地聽取批評，總結經驗教訓，達到團結黨外人士大多數、改進工作，孤立右派和加強黨的領導的目的”。這實際上是一個逐步引導局勢向着有利於黨內整風順利進行的好的方向發展的漸進穩妥方案，表明中央領導層此時還不想因為過早反擊右派言論而影響正在進行的全黨整風，更不打算改變原有的整風部署。5月23 日下午，劉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同意鄧小平“出不了亂子”的估計，認為全黨接下來需要做的，還是按照中共中央20日的指示要求，繼續團結和爭取中間分子。

1957年5月26日，《人民日報》等各大報刊刊登了毛澤東在前一天接見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全體代表時的講話：

【“中國共產黨是全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沒有這樣—個核心，社會主義事業就不能勝利。”

“一切離開社會主義的言論行動是完全錯誤的。”】

毛澤東在這裏提到“行動”是有針對性的。5月19日北京大學校園的“大民主”，已經由大字報、辯論會發展到串聯遊行等行動。毛澤東的講話是黨在整風鳴放的重要時刻對執意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極少數人的公開警告。

然而，極少數人依然抑制不住他們的政治慾望。6月1日，在為訪華的法國前總理富爾舉行的招待酒會上，章伯鈞對周恩來表示：武漢交通部的學校的學生們要到北京來請願，請把這件事交給他來處理。周恩來笑了笑沒有説話。後來周恩來回憶道，章伯鈞“腦袋膨脹得很，熱得很，他覺得共產黨不能維持了”。6月6日，章伯鈞召集幾個人開“緊急會議”。他在會上又提到了武漢學生請願的事情，説，

【“其他地方也有學生要罷課，形勢十分嚴重。”

“沒有估計到黨會犯這樣多的錯誤，現在出的問題大大超過了估計，真是超額完成了任務，並且進退失措”。】

與會的人中有人附和道：

【“現在民主黨派説話是有力量的。學生到處找自己的領袖，希望我們能站出來説話。”】

形勢確實到了不得不發動“沉默的大多數”起來表明他們的態度的時候了。在盧鬱文、李仲公和習仲勳談收到匿名信的第三天，即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了《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的指示，《人民日報》發表了《這是為什麼？》的社論，標誌着反右派鬥爭的正式開始。反右派鬥爭立刻得到全國廣大人民羣眾的熱烈響應，特別是《這是為什麼？》中提到的匿名信，激起了全國各階層民眾的強烈義憤，就連許多民主人士也對寫匿名信的行徑表示極為憤慨。

【“一場規模宏大的反擊右派猖狂進攻的鬥爭在全國勢如破竹地展開了……共產黨未動一兵一卒而在短短几天就打退了右派的猖狂進攻，如果沒有廣大人民的擁護能做到這點嗎？事實充分證明，廣大羣眾是擁護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王秀明：《高教部反右親歷記》見《新中國往事  風雨歷程》中國文史出版社 2011 第5頁）】

1957年7月，毛澤東在青島召開省市委書記會議，整風運動是會議的主要話題之一。毛澤東提出整個整風過程分為四個階段（大鳴大放階段，反擊右派階段，着重整改階段，每人研究文件、批評反省、提高自己階段）的安排。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整風”開始轉向變為“反右”。

1957年9月20日至10月7日，中共舉行八屆三中全會。鄧小平代表黨中央在會上作關於整風的報告。在談到反右時，強調指出，反右“解決了和正在解決”“是否應走社會主義道路，要不要共產黨領導，要不要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他對整改階段，即整風運動第三階段，提出具體要求：

【“第一，克服宗派主義和特殊化傾向。共產黨員要大公無私，要同羣眾打成一片，同甘苦，共呼吸。黨員同非黨羣眾、黨外人士要親密聯繫，要多交朋友。”“第二，從制度上和組織上改變那些不合理的規定。”“第三，在人民內部擴大民主生活，繼續健全民主制度。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必須堅持和風細雨的方法，‘團結——批評——團結’的方法。各級領導人員必須充分尊重人民的民主權利，經常傾聽人民羣眾的呼聲和要求，認真考慮各種合理的不同意見和反對意見，誠心誠意地接受羣眾的批評和監督堅決地改正自己的缺點和錯誤。”】

1958年夏季，整風運動和反右派鬥爭完全結束。

第三條道路的主張，在反右派鬥爭面前確實“沒戲”了。但與此同時，黨中央，特別是毛澤東，本來希望藉助民主黨派、民主人士的力量來幫助黨整風，結果卻出現那樣的意外局面，確實沒有預料到。這也使作為執政黨的共產黨認識到，在聲稱接受共產黨領導、擁護社會主義的參政議政的民主黨派中，仍然有極少數人口服心不服，一有機會就會出來大肆活動，推行自己的那一套政治主張。毛澤東在1957年6月10日起草的《中央關於反擊右派分子鬥爭的步驟、策略問題的指示》中點了章伯鈞、羅隆基的名，指出：

【“他們野心極大，完全是資本主義路線，承認社會主義是假的。”“但民盟的多數仍然是好的，或者有希望改造好的。”】

作為民盟主要領導人的章伯鈞和羅隆基，在歷史上都對國家做過貢獻。但他們主張的第三條道路，實質上是一條西方民主憲政的道路。他們一有機會就推行這條道路，實際上也隱藏着他們的個人政治私慾。在這個意義上，説他們是一個“聯盟”或者“同盟”並不無道理。對他倆有深刻了解的梁漱溟，在1985年11月11日舉行的章伯鈞90歲誕辰座談會上要求臨時發言。他在肯定章伯鈞、羅隆基的貢獻後，大膽直言，説道：在我數十年的交往接觸中，甚至覺得他的短處、弱點也是十分明顯的，而且一直改進不大。我説的是他常常過多地想到個人的得失，有時甚至擴大到難以駕馭的地步。比如1957年他當了右派。他是不是真的夠右派，這暫且不説，説的是他在1957年的舉動，正是他個人弱點的一次暴露，他吃了這個虧。如果不是他身上的利慾所致，怕不至於這樣忘乎所以吧。

【“我同章伯鈞先生都是最初發起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的同志”，“他的缺點是什麼呢？就是未能謙虛、謹慎，以至於犯錯誤”。“他們（指章羅二人——引者注）雖然都有長處、本領，乃至對社會、對國家都有貢獻，可惜都有缺陷，就是不能謙虛謹慎。”】

“大右派”費孝通後來回憶説：

【“我入盟時，民盟有‘三黨三派’。反右時，説我和羅隆基一派，真是胡搞。羅是要做官的人，我們幾個人（吳晗、聞一多、馮友蘭）反對做官，當時大家講好不當官，要教書。我們要的是民主，要議政，想讓當局聽到我們的聲音，希望用我們的想法來影響政治，所謂的王者師嘛，並不要執政。”】

費孝通的這段話，道出了“極少數”想執政的右派和被“擴大化”的只想議政的“右派”的明顯界限。

這段歷史可以告訴今天的我們：仍然值得警惕的是，改革開放以來，總有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抓住一切機會不遺餘力地大肆攻擊黨的基本路線。有的宣揚西方政治理念和制度模式是“普世價值”，鼓吹中國只有全盤西化才有前途，鼓吹“憲政民主是中國的唯一出路”；有的大搞歷史虛無主義，妄圖搞亂人心，顛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對此，我們的態度是，對一切否定黨的領導、否定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否定改革開放的言行，都旗幟鮮明地反對和抵制，堅決捍衞黨的基本路線，捍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見《求是》雜誌2017年第4期《“四個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創新發展》）

◆6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進攻的指示》，對反右派鬥爭作了部署，在全國範圍內開展反右派的鬥爭。圖為北京新聞界舉行批判右派言論的會議。

黨中央制定具體反右方針政策相當慎重

為了給反右派鬥爭提供理論指導，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報》發表經過毛澤東做了重要補充和修改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發表的講話增加了判斷人們言行的六條政治標準。毛澤東指出，這六條標準中最重要的是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兩條。改革開放後，鄧小平在這六條標準的基礎上，與時俱進地推出了四項基本原則，並寫入了黨章。後經全國人民討論，全國人大通過，於1982年載入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儘管黨中央、毛澤東試圖把反右鬥爭在政治上打擊的範圍儘量縮小到極右派，加大爭取中間派的力度，但當時黨對“殺氣騰騰”愈演愈烈的氣勢估計過高，而早對“殺氣騰騰”言論憋了一肚子火的廣大羣眾一經發動便很難加以控制。薄一波後來回憶：

【“對右派的情況，並沒有一個切實可靠的估計，而基本上是跟着羣眾運動走，整出多少算多少。”】

這就造成了後來難以避免的擴大化。不過，回顧這段歷史同樣可以發現，黨中央和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人，在制定具體方針政策方面，還是考慮得相當慎重的。主要表現在下列方面。

第一，強調實事求是的基本原則。

1957年8月1日，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關於進一步深入開展反右鬥爭的指示》中要求各級黨委特別注意：

【“深入挖掘期間，必須實事求是，有些單位右派少，或者確無右派，就不要主觀主義地勉強去找右派。”

“反右鬥爭，必須堅持辯論方式，擺事實，講道理。而且事實要是準確的事實，不是虛構的‘事實’，講理要講得使大多數人心服，切不可以強詞奪理。”】

8月8日，周恩來在外交部全體幹部會議上，強調在反右中要實事求是，他説：

【“投入戰鬥最中心的問題就是要實事求是，走羣眾路線，是則是，非則非，有則有，無則無，不能無中生有，也不能化有為無。”】

在10月15日的中共中央《關於劃分右派分子標準的通知》中，強調

【“無論劃多了或者劃少了，都應該按照正確的標準及時地實事求是地予以改正”。】

這個通知還特地提醒“比較更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多劃了一部分右派的情況”。

第二，明確用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處理右派。

毛澤東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提出：

【“在我國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敵我矛盾，是對抗性的不可調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

但是他緊接着指出：

【“向工人階級和共產黨舉行猖狂進攻的資產階級右派是反動派、反革命派。不這樣叫，而叫右派，一是為了便於爭取中間派；二是為了便於分化右派，使一部分右派分子有可能轉變過來。”

“最後不能轉變的那一部分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是死硬派，只要他們不當特務，不再進行破壞活動，也給他們一點事做，也不剝奪他們的公民權。這是鑑於許多歷史事件採取了極端政策的後果，並不良好。我們應當看得遠一些，在幾十年後看這個事件，將會看到我們這樣對待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對於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會有深遠影響和巨大利益的。”】

在毛澤東看來，雖然黨和人民與“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之間的矛盾是你死我活的對抗性矛盾，但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可以用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來處理。因此，在1958年初，毛澤東認為，用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處理同資產階級右派這一種敵我矛盾的經驗，是極為重要的收穫。

在《毛澤東年譜》中，可以看到毛澤東多次談到了如何用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處理右派的內容。9月19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説：

【“同資產階級的矛盾是人民內部矛盾，但在鬥爭中把他們劃出去一部分（右派)為敵我矛盾。過一時期，要拿回來一部分（經過分化），現在是右派，過幾年又摘掉右派的帽子。”9月22日，毛澤東估計黨員中反社會主義的“大概是百分之二到三”。】

認為，

“過去教育不夠，今後要加強教育。教育好就會起變化，比例就少了。”】

12月8日，毛澤東指出：

【“要化無用為有用，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

“為了分化右派，希望三七開，十個人大概有七個人可爭取。給他們五年、七年的時間，那時思想有覺悟，改造好了，右派帽子可以取消。”】

12月16日，毛澤東在杭州主持召開華東五省一市黨委第一書記會議時，重點談到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問題。他指出：

【“右派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是敵我矛盾性質。但是右派是少數，三大敵人已基本解決，敵我矛盾不能成為主要矛盾。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才是主要矛盾。”

“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矛盾，這是階級矛盾，但當做人民內部矛盾來處理，仍要採取團結——批評——團結的方針。右派實際上是敵人，但是不作反革命處理，不捕、不殺、不剝奪選舉權。”】

1957年12月21日，周恩來邀請上海科學、高等教育、醫務和中等教育界人士90多人舉行座談會時強調指出：對右派還是要以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式處理。

在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右派方面，當時任團中央第一書記的胡耀邦落實得很好。毛澤東肯定了胡耀邦的工作。胡耀邦在1958年2月的兩次右派分子會議上講話，指出他們所犯的錯誤是十分嚴重的，是從根本上反對黨、反對社會主義，是大是大非問題。但是，只要能真正低頭認罪，決心悔改，前途仍然是光明的。組織上還準備誠懇地幫助他們改造，鼓勵他們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這兩次會議的效果都很好。後來那批右派都去了山西農村，並在那裏與農民建立深厚的感情。兩三年後又都摘掉“右派”帽子，回到北京被妥善安排了工作。值得一提的是，胡耀邦在1977年年末出任中央組織部長後，在談到1957年反右對右派的處理時，強調：

【“需要特別指出：對那些定為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對象，應當真正按照人民內部矛盾處理，讓他們為社會主義事業出力效勞。”】

需要指出的是，黨中央和毛澤東、周恩來關於要按照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處理右派的指示，是正確的，慎重的。但在當時情況下，毛澤東提出的與“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右派”是“你死我活”的鬥爭，也在客觀上助長了反右擴大化。毛澤東提出的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導致了八屆三中全會修改黨的八大關於我國主要矛盾的論斷。

關於這個主要矛盾問題，著名學者,《求是》雜誌社社長李捷在2015年出版的《毛澤東對新中國的歷史貢獻》中指出：

【“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提出階級矛盾仍然是社會的主要矛盾，但把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作為國家政治生活主題的思想並沒有動搖。在《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此文是毛澤東1958年1月發表——引者注）裏明確提出：‘同階級敵人作鬥爭，這是過去政治的基本內容。但是，在人民有了自己的政權以後，這個政權同人民的關係，就基本上是人民內部的關係了，採取的方法不是壓服而是説服。這是一種新的政治關係。’”】

第三，強調從寬處理右派中的知識分子。

1957年8月下旬，毛澤東在審閲修改中共中央統戰部《關於在工商界全面開展整風的意見》稿，加寫了這樣的內容：

【“全國約有十萬右派分子，知識分子居多，有些人是有用之才，應當大力爭取過來。”】

10月13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三次會議上説：

【“右派許多人是有才幹的，在這一點上我還相當賞識他們。要交幾個右派朋友。各界都要有朋友，左、中、右裏頭都要有朋友。現在許多知識分子沒有工人的朋友，沒有農民的朋友，這是很大的缺點。要承認有改造的必要。我估計，大多數人是能夠前進的，知識分子能夠變成無產階級的知識分子。”】

12月8日，毛澤東在同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談話時指出，

【“要批判從嚴、處理從寬，除個別的很壞的以外，選舉權不取消，有一些還給他們一些地位。這樣做的理由，一是為了爭取中間。在知識分子中，有大量的人在看我們如何處理右派，處理過分了，會傷他們的心，會不高興。”】

12月23日，周恩來召開上海文藝界座談會，在會上闡明對文藝界右派分子的處理方針是批判從嚴、處理從寬，除了有反革命活動、違法亂紀的分別按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處理法辦外，方法不外乎降職降級、調換工作、撤銷工作、監督勞動、下去參加勞動、留機關考察等。

第四，制定劃右派的詳細標準，並強調要嚴格按照程序辦事。

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的通知》。現在重新審視這個標準，應該説這個標準是符合實際，相當嚴謹的。以最後一條為例：

【“（6）凡是界乎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之間的疑似分子，在尚未查出足以確定為右派分子的充分材料之前，一概不劃為右派分子，並且不用鬥爭右派分子的方法來對待他們。”】

除了詳細具體的標準，通知還強調：

“凡是各單位確定為右派分子的名單，必須報告縣一級或縣一級以上的黨的領導機關審查批准。高級知識分子、重要民主人士中的右派分子和其他有特殊情況的右派分子的名單，必須報告省一級或省一級以上的黨的領導機關審查批准。”

“上級領導機關除必須認真地審查所屬單位上報的右派分子的名單外，還必須教育黨員和羣眾十分重視對於實際情況的認真研究和具體分析，力戒浮誇和片面性。同時，還必須經常主動地細心地抽查和調閲所屬單位右派分子的詳細材料，及時糾正其中偏寬偏嚴的錯誤，並且對於極右分子、一般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的界線舉出具體的人物和材料作為實例，切實幫助下級掌握正確劃分的標準。”】

◆1957年9月，毛澤東在上海觀看工人貼的大字報。

從以上四個方面可以看出，如果這些指導方針和政策界限能夠得到基本的遵守執行，反右鬥爭是不應該出現後來的擴大化。出現擴大化的原因，相當複雜。但有三點是不能不提的。一是在黨內，包括黨的領袖，在短短七年改變戰爭年代階級鬥爭的思維方式，相當困難。雖然強調要用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處理右派，但畢竟沒有實踐經驗。因此，無論在指導各級黨組織方面，還是在發動羣眾，組織羣眾方面，都未能及時有效地制止和糾正在實踐中的偏差。二是在反右勝利大局已定的情況下，黨把主要注意力轉向了經濟，特別是農業。例如《人民日報》1958年的元旦社論就指出：反右鬥爭取得勝利，“應轉入以整改為主的階段”，“掀起一個發展工農業生產和各項建設工作的規模宏大的高潮。”因此，各級黨組織沒有足夠的精力進行嚴格審批。比如有的地方，像福建仙遊，基層上報的右派人數過多，報告被縣委打回去後減掉幾個又報上來，又打回去又減掉幾個人報上來，最後縣委也就一批了之。更有個別“右派”，完全就是所在單位自定的。後來在1978年的改正錯劃中，檔案中根本沒有任何相關材料。三是在整風初期，受到衝擊的一些幹部本來就有嚴重的牴觸情緒。反擊右派後，他們中的不少人已經不是“主義之爭”，而是“個人之爭”。因此，有不少單位的領導把向他們提的尖鋭意見斥之為“反黨”。

從以上史實可以看出，黨中央、毛澤東、周恩來在制定的具體反右方針政策方面相當慎重。因此可以説，對於反右擴大化，作為反右的主要決策者的毛澤東、周恩來負有的主要責任是領導責任，而不是直接責任。這也告訴我們，如何使各級黨組織能夠時刻和黨中央保持一致，使各級黨組織執行中央方針政策不走樣，始終是加強黨建中一個十分重要的課題。

整風和反右的後續

1958年4月2日，即整風開始一年後，中央下發了《關於整風問題的指示》。該文件要求全黨“及時地轉入整風的第四階段，即閲讀文件，個人反省，提高自己階段。千萬不能把這個階段滑過去。這樣，才能進一步鼓起幹勁，打掉官風，實事求是，和人民打成一片，糾正工作上、作風上、制度上的缺點和錯誤。”

歷史證明，此後的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是建國後黨羣關係和社會風氣最好的一段時間。鄧小平在1979年11月與外賓談話時説：

【“你們如果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初來，可以看到中國的社會風尚是非常好的。在艱難的時候，人們都很守紀律，照顧大局，把個人利益放在集體利益當中，放在國家利益、社會利益當中，自覺地同國家一道來渡過困難。一九五九年開始的三年困難時期就是這樣渡過的。”】

《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指出，“中國20世紀50年代後期60年代前期，是一個艱辛探索和積極進取的年代，是一個艱苦奮鬥和意氣風發的年代。帶有那個時代特色的社會風尚和精神面貌，銘記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史冊上，彌足珍貴，永遠不會過時。”當時的建設成就，“使中國的面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這段時間裏，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知識分子的表現也非常出色，因此科技成績“十分顯著”，教育、出版、文化藝術的成就“相當可觀”。

台灣著名政治學者朱雲漢教授在2015年出版了《高思在雲中國興起與全球秩序重組》。他在書中讚揚中國改革開放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後，追根溯源，認為第一個“特殊優勢條件”是前三十年“中國建立了非常強的國家意識，可以將社會中多數人的意志力凝聚在需要最優先發展的目標上”，“其他發展中國家根本沒有辦法模仿”。在這裏，“國家意識”實際上指的就是中國社會主義道路。

當然，毋庸諱言，在那段時間，正如《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指出的，

【“黨在領導社會主義建設中出現過嚴重的失誤”，“在政治上和社會生活的許多方面造成了嚴重後果。”“但是從總體上説來，我們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

而歷史性的第一個巨大成就就是“全面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

1959年8月24日，毛澤東給擔任國家主席的劉少奇寫信，建議為部分右派分子摘帽,認為這樣做“對於教育右派分子，一般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民主黨派成員，將大有作用，他們會感到確有前途”。

根據毛澤東的這個建議，給被劃為右派分子的人摘去“右派分子”帽子的工作，開始分批進行。到1964年，大部分已經摘去帽子。摘去帽子的一般都恢復了原來的工作或者重新安排了工作。但是，總的來説，正如鄧小平指出的，“大批的人確實處理得不適當，太重，他們多年受了委屈”，特別是那些直到1978年才摘帽的人。

1977年下半年，時任中共中央主席的華國鋒提出要解決過去審查干部的遺留問題，其中包括1957年反右時的遺留問題。據有關資料，當時還有約10萬人依然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1977年12月開始擔任中央組織部部長的胡耀邦非常關注，多次批示指出：這是一件關係到國家政治生活的大事，一定要解決好。

胡耀邦上任之初就強調“應當真正按照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右派）”。1978年春，在談到被錯劃成右派的人改正錯劃的問題時，胡耀邦特別強調：要以1957年10月15日中央的關於《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為準。這樣就把反右的必要性和擴大化的錯誤明確區別開來。

1978年9月20日，胡耀邦在全國信訪工作會議上指出：

【“一九五七年，對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進行反擊，是必要的。但是當時有些地方工作做得比較粗糙，有擴大化的問題，對一些人的定性處理確實不適當，例如：把一些並非反黨反社會主義，只是給領導人提意見、向黨交心和反映農村實際情況的好同志，也錯劃成了右派。毛主席在世的時候就曾經多次提出，對真正搞錯了的人要改正過來。由於種種原因，毛主席的這個指示沒有實現。黨中央和華主席很重視這個問題，今年發了一個十一號文件，最近又發了一個五十五號文件，指出：做好摘掉右派帽子的人的安置工作，落實黨的政策，是我國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對於過去錯劃了的人，要做好改正工作。還有一條，凡是劃錯了的黨員，沒有發現新的重大問題，應恢復黨籍;是團員的，應撤銷開除團籍的處分。對中央的這兩個重要文件，一定要認真貫徹執行。”】

1978年11月16日，黨中央作出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決定。11月17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一項重大的無產階級政策》。這篇社論是經過胡耀邦親筆修改的。這篇社論引用了毛澤東的話：（對於反右）“不打勝這一仗，社會主義是建不成的。”（對於右派分子）“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這些原則，對他們還是適用。”這篇社論指出：

【“對於確屬錯劃為右派的人，儘管事隔多年，也要實事求是地予以改正。有反必肅，有錯必糾，這是我黨的一貫方針。一九五七年，毛主席、黨中央曾明確規定了應劃和不應劃右派分子的標準。”“現在我們處理這個問題，仍應以一九五七年中央的規定為依據，凡符合劃右派標準而定為右派的，是摘掉他們右派帽子的問題，不是改正的問題；凡不應劃右派而被錯劃了的，應實事求是地予以改正。”】

◆《人民日報》刊登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據統計，當年被劃為右派分子的人有55萬多。在《一項重大的無產階級政策》發表後，幾乎所有的右派分子都要求改正。他們紛紛強調自己一直都是擁護黨的領導，擁護社會主義的。在這種情況下，胡耀邦認為：如果要一個一個地甄別，估計十年都搞不完。權衡利弊，只好一風吹了。用“文革”前擔任統戰部長16年之久，此時擔任統戰部顧問的李維漢的話來説是“從寬處理”。但不可忽視的是，一風吹以後，在那些被改正的右派分子中，有些人開始否認反右的必要性和正確性。這些人中有的成為了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主要人物，其言論正如鄧小平指出的“大大超過了一九五七年的一些反社會主義言論的錯誤程度”。一風吹以後，黨內外一直有質疑反右正確性的聲音：為什麼改正率高達99%？但是，如果我們回顧這段歷史，其實並不難得出結論：反右決策正確，錯在執行中的擴大化。1989年的北京政治風波更是給善良的人們上了一課：即使是人數極少，但當政治氣候合適的時候，他們就可以興風作浪，甚至有可能掀起大風浪！1957年的右派方勵之、劉賓雁等人在北京政治風波期間的表現，充分説明1957年反右和1989年北京政治風波，在本質上的一致性。

1980年5月8日，中央統戰部向中共中央報送《關於愛國人士中的右派複查問題的請示報告》。此報告共分三部分：

一是提出全國代表性較大的民主黨派、上層愛國人士中，被劃右派分子的27人中有22人屬於錯劃，提請各民主黨派中央複查。

二是認為“章羅同盟”在組織上應肯定其不存在的，但他們互相呼應，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根本立場是一致的。

三是準備召開一次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座談會，就二十七名上層愛國人士的右派複查意見，進行協商，取得一致；並着重講講1957年反右派的必要性，以統一認識。

後來正式確定不予改正的五位右派是章伯鈞、羅隆基、彭文應、儲安平和陳仁炳。中共中央在6月11日的批示中專門提到章伯鈞和羅隆基，指出：

【“對於維持右派原案、只摘帽子、不應改正的人（包括章伯鈞、羅隆基等人），我們也要全面地歷史地看待他們。他們中的有些人同我們黨有過合作的歷史，對人民做過一些好事，對這一點也應實事求是地加以肯定，不要因為他們在一九五七年犯了嚴重錯誤，就把他們一概否定。”】

順便提一下，據《中國共產黨新聞網》報道：

【“對維持右派原案，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3000多人，也全部正確評價了他們的歷史功過，恢復了政治權利，適當安置了工作和生活。”】

很巧的是，這個數字與毛澤東1957年6月29日估計的全國右派數字4000人左右相當接近。

1980年6月11日，中央發出《中共中央批轉中央統戰部“關於愛國人士中的右派複查問題的請示報告”的通知》。這個文件有兩點至今仍有積極的指導意義：

【“應當指出，一段時間以來，黨內外有一些同志由於看到改正面很大，因而對反右派鬥爭持全盤否定的態度，這是錯誤的。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不應離開當時的歷史背景。當時確實存在資產階級右派向黨猖狂進攻的嚴重事實，我們堅決給以反擊，是完全必要的，正確的。不進行反擊，不取得這場鬥爭的勝利，全國就要陷於政治上思想上的大混亂，我們就不可能在社會主義道路上繼續前進。”

“中央認為，肯定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鬥爭的必要性，同時指出在反右派鬥爭中犯了擴大化的錯誤，並堅決加以改正，目的是為着團結一致向前看，同心同德搞四化。當前，屬於錯劃、得到改正的黨內外同志，絕大多數人表現是好的。但也有極少數同志還存在一些思想問題，有的甚至發表一些錯誤言論。這雖不是什麼大事，但對團結一致向前看是不利的。有關黨組織應對他們個別地進行耐心細緻的教育工作。”】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一致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該決議對1957年的整風運動和反右派鬥爭做出了科學的、公正的結論。在此次全會上當選為黨中央主席的胡耀邦説，“統一思想還要一年的工作”。然而，黨內外的某些人始終拒絕把思想統一到這個決議上來，其中對整風和反右的“各抒己見”就是一個經常性的熱門話題。

因此，繼續堅持和宣傳黨的第二個歷史決議，牢記“一切離開社會主義的言論行動是完全錯誤的”，不斷增強黨員的政治意識，仍然很有必要。

從1957年到2017年，六十年過去了。放眼今日中國，社會主義制度顯示出前所未有的旺盛生命力，特別是歷經“和平演變”“歷史終結”和“顏色革命”的輪番衝擊而屹立不倒。今天，我們不能不感謝中國共產黨兩代領導核心對1957年反右意義的高瞻遠矚：“我們如果不能在這次辯論中取得完全勝利，我們就不能繼續前進。”（毛澤東）“不反擊，我們就不能前進。”（鄧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