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思聰的焦慮_風聞

“下意識地流露往往比在高度警覺中字斟句酌的表達更能代表一個人真實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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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千芳和王思聰的爭論，漸漸變成了“學英語是不是必要”，這就有一點失焦了。不僅失焦，對花千芳來説，也是不夠公平的。因為正如花千芳反覆重申的那樣，他“並沒有反對學英語，只是反對全民苦學英語”。

在今天這樣一個開放的世界裏，英語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工作、學習、乃至生活工具，這自不待言。馬克思認為“外國語是人生鬥爭的一種武器”，毛主席在晚年還堅持學英語，並用Paper-Tiger調侃基辛格，所以如果花千芳被貼上“反對學英語”的標籤，那他就將被鎖定為顢頇無知的形象，在這場爭論中也就輸定了。

但英語既然是一種工具，那就有人需要有人不需要，不可能所有的人都需要，因此“全民苦學英語”就是荒謬的，就意味着時間、精力和資源的巨大浪費。花千芳對這種現象表示反對，表明他的態度是客觀、理性的，這也不應該有什麼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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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對這個問題我們還可以做一點更深入的分析。

當我們談到**“開放的世界”**時，似乎默認了這個世界是平等的，但真實情況不是這樣的。更準確的説法應該是“中國內在於西方主導的世界體系”，或者説“西方處於世界體系的中心，而中國則處於邊緣或半邊緣位置”。這種狀況是歷史形成的，是一個需要改變但還沒有被改變的事實。

主要是由於這種原因，英語做為西方社會的主流語言，在中國往往又和“先進”、“文明”、“優越”等等若有若無地聯繫在一起，甚至和“開放”這種非常強勢的政治正確聯繫在一起，成為一種裝飾，被用來炫耀，也被當成等級的標誌，更被設置成學歷、學位、職稱、職務的門檻，迫使許多不需要英語的人也不得不花大量的時間精力去學英語。

“全民苦學英語”這種非理性現象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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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為工具的英語的非工具化、資格化、榮譽化，本質是西方對非西方的文化統治，以及非西方世界的自我文化殖民，這會讓已經具有了一定文化自覺的人感到不舒服，花千芳用了“思想上自我矮化的奴隸”這樣強烈的語言，有些人聽了覺得刺激，但本身並無大錯。

正確的做法是讓英語迴歸工具地位，讓那些需要的人去學英語，不需要的人可以不用學。目前可以考慮的是把英語設為選修課，讓英語四六級考試和學歷、學位、職稱、職務等脱鈎（除了那些必須英語的領域）。

關於學英語的事，就先説到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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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王之爭，各種解讀已經很多，許多都頗有道理。我這裏只想從另一個角度提出問題——花、王之爭的本質是王思聰所屬並充當代言人的新階層對話語權的爭奪。

且看王思聰引爆整場爭論的那句話：“9012年了還沒有出過國的XX？”

仔細辨析這句話，就會發現王思聰並沒有對花千芳那段反對“全民苦學英語”的言論進行正面反駁，既沒有指出他的事實錯誤，也沒有指出他的邏輯錯誤，而是直接質疑他討論這個問題的資格。

王思聰為他的質疑設置了在他看來是理所當然的前提——只有出過國的人才有資格討論學英語的問題，而花千芳沒有出過國，因此也就沒有發言權。

如果承認王思聰的邏輯並將其延展開來，就會發現，由於90%的國人都沒有出過國，所以只有10%的人才有資格參與討論。而在這10%出過國的人當中，短期出國旅遊和長期在海外留學、經商的又不在一個檔次，偶然才能出一次國的人和滿世界飛來飛去的“國際自由人”也不在一個檔次——如此篩選下去，最後恐怕只有王思聰以及處於新階層頂端的一小批人才有資格討論這個問題了。

更有意思的是，如果“出國”與否可以設置為發言資格的話，那麼財富地位為什麼不能成為發言的門檻呢？畢竟在西方，是否擁有一定的財產長期都是投票權的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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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思聰在手機上敲下這幾個字的時候，可能並沒有想那麼多，但下意識地流露往往比在高度警覺中字斟句酌的表達，更能代表一個人內心深處真實的想法。比如王思聰醒悟之後反問花千芳：“還想故意引起階級鬥爭嗎？我哪句話看不起窮人了？”就有點心虛膽怯、色厲內荏，就很無趣了。

王思聰的焦慮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這樣一個現實：中國畢竟是一個有着漫長革命前史並且由於實行漸進改革而保持了某種話語上的連續性的國家，新階層並沒有完全獲得與其財富地位相匹配的話語權，因此也沒有完全掌握文化領導權。

因此，花、王之爭，不妨可以看作是對話語權、乃至文化領導權的一種爭奪。對新階層之外的人來説，保持一定的話語權，就還保持一定的希望，所以不可掉以輕心，也不能完全做吃瓜羣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