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一切為了人民健康_風聞
边走边看-2019-03-26 14:15
1998年對於世界著名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是非常重要的一年。那一年他離開哈佛大學到英國劍橋大學三一學院任院長。那一年他因為在福利經濟學上的貢獻獲得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也就是在那一年的12月26日，即毛澤東誕辰105週年的那一天，他對中國改革開放前後的情況作出了一個實事求是的評價：中國在改革前實行的社會主義政策為其市場經濟的發展奠定了紮實的基礎。“從某種程度來説，中國1979年前在擴大初等教育、提供基本醫療保障和實行土地改革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使改革後更加成功成為可能。”他説，中國在進行市場改革時，得益於受教育的人口和深入到農村地區的醫療保健制度。中國的改革後的政策在某種程度上受惠於早些時候中國的改革前政策。
新中國成立後的二十九年，人均壽命由解放前的35歲延長到了68.2歲，甩掉了“東亞病夫”的帽子（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黨史第二卷學習導讀》2011年2月第48頁）。
新中國在改善人民健康狀況方面取得的突出成就，離不開毛澤東的精心指導，他把“一切為了人民健康”作為社會主義醫療衞生事業的根本宗旨，醫療衞生領域的許多重大舉措都是毛澤東指示、部署、推動的。
“黨組織、科學家、人民羣眾，三者結合起來，瘟神就只好走路了。”
毛澤東一直十分關心人民羣眾的醫療衞生工作。早在1933年的《長岡鄉調查》一文中就強調“減少疾病以至消滅疾病，是每個鄉蘇維埃的責任”；延安期間，有人對延安衞生條件差印象不好。毛澤東説道，知識分子懂科學，懂得搞好衞生可以預防和減少疾病，我們就請他們來作宣傳，帶頭修建廁所，開設糞場。面對陝甘寧邊區一度天花、鼠疫、霍亂等烈性傳染病流行的情況，毛澤東強調:“衞生問題是邊區羣眾生活中一個極嚴重的問題”，“我們共產黨在這裏管事，就應當看得見，想辦法加以解決”。
新中國成立後，1950年8月召開了第一屆全國衞生會議，毛澤東為大會題詞：“團結新老中西各部分醫藥衞生人員，組成鞏固的統一戰線，為開展偉大的人民衞生工作而奮鬥。”1952年12月，第二屆全國衞生會議召開。毛澤東又為大會題詞：“動員起來，講究衞生，減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敵人的細菌戰爭。”在1957年10月13日的最高國務會議的講話中，毛澤東指出：“除四害是一個大的清潔衞生運動，是一個破除迷信的運動。……如果動員全體人民來搞，搞出一點成績來，我看人們的心理狀態是會變的，我們中華民族的精神就會為之一振。我們要使我們這個民族振作起來。”1960年3月，針對有的地方對愛國衞生運動有所放鬆，毛澤東要求各地把這項運動重新發動起來，“由黨委第一書記掛帥”，“發動羣眾，配合生產運動，大搞衞生工作”，要“以衞生為光榮，以不衞生為恥辱”。同時，他還着重指出：“衞生工作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有利於生產，有利於工作，有利於學習，有利於改造我國人民低弱的體質，使身體康強，環境清潔。”20世紀60年代之後，毛澤東又親自推動農村合作醫療和赤腳醫生運動，創造了為世界矚目的中國式初級衞生保健模式。所有這些，都有效地改善了人民生活，有效地保障了人民的身體健康，成為新中國前三十年巨大歷史性成就中一項特別突出的成績，也為改革開放之後的經濟發展奠定了基礎。
英國學者迪克·威爾遜曾經評論説，毛澤東對醫療衞生工作的重視，體現了毛澤東“改變中國人的體質的雄心”。1956年，一批英國醫生組團訪問中國。回到英國，“帶回了使‘中國通’吃驚的報告，這是一個有關‘對蒼蠅的成功控制、整潔的街道和家家户户非常清潔’的報告。利物浦熱帶醫學院院長布賴恩·梅格雷思教授，把村衞生委員會的羣眾工作和街道衞生描述為‘對腸胃傳染病的預防有着深刻的影響’”。該報告還專門詳細介紹了一件大事:中國農村對血吸蟲的防治取得了歷史性的突破。代表團認為，這件事對於任何一個瞭解過去中國農村骯髒的人來説，都會引起特別的關注。
血吸蟲病是嚴重危害人民健康的一種寄生蟲病。解放初期，上海郊區十個縣有九個縣都流行此病，患者佔總人口的四分之一。有的地方人亡户絕。1950年冬，重災區的任屯村農民聯名給毛澤東寫信，要求儘快治好血吸蟲病。信發出不久，毛澤東派出的醫療隊就到了任屯村，不分晝夜查病治病，搶救了不少病人。“以後任屯村農民代表還被請進京，參加國慶觀禮，見到了敬愛的毛主席。”
1953年9月16日，全國人大副委員長、著名民主人士沈鈞儒將無錫血吸蟲病防治所沈瑜撰寫的有關南方血吸蟲病的彙報材料附函寄呈毛澤東。當月27日，毛澤東即致信沈鈞儒：“血吸蟲病危害甚大，必須着重防治。”並將彙報材料轉交當時擔任政務院秘書長的習仲勳負責處理。
當時全國有上千萬患者，形勢嚴峻。防治是一項龐大的工程。儘管日理萬機，但毛澤東仍將如何有效防治血吸蟲病作為一件大事，始終放在心上。1955年6月中旬，毛澤東到杭州調研農業問題，請來幾位同志開會。會議開始後，毛澤東安排身邊的工作人員去杭州郊區瞭解農民的生活情況。
工作人員回來後，把親眼所見到的農村血吸蟲患者的痛苦狀況報告了毛澤東。毛澤東説，在我國的東北、西北和江南一些地方，長期以來，都有地方病危害人民的健康，情況很嚴重，血吸蟲病對人民的危害更大，一定要幫助人民解除苦難，一定要消滅血吸蟲病！
1955年11月，毛澤東在杭州與華東地區的幾位負責人商討農業發展規劃。11月17日，毛澤東專門請在北京的衞生部副部長徐運北來杭州，報告關於防治血吸蟲病情況。徐運北迴憶道：“當我彙報到危害人民的幾種疾病，最嚴重的是血吸蟲病，患病人數多、流行地區廣等情況時，毛澤東説，有這麼多病人，流行的地區又那麼大，要認識到血吸蟲病的嚴重性，我們一定要消滅血吸蟲病。我彙報現在病人多，治病還沒有理想的藥物，毛主席説，要充分發揮科學家的作用，要研究更有效的防治藥物和辦法。當彙報到管理糞便、管理水源、消滅釘螺等任務艱鉅時，毛主席説，要發動羣眾，不依靠羣眾是不行的，要使科學技術和羣眾運動相結合。省市委書記們插話談到各地發病情況和羣眾的要求，都贊成要把血防工作和發展生產結合起來……”
毛澤東又指示徐運北立即到疫區實地調研，“在疫區，我耳聞目睹，進一步認識到血吸蟲病的危害，更加體會到毛主席關於消滅血吸蟲病的指示是完全正確的，毛主席從方針政策到工作方法都作了明確具體的指示，使我受到的教育終生不忘。”
毛澤東對在血吸蟲防治中發揮知識分子的作用十分重視。1956年2月28日，中國科學院水生動物專家秉志給毛澤東寫信，提出消滅釘螺用土埋不行，必須用火焚燒，以期永絕後患。毛澤東3月3日即批示：“送中央衞生部徐運北同志：原定今年三月在上海召開第二次防治血吸蟲的會議，是否按期召開？準備情形如何？望告。開會時可邀請秉志先生參加。”1957年7月7日，毛澤東在上海接見各界代表時，向流行病專家、上海第一醫學院公共衞生系主任蘇德隆教授詳細詢問了有關血吸蟲病的防治情況。毛澤東問：“訂了個7年之內消滅血吸蟲病的計劃，你的意見怎麼樣?”蘇德隆認為時間過於短促，大概要用12年時間。毛澤東立即表示同意，説：“那麼，農業發展綱要上就改為十二年吧!”毛澤東還要蘇德隆好好研究黃浦江釘螺問題。蘇德隆深受鼓舞，和其他科研人員進行調查研究，制訂出一些滅螺原則，在全國血吸蟲病流行地區推廣，取得了良好效果。
江西省餘江縣曾是血吸蟲病流行最嚴重的地區之一。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報》報導了餘江縣消滅血吸蟲病的消息。毛主席看後，浮想聯翩，夜不能寐，欣然命筆，寫下了《送瘟神》的光輝詩篇。
2018年是毛澤東詩《送瘟神》發表60週年。全國多地舉行了紀念活動。我國著名疾控專家、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寄生蟲病預防控制所所長周曉農為此撰寫了紀念專文。文章寫道：今天，我們在紀念毛澤東主席《七律二首·送瘟神》發表60週年的時候，有必要重温毛澤東主席就這二首詩撰寫的後記：“六月三十日《人民日報》發表文章説：餘江縣基本消滅了血吸蟲，十二省、市滅疫大有希望。我寫了兩首宣傳詩，略等於現在的招貼畫，聊為一臂之助。就血吸蟲所毀滅我們的生命而言，遠強於過去打過我們的一個或者幾個帝國主義。八國聯軍、抗日戰爭，就毀人一點來説，都不及血吸蟲。除開歷史上死掉的人以外，現在尚有一千萬人患疫，一萬萬人受到疫情的威脅。是可忍，孰不可忍？然而今之華佗們在早幾年大多數信心不足，近一二年幹勁漸高，因而有了希望。主要是黨抓起來了，羣眾大規模發動起來了。黨組織、科學家、人民羣眾，三者結合起來，瘟神就只好走路了。”重温這段後記，我們深感：一是當年毛澤東主席懷着對人民負責、以人民為出發點的初心，高度重視對危害人民羣眾嚴重疾病的防治，體現了共產黨人始終以人民安危為根本，以減輕人民羣眾疾苦為己任的精神；二是毛澤東主席懷着依靠人民、依靠科學的胸懷，欣然命筆寫下的光輝詩篇，不僅是對餘江縣消滅血吸蟲病的熱情讚頌，也是對在黨的領導下各級政府、各行業專家、人民羣眾與血吸蟲病做鬥爭的堅韌不拔精神和取得的偉大成就的謳歌。今天，我們紀念《七律二首·送瘟神》發表60週年，就是要不忘偉人的初心，不忘共產黨人為人民服務的初心，繼承和發揚“餘江血防精神”（餘江縣60年未發現新病人，全國還有5萬多——筆者注），以不達目標決不罷休的決心，堅持依法防治、科學防治、因地制宜原則，加速推進我國消除血吸蟲病的進程，為實現健康中國夢的宏偉目標做出我們的貢獻。
意義深遠的“六二六指示”
儘管新中國的各項醫療衞生事業都取得了巨大的進展，但毛澤東對於醫療衞生制度與工作、特別是農村的醫療衞生狀況，卻一直有諸多不滿與批評。最能體現這一點的是著名的“六二六指示”。
毛澤東之所以特別關注農民的醫療衞生問題，是與當時的兩個極端的情況密切相關的。第一個是，原本在合作社期間開始發展的，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期間得到繼續發展的農村合作醫療，在1962年後被當作“共產風”和“平均主義”的產物加以抑制。這樣，全國農村缺醫少藥的狀況基本沒有太大的改變。另一個是毛澤東對城市佔用過多的醫療資源的嚴厲批評。據《毛澤東年譜》，1964年8月10日，毛澤東閲衞生部黨組七月二十九日關於改進高級幹部保健工作的報告。報告説，今年六月二十四日，主席在會見越南外賓時，對我國的高幹保健工作提出了批評。報告檢討説：我們的高幹保健工作中嚴重地存在着脱離實際、脱離羣眾、助長生活特殊化的現象，而且一些醫生、護士長時間脱離病房工作、門診工作也是不容忽視的問題。毛澤東還批註：“北京醫院醫生多，病人少，是一個老爺醫院，應當開放。”
毛澤東對當時的醫療衞生狀況的強烈不滿，充分表現在後來被稱為“六二六的指示”中。1965年6月26日，毛澤東同身邊醫務人員談話。醫務人員談到買來兩套醫書是普及性質的但可能與中國情況特別是農村情況有不符合的地方。毛澤東説：盡信“書”不如無“書”。告訴衞生部：衞生部的工作，只給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十五服務，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還是老爺。而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在農村，廣大農民得不到醫療，一無醫，二無藥。衞生部不是人民的衞生部，改成城市衞生部或老爺衞生部，或城市老爺衞生部好了。醫學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讀那麼多年。華佗讀的是幾年制？明朝李時珍讀的是幾年制？醫學教育用不着收什麼高中生、初中生，高小畢業生學三年就夠了，主要是在實踐中提高。這樣的醫生放到農村去，就算本事不大，總比騙人的醫生和巫醫要好，而且農村也養得起。書讀得越多越蠢。現在醫院那套檢查治療方法，根本不適合農村。那種做法脱離羣眾，中國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在農村，不在農村服務，還叫什麼為人民服務？！工作中，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所謂尖端，高、難、深的疾病研究上，對一些多發病、常見病、普遍存在的病，如何預防，如何改進治療，不管，沒人注意，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的問題不是不要，只是應該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應該放在農村，重點在農村。……今後城市的醫院應該只留下畢業一兩年的醫生，本事不大的醫生，其餘的都到農村去，把好的都放在農村。“四清”運動到1968年就掃尾基本結束了，可是“四清”結束，農村醫療衞生工作並沒有結束啊！把醫療衞生的重點放到農村去嘛！把這些都告訴衞生部。
自“六二六指示”以後，以赤腳醫生為標誌的農村合作醫療，得到了快速而有效的發展。1968年夏天，上海《文匯報》刊載了一篇《從“赤腳醫生”的成長看醫學教育革命的方向》文章，介紹了黃鈺祥、王桂珍全心全意為農民服務的事蹟。《紅旗》雜誌、《人民日報》全文轉載。也就是這篇文章，第一次把“半醫半農”的衞生員正式稱為“赤腳醫生”，毛澤東在當天的《人民日報》上批示“赤腳醫生就是好”。1972年，一部52分鐘的紀錄片《中國農村的“赤腳醫生”》，在國際上引起了強烈反響。它真實記錄了當時“赤腳醫生”針對農村常見病，就地取材、土法上馬炮製藥物和小小銀針治大病的情形。美國斯坦福大學幾位學者在中國拍攝的這部片子，把中國的“赤腳醫生”推向了世界，推動了全球的“中國赤腳醫生熱”。《“赤腳醫生”手冊》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譯成50多種文字，面向全世界發行。
有位對這段歷史研究深刻的學者稱：“通過吸納中醫，創設赤腳醫生制度，為中國幾億分散的農民提供了基本的醫療保障，這是一個事實。”的確，這個事實已經成為爭議最小的社會共識。有些以前堅決否定毛澤東歷史功績的國內名人也不得不承認。例如經濟學家茅xx在2013年10月説：“毛澤東也不是説一點好事都沒做，最重要的幾點好事是他對農村的醫療提倡赤腳醫生改善醫療條件，而且他當時批評衞生部，叫‘城市老爺衞生部’，這個批評現在也是可以用的。”
上世紀80年代初，世界衞生組織在考察報告中，把由毛澤東倡導和推動下建立起來的中國醫療衞生模式，尤其是農村合作醫療稱為以最低的成本獲得了滿足民眾基本醫療需求的最高效益的範例，並譽為“發展中國家解決衞生經費的唯一典範”。後來據此形成了至今仍有影響力的“阿拉木圖宣言”。
2016年8月19~20日，全國衞生與健康大會在北京召開。習近平總書記在大會上強調，沒有全民健康，就沒有全面小康。要把人民健康放在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以普及健康生活、優化健康服務、完善健康保障、建設健康環境、發展健康產業為重點，加快推進健康中國建設，努力全方位、全週期保障人民健康，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打下堅實健康基礎。
在日常生活中充滿對普通病人的關愛
毛澤東對新中國醫療衞生工作的重視，還體現在他在日常生活中對普通病人的關愛上。
朱德魁曾擔任過毛澤東專車司機，從1958年仲夏到1964年初春在毛澤東身邊工作了將近6年。1964年初春，毛主席外出調研。其間，留在北京的朱德魁被發現患了嚴重的肝炎病。他住院治療了三四個月，但病情卻未見好轉。
9月下旬，毛澤東回到北京。當他得知朱德魁得病住院後，立刻派護士長吳旭君和保健醫生去醫院看望他。吳旭君告訴朱德魁，毛澤東要他好好休息，不要緊張，要聽大夫的話，配合治療，並送給他300元錢讓他增加些營養。面對此情此景，朱德魁“似乎看見了主席面帶慈祥的微笑正向我走來，一股熱流湧上心頭，眼眶發酸，淚水便撲簌簌地流下來。此時的我，縱有千言萬語，也表達不清對主席的崇敬與感激。”
由於病情一直沒有好轉，朱德魁情緒非常低落。毛澤東知道後，又多次派身邊工作人員來醫院看望他，安慰他，並親筆寫下了文天祥的詩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朱德魁在北京第二傳染病醫院住了一年多，其間做過3次肝穿刺，效果都不好。毛澤東得知後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講：“把朱德魁接出來吧，要讓他和他的家人生活在一起，否則，他太緊張，不利於治療。”朱德魁出院後，毛澤東又建議他去杭州、山東、上海等地療養。並指示，“如果我拿不出錢的話，組織上也不方便，他老人家願意提供他的稿費，給我療養。對主席的關懷，我的心情很久不能平靜下來。”
後來，有人建議朱德魁去看中醫，毛澤東知道後，也同意不妨改用中醫治療。經過半年中醫治療，朱德魁的病情真的開始好轉，到1967年底，竟然奇蹟般地痊癒了。1972年元旦，毛澤東同身邊工作人員過節時，又問到了那些曾經在他身邊工作過的老同志的情況，並派吳旭君分別去看望他們。吳旭君來到朱德魁家，轉達了毛澤東的問候和鼓勵，並送給他300元錢。朱德魁在1993年紀念毛澤東誕辰時寫道：“每當我回想起主席對我的關懷，不禁潸然淚下。”“當初，如果沒有毛主席無微不至的關懷，沒有毛主席的支持和鼓勵，沒有黨組織的照顧，沒有醫護人員的精心治療，我也許早就命歸黃泉了。我今天還活着，而且健康，應該説，是毛主席給了我第二次生命。”
值得一提的是，毛澤東對自己的親人卻多少有點“刻薄”。1953年6月，毛澤東給他的堂弟毛澤連回信，信中寫道：“你的眼病腳病未好，甚念。仍以在家養治為宜，不要來京。因為湘雅醫院診不好，北京也不見得能診好。”
有些從未謀面的普通百姓，對於他們的疾患，凡是知道的，毛澤東也是同樣充滿關愛。
1973年，清華大學四川分校（即綿陽分校）的一位女大學生，因腸穿孔導致腹內大積水，情況十分危險。清華大學校醫院的大夫和學校領導告訴當時擔任北京市委書記的謝靜宜，希望找到一種對症的特效藥。這種藥當時在四川和北京清華校醫院都沒有找到。謝靜宜打電話到北京305醫院和衞生部，但不是沒有就是一時沒有回電話。情急之下，長期擔任毛澤東機要秘書的謝靜宜，給中南海有關部門的負責人打電話求助，終於找到了這種特效藥。清華大學辦公室的副主任吳生榮迅速趕到中南海把藥取回，校醫院派人乘飛機把藥送到四川分校，終於使女學生轉危為安。
事後，謝靜宜把這件事報告了毛澤東。毛澤東還沒有聽完，就打斷謝靜宜急忙問：“搶救過來沒有？”當聽到那位女學生轉危為安時，毛澤東才鬆了口氣，説：“好！好！這樣就好。”針對謝靜宜的“用了您的藥”的説法，毛澤東加重語氣：“什麼用了我的藥、中央首長的藥啊？根本不對，救死扶傷，誰急需，就給誰用。”毛澤東還笑着説：“今後再遇到這種事，還到這裏來找藥好了。”後來，毛澤東又向謝靜宜問起那位女學生的情況。得知已經康復並繼續讀書時，毛澤東才放下心來。
作為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毛澤東，不但十分關注人民的安危冷暖和生老病死，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對普通病人充滿體恤與關愛。由此可見，毛澤東個人在踐行“一切為了人民健康”方面，也為全黨做出了光輝的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