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言秦是嶽非——讀呂思勉之合議的成就和軍閥的剪除札記_風聞

胡言秦是嶽非

——讀呂思勉之合議的成就和軍閥的剪除札記

1.題記

佛陀説：胡言即非胡言，是故名曰胡言。胡言説：秦是嶽非即非秦是嶽非，是故名曰秦是嶽非。

2.緣起

呂思勉是民國時期的一位老歷史學人，當然也經歷了新中國的歲月洗禮。《合議的成就和軍閥的剪除》大概是其1923年寫的，正值史學派裏疑古盛行、翻案成風的年月。故有此文，並不稀奇。

再者，歷史上，秦檜和岳飛的公案是如此之出名而定見又是如此之堅固牢靠，因此，如果翻案成功，對於當時年輕氣盛的史學家來説，也是一件功成名就的榮耀事情。況且，民國中期新老軍閥混戰，一地雞毛令箭，在人民頭上擅作威福，給人民的生命財產造成多大程度的現實的和潛在的損害和威脅，如此想來，當時的人民大眾該會多麼渴望能有一位超眾者，起來登高指呼，談笑折俎間，大小軍閥灰飛煙滅，各類外患消弭無形。四方來賀，雖不至於，但起碼能於風雨飄搖的間隙，喘上幾口粗氣，定神定身休養生息一會兒也好。

所以，他考諸史林，剔除歷代後人加賦的情感、期望和想象層累，指摘羅列有關證據材料後，得出秦是嶽非的結論，實屬於自然。

3.是非

排除情感和價值因素，我只能説，《合議的成就和軍閥的剪除》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畢竟是秦檜的議和，讓風雨飄搖的南宋小朝廷偏居一隅成了一種可能或者現實。雖然議和更有利於北金王朝靜下心來，消化一下鯨吞的利益和整合內部的不穩定因素。但對於力有未逮、且時時面對更多內憂外患的趙構來説，也同樣是所謂的理性最優選擇。況且，宋朝立國初時，鑑於唐時藩鎮之禍，而採取的崇文抑武、內強外弱的治理路徑依賴，對趙構決策議和，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推動因素。

因此，從忠誠的角度來説，秦檜以趙構的利益和旨意為出發點和落腳點，且有制度和政策依據，故其推行和議與剪除所謂的軍閥政策，並非絲毫沒有合理之處。更重要的是，這樣的政策推行實施，確實讓局勢很快穩定了下來。

相反，南宋中後期幾次不成熟的北伐總是導致贏得倉皇北顧的戰果。特別是後期貪利和復仇的情緒主導下，又重複引虎拒狼的策略而導致最終亡國，似乎更是反襯了秦檜議和及不輕易啓釁，甚至匍匐外交政策的英明。

反觀岳飛的軍事實力，雖然不容小覷，但總的來説，也許防禦有餘而進攻不足。抵抗北金的侵略，也許是因為自身戰力特點，以及加上地利與人和的因素，能夠有些餘力。但反過來説，收復失地、千里饋糧，兵鋒所指和後勤保障未必就能適應北方的戰鬥形勢。就算還有北方淪陷區執盼王師的人和因素，但總的來説，由於長期以來文人士大夫與君王共治天下過程中形成的身份優越感和道德潔癖導致其軍政吸納、包容和整合能力不足的原因，這點人和因素，在危急存亡、人心動盪、人至察則無徒的歷史時期，能夠發揮多大作用，讓人心存疑慮。也許，這也是郭藥師、張柔及其子張弘範等北方漢人豪強將帥終不能為其所用、反而成其所害的重要原因。

總體上説，從北宋到南宋，單純從軍事技術優勢角度來説，北方騎兵對於南方的步卒、水兵，還佔有一定的機動優勢，所以對於岳飛來説，其“直搗黃龍、迎還二聖”的戰略目標，確實有些落落難合。而且，由於一線軍事指揮者和高居廟堂的統治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以及岳飛自身言行所傳遞的被有心者負面解讀的信息，致使最高統治者非但對此目標不予認同，反而由於不甚切合實際和自身利益，以及對其可能包藏的禍心的誤解，進而對其喪失了信任乃至產生了猜忌。這對於手握兵權或者對軍隊有重大影響力的封建功臣來説，絕對是致命的風險。尤其對於屢遭驚險而生理失能、心理敏感的君王來説，在內心裏種下的恐懼其謀反作亂的種子，也許早就長成了參天大樹。畢竟還有不算舊事的苗柳兵變，這一前車之鑑。要知道，自古以來，君不安、臣難安。封建君王向來喜歡追求無限的絕對安全。所以，最終莫須有的罪名雖然下作，但也屬必然。

4.經濟

由於不斷倡導與教化的緣故，忠君愛國的價值歷來高昂且神聖。但這也導致封建君王用謀反和賣國的道德罪名給人定罪，也相對經濟且易行。因為君王的無限恐懼，所以向來寧可枉殺千人、也不願一人漏網。而對於有過分多反叛先例可供借鑑和防備的君王來説，尤其是宋太祖背義不忠、欺人孤兒寡母而成功篡國的反面典型在前，岳飛反叛雖然有違其一貫的忠誠表現，但未必沒有可能性。宋朝皇帝讓人編纂的《資治通鑑》上不是也特意提到了鉅奸王莽不也有謙恭的時候嗎？所以，從穩定局勢、迅速實現自身戰略目標來説，趙構和秦檜如此行使其無限防衞權，最是經濟高效。雖然，這於道德人心有損害，會影響長期執政形象和安全。但我死之後哪管洪水滔天，有關問題就留給子孫來顯示英明和表達需求吧。

當然，為了實現英明、迅速、明白的表達需求、傳遞信號，而走向另一個極端也是追求經濟性的必然選擇。因為，儘管自身的正確性或合法性，並不建立在他者的失敗或錯誤基礎之上。但是從話語傳播的角度上説，如此，最是經濟高效。

同樣，雖然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岳飛精忠報國的光輝形象，天日昭昭、天日昭昭，本身就有足夠多的事實和道德依據來構建和傳播，並不需要像為目的不擇手段的趙構和秦檜那樣，通過妖魔化或污名化對手來映襯自身的偉大光明正確。只是在後人眼裏，這樣做，更具有戲劇張力、也更能刺激感官、深刻印象，進而快速塑造期望的價值、贏得需要的認同和支持。

但如此反覆之間，與兩個極端綁定的利益集團和道德情感就會越來越牢固和強烈。而利益集團為了實現自身的價值和戰略目標，也會越來越傾向於對歷史的真相進行裁量和取捨，通過各種神聖化或者妖魔化手段，從而構建自身的道德合法性。

如果只是道德合法性的良性競爭還好，最怕不擇手段、不問是非、黨同伐異的衝突和內耗。一旦內部資源不足以支撐有關黨爭或者面臨更大的外部衝突，那麼大廈傾倒的可能性就會大增。而只有遭受傾覆和披髮左衽之苦之後，才會真正明白要實現攘外與安內的兩難突破，需要的是正確的戰略思維和強大的政治組織能力，不能僅僅訴諸道德情感或政治正確。因為，道德觀念雖然最是根本，但徒言之，又最是無用，尤其是已經成為僵化教條的道德觀念。

5.尾聲

雖然，大體而言，秦是嶽非。但這並不是説，秦檜推行的議和政策本身和其實施過程中，毫無指摘之處。

正如前面指出的，秦檜不講法治，片面貪圖經濟便捷，用莫須有的罪名擅殺功臣，無論如何都是難以服眾的，這不僅影響了政治形象，也為後期軍政埋下衝突隱患。

另外，秦檜一味議和求穩的政策，不僅導致共治天下的君王和士大夫最終喪失憂患意識，進而沉迷安逸、不思進取、直把杭州作汴州，也加重了百姓負擔、挫傷將士的積極性、最終也損害了執政和國防根基。故其最終滅亡，也被崖山見證了。

不過，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從根本上説，對於究竟是秦是嶽非、還是秦非嶽是，我並不為意。

我真正在意的，或者感到遺憾的是，趙構、岳飛和秦檜作為後來者，為什麼不能精誠團結，向唐太宗君臣學習，可以迫於一時形勢，屈下身來禮奉突厥，但之後又能夠卧薪嚐膽而最終將其擊敗？

也許，自唐玄宗之後，將相之間流動性或一體化喪失以及宋朝皇帝對將士的過分防備和鄙視，最終導致政治和軍事之間的專業隔閡與將相失和，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

當然，應該還有許多別的方面的因素，都還需要繼續學習和思考。所以，前面的話語，不過是些輕率沒有依據的妄自揣測和肆意曲解罷了，切不可固執人生見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