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久天長》：意義世界的塌陷_風聞

“家庭，是影片中唯一有意義的共同體，兒子則代表了家庭的未來，更是具有無以復加的重要性，兒子死了，天也就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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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着柏林電影節獲獎的東風，王小帥執導的《地久天長》登陸內地院線，還在點映階段就獲得了不錯的口碑。有豆瓣網友説，這是一部催淚片，我不太相信，但觀影時，看到幾位暌違多年的老朋友在李海燕（艾麗婭飾）的病房外相擁而泣的場面，我也流下了眼淚。

儘管被感動，但還是先挑一點毛病。

電影幾位主要角色都是前國企工人，王小帥為他們都安排了“光明的尾巴”，沈英明（徐程飾）成了房地產開發商；因搞“黑燈舞會”在“嚴打”中入獄的張新建（趙燕國彰飾）在海南經商發了財；劉耀軍的徒弟、沈英明的妹妹、同時也一直暗戀劉耀軍的沈茉莉（齊溪飾）則遠渡重洋到了美國，有了一個漂亮的混血兒子；最慘的劉耀軍（王景春飾）與王麗雲（詠春飾）也盼來了養子的迴歸。

總之，一切皆大歡喜了。

“光明的尾巴”降低了影片的力度。毫無疑問，前國企工人當中肯定有“從頭再來，創業成功”甚至躋身鉅富的人，但絕對不是主流。絕大多數下崗工人在失去“工人階級”的身份之後，變成了小手工業者、打工者、小商小販、靠低保為生者，沈英明也好張新建也罷，這樣的形象太缺乏典型意義了。

另一個問題是，儘管影片長達3個小時，但對兩個孩子沈浩（杜江飾）和養子劉星（王源飾）的成長曆程卻太吝於表現。沈浩揹負着“害死好朋友劉星”的心理重擔，養子劉星則生活在“自己不過是親子劉星替代物”的陰影下，他們是如何掙扎着成長起來的？觀眾完全不瞭解，鏡頭一轉他們就成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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説到這裏，該簡單介紹一下劇情了。

 《地久天長》是一部文藝片、年代劇。男女主角劉耀軍和王麗雲出生於20世紀50年代後期，影片重點展示了他們從20世紀80年代到新世紀的人生經歷。

劉耀軍和沈英明兩家人都是內蒙包頭一家大型國營工廠的工人，兩家孩子劉星和沈浩同時出生一塊長大，情同手足。然而在20世紀80年代後期的一次水庫邊的嬉戲中，劉星因為沈浩的疏忽意外身亡，此事徹底改變了兩家人的關係。此後他們經歷了下崗再就業的艱難轉型，劉家夫婦南下福建漁村，靠修理漁船的小手藝衞生。沈英明一家留在包頭，創業成功“有錢了”，但卻因為一些隱情，一直未得安寧，沈妻李海燕變得神神叨叨。多年後，在李海燕彌留之際，兩家人再次相聚，隱藏的真相終被坦白。

這部電影適合50後、60後以及住過工廠筒子樓那一代人觀看，相信都能從劉耀軍、王麗雲、沈英明、李海燕等人的經歷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許多人將這部電影和張藝謀1994年拍攝的《活着》相比較。從形式上看，這兩部確有類似的地方，都反映了酷烈的大時代對小人物生活的粗暴碾壓，但實際上兩部影片還是有本質區別。概括來説，《活着》是一面哈哈鏡，對大時代的反映是扭曲的、變形的；但《地久天長》則是一面相對平的平面鏡，其所反映的時代我們剛剛經歷過，記憶猶新，並不遙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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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久天長》拍攝手法相當考究，這強化了影片的感染力。

影片中，王小帥用的最多的是固定機位、大景深、長鏡頭，人物在空曠的背景下活動在遠方的地平線，顯得渺小而無足輕重。尤其是劉星溺水死亡之後，在水庫岸邊固定鏡頭冷漠的注視下，劉耀軍帶着一干人等急匆匆地從高高路基上跑向水邊，由於距離太過遙遠，你聽不到他們的喊聲、也感受不到他們急促和焦慮，只能感受到生命的脆弱和造物的無情。

劉耀軍和王麗雲到福建後，有一個鏡頭是他們兩人從庫房出去，攝影機固定在庫房深處，注視着他們“咣噹”一聲鎖上鐵門，漸行漸遠，庫房陷入一片黑暗。此時觀眾感覺自己似乎也被關在庫房裏，一片黑暗和壓抑，這正是導演想傳遞的感覺。

有些橋段裏，王小帥使用了追拍鏡頭，比如兩次“急救”，都使用手提攝影機跟在劉耀軍身後，觀眾能夠聽到他粗重的呼吸，甚至心跳。成鮮明對比的是，第一次，他抱着溺水的劉星衝向醫院，身邊還簇擁着一大堆工廠的同事，他雖然痛苦但並不孤獨，第二次，他在福建抱着服毒自殺的妻子衝向醫院，雖然妻子遠比兒子當年更沉重，但他卻只有孤身一人了。

工廠經理在禮堂召開大會，宣讀下崗名單那一幕，對切鏡頭的使用，也令人印象深刻。

經理那醒目的、同時也是俗不可耐的猩紅色領帶和那一身蹩腳的西裝，與工人們黑壓壓的深灰色的佈滿油污的工作服呈鮮明反差。

經理先是用手指威脅性地敲了敲麥克風，顯示了對台下這些人掌握着生殺予奪的全部權力，對切鏡頭中則是一大片工人冷峻對立的眼睛。他一字一頓地念出了下崗者的名字，王麗雲因為是“計生先進”而忝列其中，她默默地流下悲憤的眼淚。

影片到了最後，歷盡滄桑的劉耀軍、王麗雲回到了自己當年的筒子樓。筒子樓的走廊裏昏暗依舊，但多了一具閃爍着“按摩”字樣的霓虹燈，傳遞着曖昧的暗示，標識着時代底色與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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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久天長》中，貫穿始終的一件道具，是劉、沈兩家人在公園遊玩時的一張合影。20世紀80年代後期，大人們都還年輕，顯得意氣風發，兩個孩子劉星和沈浩，則穿着乾乾淨淨還帶着皺褶的白襯衫，扎着鮮豔的紅領巾，暖色調的光線，一切顯得那麼美好。

劉星的意外死亡，成了一切不幸的起點和全部故事的轉折點。

家庭，是影片中唯一有意義的共同體，兒子則代表了家庭的未來，更是具有無以復加的重要性，兒子死了，天也就塌了。

中國人是重視親情的，但家庭和孩子，從來都不是像今天這樣，具有“最重要”以至於無法替代的核心地位。

戰爭年代，妻子送郎上戰場，母親送兒打東洋是解放區的普遍現象，有一首民謠這樣唱：

“最後的一碗米用來做軍糧，最後的一尺布用來做軍裝。最後的老棉被蓋在擔架上，最後的親骨肉送去上戰場。”

新中國成立後，毛主席還把他唯一健康的兒子送上抗美援朝戰場，並犧牲在那裏。

可見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家庭和親情並不具有“最重要”的地位，對中國人來説，家庭之外的世界，還有更值得追求的目標與生活。

家庭的地位至高無上，意味着中國人的外部意義世界塌陷了。除了家，我們已經無所依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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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是20世紀80年代一個春暖花開的下午，幾個人躲在房間裏跳舞。後來高美玉（李菁菁飾）換了一盤磁帶，是《友誼地久天長》的旋律，劉耀軍忽然回憶起來：

“那是77還是78年，全國知青大返城，走成的沒走成的在分離的時候，都像是生離死別，我們要走的時候，不知誰偷偷唱起這首歌，我們一聽都哭得稀里嘩啦的……”

回城，按今天的主流敍述，應該是“好日子”的開始，為什麼如此傷感？

也許，劉耀軍們直覺地意識到，這是大時代的終結，是激情燃燒歲月的終結，是小時代的開始。他們有不捨，有遺憾，也有對新生活不確定性的恐懼，一時五味雜陳，百感交集，只有痛哭才能表達自己的心情。

還好他們進入了國營工廠。

和今天企業就是一個“領工資的地方”不同，彼時國營工廠，對工人們來説是一個真正的共同體，不僅是經濟共同體，也是政治、文化、生活共同體。更重要的是，國營企業還意味着一套價值體系，賦予職工以生活的意義，“愛廠如家”是那個時代過來的人都耳熟能詳的一句口號，工廠，至少和家庭具有同樣的重要性。

主要（但不是唯一）是由於國企的存在，中國才解決了近代以來一直無法解決的一盤散沙問題，中國開始凝聚成一塊在國際上令敵人生畏令友人尊敬的整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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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久天長》中，李海燕也許是最令人厭惡的一個，也是受打擊最重，最不幸的一個。正是她，由於擔任計生委員，硬逼着第二次懷孕的好朋友王麗雲去醫院流產，使王麗雲因此喪失生育能力，也正是她，對不肯做結紮手術的劉耀軍喋喋不休、抱怨不已。

李海燕做這一切時，一直信心滿滿。她深信自己是最關心好朋友的人，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他們好，她一點沒有覺得這可能會給他們帶來不幸。

李海燕之所以如此充滿信心，深層次的原因是因為堅信一切都有國企“託底”，根本沒有想過有一天國企會消失，而只要國企存在，劉耀軍、王麗雲夫婦因為流產所可能導致的一切問題，都可以得到解決，他們不會老無所依，也不會沒有經濟來源，更不會無人關心。

但是，最不可能發生的事情居然發生了——隨着打着猩紅領帶的經理威脅性地用手指敲響麥克風，國企共同體這條大船沉沒了，他們全都成了落水者。而由於劉星的意外死亡，好朋友唯一可以依託的家庭共同體這條小船，也出現了一個巨大的漏洞。

李海燕無法原諒自己。她覺得自己欺騙了自己最好的朋友，劉耀軍、王麗雲的一切不幸，都和自己的決定有關，她是影片中唯一一個到死也沒有得到解脱的人。

但觀眾應該是原諒她了，她真的負不了這個責，也不應該由她來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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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久天長》，真的要地久天長，我們就需要找回超越家庭的大共同體，重新尋找家庭之外的人生意義。

否則，劉耀軍、王麗雲的命運就在前方等着我們，養子的迴歸也於事無補！